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说：“哎呀，我想了再想，我不好意思让她做家务的。”

但母亲显然也意识到这是应莲能解套的唯一方法了，最终说道：“但你得帮忙啊，不对，你得让应莲帮你啊。”

母亲自顾自试图说服自己，说服我接受这个事情：“你想，她吃过的好东西比咱们多多了，她来做菜，那肯定花样比我多多了，你看，她衣服总是那么清爽得体，肯定知道怎么能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好的……”

妻子不太熟悉应莲，但听着我们的紧张，不确定地问了句：“让她睡厨房边上那间保姆房可以吗？没有窗户的，还有点油烟味。”

母亲脱口而出：“当然不可以啊。没关系，她和我一起睡吧，就这么定了。”

妻子还是隐隐担心，晚上睡觉前拉着我嘀咕：“我怎么感觉，你和母亲都很不好意思让应莲做家务啊。”

我说：“是啊。”

妻子说：“我怎么感觉，我们不像找了个保姆，而是多请来个婆婆啊，现在咱们要照顾小孩已经很累了，咱们扛得住吗？”

我安慰着妻子：“我想莲姨知道我们是为了帮她，肯定会很积极帮忙做事的。”我没出口的是，我想我和母亲应该都打定主意了，实在不行就我们看着补位了。

第二天起床后，我便去应莲家里找她了。

应莲的这个家六年前才又翻修的。当年落成时大手笔地宴请整条街的邻居，我当时也跟着来看过：一楼有两百多平方，全打通了，可以停车，还可以摆宴席。一楼有个楼梯可以上到家人们居住的二、三楼，楼梯边，摆放着佛龛。

应莲家里门窗和窗帘全关着，屋里黑乎乎的，感觉一个人都没有。我按了按门铃，发现门铃似乎没电了。我本来想对着楼上喊一声，但想着，应莲会觉得冒失吧，还是只用手轻轻叩了叩门。

应莲果然听到了。我进了屋，看到一楼空荡荡的，就佛龛前摆着一把塑料椅。我想，应莲刚刚应该一直坐在塑料椅子上对着佛龛和祖先牌位发着呆。

我问：“阿奇呢？”

应莲说：“小孩嫌闷得慌，自己出去海边走走了。”她说，“阿奇以前在老家没见过海，当旅游去了。”

我说：“莲姨，我母亲和妻子都特别高兴你可以来帮我们，你看，后天就过年了，我们打算初一初二抓紧去各个寺庙烧下香，初三就回北京。早回去飞机票便宜。你方便给我身份证吗，我赶紧给你订票去。”

应莲感激地看着我，说：“谢谢啊，但先说好的，我是因为从小疼你，所以帮你带孩子，你一定不能给我什么工资的。”

我说：“不是工资，就是给你贴补些生活需要啊。而且莲姨，其实你有点钱能还一些是一些，心里也舒服点吧。”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应莲还在犹豫。我催着她：“你先去拿身份证，越晚订越贵，你如果疼我，就可得帮我省点钱。”

这个说法真让她着急了，她小跑着要上楼，只是走到楼梯口，突然想着不对：“黑狗达啊，你说是不是还是我不厚道啊，我其实是借这个理由逃跑了啊。”

我说：“没有啊。你不是让阿奇去问那家公司了吗？”

应莲突然难过起来：“我觉得我很糟糕，我是有让阿奇去和他们公司说我要去北京的事情，但阿奇说不用，我就没催了。我想，其实是我自己不厚道了，害怕到想跑。”

我最终没能拿到应莲的身份证。

晚上我正在和母亲、妻子讨论如何说服应莲，突然有人来敲我家的门。是阿奇。

阿奇就站在门口，不肯进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往我手里塞，他说：“我帮忙把应莲阿姨的身份证拿过来了，你赶紧给她订票吧。”

我愣了一下：“你们公司那边觉得这样可以？”

阿奇说：“反正我和应莲阿姨说公司那边同意了。”

我知道了，笑着问：“她就信了？”

阿奇说：“我就说不信你电话去找公司求证。如果我撒谎了，我可是要被公司惩罚的，我怎么可能撒谎呢。”

