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写了一部主角是同性恋的小说，又写了一个关于四个年轻人的剧本，剧本中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彻底抛弃成规。由于餐后读书是家庭传统，大家让来做客的克劳斯把他的新作分享给家人，包括他的卢拉姑妈。
克劳斯读完剧本后，卢拉姑妈明确表示反对作品中两个女孩的性爱关系。
“这太不健康了，”她说，“我希望这个剧本默默无闻。托马斯和海因里希写的书那么好，但现在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这些孩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可不能让我的女儿们看到这些。”
“战争已经结束了，卢拉。”托马斯说。
“哦，我不喜欢和平。”
卢拉的观点没有得到著名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的认同。他是汉堡室内剧院的明星。他提出要在克劳斯的剧中演一个角色，并说另一个男角应该由克劳斯自己来演，两个年轻女角则由埃丽卡和帕梅拉·韦德金德来演。
格林德根斯让曼家愈加扑朔迷离。就连戈洛也开始津津乐道格林德根斯身兼数爱。一天，对自身性取向毫不隐瞒的克劳斯来信说，他和格林德根斯在谈恋爱。不久，埃丽卡来信说她要与格林德根斯结婚。随即克劳斯来家里对他们吐露，虽然他姐姐和格林德根斯订了婚，她仍然爱着帕梅拉·韦德金德，而他虽与格林德根斯恋爱，与帕梅拉仍有婚约，这让他父母和戈洛大惑不解。
“每个人在结婚前都这样吗？”戈洛问。
“不是，”他母亲回答说，“只有埃丽卡和克劳斯这样。”
克劳斯的剧在德国巡演时，四个演员的复杂关系传遍媒体报刊，那些报道暗示这部剧作是取材于演员的个人生活。
“我们在计划一场盛大的慕尼黑首演，”埃丽卡说，“所有人都得去，我们的成功在此一举。”
“十匹马都不能把我拉去，”托马斯说，“报纸可以把你们的荒唐事当世界热点一样报道，但我只会待在自己书房里。那天晚上我会早早睡觉。”
托马斯和卡提娅知道他们无法阻止埃丽卡及克劳斯谈恋爱、订婚、演戏。大多数时候，他们觉得两个孩子的行为很可爱，但他们渐渐开始讨厌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并想让埃丽卡知道他们的不满。
当埃丽卡带格林德根斯去父母家时，他并不隐瞒他对他们了解多深，他对托马斯和海因里希在战时的嫌隙了如指掌，还提到了曼家的美金来源。格林德根斯是第一个试图进入埃丽卡和克劳斯所打造的黄金圈的外人。托马斯和卡提娅是看着帕梅拉·韦德金德长大的，他们曾与她的父母里基·韦德金德夫妇比邻而居，但他们不知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是何来历。
“我曾经在从慕尼黑到柏林的火车上见过他这样的人，”卡提娅说，“他一直面带笑容，简直不能更讨人喜欢，可是当检票员过来时，发现他没买票。”
卢拉来做客时，满面红光，神情激动，但突然间恼怒起来，又提起了埃丽卡和克劳斯的出格行为。
“我看到一篇对埃丽卡的采访。看来她对权威一点都不尊重。她在采访里那么说的。”
一天下午，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正与托马斯、卡提娅一起悠闲地喝咖啡，卢拉来了。托马斯注意到他的小舅子仔细地打量卢拉，他希望这两位可别碰面。
“活着真有意思，”克劳斯说，“前一年皇帝还在，后一年就一切自由。这就叫历史。”
“话不是这么说的，”卢拉说，“上等人家的人像小丑一样在德国各地上街游行，这令人愤怒。”
“埃丽卡和克劳斯？”克劳斯·普林斯海姆问，“上等人家的？”
“哦，我们家至少德高望重。”卢拉说。
“感谢上帝，我们家不是，”克劳斯说，“看来问题的关键是门不当户不对。”
“我想克劳斯是在开玩笑。”卡提娅说。
卢拉的脸红了。
“你究竟是做什么谋生呢？”她问克劳斯。
“我研究音乐，有时候指挥乐团。我不做什么谋生。”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羞耻已经结束了，”克劳斯说，“你在慕尼黑和柏林晚上出门看看，那里早就没有羞耻了。它和皇帝一起倒台了。从那以后就是一场无耻的盛宴。”
