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离开军队司令办公室，普里弗伊就回到大使馆赶忙给华盛顿打电话，事无巨细地汇报了事情的进展。很显然，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卡洛斯·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了，他要求危地马拉政府军立刻投降，他想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领自由军进入危地马拉城。“也得挫挫那个无赖的锐气，”普里弗伊想道，“他耍了太多花招。”他虽然筋疲力尽，但和往常一样，紧张的局势激发出他体内的新能量，他又重振精神，准备行动和冒险了。

阿本斯总统辞职后的那些天陆续出现了五届政府管理委员会，一届比一届更亲美，这自然都是普里弗伊大使的斡旋功夫和政变策略起了作用。每一届委员会都希望压过上一届，都想抓捕、折磨、枪毙更多的共产党人。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头头脑脑要么跑去各国使馆寻求庇护，要么钻进了大山或雨林，他们能活下来还得感谢阿本斯和福图尼的及时警告。不过也有很多人没能逃走，尤其是工会领袖、学校老师、青年学生和原住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自“十月革命”以来才真正开始有了政治意识。永远没有人知道确切的受害者人数，可能是几百人，也可能是几千人，都是些普通人，是没有姓名也没有故事的农民，他们分到了一丁点儿被收归国有的土地，以为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但是后来土地改革法被废除，他们以为已经是自己私有财产的土地又被收走了，可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有些人屈服了，也有很多人誓死保卫自己的土地，这些人因此而受到折磨、屠杀或被无休止地关在监狱里。他们永远也搞不懂那些奇怪的政策，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先是受益者，却在两三年后成了受害者。

最短命的军事委员会——只存在了短短几个小时——是由卡洛斯·恩里克·迪亚斯、何塞·安赫尔·桑切斯和埃尔菲戈·h.蒙松组成的。卡斯蒂略·阿马斯宣布不承认这一军事委员会，也不和他们商谈，于是委员会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胆子越来越大。阿本斯辞职后，本来被派往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边境地带与之交战的军队大多投靠了他，于是他越发自信起来，也越来越不服从美国人的管束。阿本斯逃亡到墨西哥使馆后，普里弗伊依旧持续施压，时刻提醒军队正面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的威胁。他们一点儿一点儿地让步了。迪亚斯的辞职没能使卡斯蒂略·阿马斯见好就收，后者坚持要在盛大的欢迎场面中仰首挺胸地率领自由军进入危地马拉城。如果政府一方不同意，他就不和政府军达成停战协议。普里弗伊大使在那几天里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不停地和各方人士进行磋商，可达成的协议大多仅维持几小时或几分钟就被某一方阵营推翻了。他还要不停地向华盛顿汇报协议内容，很多时候必须从头到尾修改协议。

与此同时，士兵和警察在长官们的指示下肆无忌惮地实施着“猎巫行动”，那是危地马拉历史上最暴力的时期。工会和土地改革办公室原本遍布全国的乡村，此刻都被取缔了。军人和警察把在那些场所中找到的人员无一例外都关进了监狱，他们肆意罗列所谓的黑名单，实际上被捕的很多人都是些卑微的穷人，他们饱受折磨，有的甚至被折磨致死。家人不可能领到他们的尸体，因为那些尸体都被草草掩埋或烧掉了。恐怖氛围弥漫在整个危地马拉社会中，越是贫穷、卑微的人就越害怕，他们从未经历过像当时那样的暴力恐怖时期。卡斯蒂略·阿马斯成为总统之后的几个月里，在危地马拉被屠杀或逃亡到墨西哥恰帕斯州的玛雅印第安人多达近二十万，这一数字——这可能是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唯一可信的数字——来自墨西哥的官方统计信息。

自宗教裁判所时期结束以来，危地马拉政治史上再没出现过这种局面：官方人士在军营和公共广场肆意焚烧“具有破坏性和煽动性的文件”。宣传册、散页、报纸、杂志和书籍——作者都是经过精细挑选的，挑选的标准十分神秘，入选的有维克多·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燃起篝火焚烧，不远处有许多孩童在玩耍，宛如欢度圣胡安节的夜晚。

