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们就换了话题。方好对现在的工作又不满意，她说她不喜欢受雇于人，看别人的脸色。她毕业四年，平均半年就换一次工作，她说，想自己创业，开甜品店，手工烘焙。我觉得这个概念放到小城市可能还行，在北京就显得太普通了。

“概念普通，我不普通呀。”她说，“我认识美食杂志的编辑，认识好几个专业摄影师，宣传也没问题。”都是她在工作中遇到的人，她觉得都是资源，都用得上。

我觉得她过分乐观，她觉得我想太多，什么都想好了再去做，那可来不及。在家里，她有整架的烘焙书，说将来可以拿到店里做一面书墙，一面是书，另一面落地玻璃窗，放很多绿叶植物，多肉也行，不开花，只看叶子，清爽……她琢磨着这些场景，这些在网上或者时尚杂志上得来的灵感，停留在一间小店的表面，好像创业计划就是一个装修计划，核心的商业问题丝毫没触及。除了她能做出不错的饼干和蛋糕之外，没有别的准备了。

关于开店的问题，我们来来回回地讨论，连餐垫的色调都要争论几句，她喜欢浅淡的米色，显得干净柔和，我觉得深蓝更好。好些个晚上，我们徘徊在各种网红店铺的图片里，被形容词构成的滚滚洪流冲得晕头转向，最后她定了调，要“美式乡村”和“清新简约”，混合起来，我有点想象不出来，听起来倒是很有格调。

下一步就是凑钱。我和她都有些积蓄，够付大半年的房租，地点也看好了，不算热闹街区，在一个小区里，门口对着一排银杏树。原本是一家文具店，开不下去了，带着租约转让，方好当机立断，就是这里，一到手就立刻开动。等店铺装修得差不多，到了秋天，银杏叶子黄了，金灿灿地映在窗前，她说：“我一来就看中了这些树，夏天是绿荫，秋天更美，没错吧？”

“没错。”

准备开业之前，她辞了职，鼓动我也辞掉工作，一起干。我冷静下来，想了想，觉得最好不要两个人都扑在一件事上面，万一不成，还有条退路。她劝我不成，也就算了，一个人守着一间安静的小小的蛋糕店，更符合她一开始的想象。我们花了不少钱在装修上，最后超支的部分全靠信用卡，里外都是她喜欢的色调，原木色的墙面和桌椅，墙壁做成假的红砖墙，“像不像在电影里？”她说，“适合当拍照的背景。”她打算找她认识的摄影师来帮忙拍照，问了几个人，都说没时间，最后我们自己借了个单反，拍了几十张，存在电脑里。那些照片到现在还存着。

每天早上，她都要做一批新鲜的面包。凌晨她就起床，收拾一番去上班。我还在梦里，就听见她关门离开的响动。周末我跟她一起去，看着她忙忙碌碌，我能帮上的实在有限，只能在她的指挥下做一些零活，或者打扫卫生。店里一尘不染，大部分时候，一个客人也没有。

到了下午，我去看我哥哥，有时候带上一些面包或者饼干。方好的手艺确实不错，材料也很讲究，当天卖不掉的都要扔掉，每天都扔一大半。后来她渐渐减少了产量，不再执意要把玻璃柜填满。我们俩互相安慰，这是暂时的，人气要慢慢地攒起来。

我哥哥喜欢她做的巧克力曲奇，能一口气吃掉几十块，然后不停地喝水，我告诉他这是我女朋友做的，好吃吧？他咧嘴笑着，不知道听懂了没。冬天快到了，我给他买了一件长棉服，可以当毯子盖在腿上，来暖气之前，房间里总是很冷。他不想看电视了，我就站起来推着他在活动室里转了两圈，停在窗前，窗外灰蒙蒙的，玻璃上印着细小的污点——我在方好的店里总要擦玻璃，两扇落地大窗，擦得明净透亮。

我跟他说，我女朋友自己开店，我也投了钱，估计快赔光了。这些话不能跟方好说，她觉得我太丧气，而我哥哥永远不会说别人错了，他只会听，然后接受一切。我推着他离开窗边，回房间去，搬动他的时候，觉得他又胖了。体重的增长像洪水在蓄积，堤坝有撑不住的时候。近来他总是气喘吁吁。

我继续给他带甜食，吃到就开心，人活得这么简单，实在值得羡慕。有时候我也想，妈妈会怎么做、爸爸会怎么做，但是他们都死了，死人做不了主。我尽力使他舒服快乐，作为弟弟，已经够好的了。临走时，我遇见值班的工作人员，我追过的那个姑娘，跟她聊了几句。她告诉我，我哥哥的体重已经超过一百九十斤。

