在夏洛特宽敞的工作室里，她把刚印好的版画挂起来晾干，就像在绳上晾晒衣物。一头奶牛的腿和肚子勾勒出画面的边界，它的乳房下方休憩着三只乌鸦。屋子里悬挂着数张同样的黑白画面，唯有底色微微泛绿。
她曾在法国邂逅画上的风景，那已是多年以前的事了。这个画面深深地印在夏洛特的脑海里，尽管她已记不清具体的时间地点。人近中年，她依然难以忘却当时从卧室窗口或是车窗往外眺望的感觉。“这也是朗之万家的土地。”朗之万先生用英语告诉她。那是他第一次开着白色雪铁龙送她去圣塞拉斯，第一次驶过那段十五英里的路。她转头望向右侧平淡的田野，没有一棵树，只有吃草的牛群。或许那片草地上也有三只乌鸦。
夏洛特细心检视每一幅画，每七到八张里会有一张被淘汰。她纤细柔弱的手指松开绳上的彩色小夹子，次品一张接一张飘落到粗糙的木地板上。夏洛特在潜心工作时脚步悄无声息，仿佛一个漂浮在她所创造的无数相同影像中的魅影。她今年三十九岁，比以往更消瘦了，几乎到了皮包骨头的程度。她依然拥有一张年轻女孩的纤瘦脸庞，明亮的湛蓝双眸依然焕发光彩。她的容颜似乎躲过了时光的侵蚀，但细看之下仍有两处岁月的印记：曾经玉米般金黄的头发里爬进了几缕银灰，手背上也显出日晒雨淋的痕迹。
她把散落的次品一张张捡起来，撕成两半，塞进用作废纸篓的木盒里。然后她举起一张依然悬挂的版画，透过光看看是否干透了。确认满意之后，她把画摘下来，用切纸机裁剪，然后签上名，用铅笔标注“1/50”，再放进一个浅绿色文件夹里。她重复着这一过程，直到处理好全部画页，最后松松地系上文件夹破旧的丝带。
“那是圣塞拉斯教堂。”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朗之万先生把车停在和平广场，指着教堂对她说。除此之外小镇再无亮点，他说。报社旁的小公园，几间茶馆，几间咖啡店，一间小旅馆。不过教堂很值得一看。“至少教堂正面很美。”朗之万先生补充道。
夏洛特来到教堂前，欣赏正面的浮雕与纹饰，然后步入教堂。大厅里弥漫着蜡油的气味，还飘着若有若无的熏香。那一年夏洛特十七岁，父亲安排她来法国过暑假——他始终认为“流利的法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他的某个熟人认识朗之万夫人的亲戚，于是辗转安排夏洛特来此寄宿。“你喜欢画画，我一直很宽容，”父亲以家长的口吻说，“作为回报，我只希望你学好法语。”父亲对她的绘画天赋并不看好。身为商人，他期望自己唯一的孩子能在国际大公司任职，流利的法语将助她一臂之力。父亲对孩子怀有近乎神圣的责任感。工作之外，他期待她最终能收获一份美满的婚姻。他是个很传统的人。
在圣塞拉斯教堂里，她从忏悔室前走过，又经过耶稣受难像。十七岁的她对这一切都心不在焉，只希望父亲当初没送自己来马斯苏里。每星期三下午朗之万太太会带着孩子们去骑车，夏洛特可以自行安排。周日下午也是她的空闲时间，还有每天傍晚孩子们上床后的几个小时。话又说回来，周日下午她除了去树林里散步，还能干什么呢？而且每晚她如果不和朗之万一家待在一起，他们会很惊讶。朗之万家有五个孩子，最小的还是个婴儿。其中有一对双胞胎，很淘气，才六岁就懂得怎么捉弄人。科莱特总是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盖伊十岁，长着深色头发，他是夏洛特最喜欢的一个。
夏洛特的手提袋里夹着一封没写完的信，信里详细描述了朗之万一家：闷闷不乐的，爱搞怪的，讨人喜欢的，尚在襁褓中的。母亲能从字里行间读出她的忧郁，而父亲只会跳着看个大概。朗之万太太的妹妹来家里做客。她个子很高，无精打采的样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她总是浓妆艳抹，打扮得很漂亮。朗之万太太则不同，她的穿着大方得体，人也漂亮，但她更善良，更在乎身边人的感受。她的脸上时常挂着微笑，总在替别人担心。朗之万先生不爱说话。
她坐在广场咖啡店的露天座椅上继续写信，写几句停一会儿，希望消磨更多的时间。那时正值七月，她坐在荫凉处。来法国以后，天空中还没出现过一片云。她封上信封，写好地址。她端着柠檬茶，看广场上的行人走过。午后暑气正盛，人很少——一个戴墨镜、穿蓝裙子、牵着贵宾犬的女人，一个骑自行车的孩子，一个开货车送鞋盒的男人。夏洛特在小卖部买了一张邮票，然后走进报社旁边的小公园。椅子上落了灰，点缀着白色的鸟粪，但这里浓荫蔽日，至少是个凉爽安静的地方。她掏出随身携带的《美与孽》。
