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跟国防部长通过电话，他否认了，”卡洛斯说道，“玛格丽塔真的对你说……”

“她对我说的话我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了，”她生气了，“她问我能不能和她一道参加酒会。她还说奥蒂莉亚没有受到邀请。我为什么要编造这种愚蠢的谎话呢？”

“你当然不会，但显然有人编了谎话。”卡洛斯在电话里说。

“可能是他老婆，那个大屁股女人是叫奥琳达吧？可能她为他准备了生日惊喜而他毫不知情。”玛尔塔补充道。

“可能，”卡洛斯说道，“不管怎么说，胡安·弗朗西斯科很吃惊，而且不像是装出来的。若如你所料，那咱们可就搞砸了奥琳达准备的惊喜了。”

“今早我一睁眼就看见一只黑猫，”玛尔蒂塔突然岔开话题，“后来我正要去浴室，又打碎了一面镜子。”

“这说明什么？”总统不合时宜地笑了。

“没什么，只不过是七年厄运罢了，”玛尔蒂塔说道，“我知道你不相信这些事，你觉得这很蠢。”

“当然很蠢，”卡斯蒂略·阿马斯答道，“你不必太过担心。”

“我也不相信。但尽管不信，我还是有些害怕，”玛尔塔承认道，“你今晚过来吗？”

“我想过去，但是不行，去不了，”卡洛斯说道，“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忙到很晚。然后我还得在总统府和企业家代表开个会，我得鼓励他们在咱们国家投资。我明天去看你吧。这边的麻烦事可真不少，我回头再给你讲。”

挂上电话，玛尔塔浑身发抖，像得了疟疾，眼里满是泪水。“你得冷静下来，”她命令自己，“不想被杀就得保持冷静。”

她给玛格丽塔打电话，但她不在家。还是说，她故意不接？她又打了几次，每次用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玛格丽塔邀请她一道参加国防部长家举办的酒会，胡安·弗朗西斯科本人却对总统否认要举办酒会，这怎么可能？这些事和迈克的来访以及他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指示之间有什么联系？“把必需品装进行李箱”，但不告诉卡洛斯，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吗？那个长着一张逃犯脸、名叫卡洛斯·加塞尔·卡斯特罗的古巴人是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的手下，也是阿贝斯·加西亚的司机，他会来接她吗？他会把她带到哪里去？是时候了，她得立刻往总统府打电话，她要把一切都告诉卡洛斯，她必须这么做。但她刚拿起电话又犹豫了，最后还是没那么做。迈克说过，“尤其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为什么那个实际上不叫迈克的美国人敢在她面前如此放肆？为什么他要给她钱？和那人做交易，给他讲八卦消息，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西姆拉走进房间问她是否要准备晚餐时，她依旧处在那种焦虑的状态中。她看了看表：晚上八点。她说准备吧。但是晚饭做好之后，她却一口都没吃。她刷了牙，穿上睡衣上了床。她感觉浑身酸痛，虚脱无力，好像暴走了数小时。西姆拉再次进入房间，睁着惊恐的眼睛要告诉她美国人又打来电话时，她已经睡着了。他让西姆拉把她叫醒，说有十万火急的事。接下来她和迈克之间进行的那场简短对话，她一辈子也忘不掉。

“怎么了，怎么回事，迈克？”

“加塞尔去接你了，三四分钟后到你家。警卫被支开了。”

他语气平稳，但是玛尔蒂塔听得出，他是尽了很大的努力才没表露出自己的极度紧张。

“他要把我带到哪里去？我不信任那个大丑怪。”

“玛尔塔，你的死活现在掌握在他的手里。”

“我要给卡洛斯打电话，把一切都告诉他。”她说道。

“有人刺杀了总统，没人知道总统现在是死是伤，”迈克干巴巴地说道，“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将以共犯的名义逮捕你，玛尔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很可能不止逮捕你，他们会杀了你。是生是死，你自己决定。从下午开始，你家门前的警卫就被撤走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赶快出门上加塞尔的车，玛尔塔。”

他挂断电话。这次她连一秒钟都没迟疑——换好衣服，拎起手提箱，西姆拉画着十字跟在她后面。她穿过客厅，很惊讶地发现没日没夜守卫在那里的警卫都不见了。她略微打开门，当然了，正如迈克所言，门前的卫兵也都消失了。房子里空空如也。为什么要撤掉她的警卫？门前果真停着一辆黑色轿车，一扇车门敞开着，她看到加塞尔那张丑脸探出来，看上去也非常紧张。他下了车，连“晚上好”都没说，拎起她的手提箱迅速塞进后备厢。他打开后座车门，让她上车。

“快点儿，太太，快点儿。”她听到他说道。

车子发动了，玛尔塔这才想起自己忘了和西姆拉告别。车子从没有亮路灯的市中心街道疾驰而过，街上一片宁静。

此后的岁月中，玛尔塔将无数次回想起那辆轿车，街上的路灯熄灭了，车子全速穿过圣弗朗西斯科区昏暗的街道，那是危地马拉城最古老的区域。那时她还不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座城市了，更不会再次踏上这片以这种突然的方式被她舍弃的土地。她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她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也许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又或是最后一次真正体验到什么是恐惧。那是一种极致的、刺骨的、冷汗浸透每一寸肌肤的恐惧。她的心跳声响得像一面大鼓，而且随时可能从她的嘴里蹦出来。卡洛斯真的被刺杀了？有什么可怀疑的？危地马拉的历史难道不是充斥了政治家和总统的遇刺事件吗？有多少国家元首是遇刺身亡的？难道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下令逮捕她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吗？说她是共犯！她！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啊！这肯定是奥蒂莉亚的阴谋，她和国家安全部的那位负责人才是共犯，人们早就传言“巨汉”有把柄在卡洛斯老婆手里。难道是迈克故意使她害怕，好把她带走？她从来不是虔诚的信徒，此时却诚心祈求上帝来拯救她这个无依无靠的姑娘：她在这个世界上又变成孤零零一个人了。她在逃亡，却不知道自己要逃到哪里去。如果这才是真正的陷阱，如果现在驾驶汽车全速前行的家伙才是受命来杀她的人，又该怎么办？这是有可能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他会把她带去荒郊野外，冲她开上四枪，然后把尸体丢在那里，任由野狗、秃鹫和老鼠啃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她惊恐地问道。

