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们武装起来，”托马斯说，“就会有人对付他们了。”
“没人会对付他们，”克劳斯说，“他们能够在一转眼间夺取这座城市。这就是战争失败的结果。警察完全没用。”
“我们想让战争彻底过去，”卡提娅说，“那个叫恩斯特·贝尔特拉姆的人几天前来过，一脸的嗜杀好斗。我在门口把他赶走了。”
她挑衅地环视餐桌。托马斯原本还在想为何贝尔特拉姆没联系了，自己是否应该给他打个电话或写封信。
他打算餐后向卡提娅提提意见，但她早早地上床了，他只能独自待在书房，在书架上找本能让自己舒坦的书。
战争失败了。他的书写完了，即将在一个改变了的德国出版。半年前还弥漫着爱国主义，甚至民族主义热情，而现今人们只谈伤亡。新闻报道着配给和供应品。皇帝<注："指的是当时的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下台了，但无人知道接替他的是什么。德国如今成了共和国，但托马斯觉得这是个笑话。
这不是读诗之夜。他也不想看他一直在看的哲学书。无论哪个德国人的话都帮不了他。如果贝尔特拉姆来，托马斯会问他，这场战争既然轻易失败，又为何开始。他想知道现在德国还有什么骄傲的资本。
反之，如果来的人是海因里希，他会问如果德国现在和其他地方一样，活在战胜国的控制下，那么用德语写作，在四壁排满德国著作的书房里写作，在傍晚听留声机上的德国音乐，还有什么意义？
他想到了装扮成农民向富人扔苹果的年轻人。这就是必然结果吗？戏仿、徒劳、愚蠢？这就是德国伟大计划的最终意义？
埃丽卡和克劳斯继续关注每日新闻。当战后第一次选举开始时，他们很高兴女性首次有了选举权，认为又有了在餐桌上怠慢长辈的机会。茱莉娅从波林过来时，埃丽卡就说，她听说所有已婚妇女都能和丈夫一样参加选举。
“我的小乖乖，她们也许会说一定去投票，”卡提娅说，“但选举是保密的。只有我的祖母除外，她已经公开说了她会怎么投票。”
“你会怎么投票？”克劳斯问他的祖母。
“我会理智投票。”茱莉娅说。
“那魔术师呢？”
数月以来托马斯头一次大笑。
“我会和你母亲一样投票，她也会理智投票的。”
“结果会怎样呢？”克劳斯问父亲。
托马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卡提娅就说。
“德国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她说。
“但社会主义者怎么办呢？”克劳斯问。
“他们会参与民主。”卡提娅坚定地回答。
“贝尔特拉姆先生是社会主义者吗？”克劳斯问。
“他不是。”卡提娅答道。
“我是社会主义者，”克劳斯说，“埃丽卡也是。”
“那么你俩就去守路障吧，”托马斯说，“那里还有很多位置。”
“他们还太小，不该跟他们讨论路障的事。”茱莉娅说。
“戈洛是无政府主义者。”克劳斯说。
“我不是！”戈洛大喊。
“克劳斯，坐正，”托马斯说，“否则离开餐桌。”
“你知道，我一直不喜欢皇帝，”茱莉娅说，“我相信，我会更喜欢新人类，只要他们不跟我说人人平等。我一辈子学到的经验不多，但我认为许多人有劣根性，包括那些自视甚高的人，我这个观点是不错的。”
“工人阶级将会掌权。”克劳斯说。
“谁告诉你这个的？”茱莉娅问。
“我们的克劳斯舅舅。”
“我确定他听到的消息不对。”茱莉娅说。
“魔术师和你看法一致。”埃丽卡说。
“埃丽卡，别说了！”卡提娅说。
“你支持哪一方呢？”茱莉娅问托马斯，“很难搞清楚。我遇到人问我这个。”
“我支持德国，”托马斯说，“整个德国。”
他抬眼看到卡提娅正在摇头。
他曾计划将《非政治人物的反思》作为某场大辩论的回应。可等到出版，辩论已经改换话题。一些评论不甚赞许，还有少数甚至特意批评此书。另一方面，海因里希的新小说备受称赞。
自从埃丽卡和克劳斯发现他们父母在政治上意见不合，家里的餐桌就硝烟弥漫。埃丽卡开始喜欢给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打电话讨论时事，送货员上门，她就下楼跑到厨房，打听今日慕尼黑街头有何动向。
“在吕贝克，在我小时候，”托马斯说，“一个十三岁女孩和她十二岁的弟弟都是安安静静的，除非别人和他们说话。”
“现在是二十世纪了。”克劳斯说。
“慕尼黑就要革命了。”埃丽卡说。
一天傍晚他正坐在书房里，卡提娅来问他是否记得一个名叫库尔特·艾斯纳的年轻作家。