我明白了，应莲为了阿奇考虑，肯定不敢去求证的。

“你为什么要对莲姨那么好啊？”我好奇了。

“我没有啊。”阿奇说着害羞地抓了抓头发，“就是，我这次高考完本来考上了厦门大学的，但是家里没钱让我上大学，我母亲到村子里到处找人借。其实本来快借够了，但有一次我路过一个亲戚家里，看到我母亲跪着和人磕头。我就不读了，偷跑了出来。”

阿奇还是笑着说：“我母亲和应莲阿姨一样，从小到大，什么事情都没求过人，硬骨头一块，我见不得这样的人腿跟软了。我当时想来福建打工，就只是要到厦门大学来看看。我是坐绿皮火车到的，一天一夜，我到的时候马上坐公交车到厦门大学门口拍了张照片。”

阿奇掏出手机拿给我看了。

照片里他站在厦门大学门口比了个“耶”，好像是要来报到入学的新生。

第二天就是除夕了，母亲一大早就自己扛着梯子贴起了春联。看我起床了，母亲大声地招呼着我走近一点，等到我走近了，再小声地说：“我昨晚老在想，应莲今年过年一个家人都没在，要是我，可要难受死的。你去邀请她和阿奇来咱家一起过年？”

我笑着看了看母亲，说：“咱家老妈人还是很好的嘛。”

母亲白了我一眼：“你不会到今天才知道吧。”

我去应莲家里邀请她和阿奇，看到他们也正在贴春联。阿奇说应莲今天一大早就拉着他去买了春联，也买了一些年货。阿奇说应莲很认真地告诉他，过年该有个年样，日子要有规矩，才会清清爽爽的。

我问阿奇：“那晚上年夜饭准备什么了？”

阿奇说：“杂菜汤配米饭。”

“这莲姨，规矩比肚皮重要啊。”我笑着说。

“是啊，铁骨铮铮的。”阿奇说。

应莲听说我邀请她，开心地过来我家了。她一进门就到处搜索自己能帮忙做的事情。她看到沙发上都是擦洗不掉的污渍，自己到厨房里摸索出做饭的醋、小苏打什么的，调好了一罐，用力地擦拭起来。她看到玻璃上都是水痕，自己翻找了半天合适的布料，一片片抠了起来……母亲看着清清爽爽的家里，开心得一直笑，偷偷靠在我耳根说：“看来干净也是家学啊，果然富裕家庭出身就是不一样。”

忙活到五点多，休息一下，按照闽南的习俗，就该跳火群，放鞭炮，然后吃年夜饭了。

母亲拉着应莲才坐下来准备喝杯茶，应莲突然站起来说：“搞好了，那我得回去了，我还没做年夜饭。”说完就小跑着要赶回家。

母亲追出来喊：“不是啊，不是说好在我家里过的吗？”

应莲边跑边说：“过日子有规矩的啊，家里其他人不在，我就更得在了。”

母亲莫名地生气，嘴里骂骂咧咧的：“这个死脑筋，这不让我内疚吗？搞得我是要她报恩拉她来忙这一天。”想来想去，喊着：“黑狗达，你把我炖的……”

“是那条红斑鱼吗，端过去给莲姨？”我猜出来了，那是今天年夜饭最重头的菜，是母亲好不容易又抢到的。

妻子听了着急了，追出来说：“又吃不上红斑鱼了啊。”

母亲才意识到，笑着说：“哎呀，要不夹一半过去，但这样会不会太小气了啊？算了，算了，咱们改天再买吧。”——总之，那次春节我们就没吃到红斑鱼了。

以前父亲在的时候总是说，闽南人大男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天都是听丈夫的，就初一到初五这五天，全都得听女人的。

按照习俗，这五天，都是各个家庭里的老母亲，浩浩荡荡地带着自己的丈夫以及子子孙孙，像走亲戚一样，将周围一座座庙宇一路走过去。

我们初三一大早就要回北京了，而母亲又认定，我们顺利有了小孩就是家乡神明的庇佑，所以镇上的每座庙都一定要去拜到。

这可把母亲着急坏了，一大早六点，就催着大家起床，六点十五分，就催着要出发，然后宣布，中午也不回来吃了，拿祭祀完的祭品垫一垫肚子。“每天必须完成七座庙，每座庙得先烧香，然后祭拜，然后询问是不是欢喜烧金纸，如果问卜是否定，那便是神明有话要交代，那就得请签诗……该有的流程都要走完，大家得加油啊。”母亲说得热血沸腾的，像军训时候的教练。