“有巡逻队，”加塞尔说道，“你别乱动，也别说话，夫人。交给我来应付。”

一队军人拦在路中央，都是些全副武装的士兵。她看到一名拿着手电筒的军官朝车子走来；她发现军官的另一只手里握着手枪。加塞尔摇下了车窗玻璃，给他看了几张纸。军官打着手电筒看了看，然后往后座车门走来，手电筒的光笔直地照在了她的脸上。军官看了看她，什么也没说，把那几张纸又还给了加塞尔，冲手下的士兵下达了放行令。士兵们撤走路障，让车子通行。

“还好，还好，”“危地马拉小姐”嘟囔道，“你给他看的那几张纸是什么？”

“国家安全部开具的文件，”加塞尔用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古巴口音说道，“在城里肯定没什么问题，因为特里尼达·奥利瓦上校在这里说了算。最危险的是在边境线上，您还是向上帝祈求咱们能顺利通过吧。”

“边境线？”她说道，“能告诉我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吗？”

“去圣萨尔瓦多，”加塞尔简单地回答道，然后重复了刚才的话，“您还是向上帝祈求咱们能顺利通过吧，如果您信上帝。”

去圣萨尔瓦多？她从没办过护照，因为她从没离开过危地马拉。她要怎么进入圣萨尔瓦多？在那儿要做些什么？她身上仅有的钱是迈克给她的那些小信封里的美钞。她把它们塞进了手提箱，但很少，只够她花销很短的时间。她连身份证件都没有，要怎么在圣萨尔瓦多过活？为什么那个不以真名示人的美国人要保护她？一切都是谜，都意味着危险和迷茫。

“过了边境线，您可以睡一小会儿，夫人，”加塞尔说道，“希望阿贝斯·加西亚已经穿过边境线了，还是祈祷咱们能顺利通过吧，尽管我也不是很信那套神啊鬼啊的东西。”

“我怕得要死，根本没办法祈祷。”玛尔塔心想。不过她大概很快睡着了。她做了个噩梦，梦见自己快死了，到处是深渊、野兽和陷阱，避无可避，只能任由自己没入那片黑暗的空洞。她的脑子里不停地盘旋着同一个问题：加塞尔的话是什么意思？阿贝斯·加西亚不是两天前就启程去墨西哥了吗？但如果是真的，加塞尔又为什么自言自语地说不知道他此时有没有穿过边境线到达圣萨尔瓦多？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加塞尔说道，“请保持安静。”

她被这句话吵醒了。她看到许多灯光。他们排在一长列卡车和客车的后面，一队穿制服的军人和警察拦在前方。加塞尔停下车，手里拿着一叠纸下了车。他走远了，一句话也没和她多说。他走到车队尽头的一间小木屋那里，卡车和客车的司机也都在那里等着。她觉得那次等待无比漫长。夜空乌云密布，看不到星星，很快下起了雨。雨点敲打车子的声音让她感到越发不安。加塞尔终于出现了，一名穿塑料雨衣的官员陪在他身边，那人手里也拿着手电筒。加塞尔打开后备厢，官员探身检查了一番。他会来盘问她吗？不，官员走了，甚至没往车里看一眼。加塞尔回到车上，发动车子，长舒了一口气。车流缓慢驶过一座桥梁。雨势变大了，此时雨点落在车子上发出的声音就像枪声。过了桥，车子又爬上了一座山丘。

“现在您可以安心地睡了，夫人，”加塞尔毫不掩饰喜悦之情，“危险过去了。”

但玛尔塔再也没合眼。公路崎岖不平，她的身子不停地晃动，来回碰撞后座靠背。后来他们的车子驶入了一座大城市。过去几个小时了？她毫无头绪，没有了时间概念。三个、四个、五个小时？天还没亮。

加塞尔看上去对圣萨尔瓦多非常熟悉，因为他压根就不曾停车向昏暗街道上的寥寥行人问路。熹微的晨光开始从地平线上射出，雨停了。

最后，车子停在了一家酒店门前。加塞尔下车搬行李，还扶着玛尔塔下了车。他们一进入酒店，她就看到了阿贝斯·加西亚，他仍穿着同一身衣服，正坐在入口处的扶手椅上。看上去他也是刚到。看到她，他站起身迎了过来。他抓住她的胳膊，没把她带去正在观察他们的女招待员值班的前台，而是拉着她向走廊走去。他拍了拍加塞尔的胳膊，以示道别。穿过一条昏暗的走廊，他打开了一扇门。玛尔塔看到里面有一张床，还有半敞着门的衣柜，衣架还没挂上衣服。屋子里还有一只没打开的行李箱。没错，阿贝斯·加西亚显然也是刚到。

“我不能住单人间吗？”她问道。

“当然不能，”阿贝斯·加西亚拒绝道，肥胖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对相爱的人而言，一张床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你和我就是这样。”

“我需要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在危地马拉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道，“还有，即将发生什么。”

“你活着，这才是最重要的，”阿贝斯·加西亚换了语气，“即将发生的是：我要让你快活得叫个不停，‘危地马拉小姐’。”

她发现，这不仅是这位多米尼加人第一次对她如此粗鲁，也是他第一次对她以“你”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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