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奶奶剪她发黄的脏指甲的时候，我明白我已经被准许参与一种无声的、秘密的交流，这种交流是强者在与弱者共处中常体会到的。这种能力和认知上的落差奶奶曾如此可畏地施加在她孩子的身上，很多时候甚至是她孩子的孩子。这种落差又和我们那些难以启齿、不可告人的缺憾互相助长，大人总会把这种不够格挥舞在下一辈的头顶。记得脏尿布、湿床单，第一次想说话或走路，记得圣诞老人出现，圣诞老人死去，记得千奇百怪的幼稚愿望，害怕时光的逝去，记得孩童时的恐惧让你在噩梦中醒来，以及独自醒来时的尖声喊叫，记得夜里的释放，真实和假想的秘密罪孽：不仅记得，还始终不忘。能力和认知的落差还包括凭身体给予的实在支持，保持健康以维系这种付出，或许，还包括爱。以前想到奶奶，想起的更多是能力，现在却想到了爱。或许，我现在想，是奶奶的强大总是过于显眼了。
这个时候在山下，我想象着我七十岁的父亲，正为启程与我们碰头做着准备。他紧张地梳着自己雪白的头发，往脸上拍着爽身粉，或多或少还是担心奶奶的检视；能力和认知的那些言说不清的绳索依然束缚着他。当然，他是没有办法记得他自己的父亲的。
突然奶奶抓住我的右手，用双手狠狠地按住了它。剪刀哐啷落在地下，从她手掌的力道中，我感觉奶奶生命中那股激烈正迫不及待地压制出来。“哦，卡伦啊，”她说，“你剩下的人生打算怎么办呢？”
我的惊讶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突然，还是因为它在这个场景中显得过于庞大，医生说，“在剩下的人生”里，我该过得越正常越好。他说，我还有“大概几个月”能活，能像正常人一样活着。这让我想起奶奶门外夏天养的鸡，它们注定见不到冬天。
“跟我住吧，卡伦，”她说，“他们来了我就这样跟他们说。给你自己找个好姑娘，把婚结了。你二十六了，这些事情是要想想了。你在这儿一直很开心，土地和养的这些牲畜都没像现在这么好过。靠你我们都能过上舒坦日子的。我遗嘱里把所有东西都留给你了。”
窗外我见到一堆堆未打磨的石头，是奶奶用她粗糙有力的手从田野里捡来的。我还能见到倾倒的篱垣，掉漆缺瓦的外屋，还有，藏着爷爷唯一遗训的牛棚。这就是奶奶遗嘱所言要留给我的“所有东西”了。但从来还没有人给过我他的“所有东西”，而我以前在这与世隔绝的寂寞里，在海鸥的啸声中，也的确是开心的。在我“缺席”的岁月里，我在伯灵顿和东米尔斯那些总感觉暖气开得过高的教室里，给那些过于都市化的高中生上课时，很多次想过要回来。我现在回来了，可我觉得我是那样一条有病的、被污染的鲑鱼，在它曾经的溪流中澄清的水里游上一小会儿。回归的鲑鱼知道它生命的终结已经没有解救之道了。
我感觉头脑里有眩晕如黑色的漩涡搅动起来，只能抓住椅子的座位才能勉强坐住。
“你怎么了？”奶奶问，“你看上去是要晕倒啊。要不要喝点水？”
“不用，”我说，“一会儿就过去了。一会儿就会没事的。”
三条狗像说好了似的，一齐抬头竖起耳朵，从它们的卧姿起身朝门口走去。它们听到了几英里外车子沿着悬崖嘎嘎作响。我和奶奶都听不到任何声音，但我们知道我们能从更灵敏的耳朵上的动静中看见声音的到来。这就好像我们能在不同感觉的交换中看见声音本身。有时你能在电话里看见对方的脸，知晓那个消息是祸是福，虽然你的耳朵里只有寂静，什么声音也没有。
“他们来了。”奶奶说，最后一次拍了拍她的头发。