第一天我们折腾到晚上八点才到家。才打开灯，阿奇就急匆匆跑来了。“你们去哪了，我今天来十几次了。”阿奇口气有些着急。

“我们去拜拜啊。你有陪莲姨去拜拜吗？”

“我没去，应莲阿姨一早就去了。我着急找你们，是因为公司通知我说，明天会有人来换班，让我放几天假。我是说不用，但老板说：‘咱们公司虽然是讨债公司，但一定要现代化管理，讲究人性的，你春节都盯着了，不能老让你吃亏。’”阿奇着急地说，“你们能改明天的飞机票吗？”

母亲一听着急了：“那可不行，我神明只拜了一半啊。”

母亲说：“小孩别着急，我去和应莲说，让她晚上就搬我家里来，明天不出门，后天一大早我们就飞北京。”

“但他们没看到应莲阿姨，肯定要到处找的。”

“所以我会让应莲明天就别冒头了，他们总不能直接冲我家来找人吧？他们敢来，我可不会客气。”母亲又一副要杠上的样子。

我打断了他们的对话：“现在的问题是，莲姨不会同意到我家来躲着。”

他们知道我说的是对的，顿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母亲还是不死心，那天晚上跑去和应莲说了半天，回来的时候垂头丧气的，我不用问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母亲愤愤不平：“应莲太死脑筋了，这样的人活该受累。”

母亲说：“怎么有这种人，帮都不让人帮。”

我说：“你不是那天还夸她英雄吗？”

母亲翻了翻白眼：“不是了，是犟驴子。”

母亲发了好一会儿呆，难过地说：“这应莲这样下去可怎么办？”

我知道应莲不会和我们去北京了，我说：“要不我们拿点钱给她？”

“她不会要的。”母亲知道应莲的性格。

“我知道啊，我们让阿奇偷偷塞她家里哪个地方，如果发现了，就说是家里本来有的。”

母亲说：“这倒可以试试。”

我本来拿了三千块，母亲嫌弃地看了我一下，自己又掏出了一把钱，装在口袋里，就去应莲家找阿奇了。

第二天我们拜拜回来的时候，又晚上八点多了。回来后，妻子和母亲就像打仗一样，火急火燎地收拾行李。毕竟，从泉州飞北京的航班是明天早上八点半，意味着，我们明天一大早六点半就得从家里出门。

我们正在收拾着东西，应莲却突然来了，后面跟着个人——和阿奇换班的人。

母亲赶紧把应莲拉到一旁，咬着耳根说：“你怎么来了，你带这人来我家，以后我们要掩护你离开，他们都会第一时间怀疑我们的。”

应莲说：“我肯定不走了啊，我让他也跟着来，就是不让你们再多费心了。”

说着，应莲要把手上拎着的红色袋子递给我母亲。

“这是什么？”母亲紧张地把她的手抓住。

“没什么啊，你们明天要去北京了，我翻了半天，没什么能给你们的，看到我儿媳妇给我孙子买的两只老虎枕头，好像就是北京买的，说是保佑孩子睡好觉的。”应莲说。

母亲还在犹豫着。她又说了：“是嫌弃我落难了，连我送的东西都不敢要了？”

“谁说不要啊。”母亲一把把红色袋子抢了过来。

早上六点半我们出门的时候，看到应莲站在巷子口对我们挥手，我们也向她挥手，母亲突然难过了，嘴里唠叨着：“你说这人生是怎么回事，小时候觉得长大就好了，结果长大了那么多事；长大的时候觉得等老了，有子孙就好了，结果有子孙了，怎么没完没了各种事。”

到北京的家里时已是中午十一点多了。我们在收拾着行李，母亲突然大叫起来，拿着那对老虎枕头边走边气呼呼地骂着：“那个蔡应莲太狡猾了，太狡猾了，竟然把钱藏在这老虎枕头里。”

“她是疯了，连人家给的救命钱都不要，真是神经病啊，不行，我太生气了，我一定得去骂她。”母亲说着说着，掏出电话。

电话拨通了。应莲开心地说：“阿珍啊，你们到北京了？”