“那就是德国的末日。”卢拉越说越激动。
“难道那不是一桩好事？”克劳斯问。
卢拉说要走了。她似乎一下子显出疲态，几乎萎靡下来。有一会儿，她两眼发直地坐着，像是快要睡着了。托马斯不得不把她搀扶到门口。
他回到房间后，克劳斯问他，有没有人照顾卢拉。
“你什么意思？”托马斯问。
“你的妹妹看着我的样子，像是一个用吗啡提神的女人。”
“别说傻话。”卡提娅说。
不久埃丽卡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托马斯想，姐弟俩彼此肖似，他俩经常同时开口，想说相同的话，对格林德根斯——如果他在场的话——清楚表明，他被排除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他不会理解他们深奥的言下之意，微妙的戏谑玩笑，或是他们对任何道德规范的抗拒。托马斯想，他们说话的语气是在故意排斥任何新来者。令托马斯和卡提娅不解的是，埃丽卡为何非要嫁给此人。
“她最好谁都不嫁。”卡提娅说。
托马斯差点想说，可惜埃丽卡不能嫁给她的亲弟弟克劳斯，否则就能管住克劳斯了。起初他并不相信她真的会与格林德根斯结婚，即便她把这事说成是她要完成的一桩任务，并不很麻烦，好比应观众要求而加演的一场戏。但接着邀请函寄来，日期定了。
他和卡提娅勉为其难地去参加婚礼。当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寻欢作乐，玩愚蠢的把戏，给男人取女人的名字，给女人取男人的名字，开各种粗鄙的玩笑，他不得不摆出更严肃、更正式的样子。卡提娅碰了碰他，他发现克劳斯已经闭上眼睛，若不是一个盛装的姑娘过来邀他跳舞，他很可能就睡着了。这个姑娘后来走到托马斯和卡提娅跟前，告诉他们，帕梅拉·韦德金德因为嫉妒而没来。
“他们会在康斯坦茨湖的一家酒店度蜜月，埃丽卡和帕梅拉最近刚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妙的浪漫周末，”这个姑娘说，“格林德根斯非常嫉妒，他把埃丽卡的一件结婚礼服撕成了碎布。但她毫不在意。她哈哈大笑，因为她不喜欢那条裙子，这就让事情越发糟糕。在蜜月酒店里，帕梅拉扮成男人，说自己是韦德金德先生，我们现在都觉得埃丽卡会在酒店登记簿上写曼先生，如果格林德根斯容许她写的话。他经常很无趣。”
埃丽卡开始了新婚生活。克劳斯仍然和家人住在慕尼黑。白天他精神不振，但每天傍晚开始吃饭时，他总是有讲不完的点子和计划。托马斯有几次注意到，他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埃丽卡说话。他说，在剧院里和格林德根斯一起工作，让其他三人都感到压抑。格林德根斯在生活中是个沉闷的人，读过的书屈指可数。他没有好奇心，缺乏闪光点。但一登上舞台，他无所不能。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都期待着演出结束，他们能一起吃饭，但格林德根斯一等灯光熄灭，就光芒不再。餐桌上，他变得很普通。如果他们约会到很晚，他还能变得很无聊。但在舞台上，他身怀魔力。克劳斯说，这事十分怪诞，简直令人感到惊悚。
谈话间，托马斯突然想到，对于克劳斯而言，与其他事带来的兴奋感相比，写作是一个乏味的过程。克劳斯喜欢外出、聚会、结交新朋、旅游。他天生不爱待在一个艰苦而隐秘的地方，像炼金术士那样把一个主题提炼到光线下。他写东西很快。托马斯得出判断，克劳斯虽有天赋，但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不知道儿子年龄增长后将会如何生活，能干什么。
克劳斯早已对他们预言，埃丽卡与格林德根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当克劳斯在柏林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说格林德根斯为一期杂志封面拍了一张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韦德金德的照片。他告诉他们，这张照片上原本有他，可是某个编辑觉得他名气不大，就把他删了。他说，显然他不重要，其他三人都是名演员，就他不是。他又说，或许他们只是想要被著名文学家父亲宠溺的孩子们，而他不是。