“他是海因里希的朋友，”托马斯说，“就是那些因为分发印刷很差的煽动性小册子而被捕的人中的一个。”
“在厨房里，”卡提娅说，“他们在说他开始干革命了。”
“他写了什么吗？”
“他掌管了这座城市。”
几天后，用人们不再上门，卡提娅发现连黑市上都买不到任何食品。埃丽卡和克劳斯被禁止使用电话，但他们还是能跟进各种小道消息和猜测。
“这是苏维埃风格。”埃丽卡说。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托马斯问。
“他们枪杀富人。”克劳斯说。
“他们会把富人们从房子里拖出去。”戈洛也说。
“但你们是从哪听来的这些？”
“每个人都知道。”埃丽卡说。
库尔特·艾斯纳被右翼极端主义者枪杀时，托马斯大吃一惊。他觉得海因里希去艾斯纳的葬礼上致辞，是置身险境。
卡提娅发现他们的司机卡尔掌握的消息通常是最准的。一天早晨，她来到托马斯书房，拿着一张写着两个名字的纸。
“现在掌权的是这两人，”她说，“他们处置一切，但不管供给，因为我买不到面粉，牛奶也没得卖。以前卖给我牛奶的妇人都被警告了。”
“把名字给我看看。”托马斯说。
他看到她记下的名字是恩斯特·托勒和埃里克·米萨姆，不禁笑了起来。
“他们是诗人，”他说，“坐咖啡馆的。”
“他们在中央议会，”她说，“你想要什么，就去找他们。”
这天晚些时候，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了。
“我绕路来的，”他说，“诗人们正在封锁街道，他们太可怕了。”
“你应该待在家里。”卡提娅说。
“家里没法待了。父亲受到了威胁。他们说他最终得交出房子和油画，但现在他们要他瑞士银行的账号。”
“我希望他拒绝了。”托马斯说。
“他惊呆了。我母亲认出了其中一个男孩，把他痛骂了一顿。她说，他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对他说，如果他不走，一定会有好瞧的。”
“他怎么做？”卡提娅问。
“他拿枪指着她，说不想继续听她废话。这时候我溜出来了。我装得像个用人。我以为我们会像罗曼诺夫家族一样被枪杀，我们的案子会轰动一时的。”
自从听说慕尼黑要革命，托马斯就闭门不出。但当他发现卡提娅的父母能随意地穿过城市走到他家门口，他寻思这场革命是不是真的。他发觉，经过这次变乱，岳父更喜欢他自己的声音了。
“他们宣传人人平等，这意味着他们讨厌所有和他们不一样的人，”阿尔弗雷德说，“他们想要我们所有人生活在一间屋子里，侍候我们的用人。哦，我们不想这样，我们的用人也不想。”
“哦，是他们大多数人不想。”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插话说。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放低声音。”卡提娅说。
“快了，”她的父亲又说，“但在我闭嘴之前，我能提醒你们注意那个勇敢的巴伐利亚非法新政府的所谓的财政部长吗？他宣布说他不相信钱。他要废除所有的钱。还有掌管外交部的利普博士，是个公认的疯子。当我们想到这些人正在管理慕尼黑时，我们应该浑身发抖。让我愤怒的是这群害虫还没有被抓起来关进去。感谢上帝还有瑞士，这就是我要说的。现在就带我去那儿！”
“也许我们应该保留我们的愤怒。”卡提娅说。
“是啊，”托马斯说，“我们也许过不了多久就用得上了。”
埃丽卡走进房间，她的外祖父母站起来想抱她，可她朝后一退。
“我听说外面宵禁了，如果你们现在不走，就会被捕。”
普林斯海姆夫妇似乎对她的严肃劲大感诧异。她看着他们，仿佛他们的命运掌控在她手中。托马斯发现，就连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也不得不沉默了。
托马斯过了好一阵子才接受这一事实，慕尼黑已有了一个正在运行的新政府，其成员是诗人、空想家以及海因里希的朋友们。令他安慰的是，德国其他城市里类似规模的叛乱都没有成功，这意味着军队也许会为了重振声威而镇压叛乱。
有时他坚信，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巴伐利亚是天主教的，也是保守的。它不会默默接受一群无神论顽固分子主持大局。而且他也相信，德国虽然战败，但假如有谁趁着战后余殃，在这段奇怪的、令人震惊的间隙中夺取权力，它并没有输掉发动精准、策略性攻击的能力。然而，也有这样一种可能，他们因战败而一蹶不振。