“现在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他。”她说。

“我一个人就行，关键是如何发力，回头我教教你们。”

“像他这种情况，超重不是好兆头。我只是提醒你，少给他吃甜食。”

我回到家，方好罕见地早归，横躺在沙发上发呆，双手枕在脑后，空调吹出暖洋洋的风。我问她怎么了，她翻身坐起，说：“我不想干了。”

凡是能卖的东西，都尽快折价出手。素净的原木桌椅，四套一共卖了八百块；几十盆多肉植物拿回家，摆满整个客厅，后来一盆盆地接连枯萎，客厅阴暗，照不到阳光；洗碗机被旁边的一家拉面馆要去了，人家只肯出五百；碗碟杯盘一类，统统打包带回家，这些东西够我俩用一辈子，上面还印着店名的英文缩写；还有一台全自动咖啡机，里面残留的咖啡豆散发出油脂腐败的味道，这台机器倒是很好出手；至于别的零碎摆设，有的送人，有的只好丢掉，几只花艺铁桶、八音盒摆件，一些旧杂志和书，几只放在桌子中央装饰的玻璃花瓶，瓶口上系着几圈粗糙的麻绳……几个月前，方好还很得意她的设计，现在，拆起来像战败逃亡，一溃千里，专拣些细软收拾，大件的只能放弃，什么都比不上房租昂贵，越早脱手越好。最后，甜品店关掉了，家里多了满地的花盆、一辈子用不完的带logo的餐具以及一辈子也忘不掉的教训。方好说，下次她一定能成功。

方好找到一份新工作，重新开始朝九晚五。创业失败，就像从一场梦里醒来，醒来才觉得那梦做得离谱。小区里白天没什么客流，晚上，下班回家，谁会跑过来吃甜点呢？她说她受够了一天天地在店里等着，像个望归的怨妇似的，等着有人进门。偶尔进来一位，转一圈，看看价格，大概是嫌贵，又走了。她不想降价，都是心血，凭什么降价处理？宁肯扔掉。归根到底，她开店不是为生活所迫，而是一种执念，被网上的漂亮图文弄得眼花缭乱之后偶然产生的一个念头，被攫住了，以为这一闪念就能实现，好像被什么东西附了体似的。过后想想，庆幸自己明白得早，转眼又后悔自己放弃得太快，实际上当时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方好说，早晚还是要自己干，这次不行，下次再试。她这个人，输了也不放在心上，无非损失一点钱和时间。“我们都还年轻，这不算什么。”她说。我喜欢她的勇气，混合着一些天真的稚气，像个无忧无虑、摔倒了自己爬起来的小孩子。春节放假，我们又去一趟她父母家，除夕夜，吃过晚饭，她爸爸把我叫到书房，谈了很久，也谈得很顺利。第二天，方好问我：“我爸跟你说什么？”

“问我们有什么打算，有没有计划买房子？”

她挎着我的胳膊，马路对面的红灯还有五十秒。我们打算去看个热闹的贺岁片。长沙的冬天特别冷，寒气像蛇一样往所有温暖的缝隙里钻，方好把手伸进我的外衣口袋里，让我握住。节前去看过我哥哥了，一切如常，我告诉他春节我不在北京，让他好好听人家的话。

绿灯亮了，我们跟着人流一起向前走，电影院就在对面的商场里。她说：“你哥哥的事，你提了没？”

“还没。”我说，“你说，他们会介意吗？”

“无所谓。反正我不介意。”

我们走进商场的一楼，先买了两杯热咖啡，然后乘扶梯上楼。电影开场还要等一会儿，我们坐在某一层的休息区里，慢慢地喝着，橱窗里的模特已经换上了春装。她被一条裙子吸引了，去店里试穿。咖啡在杯子里慢慢变凉。我忽然感到一种自由，已经存在很久但我并没意识到的自由，从模糊的轮廓里渐渐浮现：我哥哥早已不重要了。他不能再吸引父母的目光，也不能再占据任何人的生活。即便所有亲戚都对我说，以后你父母不在了，你要继续管啊，我妈妈也没说过这种话，没有从我这里套取任何承诺，尤其是当我很小的时候，大义凛然地说一句“好！”其实再容易不过，就像每个小孩子都说将来要当科学家一样。