克劳斯说，整个傍晚都在听格林德根斯抱怨。那时埃丽卡已经厌倦了他。他让她请她父亲去多家剧院的管理层为他说项。克劳斯告诉他们，格林德根斯已不再满足于当演员，他想自己开剧院。
“等埃丽卡回家，”他说，“她会觉得嫁给这个人是她自己犯蠢。我们得好好安慰她。”
托马斯关注着阿尔道夫·希特勒的新闻，虽然他对此兴趣寥寥。慕尼黑总有怪人和疯子，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重要。希特勒在狱中时，人们谈论着他，猜测他会被释放，然后被驱逐去奥地利。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只赢得百分之三的国民投票。
托马斯将德国的战败视为某种终结。因为他曾津津乐道德国灵魂的特殊性，如今他觉得有义务把这些词句从他的词典和脑海中驱逐出去。他花在小说上的时间越多，就越加确定他应该讽刺和反思自身的传统。
海因里希和米米来吃饭时，托马斯知道海因里希会说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面对人群慷慨激昂演说的照片开始经常出现于报端。
“他的脸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托马斯说。
“他整个人都让人讨厌。”米米应道。
“钱已经不再是钱了，”海因里希说，“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人站出来高声指责，别人就会听他的。”
“可是没人听希特勒的，”托马斯说，“他所谓的政变就是一场灾难。他企图蛊惑人心然而失败了。”
“你怎么看这个人，卡提娅？”米米问。
“我希望这个希特勒能放过我们，”卡提娅说，“巴伐利亚没有他就已经够糟糕了，我无法想象有了他会是什么情况。”
米米向他们透露说，她确切知道卢拉在吸吗啡。
“她仍然跟那群女人在一起，她们仅仅为了吗啡而混在一起。她们彼此掩护，确保供应不断。我有个朋友，她的妹妹就在那群人中。”
卢拉下一次来家里时，坐在那里目光呆滞，不停点头。有一会儿，她喃喃说着什么，接着猛一愣神，似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随即眉飞色舞地聊了起来。
当女儿们在身边时，她让她们和她一样遵守社交礼仪。如果她看到某个女儿的坐姿不那么端正，便会立刻训斥。她对到访和告辞的礼节十分严格，要求其他人跟着她使用传统的问候语和同样次数的吻面礼。
一天，她被邀请去用午餐。她纠正了戈洛随意拿刀叉的方式，仿佛她是一个修道院院长，一丁点细节不到位，她就摇头哀叹，感慨礼仪崩坏。
“你可以把这归咎于战争，”她说，“或是通货膨胀，但我归咎于人们自己。是人们养成了坏习惯。而且有时候父母比孩子更不像话。”
“你是说我父母吗？”戈洛问。
“我正在说新出现的粗鲁行为，这就是一个例子。”
只要埃丽卡和克劳斯可能会来，卢拉就声称不会让女儿去波琴格街，以免她们被玩世不恭的表兄姐带坏。
“埃丽卡毫无女人味，”她说，“她是怎么生活的？她看起来像个男人。”
“她就想要这样。”卡提娅说。
“她给妹妹、表妹，还有一般的年轻姑娘，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海因里希在慕尼黑多个阶层走动，他得到消息，甚至早在勒尔过世前，卢拉就与一个已婚男子有过风流韵事。她被看到在一栋有名的公寓楼前撒泼。起初，托马斯以为这是两个名作家的寡妇妹妹能招来的那种谣言。他认为，人们不对卢拉说些什么，探听些什么，是不会满足的。在慕尼黑文学圈和体面人士会晤的地方，卢拉被人注意，不是因为她的观点，而是因为她显然开始手头拮据了。
海因里希告诉他们，他相信卢拉有个对她不忠的相好。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但他在公众场合露面时身边围着一群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和卢拉。
“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乎，”海因里希说，“但这对卢拉来说是公开羞辱。”