他希望在这些诗人和他们的朋友意识到他们即将面临处决或长期监禁之前，国家会采取行动。由于这帮革命领导人仍被他岳父这等人视为荒唐，托马斯觉得如果他们感到迫切需要被严肃对待，那这种嘲讽很可能会让他们变得非常危险。
最后国家军队准备发动进攻，叛乱者扣押了中上层阶级显贵家庭当人质。托马斯已经卖掉了巴特特尔茨的消夏别墅，只能继续住在波琴格街，但他不再午后散步，也无法把心神集中在自己身上。
他知道卡提娅已经对埃丽卡和克劳斯说过，不得和用人厮混，也不得给克劳斯舅舅打电话，或散布任何谣言。学校停课，他们在母亲的严密监管下学习。
但不知怎么，他们得知有些和他们父亲一样的人被捕了，有些和他们房子一样的房子被抢劫了。他俩不敢公然反抗，虽然卡提娅没想过要威胁戈洛，但戈洛在家里跑来跑去，嚷嚷“我们都要被枪杀了”。
托马斯想，领导层中一定有人知道他与他哥哥的嫌隙。幸运的是，当武装者在城市里搜捕那些言行上支持统治阶级的人时，其中几乎无人读过他的书。
最后军队准备进城结束革命。汉斯捎来的传闻说，暴徒已经草草地枪杀了几个人质。曼家和用人们都远离窗口。托马斯尽可能地待在书房里。如果这场革命再进行下去，他岳父的预言就要成真，一家人就不得不带上能带的一切，逃往瑞士边境。走运的话能逃走。
他差点气得敲桌。他突然想到，如果德国变成反叛、革命、混乱的中心，他压根就不关心德国。他意识到，他更关心自己和自己的财产。这场变乱把他降格为中产阶级，而在那之前他只是表面上过着中产的生活而已。
邻居都不来拜访，他也不去附近的人家。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德国就像一个吸引了过多热度的小说人物，需要被处理掉。他想象着被武装好的、近视眼的、患有肺结核的诗人们拖出房子，这些人因为对美的兴趣而越发坚决、野蛮。他相信在那些日子里，监狱里关满了人，热情似火的年轻人会来处置这些囚犯。不久后他们会把一些囚犯拖出去枪决。他清晨醒来，听到外面在念即将被处决者的名字，联想到自己被关押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冷战。
在迫近的危亡感下，过去几年中他所有的想法都失去了意义。他曾期待一个充满想象力和社会稳定的战争结局，但如今因为过于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命运而无法安眠。
叛乱久久没有结束，枪声让所有人担惊受怕，唯独除了戈洛，他听到声音就欣喜地鼓掌。汉斯对卡提娅说，托马斯应该在阁楼里找个地方躲起来，因为革命者快要失败了，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但托马斯仍然待在书房，餐食送进房间，并且他让卡提娅尽可能和他待在一起。
在慕尼黑革命的余波中，托马斯唯一的安慰就是婴儿伊丽莎白，她已经在学爬行了。每天早晨用完早餐，他就抱着她进书房。他跟着她打量房间，她的目光平静而聪慧。当伊丽莎白确定书籍和沉重的家具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她就朝关闭的房门爬去。直到此时她才表示自己知道父亲在房间里。她转过头，示意他应该开门，让她出去找哥哥姐姐们玩。
革命被镇压后，有个面容苍白的年轻诗人来找托马斯，说是海因里希派他来的。一个用人把托马斯叫出来，托马斯没有请客人进客厅或书房。
“海因里希自己不能来吗？”他问。
年轻人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
“我们需要帮助。我是恩斯特·托勒的朋友，他很仰慕您和您的作品。他可能会被处决。我被派来请您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求为他减刑。”
“谁派你来的？”
“您的兄长告诉我，我应该来找您。恩斯特·托勒也问您会不会签名。”
托马斯转身看到卡提娅下了楼。
“这位年轻人是海因里希的朋友。”托马斯说。
“那么我们应该请他进来。”卡提娅说。
年轻人拒绝坐下。
“因为您的身份，”他说，“您是有影响力的。”
“我并不支持革命。”
那人笑了笑。
“我想我们都清楚这点。”
语气近乎嘲讽，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托马斯觉得来访者本来差点要走，但又收回了决定。