她没有这样要求我，我爸爸也没有。他们只会用日复一日的活着告诉我，让我明白日子应该这样过，谁也不能放弃谁。那些早就流逝的时间和人影、发生过的事情，并不能一笔勾销。多年后，在一个平静到近乎幸福的时刻，我想到的是我哥哥。

三

我带着方好去我父母的家，先坐地铁，再搭公交车，晃荡一个多小时之后，她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刘冬，你真的是北京人吗？”

我搂着她的肩，窗外的景色越来越不像方好熟悉的那个北京。马路两边种满杨树，公共汽车就在绿荫中行驶。从我记事起，这些树就是这么粗、这么茂密，好像停止了生长，也许因为那时候小，看什么都觉得高大。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后座上，车把上挂着几袋子东西，有中药、西药、从医院买的护理垫，有时候，也给我买一根冰棍或者几包饼干。

到站了，我们下车，在公交车站找到一辆拉客的电动车，这才是最后一程。途中经过公共汽车总站，偌大的场地里停着各个路线的大巴。从前，进城的公交车只有一条线，要带哥哥去大医院看病，搬着轮椅排队，上车下车，大费周章，现在开通的线路多了，车上就没那么挤。我妈妈去世前不久，曾经计划买辆二手的小汽车，为了带我哥哥上医院方便，她不在了，买车的事就不再提。

这些细节其实早就湮没无迹，但是一回到这里，带着灰尘味道的空气和风、路边的树、灰红陈旧的楼房，好像又返回了那些千篇一律的日子。那家兰州拉面馆还在老地方，招牌换成簇新的蓝字白底，原来一条街的招牌都被统一成这个样式，齐整得近乎呆板。我跟方好说，晚上我带你吃这家的拉面，不知道老板还记得我吗？有些地方已经变了样，平房都被推倒，原地长出一大片新建的楼房，比我们家的老房子高得多、密得多，大城市蔓延的触手也渐渐伸到这里来了。自从那年把我哥哥送进托养所，把家门一锁，我就没再回来过。

当然我也变了，我长得更高，显得更成熟，身边还多了一个年轻好看的姑娘。她轻快地跳下车，让我拉着她的手。小区里外停满了汽车，一个熟人迎面走来，手里拖着一个买菜的小推车。他先认出我来。

他问我在哪里上班，我跟他解释了一下我的工作，又问我结婚没有，眼睛往方好身上看，最后问：“你哥哥还在福利院？”他们总以为是福利院，我跟很多人解释过了，那叫残疾人托养所。福利院不收他这么大的孤儿。

我含糊地应答，然后拉着方好往里走。从前的自行车棚拆掉了，全改成停车场，院里显得很拥挤。我家在靠近大门的第一栋楼，从卧室的窗户可以望见大街，这么久没回来，一走进熟悉的楼道，就觉得也不过是昨天刚刚离开。方好上楼的时候，差点被一户人家门口堆的纸箱绊倒。楼梯显得特别短，几步就跨上一层，我掏出钥匙，这钥匙一直挂在随身的钥匙扣上，跟我自己的住处和办公室的抽屉钥匙拴在一起。

门打开，屋里静悄悄的，一切原封未动，仿佛被凝固在一块透明的琥珀里，我们走进来，是打破了它。我走之前，用几块旧床单把桌椅、沙发、电视机、我妈妈的电脑、冰箱和洗衣机都盖了起来。如今花花绿绿的织物上积满灰尘。

按照说好的计划，我们先动手打扫，把所有的床单都揭下来，拿到阳台抖落灰尘，然后折起来放在一边，打算丢掉，露出来的家具电器，还有那排开裂变色的人造革沙发，统统用抹布擦干净。水龙头流了很久的黄水，终于变得清亮。方好说：“这房子能卖多少钱？”

“不知道。”

如果买家是这附近的人，知根知底，肯定会大砍价。这是死过人的屋子，邻居们都知道。就在方好现在站的位置，马桶旁边，生了锈的花洒和洗手盆中间，我爸爸就倒在那里，死于突发的心脏病。这件事的详情，我一直没有告诉方好。

在卫生间接了一盆清水，端到客厅，四只手都伸进去洗抹布，然后把房子的所有表面和边角都擦抹干净。我爬上窗台去擦玻璃，她也要来，像小时候在班级里做值日似的，一个擦外面，一个擦里面，她叫我小心着别摔下去。我们用掉很多从衣柜顶上拿下来的旧报纸。我爸爸喜欢把看过的报纸都留起来，可以卖废品。