远处的车队里都是她的家人，他们的远征最合适的名字就该叫“该拿奶奶怎么办？”过去十五年出征，他们总或多或少带着胜利的指望，而且总放在夏天，因为这时能召集到的军力最为强大。夏日里，她的儿女、孙辈、曾孙辈，甚至玄孙辈都会从外面世界的大小道途上汇聚而来，和当地的亲眷会师，一同谋划，商讨战略，以求达成目标。每年，面对着吁求、眼泪、请愿甚至威胁，奶奶始终很坚定，不愿搬出这个她自己的家。我此刻见奶奶正安静地集起她的应对方法，经营她的强硬气势，好比是在检视自己的装备。这让人想起塞西尔·德米尔老电影里的大场面，那些欲登高的进攻者被滚落的巨石或燃烧的火球击退；有时，他们意识到云梯被推开，于是在坠落中尖叫，四肢乱舞。但似乎我们同情的永远不是他们，而是那些被围困的人。
今年的策略和山下的养老院有关，用来代替去年未奏效的战术。去年他们的方针是“和我们一起生活吧”，好些人都这么提出了，虽然态度在热忱与勉强间差别还是很大的。养老院的好处是“有自己的空间”，“能和岁数相仿的人在一起”，“不用再操心吃什么”，以及描述得很模糊的所谓“照料”。类似的“好处”还很多。讲不完。
养老院奶奶去过很多次了，去探望她的朋友。她对那个地方的痛恨，丝毫不输给她去见的那些人。她们用羊皮纸一般的手握住奶奶的手指，低声跟她倾吐，用的是大多数护工已不能听懂的盖尔语。她们向她历数种种暴行，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想象出来的：探望的人走了之后，工作人员会偷纸巾和巧克力；食物里有人下毒；老人会在扶手椅或轮椅上被绑住很长一段时间，屁股下是自己的便溺，直到脑袋倒在自己的肩头还没人管。老太太在养老院中遭受这些真实或假想的痛苦意味着什么？而那些想象出来的惨状，难道因为它们是假的就不那么可怕了吗？
如果我们去想，大概每个人都能预见自己在“阳光坡”、“阳光溪”、“阳光之地”或“普照之谷”这样的地方，无力使用尿壶的场面；听着护士的助手嚼着口香糖，聊着她们的男人（也分真的和想象的）：“他不会吧？”“他真的那样啊？”“你是开玩笑的吧！”也能预见自己的身体会让人举着水管冲洗——他们对身体太过了解了，知道我们能干什么或者干不了什么，他们知道最后的结局会是怎样的。这种情景我知道正向我压下来，讽刺的是，我能同时觉得它很远，又很近。
而我又一次为我的虚伪和怯懦而忧心忡忡。今天我自己当然是愿意来的，但其实一半也算是被派遣来的。他们要我做第一个恳请奶奶的人。“或许卡伦要她去的话，她会去的，”他们说，“要是有谁能说服她的话，也只有卡伦了。”但卡伦一早上只是坐着什么也没干。他没干是因为他不认同今年的策略，就像他去年也没认同一样。在心里某处不为人知的地方，他希望他们今天还是会失败。
车子渐渐出现在栅栏门那里，我觉得自己像个失败的先遣骑手。本来我该为后续作战部队侦察地形的。或者我是一个颠倒的施法者圣约翰，派来是给假冒的先知铺一条歧路。又或者，我是头脑混沌、心中悲苦的犹大，已经离绞索不远了。至少我不用亲她的脸颊。
汽车驶进院子，各式各样的人从里面涌出来。我站在门口，像是一人担纲的欢迎委员会，奶奶跟以往遇到这种场面时一样，在屋里坐着。我的这些亲戚甚至有点像夏日里鲜艳的禽鸟，身着彩格呢的裤子（裤脚有翻边也有不翻的），碎花、大花的上衣，运动衫，有说有笑。他们的这些宽松裤、喇叭裤、牛仔裤、凉鞋和五花八门的“着装风格”都来自于他们生活的不同世界和身处的不同年代。我隐约觉得这群人似乎不像是来自有能力预见自己死亡的血统。
他们进屋的时候，或朝我笑笑，或拍拍我的肩膀，有几个还很期待地要从我的眼神里读出什么讯息来。屋里椅子不够，他们也只得尽可能安排好自己的位置。小孩都坐在地上，双臂环抱着自己的膝盖。他们很快就会要跑出去玩耍，也可能见到了动物，因为太过陌生而受到了些惊吓，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先得安静地坐好，不能没有“礼貌”。