自由军和政府军的最后谈判是在萨尔瓦多举行的，萨尔瓦多总统奥斯卡·奥索里奥（在华盛顿的提议下）自愿接待了双方。普里弗伊大使仍习惯性地把那把装满子弹的手枪别在左侧腰间，他在现场的身份不是观察员，而是“相关见证人”（这是他本人到处宣扬的名号，也只有他一个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受政府委托，可以在谈判中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这一身份也在提醒他，必要时他得出面保证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要求被危地马拉新政府全盘接受。这十年里，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一系列事件大大伤害了这个国家，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希望危地马拉新任国家元首不仅要有政治手腕，还得是华盛顿的好朋友，甚至成为美国公司在中美洲的协调人。

尽管美国驻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大使也都在现场提供帮助，但最积极参与谈判的还属普里弗伊大使。事实上，整个谈判过程都是由普里弗伊主导的，他支持卡斯蒂略·阿马斯的要求，打压危地马拉政府军代表埃尔菲戈·h.蒙松和毛里西奥·杜博斯两位上校。最后双方达成了协议，组建临时委员会，由卡斯蒂略·阿马斯、蒙松、何塞·路易斯·克鲁斯·萨拉萨尔、毛里西奥·杜博斯和恩里克·特里尼达·奥利瓦少校组成。他们约定，只要新宪法取代了旧宪法，这个委员会就会解散。他们还约定在胜利日那天，自由军和政府军会联合举行阅兵仪式。

在萨尔瓦多，卡斯蒂略·阿马斯和“牛仔”打招呼时非常冷淡，但是在返回危地马拉途中，他又变得亲近起来，感谢普里弗伊在谈判过程中对他的支持。“您在您的国家会像英雄一样被迎接，上校。”普里弗伊对他说道。事实确实如此。但是到达危地马拉城之后，第一个走下飞机的并非反叛军领袖，而是美国大使。在盛大的游行活动中——大约有十三万人参加——卡斯蒂略·阿马斯让普里弗伊向“危地马拉人民”致意。外交官本人被邀请发言后，竟出人意料地表现得很羞怯，他只是祝福危地马拉拥有光明的未来。众多厌倦了此前充满暴力与不安的生活的民众拥向机场和街头，迎接卡斯蒂略·阿马斯，从那时起，他就无可争议地被公认为军队首脑。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普里弗伊大使建议他和在圣萨尔瓦多成立的临时委员会成员进行协商，劝他们辞职，并支持卡斯蒂略·阿马斯。这差事并不好办。克鲁斯·萨拉萨尔上校反过来要求派自己去危地马拉驻美国大使馆工作，并且索要一笔不菲的报酬。毛里西奥·杜博斯上校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他们每人都借由辞职获得了十万美元。至于其他人得到了何种形式的补偿，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最终所有人都递交了辞呈，表态支持新领袖。

就这样，自由军领袖在仓促举行的全民公投中当选新任危地马拉总统，他肩负着清除阿雷瓦洛和阿本斯在把危地马拉变成苏联卫星国的过程中任命的一切破坏分子及反民主分子的重任。（直到很久之后，“斧子脸”才得知，当他抵达危地马拉的欢迎仪式现场，军校士官生曾和自由军军人拳脚相向。）

七月四日，美国独立日，普里弗伊大使及其夫人贝蒂·简在他们位于十四区的住所热情接待了近五百位客人，那是危地马拉最高档的社区，活动现场播放着美国国歌，到处是祝酒声和祝贺拥抱声，那天晚上，人人都在夸赞那位英雄，不是卡斯蒂略·阿马斯，而是普里弗伊大使。

对这位已筋疲力尽的外交官而言，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节日过后，国务院命令他和美国中情局紧密配合。阿本斯政府已被颠覆，当务之急是将美国曾参与“胜利行动”的一切证据抹干净。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堵住国际社会共产主义阵营和部分美国盟友的嘴——法国也加入其中，他们指责美国侵略弱小的主权国家，颠覆民选政府，以此庇护联合果品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的特权。因此，尽管十分疲惫，普里弗伊还是强打精神，连胡子也没刮，没洗澡，没换衣服，就开始协调运作美国中情局派往尼加拉瓜、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巴拿马和洪都拉斯为侵略作准备的近六百名特工的回国工作。他还得保证抹净自由军空军那二十架飞机存在的痕迹，其中多架被赠送给了安纳斯塔西奥·索摩查，因为他曾在他的国家为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军队提供训练场地。其他飞机则被卡斯蒂略·阿马斯本人留下，他准备以此为基础，重建危地马拉空军。