最后一步是拖地，墩布在水桶里浸湿，再拧干。我家铺的还是很久之前流行的地板革，方好都不认得，问我地上铺的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三十年前的装修，当时算很高级，大部分人家还是水泥地呢。我妈妈辞职之前，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地板革的菱形花纹已经模糊不清，陈旧的污渍怎么用力也擦不掉，有些地方磨损得起皮，长年被我哥哥的轮椅轧着。我妈妈死后，我爸爸就不怎么在意家里的卫生问题，他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工夫打扫卫生，“又没有客人”，他说。同时，给我哥哥洗脸、洗澡和换衣服的次数也减少了。

在我妈妈去世之前，我们家是一台平稳运转的机器，她把别人都安排妥当，自己承担了最关键、最繁重的环节，即使被压得喘不过气，还尽力保持着表面的整洁有序，看起来一切还顾得过来，还没失控。在这个到处是熟人的地方，她活在亲友的七嘴八舌里，像一块挺立在急流中的顽石，到最后她也没输，只是死了。

我爸爸和我绝不会承认，我妈妈去世之后，我跟他都松了一口气，是麻木和悲痛过后的轻松。我爸爸用他的方式继续照顾我哥哥。这个家的模样渐渐变了，那种尽力维持的整齐和秩序、一丝不苟的日程、我哥哥的科学食谱、按时进行的按摩、雷打不动的下楼晒太阳，以及铁律一般的睡觉和起床时间，全都变得可有可无。这层由我妈妈的意志构成的坚硬外壳，车祸的一瞬间就破碎了。

破壳而出的是一种崭新的、柔软而随意的日子。我终于不用再背着妈妈偷偷吃雪糕，有想看的节目，电视开到十一点也可以，我爸爸甚至撺掇我尝尝他的白酒，我妈妈死后，他每顿都喝点白酒，在过去是不可能的。天气晴朗的日子，我爸爸带着我哥哥下楼，从上午一直坐到太阳落山，两个人都吃买来的面包点心充饥，我哥哥对甜食的无限欲望，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跟来往的邻居聊聊天，拉人下几盘象棋，我哥哥在旁边愣愣地看着他们，像一个小孩盯着熊熊的篝火，眼中含着赞叹。

“你看得懂吗？”邻居开玩笑，对我哥哥说。

“全懂！”我爸爸说，和下棋的对手一起哈哈大笑，笑够了，又小声地说：“他懂个屁啊。”怕我妈妈会听见似的。

这些情景发生在夕阳下。我爸爸的脸也是浅金色的，眼角的皱纹像无数条溪流，曲折地流进眼眶。我帮着他把轮椅抬上楼。他一个人干这活儿越来越吃力，我哥哥的发育没受影响，青春期过了，他又长了不少。随着身体变得庞大沉重，他小时候那股惹人怜爱的气质也消失了，见到他，惋惜叹气的人越来越少，外人同情的对象变成了我爸爸和我。

“你爸岁数大了，将来还得靠你啊。”有一次，我推着我哥哥在楼下晒太阳，路过的邻居说，“刘冬最懂事了。”

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懂事，因为人懂事之后应该变得更善良、更宽容，而不是像我这样满肚子疑惑不解，而我妈妈和我爸爸一点也没有教我明白的意思，我找不到机会去问：“你们生我就是为了我哥哥，对吧？将来我该怎么办呢？”

他们不肯给我指条明路，我们就这样静默着把日子过下去。直至我进城上大学，我爸爸的生活还跟从前一样，每个周末我都回家，给他帮帮忙。那次我也跟平常一样，下了公交车，走路回家，路上还买了几个豆沙馅饼。夕阳黄澄澄的，我走进楼道，上楼梯，掏钥匙，开门。我哥哥瘫坐在轮椅上，正对着房门，眼睛盯着我。或者说他一直盯着这扇门。

屋里像有什么东西腐坏了，肯定是坏了。我先走向厨房，我哥哥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水池里有一堆泡着没洗的碗，灶台边摆着两盘剩菜，上面长出森森的白毛。那气味并不是这些东西散出来的。

我觉出不对劲，走出厨房。家里就这么大地方，厨房和卫生间相邻，一眼就看到一双蜷曲的腿。当时是夏天，他光着上半身，脸朝下趴在地上，双臂贴在身体两侧，手心朝上，背上一丛丛青黑的纹路。