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开始拍照。“三代人来一张，”他们说，“现在你跟玛丽跟孩子一起，第四代嘛。”奶奶很顺从地把她最小的曾孙抱到双腿上，而她的儿子和他的女儿分别站到她两边。他们看着镜头时人都像是结了冰。
高中毕业的那个夏天，我和我最近的堂兄跟着一个叔叔在船上打工，把一桶桶的腌鳕鱼运到西印度群岛，再带回一桶桶深色的非法朗姆酒。回程时，在某个无风的夏夜，我们的船会泊在一个小村庄边上，听不亮灯的当地小渔船压低了的马达声。它们辛勤地往返，把酒桶运到沙滩上，那里有卡车在黑暗中等着它们。
有一回在牙买加，堂兄和我在街上被个男孩拦住，递给我们一张卡片，要我们跟他走。他把我们带到一家妓院，我们从未见过那样的阵仗，心里着实是有些害怕的。等我们终于说服他我们不需要“乐子”时，他把我们带进一间“照相室”，场面也没比之前检束多少。各种肤色和种族的姑娘在镜头前摆出淫冶的姿势，旁边都有一个跟我们差不多大小的男孩惊恐地站着。她们脱了那些年轻人的衣服，把头发甩得都快要缠上他们的下体，且甩罢头发还会用嘴唇拂蹭。一个深色皮肤的小个子男人活力十足，推着一个带轮子的笨重相机从一对模特移到下一对，嘴里大声指导着他们的造型，还问那些年轻人叫什么名字。每张照片的正面都有同样的笔迹写着几乎同样的话：“约翰，你是我唯一的真爱，泽尔达。”“蒂姆，你是我唯一的真爱，坦尼娅。”“乔治，你是我唯一的真爱，葛尔蒂。”
“海岸警卫队，哥儿们！”我们这位新朋友告诉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像是处男、面露惊恐的年轻人是海军军校的学生，在佛罗里达基地的船上服役。他们会把照片放在皮夹里，偷偷地展示给将来的朋友，说一句类似这样的话：“这是我家乡的女朋友。”然后等着对方的惊叹和艳羡。
我现在觉得今天在这里拍的照片也一样虚假造作。一组组家庭成员被孜孜不倦地鼓励要微笑，身处其中的人不容易发现在眼神中闪动的是极度的渴望和恐惧，触及最黑暗的真相。
我瞥到窗外奶奶紫红色的马和灰底深纹的牛，它们正在塞满院子的汽车边打转。有些汽车的名字本身就是动物：“野马”、“斑马”、“小牛”。等一会儿小孩子们就会被派遣来阻止真正的动物毁伤或刮划它们名姓相仿者的金属表面。
下午的时光推移，谈话如潮起潮落。有人从口袋里拿出小酒瓶，倒出朗姆酒喝。我父亲和叔叔婶婶们从挂钩上取下小提琴，自如地演奏着吉格舞曲和里尔舞曲，复杂的曲子他们拉起来却毫不费力。他们所有人握琴弓都握在同一处，手势一样，扭动手腕的方式也如出一辙。这种风格比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都延伸得更远，这样奏出的音乐我们称之为“我们的声音”。有人从手提包或口袋里取出口琴，更年轻的还把吉他拿了进来。也有人在指间打着勺子，或是用勺子敲着大腿。奶奶和她的每个儿子都跳了舞，然后又和家里的其他男子跳。在我的臂弯里，她的转身是如此的轻盈和从容。在养老院里也没有比她更年长的老人。
情绪慢慢高涨，气氛也逐渐热烈起来，那个问题却如同一只小虫，在大家的头脑深处嗡嗡地回旋。没人敢问，但也没有人敢走。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满怀期冀地望向我，挤眉弄眼似乎在等我的指示。奶奶依然在轻松、优雅地舞蹈和摆动；她在等着今天结束。“我只要再坚持一会儿，”她的眼神似乎在说，“我就赢了。我不会输的。”我就能想见她二十六岁时的情境：大着肚子，周围是哭泣的小孩，要把儿童雪橇上丈夫冰冻的尸体拖回家。或许她当时说的也是这几句话。我无法猜度在横亘其间的七十年里，奶奶把这样的话重复了多少次。