在危地马拉公干的最后几天（国务院解释说，像他这样在颠覆阿本斯政府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人必须尽快离开这个国家，他对此表示认可），普里弗伊和家人忙于收拾行李，参加危地马拉农场主和企业家为他准备的告别宴会。他们都向他表示感谢，还保证愿意在普里弗伊需要时为他提供帮助。普里弗伊被任命为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想，在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家，他终于能有一点儿休息时间了。

启程奔赴新目的地之前，他还实现了一个私秘的愿望：墨西哥大使允许他进入满是避难者的大使馆。卡斯蒂略·阿马斯政府一直在寻找各种理由拖延，不给这些人颁发流亡许可。他没能见到前总统阿本斯，因为对方拒绝和他见面。但是他遇见了阿本斯所在政党曾经的党员、后来的危地马拉劳动党总书记何塞·曼努埃尔·福图尼，这使他感到十分满足。他们聊了几分钟，后来福图尼认出了他，就不再和他说话了。福图尼对他坦陈自己仍是阿本斯的朋友，毕竟他们曾经并肩战斗多年，尤其是在制定和推行土地改革法方面。站在普里弗伊面前的是一个无精打采的男人，完全被击垮了，消瘦了许多，说话时并不看大使；受失眠和胡思乱想的影响，他的眼睛完全是红的。他没有回答普里弗伊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好像听不懂，又像是压根没听到。在向国务院递交的报告中，普里弗伊大使解释说，他们那危险的宿敌——毫无疑问是苏联的代理人——已经成了废人，精神方面也出了问题，可能还怀着隐秘的悔恨。

有传言称当美国国务院通知普里弗伊新目的地是泰国时，大使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那里也要发生政变？”他对妻子贝蒂·简和孩子们保证说他们在泰国终于能平静地拥有家庭生活了。事实上，尽管时间不长，但大使、大使夫人及其孩子们确实享受了几个月不受政治冲突影响的安稳日子，以至普里弗伊还产生了做按摩的想法——泰国人的按摩水平很高，那是一项融合了宗教信仰、体育实践、情色因素和国家激情的技术。在抵达泰国将满一周年之际，具体是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普里弗伊大使在儿子的陪同下，像往常一样在曼谷郊区高速驾驶着他那辆崭新的蓝色雷鸟轿车。穿过一座桥梁时，他的车子迎面撞上了从反方向开来的一辆卡车，也可能那辆卡车是故意撞过来的。大使和儿子当场死亡。美国政府派去专机运回遗骸，但美国国务院并未施压调查这悲剧性的死亡是不是共产党的阴谋——毕竟他在阻止苏联扩张方面作出过重要贡献——美国政府更希望人们尽快忘记普里弗伊，因为他一直被国际社会拿来抨击美国插手颠覆阿本斯政权，也逐渐有舆论认为阿本斯并非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没有坏心思的男人，只想给他的国家带去民主、进步和社会正义。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听从了一些不好的建议，而且他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了。

普里弗伊的遗孀贝蒂·简后来出版了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她丈夫参与的许多外交活动的细节，把他描述成了英雄。那本书的发行范围不广，在媒体上也没什么曝光度。美国政府对此毫不在意。

与此同时，在一场全无竞争对手的选举中当选新任总统的卡斯蒂略·阿马斯——毕竟军事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经辞职，而且表达了对他的支持——正努力终结“十月革命”带来的一切影响。他查封了工会和其他各种各样的工人及农民组织，封杀了国立印第安学院，把收归国有的闲置土地归还给了庄园主和“水果摊”，废除了勒令企业主和庄园主纳税的法律条款，把众多工会成员、教师、记者和学生以“亲共”和“搞破坏”的罪名关进了监狱。农村时常发生暴力事件，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大规模屠杀，和阿雷瓦洛执政初期一样糟，甚至更糟。当时在帕齐西亚（圣胡安科马拉帕）的混血种人和玛雅印第安人之间爆发过惨烈的冲突。新任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比普里弗伊收敛一些，他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竭力缓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反共情绪，这使得美国新一届政府与这个人——由艾森豪威尔政府通过百般努力送上高位——之间产生了隔阂、芥蒂甚至小规模冲突。于是在危地马拉又开始出现一些流言：也许美国挑选“斧子脸”作为中美洲乃至全世界的自由模范是一个错误——此人过于极端，没能如美国所设想的那样让危地马拉军方完全信服。

作者“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的其他小说

《凯尔特人之梦》《城市与狗》《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世界末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