接着海因里希告诉他们，卢拉在街头跟踪这个男子，或是去咖啡馆和餐厅看他是否坐在里面，然后她沮丧地独坐着，说出他的名字，并坚持说要等他。
后来消息传来，卢拉自杀了。当海因里希来家里通知托马斯和卡提娅时，卡提娅和戈洛立刻赶去安慰卢拉的女儿们，但海因里希和托马斯留了下来，他俩躲进托马斯的书房。
海因里希问他记不记得母亲向他们讲述巴西童年故事的那些夜晚。
“在那样一个夜晚，如果有人走进来告诉我们的两个妹妹，她们将如何死去，你能想象这事吗？”托马斯问。
“卡拉走的时候，”海因里希接着说道，“我的一部分也跟着她去了。现在是卢拉。很快我们也都会走。”
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总有记者围在他家门口。第一年，卡提娅还让用人请他们喝茶吃蛋糕，但第二年她关上百叶窗，下令所有人要出门就从后门走。
“去年你没获奖时，我觉察到一种幸灾乐祸。”
到了一九二九年，托马斯和卡提娅开始担心他可能会获奖。由于失业再度波及了两百万余人，希特勒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他在慕尼黑的见面会总有数千人出席，他们不想公开领受巨款，也不想在埃丽卡和克劳斯招来的关注之外更添风波——随着希特勒的影响力增长，兄妹俩和他们的朋友越发对他横眉怒骂。
当埃丽卡、克劳斯或者他哥哥海因里希表达对希特勒的警惕，表明他们讨厌他的追随者时，托马斯并不很信任他们。他感觉，他的哥哥和他的长子长女需要在德国有个敌人来对之咆哮。他早晨读报时，经常发觉自己在浏览希特勒的新闻。希特勒的党派宣布赢得了当地州和地区的选举，以几个百分比的优势险胜。
戈洛却开始收集希特勒和冲锋队的剪报。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纽伦堡集会之后，他买了所有的报纸，一些报道估测集会人数有四万，另一些认为有十万。他把所有剪报放在餐桌上，请父亲来看。
“队伍在壮大，”他说，“而且有纪律了。他们一边组织选举，一边组织半政府的军队。”
“他们没有资助。”托马斯说。
“这不是真的。我每天都能给你看他们的资助是什么。这不是暗中进行的。”
托马斯和卡提娅达成协议，不提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也不让别人提。但在奖项宣布的前夜，他辗转反侧，想着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这个奖，他认为这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陷。他告诉自己，不应该要它，它也许能带来读者，但也会带来麻烦。
早晨，他听到电话铃响，就等着卡提娅或戈洛出现。他们没有出现，他笑着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确信这奖是他的。当卡提娅端着两人的咖啡出现在门口，他以为她是来安慰他的。她关上门，坐下来之后才开口。
“两分钟后，电话铃会响，记者会到门口。我以为我们还能有一段清闲时光，但暂时不会有机会了。”
他原已答应去莱茵兰开朗读会，而今又增加了其他事，包括在慕尼黑的一场名人晚宴和波恩大学的一场典礼。满大厅的人也是战后一直参加他朗读会的那些人，但如今厅里的气氛充满期待，仿佛他能驱走听众周围的恐惧和失败感。
在开场白中，他不谈政治，但他作为一个置身事外、誉满全球的德国人，他的在场就让这些场合成为反对者无形的集会，让德国无瑕的灵魂得到抚慰。
戈洛告诉他，在自由派的报纸上，这一奖项不仅被视为对他作品的辩护，还是对他代表自己国家的思想生命的辩护。一家报纸写道，这些庆祝是对威胁着他的祖国的黑暗势力的反驳。
戈洛给他看《观察家画报》，这是一份被希特勒控制的报纸。此事他早有觉察，但他从报上读到的版本更具煽动性。这一奖项令他进一步成为纳粹的目标。战后他所代表的文化——中产阶级式的、海纳百川、不偏不倚、平和沉稳——正是他们最想毁灭的。他的文风——深思、持重、文雅——正是他们风格的对立面。