我太明白了，那些被提出的她不该留在这儿的理由。这里冷清、隔绝。房子太老，只能靠火炉取暖，照明也就靠昏暗的煤油灯。没有电话。到了冬天，她的食品和杂货只能靠家里人等能够通行之时，开摩托雪橇送上来，而他们也不确定能买到些什么。那些牲畜一则难养，二则费钱，冬天在它们的棚里忙碌很可能就会被绊倒。
我和这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也很清楚她生命的其他侧面。她憎恶各种机构，也鄙视和它们相关的所谓“方便”。她丈夫死后，哈利法克斯当地政府曾表示她肯定无法支撑，提议不如将她的孩子交给别人领养，或送到孤儿院，这样“对大家都好”。他们还补充：这样大家都更“轻松些”。我们到了七十年代早期还有这么多人能挤在这间屋子里，喝着酒听着歌，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奶奶抵制那些提议的结果。七十年了。“我是绝不会让别人把我的孩子带走的，绝不会让孩子像蓟种子上的冠毛一样散落四方，”她经常这样说，“我不是那样没有心肠的人。有些事难点又有什么打紧的。没有人说过人活着是容易的事情。人不过就是得活着。”我今天来至少有几分这样的心思：希望能找到这样的力量去面对生活和死亡。
音乐止歇，日头也往西去了。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开始在父母耳边轻声说他们肚子饿，想走了。紧张的气氛似乎不断在积聚，听得见噼啪作响。我们都等着那一道闪电劈下，好让这种情绪得以排解；我们都盯着那摇摇欲坠的石块，等着它落下。
大家都没想到奶奶突然开口说话：“我希望你们都别为我担心吧。卡伦说了，他要留下来跟我一起住，这么一来什么问题都没了吧。”
先是一段难以置信的沉默，然后如释重负之感喷涌而出，就像浴缸拔出塞子，轮胎拔掉气门，本来控制、包裹得如此严密的东西瞬间被释放了。大家目瞪口呆，看了看彼此，又看了看我。这个解决方案似乎太过完美，以至于无法理解。实在太好，便显得不真实。父母看着我好像既不可思议，又有些宽心的意思。我这次回来得意外，又好像没有回安大略的打算，他们本就有些疑惑。“或许他准备在这里的高中教书，”我听见他们两人自己在讨论，“或许他是累了，想休息一段时间。”我没有告诉他们，也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我知道我快死了，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现在看上去问题已经暂时得到了解决，他们似乎也很高兴，因为终于知道原来这两天我是有规划的。他们在房间两端点头微笑，虽然那份不可思议感还没有完全消除。奶奶也在笑，好比她打出了王牌，正左顾右盼庆祝暂时的胜利。我没有勇气去摧毁她的谎言，她太希望这个谎言是真的了。
几乎没有什么过渡，大家就乱哄哄地开始准备离开。就好像他们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神奇礼物，要是在这个礼物跟前待得太久，他们怕它会突然消失。“先跟您说再见了，”他们说，“过一段再来看您。”“再会。”“保重。”