二十二年后，夏洛特依然能看见那时的自己，依然记得那本小说的封面——夹着香烟的女郎，身着晚礼服的男子。朗之万太太总是有意识地和我讲法语，她在信中写道，而朗之万先生更喜欢和我练英语。那时的夏洛特还很羞怯，也缺乏情感上的经历。在童年时代，她懂得嫉妒，也时刻能感受到对父母的爱，但她还不了解内心深处正在苏醒的情愫，也不知晓它将把她带向何处。初到马斯苏里，她忧虑的仅有孤独而已。
在工作室里，夏洛特从衣架上取下一件罗登呢大衣，然后开始翻找手套，圣塞拉斯教堂边的小公园依然历历在目。那天下午自己或许在寂静的公园里哭了，她相信如此。过了一小时，她去了小镇的博物馆，发现关门了。于是她回到和平广场，在那座代表永恒和平的华丽女性雕像下等待回马斯苏里庄园的巴士。
“给我讲讲英格兰，”那天晚上朗之万太太的妹妹操着英语问她，“给我讲讲你家的房子。英国的食物不尽如人意，对吗？”
夏洛特用法语回答，那个高挑、时髦的女人立刻打断了她。她想听纯正的英语，权当一种消遣。她打了个呵欠。乡下很无聊，不过七月的巴黎也好不到哪儿去。
于是夏洛特说起自家的房子，她的母亲和父亲。接着她讲了英国人如何烤面包片——朗之万太太的妹妹对此尤为好奇——还有英国屠夫如何悬挂牛肉。她对肉铺不太了解，也不清楚牛的各个部位叫什么，但她尽力解释着。朗之万太太的妹妹斜倚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只黑色烟托，绿色的丝绸长裙松松地搭在腿上。
“我听说杰克逊牌红茶不错。”她说。
夏洛特没听说过。她说自己家没有用人。她承认自己对英国皇室知之甚少。
“皮姆一号，”朗之万太太的妹妹不依不饶地问，“到底是什么？”
马斯苏里庄园很大。庭院之外是大片草地，上面有羊群游荡；草地之外是大片种植园，长着不足一英尺高的树苗；更远的山坡上生长着茂密的杉树，有时林中终日回荡着电锯的轰鸣，让夏洛特头疼不已。
每天清晨，园丁会清除宅邸前碎石地上的杂草。一个老人和一个男孩各持一把耙子（夏洛特从没见过那么宽的耙子），仔仔细细耙上一个钟头。他们把刚冒尖的杂草尽数除去，同时抹平前一天的车辙。男孩在午餐前一小时还会送来蔬菜，傍晚时分再送一次。
马斯苏里宅邸的前门两侧列着大理石女神像。门前是装饰着华丽扶手的马蹄形阶梯，左右两侧阶梯盘旋而上，在门前合二为一。宅邸的外墙是浅灰棕色石材，窗户配了绿色板条式百叶窗。马斯苏里庄园内外的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银器、家具、烛台、狩猎图案的挂毯、气派的门厅里棋盘图案的大理石地砖，都跟门前的碎石地一样有专人维护。修长的楼梯栏杆与配套的黄铜扶手会定期抛光，主会客厅里的钢琴会定期调音，餐厅里的珐琅孔雀从不会暗淡失色。然而，如此富丽堂皇的宅邸只有一部电话。一楼有个小房间专门用作电话间，房间的四壁贴着红蓝条纹的墙纸，色调与天花板的装饰画相呼应。电话桌上亮着一盏蓝色台灯，桌前置了一把椅子，桌上准备了记录留言的纸笔。朗之万太太的妹妹常敞着门坐在电话间里，和巴黎的朋友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少朋友和她一样，也离开巴黎到乡下消夏。
“我的上帝！”有时朗之万先生经过电话间时会感叹。朗之万先生已经两鬓花白。他中等身材，脸刮得很干净，褐色眼睛。每当他看到自己的孩子，眼神里就充满了喜悦和溺爱。孩子们享受父亲的宠爱，却同样喜欢自己的母亲，尽管犯错时总是母亲来惩罚他们。有一天双胞胎把猫塞进了烟囱；有一天杏树的枝条在他俩的重压下断折；还有一天早晨老皮埃尔的鞋全部不翼而飞，一双也找不到。有时科莱特会拒绝和任何人讲话，尤其是夏洛特。她会躺在床上，默默地抠壁纸。那种时候朗之万先生会很恼火，猫被塞进烟囱那回也一样，但最终还是朗之万太太决定给闯祸的孩子施以何种处罚。
朗之万太太的妹妹正在经历一段婚外情。她的丈夫每周四晚上来马斯苏里，到达时已接近午夜。他从巴黎乘火车来，到周日晚上再搭夜班车回去。他性格开朗，个子没有妻子高，脸色红润，留黑色短髭。他第一次造访之后，朗之万太太告诉夏洛特，妹夫的出身配不上妹妹。她的语气依然很柔和，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简单事实。朗之万太太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也不会揭谁的伤疤——她不是那种女人。提到妹妹的婚外情时，她只是耸耸肩。在妹妹的婚礼上她就预感会有这一天：对一些人来说，出轨只是早晚的事。“人生啊。”朗之万太太说。她的口气既非责备妹妹，也非讥笑戴绿帽的妹夫。