他们开启的战争包括文化独裁之战。犹太人或左翼作家写的一首抒情诗，犹如成功的犹太人企业一样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一个名作家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不友好的异域国家或一个犹太银行家。他们不仅想要控制街道和政府大楼、银行和企业，还想重塑德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无法掌控抒情诗和小说，那么德国文化的未来将很可能滑出他们的手掌心，而他们就像注重当下一样注重这种未来。
当他傍晚坐在慕尼黑自家的书房里时，这些结论越发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以前从未想过纳粹会掌权。有段时间他们只是令人厌恶，代表了潜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粗糙。餐厅里的服务员不再那么有礼貌。他喜欢的书店里的店员不再那么恭顺。卡提娅时常抱怨中意的家政服务难找。他觉得邮递也比以前慢了。
但这些只是小麻烦。因为他不太上街，他没怎么想过街上穿制服的暴徒。纳粹在德国未来的政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几乎不值得讨论。他认为，既然他们没有根基，也将会很快退出。他认为未来的争斗将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
若干年前，当戈洛刚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时，他喜欢和戈洛辩论这两者的裂隙将可能弥合。如今他与戈洛的讨论都集中在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区别上，话题关于德国工人党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公众想象的中心，他们没有赢得任何选举，也没有为了获得支持而降低语调。当他试图让戈洛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感兴趣时，戈洛耸耸肩说：
“虽然海因里希、埃丽卡、克劳斯都认为希特勒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威胁，但不意味着这就不是真的。”
“我没说过这不是真的。”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
他发现，埃丽卡和克劳斯从他们敌人的粗俗和恶意中得到能量。他们旅行去了美国，遇到一群好奇的记者想要采访他们。他们的朋友里基·豪尔加滕正住在纽约，他招待了他们，带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埃丽卡在信中说，其中一些乐子连她亲爱的父母都不能说。他俩坐火车穿越美国，然后环球旅行，去了日本、韩国、俄国，合写了一本关于旅途见闻的书，书的结尾是沮丧的回国，他们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鲁士的土地，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他们只得停止嬉笑，严肃起来。
托马斯记得，他们抵达时见到的并不是警察，而是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他们没有回到柏林，而是回到了慕尼黑。刚到家时，他们几乎又变成了孩子。往常他和他们的母亲总是提醒他们在餐桌上要守规矩，但这次他们的环球历险记充满了天真的奇遇，仿佛两个民间故事里的姐弟，逃到世上后，被许多好心的陌生人照顾，幸运地避开了所有灾祸。
很快他们又变回了成年人。当里基·豪尔加滕从美国回来，埃丽卡写了一本童书，他给书画了插画。卡提娅告诉托马斯，克劳斯和他谈上了恋爱。克劳斯现在每年出版一两部小说。埃丽卡因她写的新女性短文而名扬德国。她喜欢被拍到开着车，飞扬着短发，对性和政治这类争议性话题发表意见。她与里基参加了一场为期十天的赛车并赢得冠军，埃丽卡在他们各地的休息处写作。
