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一九四八年
伊丽莎白诘问地看着他。
“我的女儿不喜欢被取笑，她们俩都不喜欢。”
“我还以为只是安杰莉卡是这样。”卡提娅说。
“多米妮卡也这样，”伊丽莎白说，“所以请别让她们不开心。”
多米妮卡刚满四岁，托马斯觉得奇怪，他的外孙女被说得像个大人。
伊丽莎白带着她的两个不苟言笑的女儿来住了。她的丈夫博尔杰塞去了意大利出差，他的任务似乎过于敏感而不能说。第一顿午饭，托马斯发现安杰莉卡不要往水里加冰，他说他认识的好小女孩大多都要冰块。
“不要冰的小女孩大多不好。”他用英语说。
八岁的安杰莉卡立刻沉下脸，她转头看着母亲，表达她的不快。伊丽莎白让她去厨房，叫人安排她在花园里用餐，位置由她选。
“我过会儿去看你。”
她严肃地看了父亲一眼。
“只是开个玩笑。”托马斯说。
“她不喜欢别人说她是小女孩，”伊丽莎白说，“也不喜欢别人说她不好。”
“她真聪明，”埃丽卡说，“我也不喜欢这样。”
“我相信我从未说过你是小女孩。”托马斯说。
“也没说过你不好。”卡提娅补充说。
后来，托马斯和卡提娅在书房中小声地讨论，伊丽莎白在离开他们的十年中发生了什么。托马斯与两个孙子相处，主要就是打趣开玩笑，取绰号，玩恶作剧，他无法想象为何外孙女们不喜欢这种轻松的往来。她们想必是从无趣的博尔杰塞的家族那里继承了死板和敏感的性格。
次日安杰莉卡来吃饭时，脸色苍白，神色委屈，像是一个尊严被践踏了的公主。托马斯看到埃丽卡挪到她身边。
“你在读什么书呢？”埃丽卡问她。
“在我们家，这事很难，”孩子回答道，“我们和父亲说意大利语，和母亲说德语，我和妹妹彼此说英语，所以我们有一大堆书可选。不过这几天我正在读刘易斯·卡罗尔，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托马斯和卡提娅一起散步时，都认为在他们的孩提时代，这种语气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耻笑的。
“你怎么看，”卡提娅问，“美国小孩就是这样的？还是只有在芝加哥，在伊丽莎白和博尔杰塞家里才这样？”
次日上午在起居室里，埃丽卡在地上铺了一张欧洲地图，指给安杰莉卡看所有她去过的地方，安杰莉卡郑重地提出问题。多米妮卡在角落里玩娃娃，伊丽莎白坐着看书。
“埃丽卡姨妈要带我们去玛丽安德尔湾的码头。”安杰莉卡用德语对他们说道，托马斯觉得这是一种意大利腔的德语。
“你俩都去？”卡提娅问。
“是的，去吃冰激凌和热狗。”
“要注意，冰激凌不要加芥末。”话音刚落，托马斯就意识到这句话似乎在取笑她们的出游，是在说她们不知该怎么吃东西。他退缩了。
“圣莫尼卡的热狗非常棒。”他说。
“我们也听说了。”安杰莉卡说着从地图上抬起头。
午餐时，埃丽卡和两个女孩不在，托马斯惊讶于伊丽莎白对德国的憎恨。
“我跟那个国家毫无瓜葛，”她说，“它干什么，不干什么，我没有兴趣。我不想再踏足那个国家，也不会去想它。”
托马斯寻思，伊丽莎白是否后悔嫁给了博尔杰塞，他想找个问题试探一下。
“你是不是怪德国毁了你的少年时代？”他问。
“我不怪父母，也不怪我的前祖国。我不怪任何人。”
“能怪你父母什么呢？”他问。
“第一，我没有受过合适的教育；第二，那份爱是给我的一种奖励。”
“对什么的奖励？”卡提娅问。
“奖励我是个好小女孩，安静，可爱。”
“你对你的弟弟来说并不可爱。”卡提娅说。
“米夏埃尔一直是个讨厌鬼！”伊丽莎白说。
她笑了起来。
“你结婚后有过很多次外遇？”托马斯问。
他听到卡提娅屏住了呼吸。他也吃惊自己竟敢问出这个问题。
“一两次。”伊丽莎白说着又笑起来。
“你跟赫尔曼·布洛赫谈过恋爱吗？”他问。
“我们亲热过一次，可能两次，我不认为这是谈恋爱。但这发生在我婚前。我认识他时，他是个很风趣的人。”
“大家都知道他为人粗鲁。”托马斯说。
“对我不粗鲁。”她回道。
托马斯想，她已经变得令人生畏，锋芒毕露。他希望她能多住些日子。
他没注意到她手边桌上放了一本斜纹布封面的本子，直到她把本子打开。
“我写了几个要问你们的问题。”她说。
“我知道你有问题。”卡提娅说。
“第一个问题。埃丽卡为什么在这里？”
“她无处可去，”卡提娅说，“无处可去。之前她可以做讲座，但现在没人想听德国和战争的事。”