“您本来在抓捕名单上，”他说，“读名单时，我就在那房间里。是两位领导人坚持要删去您的名字。一位是埃里克·米萨姆，另一位是恩斯特·托勒。托勒大力赞扬您的美德。”
托马斯听到“美德”差点笑了，很想问问是何美德。
“他真好心。”
“他很有勇气。房间里还有其他人不同意。他和他们争执起来。我可以向您保证这点。我也可以向您保证，还提到了您兄长的名字。”
“怎么提到的？”
“提到后您就得救了。”
在他答应写信后，他意外地发现年轻人对协议书知之甚详，知道应该如何措辞，抬头该写谁。他说应该再抄一份留底，又说这份请愿书现在还不能公布。如果恩斯特·托勒需要其他帮助，他还会再来。
一天下午，托马斯准备出门散步，却在房子和花园里都找不到卡提娅。最后他听到楼上的喊叫声，循声找到了埃丽卡和克劳斯。
“你们的母亲呢？”
“她去见米米了。”克劳斯说。
“哪个米米？”
“只有一个米米，”埃丽卡说，“是我接的电话。母亲一放下话筒，就拿起帽子、大衣，出门去见米米了。”
她把“米米”说得好像这名字是编出来逗她开心的。
卡提娅回来后，推开托马斯书房的门。她还戴着帽子穿着大衣。
“现在，我要你写一张便条，”她说，“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写，你也可以自己写。你要把便条和花束一起送给你住院的哥哥。他已经脱离危险了，但他得了腹膜炎，他们本来以为他可能会死。米米还是六神无主。花束和便条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她递给托马斯一支笔。
“我有笔，”他说，“我会写便条的，但不是道歉信。”
便条和花束送去后，海因里希虽然身体虚弱，还是表达了他收到这些东西的喜悦。
海因里希出院回家后，米米致信卡提娅，说她丈夫很希望他弟弟能去看他。
托马斯去了利奥波德街，带着给米米的花和给海因里希的里尔克诗集。公寓门打开后，米米自我介绍。
“我是你的仰慕者，”她说，“我们是时候见面了。”
她的发型是时下流行的款式。她的口音更像法国人而不是捷克人。她的语气略显轻浮，但也随和而优雅。她风姿楚楚地陪他进起居室见他哥哥。
“我带来了一个老朋友。”她说。
公寓的装修风格显得它越发小巧紧凑。地毯是土耳其的。墙纸是红色的。到处挂着画，书橱上也靠着画，许多小桌子和边桌上都摆着小雕像和形状奇特的花瓶。深蓝色的地毯是生丝做的。
在一切图案和色彩中，在一排阿拉伯靠枕中，海因里希穿戴着西装领带和轻薄的白衬衫坐在那里。托马斯觉得他的鞋子是意大利的。他像是一个商人或一个保守的政客。
米米很快端来咖啡。咖啡杯很精致。咖啡壶是现代风格的。米米打量着兄弟俩的样子，心领神会地笑了笑，满意地离开了。起居室和书房之间是用玻璃珠帘隔开的。
卡提娅和托马斯事先约定，即使海因里希引发话题，托马斯也绝不讨论政治。但他发现，海因里希有了一种冷峻而高贵的魅力。他说他早几年就该结婚了，没有什么比家庭生活更好的了。谈笑间他双目放光。
他们谈论着母亲，她的健康状况不妙，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减少。他们不知道她还能活多久。他们换了轻松的口气感叹弟弟维克托毫发无伤地经历了战争，而战前他是一个多么平凡沉闷的书呆子。
“我们都像维克托就好了！”海因里希说，“他没有因为读书多而头脑昏聩。”
他们边聊边喝咖啡时，一个小女孩走进房间。看到陌生人，她露出羞涩不安的神色，默默地走到父亲身边，把脸埋在他腿上。她抬头看时，托马斯玩起了他这些年一直在家里玩的把戏，让大拇指看起来像是突然消失了。她又把脸埋到父亲腿上。
“这是戈斯基。”海因里希说。
她的母亲也来了，她让戈斯基对叔叔道安。她站起来看他时，托马斯发现，女孩的黑眼睛和方下巴里有他父亲家族里的两代人的影子。他的姑姑、祖母、父亲都聚集在这张小脸上。
他朝海因里希转过身。
“我知道。”海因里希说。
“她是一个汉萨<注："以吕贝克为首的商业、政治联盟，有汉堡、科隆、不来梅等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公主，”米米说，“是不是，亲爱的？”
戈斯基摇头。
“您的大拇指是怎么回到手上的？”她问托马斯。
“魔术，”他说，“我是魔术师。”
“您能再做一遍吗？”她问。
他对卡提娅说，他要见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让他当伊丽莎白的教父是个错误，”她说，“如果他问起她，最好说她在外祖父母那里。”