我报了警，叫了救护车，其实用不到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也来了，背着手站在门外，警察不让他们靠近。我给我哥哥喝了点水，吃了豆沙饼，他饿坏了，然后把他推进卧室，关好门。法医检查后，说两天左右，我想起那些菜上的白毛，觉得肯定不止两天，然而争论这个没有意义，我也是猜的。死因是心脏病，可能是早上要刷牙洗脸，或者要打水给我哥哥擦洗，片刻间突然发病。我哥哥坐在客厅，都看在眼里。不该喝那么多白酒。

他不会说话，无法描述我爸爸临终前的情形，这使得我与他之间多了一道隔阂，多了唯一一件他知道而我永远无法知道的事情。我妈妈认为他什么都懂，而我爸爸说他“懂个屁”，也许他们都对。

最后，殡仪馆的人来了，见到这种情形，都不愿意碰，让家属自己搬。我好说歹说，费了不少口舌，只有一个人答应帮忙。我找来一条床单，裹起来抬着一头，他帮忙抬另一头，下楼来到灵车跟前。围观的邻居们看在眼里，没人说话，窃窃私语都是无声的，我只听见自己在喘着粗气。

处理完后事，我向学校请了两周假，找到这家有福利性质的托养所。送他过去的那天，办完手续，我和他说，等我毕了业，安顿下来，就接你回家。好几年过去，这个话可能他也忘了。那天我回到家，第一次一个人在家里过夜。那一夜梦境纷乱，我爸爸和我妈妈的模样不断地在黑暗中浮现，第二天我就把屋里彻底清扫一遍，东西都用布盖好，然后锁门离开，那年我上大三。

我和方好花了半天时间，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打开两瓶自己带来的矿泉水喝着。她拿着水瓶在屋里转来转去，说：“这房子卖了，首付肯定够，我爸妈那边再出一点。”

我决定不告诉她，这房子有点忌讳，能出手就不错了。我们谈论着关于结婚的一些琐碎事情，婚纱、旅行、看好的新房打算怎么收拾，只等这个房子出手，那边就签合同。忽然她想起一件事，问我：“这房子有没有你哥哥一半？”

“应该有。”我说，“遗产我代他保管。”

“其实，钱对他也没有什么用处。”隔了一会儿，方好说，“以后我们对哥哥好点，经常去看看他。”钱对我们是很有用的，上次开店，把工作几年的积蓄都折腾空了。结婚成家，处处需要钱。

中介公司的人按着约定的时间来，房子全权委托给他们出售，他们用专业的眼光四处察看，说了一个估计的数字，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离开的时候把钥匙带走了。他们走后，方好说：“你再看看，还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这次一起拿走。”

我说没有。

“像日记本啊，相册一类的也没有？你小时候的照片呢？我想看看。”

“都没有。”我简短地说。有也不想拿。

她握住我的手，身子靠过来，把头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长发又滑又凉。房间里越来越暗，没有买电，不能开灯，再过一会儿就要黑透了，我和她被笼罩在将及未及的夜晚中，靠着一点马路上的灯光辨认物品的轮廓，街上汽车来往的噪声低低地传来。

她安静地抱着我，我猜不出她在想什么，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有时候，我和她之间存在着一些似懂非懂，一些似是而非。她想安慰我，以为我舍不得自己的老家，就热心地谈起新家，我们未来的生活，阳光、草地、绿萌、欢快奔跑的孩子，而我哥哥远远地，用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我们，就像看着我爸爸死在面前一样。全世界落进他的眼睛，如同落进黑洞，瞬间归于沉寂。他什么也不会说。

那承诺不算承诺，我想，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我没撒谎，当时我真的那么想。我妈妈的意志随火化，随风散了，我有了我自己的生活，不再觉得愧疚，不再介意一个完不成的诺言——它像根风筝线似的牵住我。这一天是星期六，我没有去看我哥哥，晚上带方好去吃了那家开了好多年的兰州拉面，味道不如过去的好，老板早就换人了。

婚后，我们过得不错。新房子地段虽偏，面积很宽敞。搬到新家之后，我去看我哥哥，需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坐地铁也要快两个小时。方好偶尔跟我一起来，大部分时候她不来，我哥哥没什么可看的，我要帮他擦洗身体或者换衣服，她帮不上忙。

我哥哥的体重缓慢而持续地增长，没办法阻挡。他的胃口很好，吃不饱就会不满地大叫，影响别人，托养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会满足他的需求。有几次，我告诉他，你太胖了，少吃点，他只是笑。不过，我哪一次也没有忘记给他带甜食，有些是方好亲手做的。

“哥哥喜欢哪样？”