当时托马斯和卡提娅迈入了平静的知天命之年，而埃丽卡和克劳斯发现生活多姿多彩。他们计划开两部车从德国去波斯，随行的有里基和埃丽卡的朋友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
对托马斯而言，平静的岁月转眼间成了惊诧。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年，纳粹赢得了650万选票，而两年前还仅有80万。但他认为，他们的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的承诺是空洞的，人们迟早会醒悟。只要戈洛不再给他看小报上骇人听闻的文章，他就能安定地写他的书了。
然而几个月后，在他写作、出门做讲座和朗读会期间德国发生的变化成了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他答应去柏林的贝多芬音乐厅做一场题为《呼吁理性》的讲座。这个题目在其他时间也许并不敏感，但此刻是的。他认真地准备讲座，越写越愤怒，也越发肯定这些话必须说出来。
他仍然相信听众是他所定义的三个德国中的第二个。他以为贝多芬音乐厅中会坐满冬夜读书的有思想的人。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谴责抛弃文明社会规则的做法，他把这些规则命名为“自由、平等、教育、积极和发展的信念”。他以为他的听众会鄙视他所称的“怪异蛮横的狂潮和原始的民粹游园会上的吠叫”，他们会认同他说的德国工人党提供了“一种怪诞的政治，充斥着群众反射性的癫狂，游乐园里的钟鸣，高喊的哈利路亚，单一口号念经式地重复，直到所有人都口吐白沫。”他呼吁听众支持社会民主党——德国政坛中最理性、最进步的党派。
大厅里座无虚席，他刚开始演讲时，台下的反馈是积极的。他很高兴埃丽卡、克劳斯和卡提娅都在观众席中。当他说到德国给人的感觉可能会变成“对世界的威胁”，又说纳粹是“泥足巨人<注："与“纸老虎”喻意相近。">”时，观众席中站起一个男子，要求发言。
托马斯从未被打断过。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犹豫片刻后，他指了指这个男子，让他发言。
男子的声音传遍整个大厅，说他是一个骗子，是人民的公敌。观众中响起不满的嗡嗡声。托马斯心想幸好他有讲稿。他决定不去理会。他知道欣赏他作品的观众会对此有情绪，但这会进一步激怒那个打断他的人。
他发现大厅里到处都是反对者，他们一抓住机会就辱骂、吹口哨。显然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来此就是为了不让他做讲座。他们现在开始喊他下台。有几人离开座位，朝讲坛走去，但大多数观众默默坐着。打断他的人是有备而来。他们都是年轻人。他每次在演讲中抬眼望去，大厅里都是他们寻衅的身影。
托马斯继续演讲，这时他收到一张纸条，让他缩短发言，在事态变得更紧张之前结束。他决定不能那么做。不仅因为这种撤退会被广泛报道为可耻的投降，也因为他不知道他和卡提娅还有其他人该如何离开——如果抗议者觉得他们被吓倒了。
他越发强硬地批判纳粹的理念，大厅里的起哄声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糟。起初只是个别人在叫嚣，但后来成群的人唱歌、辱骂。到最后，托马斯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他讲完后，显然已经很难安全离开。他看到卡提娅做手势让他去台侧。他在那里找到了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他妻子，他俩对音乐厅复杂的楼梯和通道很熟悉，小心翼翼地带着他和卡提娅走到隔壁的楼房，瓦尔特的车就停在附近。
托马斯明白，只要纳粹得势，他就再也不能在德国演讲而无惧旧事重演。想听他演讲的人会觉得参加他的活动是不安全的。他同意出版演讲稿，也很高兴它出了三版，但他知道这没什么用。他已经被打上了标记。戈洛想给他看德国工人党报纸上的讲座报道，他拒绝了，他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