“你干吗了？”母亲直接劈头盖脸。

“阿珍，怎么了？”应莲还在那边笑嘻嘻的。

“为什么老虎枕头里面有钱？”

应莲也不掩饰，说：“是我放的啊，因为，我家神龛里突然有了这五千，我就知道肯定是你们让阿奇干的。”

母亲转过头对我轻声抱怨了句：“那阿奇可真笨，藏钱藏那儿？是个闽南人都知道，神龛怎么会放钱呢？”

应莲可能听到了，笑着说：“阿珍啊，不怪阿奇。就因为他是实诚的人，才会放那儿啊。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但也请理解啊，我就是这种人，我一定得这么做的。神明和祖宗都在看着咱们的，我可不想，到要老死了，才丢了这脸面。”

“但你怎么办啊？”

“我肯定会找到办法的。我就不信按照规矩我活不下去。”应莲说。

我们都知道应莲的性格，母亲好几次想打电话给东石镇的街坊，侧面打听一些她的近况，但终究想着应莲可能不高兴，放弃了。

我们通过中介，找了好几天，还是没能找到福建籍的保姆，最终找了个河北阿姨。河北阿姨说话做事很麻利，就是老听不懂母亲的闽南普通话。

农历七月要到了，我父亲的忌日也要到了。母亲提前好几天就和我唠叨：“你父亲会不会回东石了，会不会看到我们都没准备东西给他吃就怄气了，会不会一怄气以后就不来梦里看我了啊？”

我知道母亲又想家了。

母亲回去定的是最早的航班，虽然我交代她打车，但以她的性格，肯定是要坐公交车的。我估摸着，她到东石最快也得十点半。我在报社上班，想着十一点再电话问她行程顺利吧。不想，十点四十分左右，母亲就打电话给我了。

“猜猜我在哪啊？”我听到电话那头很是热闹。

“在机场？”

“来，你听这是谁？”母亲把电话递给旁边的人，“黑狗达啊，我应莲啊。”

“莲姨啊。”我开心地叫着她。母亲一到老家就找应莲，可想，这几个月来该多记挂着这个事情。

“莲姨你们在哪啊？”

“我在菜市场啊，我现在在卖菜。”应莲正和我说着，旁边有人问：“这笋到季节了吗？”

“笋啊，实话说是要过季节了，但是，如果真想吃，这些还是可以买的，我去批发中心挑的……”

“你莲姨正在卖菜，可厉害了。”电话到了我母亲手上，“她现在每天早上四点多到高速路口下面等批发车过来，挑选好之后，拿回家洗了，就挑着到处卖。因为她太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挑选的菜，那一看就好吃。不过，可辛苦了，我看她手上都生疮了，背都驼了。”

“那还有人盯着她吗？”

“没有人盯了，说是催债公司老板觉得按照应莲的性格，肯定不会凭空消失的。应莲算了算，自己卖菜每周能还那家公司五百多块，她找那家公司要账号，说每周打一次五百给他们。那公司觉得太烦琐了，说等年底再一并给，但你家莲姨不答应，说如果不打，她每一周都安心不了，追着对方一定要收。她一直一直电话那讨债公司的老板，那老板后来烦了，好像把应莲的手机号码拉黑了。现在，反倒是她找不到那讨债公司了。”母亲边说边乐。

我听着也忍不住笑起来了：“这才是莲姨能干出来的事情。”

“怎么会想到，咱们东石镇一个可怜的中年妇女，最终会成为让讨债公司如此恐惧的女人。”母亲笑得很开心。

“你是没看到，你家莲姨的蔬菜摊，是我见过全中国最干净整洁的蔬菜摊了。白菜是白菜，花菜是花菜……该红的红，该花的花，该青的青，每一棵菜、每一片叶子都精神抖擞的……”母亲说话的口气透着骄傲，“谁能想得到，这么不起眼的东石镇里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流动蔬菜摊，会如此有精气神，如此……”母亲顿了一下，想寻找着能配得上的形容词，终于她想到了，激动地宣布着，“会如此体面。”

我跟着莫名激动起来，想着自己是如此幸运，拥有这么一个体面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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