“她的丈夫呢？”
“奥登？他从来就不是她真正的丈夫。她好几年没见他了。”
“她为何不和布鲁诺·瓦尔特在一起？我以为他妻子死后，她会嫁给他。”
“他有其他计划。”卡提娅说。
“她在这里干什么？”
“她会当她父亲的秘书。此外，在我允许的范围内，她会帮忙主持家务，做各种决定。”
“你为何不鼓励她去寻找自己的生活？”
“你父亲需要她。”
“她打算一直和你们住在一起？”
“看来是的。”卡提娅说。
“莫妮卡在哪？”
“她在纽约，”卡提娅说，“你没收到她的信吗？有时我一天收到一封。”
托马斯诧异地看着她，他之前不知此事。
“她说她的梦想是找到一个没有书的地方，”卡提娅说，“所以眼下她并不很想来看我们。但我觉得这会改变的。总会改变的。”
伊丽莎白的手指在一列问题上划动。
“你为何与他结婚？”她问母亲，并随手朝她父亲一指。
卡提娅毫不犹豫，仿佛早已心有答案。
“在现在、过去、未来的所有种种可能性中，你父亲都是最不荒唐的人。”她说。
“这是唯一的原因吗？”
“哦，还有一个原因，但那都是些敏感私密的事。”
“我只问这一次。”
卡提娅喝了一口咖啡，似乎陷入思考。
“我的父亲很好色。他控制不住自己。他看到一个女人就想要。我和你父亲没有这个问题。”
“你要不要我离开房间，让你可以再说下去？”托马斯笑着问。
“不用，亲爱的，我没有别的要说了。”
“你为何还与阿尔玛·马勒见面？”
“啊，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卡提娅说，“她是个糟糕的人，自从韦费尔死后，她就变本加厉了。她酗酒，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对她没有好评。”
“但你还与她见面？”
“是的。她身上有老维也纳的痕迹。我指的不是有传统文化的维也纳，而是某种当时他们从生活中得到的快乐。我看到了就喜欢，但那已经消失了，不会回来了。也许阿尔玛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克劳斯写信告诉我，你对他很严厉。”
“他不知道该去哪里。”卡提娅说。
“你不想他来这儿吗？”
“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卡提娅说。
“但你们能资助埃丽卡？”
“埃丽卡将会为她父亲工作。你能想象克劳斯这么做吗？”
“所以这个是评价标准？”
“够了！”卡提娅说，“我不知道该拿克劳斯怎么办。我们能到此为止吗？”
“我不想让你生气的。”伊丽莎白说。
“我们能到此为止吗？”她的母亲又说了一遍。
克劳斯回到了太平洋帕利塞德。一开始他是那么憔悴消瘦，郁郁寡欢，连埃丽卡都觉得不该再与他争吵。当托马斯问她，他是否在吸吗啡，她耸耸肩，意思是这还用问吗。托马斯想，克劳斯的私生活中想必发生了什么，让他越发不着边际。可是克劳斯自有办法把内心创伤转为对他的文学声誉的担忧，以及对公众事件的愤怒。他对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产生兴趣。此人是埃丽卡的第一任丈夫，在战时成为戈林最喜欢的演员。格林德根斯被俄国人释放后，很快就大张旗鼓地回到了舞台上。他在战后的第一次登台就收获了满堂彩。当克劳斯去看演出时，剧院座无虚席，都在为格林德根斯叫好。
托马斯屡次听到儿子对别人讲述这一幕，只要对方愿意听。他说，虽然他的德国爱国人士不会公开支持已经倒台的纳粹领袖和他们的口号，但他们为一个纳粹领袖钟爱的演员捧场，充分说明他们不知悔改。
“白天不能做的事，”克劳斯说，“黑暗中能做。”
克劳斯对他可能要回德国生活的想法感到愤慨。
“我一九三三年离开时，不是因为我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现在我不愿意回到那里生活，不是因为我是谁，而是因为他们是谁。”
托马斯想，他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讲稿写手，或是一个文化部部长。
两个月前，不会开车的克劳斯写信给卡提娅，说他想在洛杉矶生活，也许在他父母的房子附近找一栋小屋。他让母亲为他去找房子，问价格。他还说想雇一个年轻的司机，司机得会烧饭，还得有好相貌。他说，他想住上六个月，偶尔与父母一道吃顿饭。
