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在说谎时的语气比平时都肯定，显得那么平静而且有说服力，这是在结婚多年之后我才学会辨认出来的。我肯定，她说什么也没有梦见，那是在说谎。不过，我自然是没法知道真相，因为她从来不跟我说实话，我也不想坚持让她说实话。
沉默了片刻后，她补充说道：
“我们有两间卧室，不是一间。”
“幸好不是完全巧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说是幸好？”
“因为我不想被人用匕首刺死。我见到血就害怕极了，我的血和别人的血我都怕见到。”
我妻子好像惊呆了。她往咖啡里放的糖比往常多，喝得十分慢，像是为了赢得时间。然后，她用她那低沉的略带威胁的声音——每次她这样说话都令我害怕——说道：
“你肯定在卡尔普尼亚的梦里恺撒是被人用匕首刺死的吗？”
“你言之有理，苏维托尼乌斯没有谈及用匕首刺杀的情节。用匕首刺杀的情节是我加的。”
我妻子说漏了嘴，承认她记得苏维托尼乌斯写的书，现在她显然很不自在，可是，我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触怒她。否则的话，她可以一个星期都不跟我说话，以往好几次她都是这样的。
“苏维托尼乌斯没有谈到匕首刺杀的情节，”我平静地补充说道，“不过，我觉得匕首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当人们谈论恺撒之死时，头脑里首先联想到的就是匕首，如同人们谈论到另一位恺撒，即恺撒·巴蒂斯蒂时首先想到的是绞刑架一样。”
晚上，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意识到餐桌上的情形奇怪地弄颠倒了，我作为臆想中的牺牲品，生怕臆想中的杀人凶手——就是我的妻子——生气，就竭力为其开脱使她放心。可是，一想到我做的梦和发现我妻子手持匕首这一事实，受害者和杀人凶手的提法乃是对这件事情的一种发挥，它清楚地表明了我处于神经质的状态。我眼前不断地晃动着我妻子擦亮那把旧匕首的样子，从而又接二连三地想象出我被人用匕首从背后刺死的场面：当我走进电梯时，我就觉得我身后有轻微的脚步声，突然感到有人用匕首一下刺中我的后脑勺，使我一下子失去了全部力气，接着又被匕首刺了几下……或者，夜里我回家时，街道上空无一人，我走近大门要把钥匙插入锁眼里，当我正要迈步走进过厅时，感到有人在黑暗中走近了我，并用匕首在背后捅我，我摇晃着身子，接着又挨了几下刺扎，我的衣服渗透了热血……
在这些想象中匕首刺我并不特别疼，而突然密集尖锐的刺扎，使我突然失去了反抗的能力，而且令我骤然处于一种十分惊恐不安的状态，在还未倒地之前，立即处于一种沮丧和屈从的状态。尤其在无法入眠，处于半醒半睡的时候，我常常体验到这种戏剧性的效果。在我入睡之前我胡思乱想了一阵，然后我就酣睡了，连梦也没有。
我在就寝之前，有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的习惯，好像生怕有人进来打搅我的幻想似的。可是，我真的就只怕这一点吗？自从我发现我妻子手里拿着匕首之后，我的思路就分岔到别的方向。比如，我想起与我们家交叉的那条小路就叫“罪恶的小径”，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之所以称它为“罪恶的小径”，大概是因为昔日里这条小路曾是歹徒们埋伏、拦路抢劫的地方。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罗马，朱利奥大街周围可并不那么太平，那是红衣主教们出入的一条十分气派的街道，但也是拉皮条的、妓女和刺客们频繁活动的场所。而且，我想起我妻子的情夫名叫布鲁诺，不是叫布鲁图斯，这倒没什么，不过，我不能排除匕首会落入他的手里，不能排除他就是主谋。什么密谋呢？我自己笑了起来。我对自己说，你又不是尤利乌斯·恺撒，布鲁诺又不是布鲁图斯，总之，我竭力淡然处之，不去想这事儿。
每次我从头又开始这样想象时，眼前就重又出现我妻子在她房间的窗口用一块抹布擦那把旧匕首的样子。一切都是从那个梦和那次令人不安的发现开始的。有时候，为了中断那一连串的想象，我想到过直接问我的妻子，我们在苏黎世买的那把匕首到哪里去了，以看她会作何种反应，并且看她如何回答我。但是我不愿意用我的猜疑惹她生气，所以我就没有问过她。