夏洛特关上公寓门，沿着昏暗的楼梯下到街面，腋下夹着绿色文件夹。十二月清晨的寒意渗入房子的每个角落。她竖起罗登呢大衣的衣领，用一条黑围巾把脖子裹得严严实实。是否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她想，都有那么一件事，会影响今后的整个人生？五岁那年她得了一场重病，她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挣扎，记得死亡临近的感觉——当时自己几近放弃，但那次经历却并没有伴随她之后的人生。那种感觉被封冻在那段特定的时间地点，而她本人得以轻装前行。后来她还有过类似的遭遇，当时以为注定将成为挥之不去的阴影，没想到却随风而逝。唯有马斯苏里的那个夏天一直如影随形，在她的心底扎下根来，成为她自身的一部分。
“这是汝拉山的黄葡萄酒，”朗之万先生依旧用英语说，“和法国其他产区的酒都不一样。”
从马斯苏里庄园的窗户望出去，你能看到绵延的汝拉山脉。春天和初夏，山间吹来的风还带着寒意。他们说汝拉山因此成为人们时常谈论的话题。
“手边有医生吗？”朗之万太太的妹妹捧着丈夫从巴黎带来的英语会话手册问，“‘手边’是什么意思？可以用手拿起来的医生？真不可思议！”她百无聊赖地从烟盒里挑出一支香烟，插在了烟托上。
“她的情人是个年轻人，”朗之万太太用法语不紧不慢地说，“一个医师助理。他总有一天要结婚的，到时候事情自然就结束了。”
每天清晨当我睁开眼睛，首先会闻到从窗口飘进来的咖啡香味。那大约是仆人的早餐时间。到了八点半，仆人会在花园的凉亭里为我们备好早餐。午餐也在凉亭里，但即便在和暖的日子，晚餐也不会安排在户外。星期天朗之万先生的母亲会开着小汽车过来，她的驾驶技术实在不敢恭维。她独居在三十公里外的村子，只是定期有人上门打扫。她身材矮小，却很有威严，从不和我打招呼。有个男人偶尔陪着她，那是一位名叫奥格的大胡子先生。他向我详细介绍自己的健康状况，之后我会在字典里查不懂的生词。星期天还有其他亲戚朋友到访，比如朗之万太太在索尔地的表妹和表妹夫，还有一位将军的遗孀。
“二战”期间，当马斯苏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时，她们发现了一个德国兵。他躲在没人的角落，靠庄园丢弃的剩饭维生。要不是有一天他饿得发慌偷了储藏室里的奶酪和面包，人们也不会发现他。最初的一周里，女人们知晓他的存在，晚上偶尔还会看见他，却不知该怎么办。她们猜测他是个逃兵，但他也完全可能只是迷了路。最终，她们开始担心他是专门来监视她们的，于是开枪杀了他，把他埋在花园里。“就在这儿。”朗之万太太指着巨大的椭圆形玫瑰花床的中央说。“是我。”她补充道，回答了夏洛特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在一个潮湿的夜晚，她和自己的婆婆以及一个女仆躲在屋外，等德国兵现身。她的前两枪打偏了，他径直朝她们走过来。她的第三枪让他的身子一晃，然后她把两筒子弹全都射入了他的身体。那时她刚结婚没几个月，比现在的夏洛特大不了多少。她看起来温柔而优雅，夏洛特写道，你无法想象那个场景。
八月十四日，星期三，一个日后将铭刻在夏洛特心里的日子。和每个星期三下午一样，朗之万先生开车送夏洛特去镇上。然而在到达和平广场之后，他并没有拉开车门让夏洛特下车。他说：“今天下午我没事。”
这一次他讲的是法语。他微微一笑，说自己和她一样，也有几个小时的闲暇。她这才意识到，他今天是特意送她来圣塞拉斯的。前几次他只是顺路，而今天他似乎已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责任。
“我其实可以坐公交车来的。”她说。
他又笑了。“那就太遗憾了，夏洛特。”
这是他第一次吐露对她的好感。她不知该如何回应。她有些迷茫，同时意识到自己脸红了。他是个极具魅力的人，她曾在信里写道，朗之万先生和太太都是极具魅力的人。这样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
“我开车带你转转吧，夏洛特。这里太无聊了。”
她摇了摇头，说自己要买些东西，然后她会像往常一样坐公交车回去。她一个人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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