卡提娅怒了。托马斯不知她发怒是因为克劳斯满以为父母会为他付房租的大大咧咧的姿态，还是因为他提到了好相貌的年轻司机，或是因为他只住六个月。卡提娅回信给克劳斯，说他不会在这方面得到帮助，他的提议令人非常愤怒。托马斯想，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坚决地给他写信。
现在克劳斯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能听到他夜间走来走去的声音，也能从他的转变——从倦怠、沉默到在餐桌上滔滔不绝——中看出，他在吸食多种毒品。大多数日子他懒得刮胡子，虽然他母亲告诉他，他的衣柜中有很多衣服，他仍然不常换。
克劳斯已年过四十。他每天都有不同的想法，要么写书，要么给杂志投稿。忽而想写波德莱尔的传记，忽而想用笔名写战前纽约的同性恋生活，忽而要写他自己在战后德国的经历，忽而又是美国火车旅行的长文。他早餐不与他们一起吃，有时候午餐上桌了，他才不得不起床。他避开花园里的日光。
“只要你能一早起来，”卡提娅说，“你就能写一本全世界都会读的书。”
当托马斯看到克劳斯刮了胡子，理好发型，穿着刚熨过的西装、白衬衫和新鞋子，拎着手提箱等汽车送他去联合车站时，他从卡提娅内疚的神色中明白，她给了他回纽约的钱。
这段时间，托马斯身边只有妻子和女儿了。埃丽卡忙着整理他的手稿文书，为每日工作提出建议，为他及时回邮件。卡提娅则待得远远的，她带着沙滩椅和书去花园里某处坐着，或者给园丁当帮手。
由于埃丽卡处理他的邮件，管理他的日记，有时在餐桌上只有他俩说话，卡提娅默然坐着。这两个女人极少公开争吵。但有一天当戈洛在场时，埃丽卡不快地指出沙拉酱没有拌好，蔬菜又煮过头了。
“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在慕尼黑吃可怕食物的日子。”她说。
“什么可怕食物？”卡提娅问。
“啊，浓厚的肉汁盖过了一切，所有的菜都煮过头。油腻！无法下咽！巴伐利亚！”
“你当时为此感恩来着。”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我看这话说得很对。你当时不懂礼数，现在还是不懂，”她母亲说，“我经常想，我们怎会生了你。”
“肯定是一夜激情咯。”埃丽卡说。
“就像你和布鲁诺·瓦尔特那样！”
卡提娅说出此话后脸色发白，她看着戈洛。托马斯看到戈洛示意母亲别再说了。托马斯的唯一想法是赶紧吃完饭，逃进书房去。后来卡提娅没来敲门问他是否要去例行散步，他并不觉得意外。她和戈洛开车出去了。
克劳斯从纽约回来，越发显得疲惫邋遢。托马斯知道卡提娅和埃丽卡打算以后再告诉他克劳斯回来的原因。
刚开始几天，克劳斯待在自己的房间内，一日三餐用托盘送进去。
“我让他别大晚上在房子里晃来晃去，”卡提娅说，“我们都得睡觉。”
“他到底怎么回事？”托马斯问。
“埃丽卡比我清楚。他在纽约参加了一个愚蠢的聚会，警察来搜查，在那之前他刚吸食某种混合毒品。别问我那个叫什么，它让人一会儿兴奋一会儿低落。他现在就在延长版的低落期。”
当克劳斯开始与他们共进晚餐时，他说个不停，情绪激动，有时话都说不完整，而且不想让旁人说话。谈到他在纽约见到了莫妮卡，他越发兴奋起来。
“她被好几家酒店赶了出来，因为她在房间里囤积食品，还不付房租，”他说，“我们在这里过着奢侈的生活，而莫妮卡比我们都惨，她流落街头。得有人帮帮她。我告诉她，她应该和我们保持联系。”
他逐一扫视餐桌上的人，语气从疯狂变得冷静。
不久，有人不断地从圣弗朗西斯科给克劳斯打电话。
“是哈罗德。”卡提娅说。
“是温斯顿·丘吉尔我都不管。”托马斯回道。
哈罗德似乎是克劳斯在纽约的恋人，他来了西海岸，并且刚好在克劳斯来时，他在圣弗朗西斯科丢了工作。他正在来洛杉矶的路上。这些电话是提前到来的警告。
在餐桌上，他们聊哈罗德酗酒，或是哈罗德把第三者——某个声誉很差的年轻人——勾引到洛杉矶市中心的酒店房间，和克劳斯一起玩。后来，哈罗德被捕了，克劳斯得保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