他继续写作，但心里清楚，只要他走上慕尼黑街头，就会被注意到。他和卡提娅在河边散步时，他们警惕着周围。他认为反对纳粹是值得的，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他看到，通货膨胀已经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宁，在稳定到来之前，会有很多党派倾轧，理念轮换。但柏林那一夜前所未有地让他醒觉，他崇高的文学声名并不能将他置于安全无虞的地位。他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陈述他的思想。他的德国，他在朗读会上对之发言的那个德国，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
危机四伏之际，埃丽卡和克劳斯越发慷慨激昂。他们的父亲因为柏林的叫骂事件而不愿再出席任何活动，他们却在纳粹紧逼的威胁下变得更勇敢了。
克劳斯写了第二部四个演员的剧，两男两女，但这次的风格更为沉郁阴暗，似乎除了爱情是一场欢愉的游戏外，还要赌上更多东西。四个年轻角色为他们的人生而奋斗。吸毒对他们而言并不能带来宽慰，只能导向毁灭。爱情是占有对方的纠缠，死亡是另一种自由。
克劳斯、埃丽卡和里基·豪尔加滕为他们的波斯之行做最后的准备。托马斯和卡提娅开始欣赏里基，他与夫妇俩说话，就像与他们的长子长女说话一样轻松随和。克劳斯在里基身边也变得稳重起来，不太发表惹父亲生气的极端观点。
然而在那几个月中，他们全都对德国工人党持有极端观点。餐桌上托马斯总是听到猛烈的抨击。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里基批判希特勒的语气感到诧异。
“一切都完了！我们完了！我们所有人。他们会毁灭一切。书、照片，一切。谁都不会安全。”
接着他刻意模仿了一段希特勒冗长激昂的演说。
“你们看到正在发生什么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在预定的启程日前一天，里基、埃丽卡、克劳斯和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去了一家巴伐利亚的新闻影片公司，拍了一部关于他们旅程的电影。为了拍摄效果，克劳斯和埃丽卡坐在车里，其他两人忙着修理想象中的车损。里基说克劳斯应该拍一段他修轮胎的戏，这样拍摄就得停了，他们都哈哈大笑。
按计划，他们与各自家人度过最后一晚后，就会在次日下午三点出发。但中午消息传来，里基枪击自己的心脏自杀了。他去了阿莫斯湖畔的乌廷，他在那里有一套小公寓。他留下一张纸条给当地警局，上面写了卡提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警察联系曼夫人，请她去告诉他父母这一消息。
那天晚上，埃丽卡和克劳斯无言地坐在餐桌旁。之前有段时间，他们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克劳斯曾担心此次旅行会给他和里基脆弱的关系造成压力，但里基通过一种新的做爱方式安抚了他，让他俩都兴奋起来，这是埃丽卡告诉卡提娅的。克劳斯即将与他最爱的两个人踏上旅途。在这之前的数日，他都无法安坐。每次托马斯看到埃丽卡，她面前都放着路线图和一堆导游书、词典。她对着空房间发号施令。她已经为即将发表的文章想好了题目，还策划了一部由四位旅行者合作的书。
他们去了里基身亡的公寓，看到他床上方的墙壁上溅了他的血。埃丽卡看到他的尸体和血，她嚎叫起来。克劳斯带她回家时，她还在嚎叫。
卡提娅去书房找托马斯。
“我不知道里基为什么把我的名字给了警察。我去敲门时就知道我会毁了豪尔加滕夫妇的生活。还有，埃丽卡得停止嚎叫。你得走出书房，让她别嚎了。”
之后数日，托马斯对埃丽卡和克劳斯讲了他的两个妹妹是怎么死的，这两起自杀事件是多么令人震惊和困惑，但他们似乎不能理解。他们无法把里基之死与其他人之死联系起来。即便他讲了种种细节，卡拉和卢拉死时他在哪儿，感受如何，他俩都听不进去。仿佛他们那种明亮、丰富、生动的生活是其他人的生活所无法企及的。里基无法与他们名不见经传的姑姑们相提并论。
“你不明白，”埃丽卡一遍遍对他说，“你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