他们在书房里落座后，托马斯就告诉贝尔特拉姆，他和兄长联系上了，又说重叙亲情是脆弱而艰难的，他对此并不抱有幻想。他对贝尔特拉姆肯定地说，他的个人观点并没有改变，但他越来越相信人性的理念，并且想要弄明白这一理念在德国战败后的真实世界中有何意义。
贝尔特拉姆报之以冷冷的沉默，托马斯不由恼怒。
“我们生活在一个战败的德国，”托马斯说，“旧思想将无法维持下去。”
“失败只是表面的，”贝尔特拉姆说，“事实上这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
“是失败了，”托马斯说，“去火车站看看那些寻求庇护的伤者，缺腿的、盲眼的、失去人生意义的。问问他们这是胜利还是失败！”
“你说话口气像你哥哥。”贝尔特拉姆说。
卡提娅前一年又怀孕时，她的母亲建议她堕胎，并开始为此做安排。普林斯海姆家的看法是卡提娅已经耗尽精力了，她要打理一个家，对付麻烦的孩子，还要照顾一个把自己锁在某个德国梦里并写着一部天书的丈夫。
托马斯陪卡提娅去诊所商量堕胎的事。他注意到她询问过程及细节时十分冷静。他们约好时间，离开诊所后，卡提娅低声说：“我要生下这个孩子。”托马斯挽着她的胳膊走向汽车，没有说话。
分娩过程艰难。米夏埃尔出生后，卡提娅被要求卧床数周。托马斯在这段时间照看孩子们，他发现埃丽卡和克劳斯在母亲不在时，穿衣打扮都不同了，还学大人的样子。他发现埃丽卡的乳房开始发育，克劳斯的声音也变低沉了。他问卡提娅是否注意到了这些，她笑着说早几个月就开始了。
一家人和用人们都想尽办法让一岁的伊丽莎白和父亲一起去看母亲和她的新弟弟。但她一眼看到躺在母亲身边的婴儿，就蜷缩起来，要求离开房间。第二次托马斯想抱她进卡提娅的房间，她在楼梯平台上使劲摇头，一脸不容拒绝地指着楼下。
埃丽卡和克劳斯从小就喜欢一起做伴。戈洛学会阅读之后，就会找到莫妮卡，带她到房子的安静角落，读书给她听。但伊丽莎白坚决地无视米夏埃尔。他一哭，她就大惊小怪好像她的一天都被毁了。她找到最爱当首领的戈洛，要他陪着她，保护她避开小弟弟。据托马斯所见，在米夏埃尔人生的第一年中，伊丽莎白只要有可能就绝不会朝他看一眼。卡提娅和她母亲，甚至是埃丽卡，都觉得这是坏性格的征兆，但托马斯觉得不能把伊丽莎白的决心视为一个小孩子的任性。
伊丽莎白学会走路后，每天早晨自行出现在他书房。她一开门，就在唇边竖起手指，表示他和她都需要绝对的安静。她学会说话后，其他人就让她去给他传话。
埃丽卡和克劳斯在战争和革命岁月中长大，除了政治几乎不谈别的。他们抢在父亲之前去拿报纸。他俩都喜欢调侃父母对德国未来的意见分歧。
“民主有什么不好？”一天，克劳斯问。
“没什么不好。”卡提娅说。
“我们不需要外人强加的体系，”托马斯说，“让德国人决定德国人需要什么。”
“那么你是反对民主咯？”埃丽卡问。
“我相信人性。”他回答说。
“我们都相信人性，”克劳斯说，“但我们也相信民主。我相信，埃丽卡相信，我们的朋友都相信，我母亲相信，克劳斯舅舅相信，海因里希伯伯相信。”
“你怎么知道海因里希伯伯相信？”
“每个人都知道。”戈洛插嘴说。
“民主会来的，”托马斯说，“但我希望它会来自于德国对人性的信念。我相信我哥哥也是这么想的。”
卡提娅看着他，点点头。
数月后，他俩散步时，她提醒他曾对民主说过什么。
“你的读者会很想知道你对德意志共和国的看法。”她说。
“他们得等小说出版才能再次听到我说话。我上次和他们的沟通的努力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
“我认为你应该写篇随笔或评论，或者做一场讲座。你不必说你已经改变了想法，只是你对德意志共和国的支持，是你的思想在当代的直接延伸。你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的看法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在当下，而你的看法一直都是动态的。”
“动态？”
“嗯，你可以用这个词。你也可以谈谈德国的人性，以及你对人性的信仰一直是你思想的根基。”
他点点头，心想他也许会照她说的做。他心里笑了笑，意识到卡提娅已经说完了想要说服他的话，不会再聊这个话题。他们转身朝家慢慢走去，想到慕尼黑再次平静下来了，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