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健康而且事业有成的阿德里安到四十七岁时，突然感到有必要赋予自我存在一种意义。他家庭和睦，婚姻美满，凭借他机器人般的聪明才智，近十年来在石油公司对外关系研究室的工作也很顺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再也不愿意成为声名狼藉的庞大的社会群体里的一员，那些头脑空空如也的男男女女都没有自己个人的世界观，或者说得严重些，都没有自己人生的哲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想法像根刺儿似的扎他的心，令他整宿难以入眠，睡着了又做噩梦，大白天里突然疲惫不堪和萎靡不振的情况越来越频繁。

有一天，阿德里安跟妻子聊天时，思想豁然开朗，他们的谈话内容大致如下：

“想象是现实的镜子，因此世界上发生的事件无非都是复制了人们想象到的事件。而想象过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的。”

“迟早总会发生吗？”

“几乎总会发生。”

“几乎总会发生不说明问题。我要知道的是，不管男人和女人想象到的事情，是不是总会发生或者不会发生。”

“我不是对你说了吗，几乎总会发生的。想象和现实之间没有一种绝对精确的关系，得把偶然的差别考虑进去。即使在数学上也有分数、十进位数和无理数。”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

这时候阿德里安不耐烦了，他没有按照妻子的要求深入具体地予以中肯的回答，却把话题转向普遍的通则。

“我认为想象和现实是世界的两种对称的互补现象。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用不着举例，也用不着解释。”

妻子竭力压抑着怒火。

“我可以发表一种观点吗？”

“说吧。”

“我说，人有时候会越思考思想就越乱。”

阿德里安难以忍受妻子的嘲笑，但是他需要跟人交谈，以加深和弄清他人的思想。反之，求证则应该是一个个人独自完成的步骤。

有好几个早晨，阿德里安没有到坐落在摩天大楼十三层的石油公司所在的办公室去上班，却沿着新罗马的湖岸来回散步，指望能看到银色的海豚跃出平静湖面，与他在热切的想象中眼睛里多次看到的一样。遗憾的是，海豚却老是固执地躲在水底不上来。

晚上入睡之前，阿德里安全神贯注地想着海豚的形象，以往他听人说过，巫师们给死人招魂时也是这样做的。他肯定海豚迟早有一天会跃出湖面来的。可是，他为什么总盯着海豚不放呢？

阿德里安把他的想象集中在最简单的远景上。他坐在起居室里，闭上眼睛，仿佛看到台伯河沿岸长出一株跟钉子似的干枯的海松。然而过去了好几个星期，又过去了好几个月，台伯河沿岸的所有松树一直是那样绿叶葱葱的。

有一天，他想象市政府的工人们会在一个星期之内，给布满尘埃的坑坑洼洼的人行道铺上柏油，当初他们在他坐落在斯克洛法大街的家门前铺设天然气管道时，就把人行道搞成这样了。为了他的想象能得以实现，他还给市政府的接待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回答他说，他的要求会转给有关部门的。不用说，他压根儿没有见到工人们的影子，那段坑坑洼洼的人行道上仍然尘土飞扬。失望而又不善罢甘休的阿德里安自己寻思着，也许他不该把愿望与想象混为一谈。

通过阅读星期周刊，他对“理智的危机”有了新的认识，阿德里安深信他那些想法是对路的。现在已不是发明系统理论的时代了。思想不能也不该按照严格和合理的格式组织起来，而是应该像一群奶牛一样自由放牧，只有这样，思想才能够具体地体现在对称的和互补的事件中。但他不喜欢用自由放牧的奶牛来作比喻，所以他很快就在记忆中把它抹去了。他还对自己说，得考虑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各种偶然性、短暂性和不确定性，犹如雾霭一般，使其周边模糊不清。然而，到了这个地步，他应当意识到他关于想象的理论正在分解成一连串令人难堪的矛盾。他是不是因此认输了呢？永远不能认输。他自言道，每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本身都包含着矛盾，犹如每一种活的机体都包含着抗体似的，能允许其抵抗病毒侵袭。是抗体还是解毒剂？他查阅了字典，对自己说，用抗体一词是正确的。但他对于自己的思想还是不满意，有时候，他简直完全不同意自己所想过的和正在想的东西。对于思想的思考是一种病，阿德里安下了决心。也许他的妻子说得有道理，有的时候人越思考，思想就越乱。

他不时地把妻子叫来，向她发表对他理论的新的看法。

“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没有不是人想象过或能够想象到的。因此，人想象到的任何事情，迟早都是可以实现的，除非其想象的是荒谬的事情。”

“这就取决于你如何理解荒谬了。”

面对这些诡辩，妻子很纳闷，也很困惑。不过，她也乐意动脑筋思索，而且无论白天黑夜，什么时候都愿意跟丈夫讨论。

“依你看来，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荒谬不荒谬？”

“如果发生了，那就不是荒谬的了。”

“依你看来，是有人事先想象到了？”

“至少奥德修斯想到过，不过，也许另有人早在他之前就想象到了。”

“总而言之，你这是一种假设的理论。”

“但假设要是实现了，就成为事实了。”

“按你这么说，我们就都是先知了。”

“只要等待就是了。对于想象的认证有时候得等到一二百年之后。赫拉克利特的未分化原子的理论等了两千年才有了科学的论证。得有耐心。”

面对丈夫如此的傲慢自大，妻子用双手揪自己的头发，气得咬牙切齿。然后，就缄默不语，甚至一整天都不说话。

我开始对我的理论的可信性做一种冒险的游戏，就像用想象来玩轮盘赌似的。每个月初，我都把最新近的想象简短地记下来，写成三四页纸片。我把纸片放在一个信封里封上，并且让我的妻子画上押，免得怀疑有人私自打开。自然，那都是些大致在短期内可以实现的想象。四月初，我在信封里放入四页纸。我想象到的第一件事是当月在新罗马地区要发生一场致命的事故。果然，四月十六日，罗马报纸上的新闻登载了一则消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因过量服用海洛因死在他的汽车里。我打开信封，把纸条给妻子看，然后重又封上，把其余三张留在里面。她反驳说，我在纸上写的“致命的事故”指的应该是“车祸”。她这样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照样引发了一场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第二张纸条上我预见有一位外国君主来访问意大利。果不其然，英国世袭王储们来访了，他们还不能算是君主，不过他们将来会当君主的。我和妻子又争论了一番，但没有吵出什么结果。我写在信封内的另外两张纸上的想象是在月底取出来的，它们没有荣幸经受讨论。因为没有发生任何政府危机，没有一个部长被立案调查，尽管会发生这两桩政治事件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了。

“这样看来，作为先知者你可是彻底输了，你的理论可全都是站不住脚的。”我妻子说道。

“你说得有理。但是在找到事实的依据之前，所有的理论都会站不住脚的。”

“有人说过，事实多次否认过某种理论，而从来没有见过某种理论否定过事实的。”

“不过，这里缺少的是事实，不是那些使人们对理论产生怀疑的事实。我的错误就是指望在短时期内实现我的预见，仅此而已。”

后来，我列举了德国纽伦堡一位名叫马丁·贝汉姆的制图员的例子，他提前一个世纪绘制出了麦哲伦后来发现的去西南半球的路线。但我无法说出其出处，因为我是从一本书上知道这个信息的，但那本书的书名和作者我都记不得了。

“要是你不告诉我你是从哪里读到这位纽伦堡的绘图员的理论的，叫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可以臆造出来这种理论的。”

我反驳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最终注定会变成地理和历史，变成探险家、传教士和征服者争夺的土地的图像，并不是很重要的。好像哥伦布也是用了一张秘密地图航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