当然，为了摆脱这场噩梦，我可以最后做出一种断然的决定，但是我马上又竭力驱除了这种想法。我一直在驱除这种想法，而这种想法却重又顽固地产生：一桩精心策划的凶杀案万无一失地悄悄完成了。在设想一桩凶杀案的细枝末节时，我找到了用来代替匕首刺杀的一种办法。我对自己说，那样做并非那么困难，何况大部分凶杀案都是不受惩罚的，而不受惩罚的凶杀案又都是完美无缺的。可是，不行，不能为了摆脱某种想象出来的怀疑而去凶杀，去谋害自己的妻子。这样，我就放弃了设计无懈可击的谋杀案的企图。
几天以前的一个早晨，我像往常那样八点钟起床，我发现我妻子已经出去了，那是很不寻常的事情。她什么也不对我说就在我之前出门，而以前的不多几次她总是从我的房间经过，并告知我说她要先出门，并且与我道别。我独自在家里转悠，心神不安。我像往常一样准时在九点一刻出家门去办公室上班。我只留了一个心眼：我没有按往常地在底层下电梯，而是在二楼下的电梯。我想这样一来，我就可以在靠近电梯门的底层过道里，从背后逮住可能用匕首刺我的刺客了，也许那刺客就是我的妻子。我慢慢地打开电梯的门以免发出声响，然后，我踮着脚尖走完最后一段楼梯，从最后一个台阶我探头张望：没有人。最好是如此。
我意识到，要想给我设下埋伏用匕首刺死我是再容易不过了。晚上，朱利奥大街周围的这些小巷里空无一人，在危险的情况下，没有人能救你，如今在我们这个跟狼一般吃人的时代里，这似乎已成了法则。我妻子过分的平静始终令我不安，而我却决定既与我的命运挑战，也与我的精神状态挑战。我觉得一天里时时刻刻都有人在窥视我，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于是，我就决定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和我所想的一切都写下来，而且把这些记录都藏在我的写字桌抽屉里那本放电费、煤气费和电话费单据的文件夹里。
自从我做了那个梦后已过去一个星期了，现在我照常出门，按照我平时的作息时间干我的工作，但是只要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就免不了要惊跳起来。我害怕，但我不再为要冒的风险而感到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我承认我既喜欢冒风险又喜欢自己那样害怕。我生活在一种持续的紧张状态之中，而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在令人厌烦的日常生活中日渐习惯的人来说，这是一种令人疲惫而又激励人的状态。尽管我不相信宿命论，但我深信，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很多的机遇、偶然性和巧合构成的，它们集聚成了生命的重大转折点。我这里说的是我的生命，而重大的转折点就是指我被人用匕首刺死。
我深知，每种心理的紧张状态就像一种交响乐一样，都有其时间和节奏，也有其结局和了断的时候。很显然，担心被人用匕首从背后刺死的惧怕心理不能总是跟随着我。于是我想到了我将继续留着这本日记，并且继续留意我周围发生的一切，直到三月底，尽管知道古罗马的年历中，三月的第十五天是在月中，但是经过两千年以后，对于所谓命运的巧合之不确定性，也得留下一定的余地。我日复一日地记载着细小的可疑的事情，或者，当我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记的时候，就像今天一样，我就会写：我独自一人在家，外面天很黑，我出去散步。回来之后，我就写：我在朱利奥大街周围的小巷走了半个小时，我很平安地回了家，一切都很好，没有人用匕首捅我。
今天是三月二十三日，离月底只有一个星期了（附带要说明的是，二十三就是当年恺撒身上被匕首所刺的数目）。我决定这星期每天晚上天一黑都出去做一次短距离的散步，回来就把我的怀疑、惧怕和发现的小小的线索，都在日记的新的一页上记载下来，自然，要是没有人向我行刺的话。不然的话，日记也就到此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