“巧克力味儿的，还有豆沙馅。”于是她大做巧克力饼干和夹馅面包，还有相当专业的纸盒包装。她打算以后开个微店，不信这份手艺养不活自己。

“怎么样都比上班强。”她说，接着抱怨她的同事和老板，我也觉得她的性格适合做一些单纯的工作，不要跟太多人纠缠。我告诉她，你喜欢做什么都行，生意失败也没关系，我养得起家。她笑着，把淡蓝色的纸盒仔细扣好，装进一只牛皮纸袋，还是原来开店时的物料，这些东西用起来无穷无尽，没完没了的。

我们办婚礼的那天，也是星期六。方好问我，要不要把哥哥也接过来？我想想，算了，在这种场合下，他会抢了新人的风头，成为所有人的注意对象。方好想得很简单，“婚宴很热闹，还有很多好吃的，哥哥来了一定很高兴”。

“算了，算了。”

“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她说，“我父母都不在意，他们觉得你很有担当。”

我不想再说这件事了，只说他身体状况不好，不适合出门折腾。这是真的，近来他常常憋气，喉咙里总是呼噜呼噜地含着痰。照顾他的人开始有怨言，实在太胖了。因为这，他出门晒太阳的机会也变少了，托养所的人力很紧张。

那天，宾客都散了，我和方好换了衣服，带着一大块婚礼蛋糕和一套新衣服去看我哥哥。迈进出租车的时候，她“啊”了一声，原来刚才卸妆的时候，忘记把梳得高高的头发也放下来，磕在车顶上，为这么件小事，我俩笑了半天。在后座上，她把藏在盘发里的发夹一个个摘掉，头发抖开了，披散在肩膀上。今天她非常美，她父母都哭了，我家里这边的长辈亲戚向我夸新娘子漂亮，没人提起我哥哥，默契得像是大家商量过了。只有方好没忘，她说：“蛋糕也带一块给他吧。”

他还是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一集吵闹的家庭情感剧，我问他要不要换个频道，工作人员把他推过来放在这里，打开电视，就去忙别的，忘了帮他拿遥控器。我找到那个用塑料布包着的遥控器，递给他，频道转了一圈，仍旧没什么好看的，又回到那个电视剧。

方好喂他吃蛋糕，我坐在一边。方好告诉他，我们结婚了。她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的，免得他听不明白。他咽下一大口，接着又张嘴吃下一口。方好用湿巾抹去他嘴边的奶油。

“等吃完了一起收拾吧。”我说，“这样太麻烦了。”

“那他多难受，黏糊糊的。”她一边说，一边不厌其烦地又擦一遍。

他笑眯眯地看看我，又看看方好。电视剧的背景音十分嘈杂，几个人要打起来了。他动着嘴巴，发出短促的音：“妈，爸。”

方好以为他在说电视里的剧情，就说：“是啊，一个爸爸，两个妈妈，吵架呢。”

他又说：“妈，爸。”眼睛盯着方好。我本来在一边低头看手机，此刻抬起头来，方好惊讶地看着我。

“你说，他是怎么知道的？太神奇了。”

方好已经怀孕七周，除了我和她父母，这件事没人知道。她的语气像是猎奇般的讶异，好像小孩子随口猜中胎儿的男女，或者盲人用手指抚摸，就认出了一位故人。我哥哥当然不知道，他说的是另一回事，方好误会了，我懂。只有我们家人能懂。她的某个神态和动作，让他想起一些过去的情景，一些冲动的、孩子气的诺言，我妈妈、我爸爸，或许还有小时候的我。过年，十来岁的我被一大群亲戚围着，回答他们的问题：“将来我照顾我哥哥，跟我妈妈一样。”我妈妈当时并不在场。他们有的大笑，有的叹气。他在这里更好，我对所有人都这么说。科学的、合理的照顾，这才是他最需要的，而不是亲人无穷无尽的奉献。

然而有些东西还是永远失掉了。方好喂他吃完蛋糕，我带他回房去，把爸爸的旧衬衫从他身上剥下来，换上新衣服。我们去商场给他挑的，领口洁白规整，通身没有褶皱和污迹。方好特意带来一朵婚礼上装饰拱门的红玫瑰，她真细心，别在他胸前的口袋上，请托养所的工作人员帮我们拍张合影。这张照片后来洗了出来，收在一本厚厚的相册里。我们的家庭相册渐渐满了，无数个欢乐美好的时时刻刻，而我哥哥的照片只有那一张，也是最后的一张。他死于一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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