车门砰砰地关上，引擎发动，轮子碾过地面。栅栏门被推开，父亲是最后一个，又将它推回原位。我和奶奶始终站在门廊里，他朝我俩挥了挥手。父亲是连接我们三代人中间的一环。然后他也上了车，开车走了，母亲坐在他旁边。只剩下我和奶奶。
回到厨房，奶奶忙着准备吃晚饭要用的餐具。她从架子上取下盘子，从抽屉里拿出刀叉。差不多整个下午都在外面的狗也回屋里来了，又瘫在地板上，继续扮演着它们静默守望者的角色。太阳正移向海面。
“没用的，奶奶，”我终于说道，“你的办法行不通的。”
“什么？”她说，还是背对着我，伸手去拿杯子和茶碟。
“就是你前面跟他们说的那些。说我会留在这儿。行不通的。”我迟疑了一下，但看起来我不能再隐瞒了，“行不通是因为我就要死了。”
她转过来，严峻地看着我，她的脸上闪过一丝恐惧，但立马被她抹去。“是，我明白，”她笑道，“我们都要死的，早晚的事。”
“已经不是早晚的事了，”我说，“很近了。就几个月。我见不着下一个春天了。我待在这里对你对我都没什么用。医生说的。”
“别犯傻了，”她说，“你才二十六岁。你人生才刚开了个头呢。”
她看着我，表情里带着对我荒唐想法的纵容和对现实的歪曲。就如同一个宠爱孩子的母亲，在听她想象力丰富的孩子告诉她，楼上的卧室里有一只长颈鹿或一头大象。我很爱你，那个表情在说，虽然你满嘴的胡言乱语。
有那么一瞬间，我希望之前是我在胡言乱语。我希望我的确如她所以为的，是在犯傻。我希望能回到伤痛能被亲吻抚去的岁月，希望她是对的，而我很庆幸地错了。
“不是的，”我说，“我说的是真的。没半句假话。”
“我不懂啊。”她说，现在她的嗓音中开始流露出真的恐惧。我不知道我说话时听上去是否也是如此。
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两头，对视着，中间似乎就隔着我们相差的漫长的岁月。我们试着交谈，但试了几次都不算成功。
突然奶奶探过身来抓住我的手。“卡伦啊，卡伦，”她说，“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俩以后会怎样啊？”
她的动作几乎是早先下午的翻版。看着她的手，我注意到我一直没有把她的指甲剪完。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她抓我的手是如此用劲，好像我能把它从梦里幽暗的水中拉出来。我试着也回应她的力道，因为我不知怎么也幻想着她能救我。突然我们两人都落泪了。我们为对方也为自己哭。我们本想在对方身上找到力量，却在这一场脆弱的泪光中相逢了。狗都竖起了耳朵，轻声呜咽。它们在我和奶奶之间来回，信任地把头枕在我们膝上，望着我们的眼睛。
有时我们于无光的恐惧中，很难分辨梦和真实。我们或于夜阑之时醒来，却因为方才梦里的世界要好上太多，便硬凭自己意念的力量要回到那种忘忧的快慰中。有时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又会掐自己，或用指节去磕铁的床沿。有时，噩梦是没有边界的。
僵直地躺在父母家的床上，白天所有的画面和情绪都相遇、飞旋在我心里和眼前的黑暗中。所有的期望和恐惧，过去的，当下的，都互相碰撞和纠缠。有时我们见到“当下”的尽头，“过去”会隐约显得更为重大，因为我们除此再没有别的东西，除了“过去”，我们觉得再没有什么可以懂得。我感觉我正朝往昔坠落，希望能拥有更多的过去，因为我的未来正变得越来越少。二十六年太短了，是不够的，我要沿着一代一代的先人走得再远些，好从此刻那看来微不足道的留存中获得更多。那些迷信、草药、听得出宿命的喊杀、萦绕心神的小提琴声和如蛛网般的癌症疗法，我想一样样回去了解。所谓“天眼”、通鬼神的视线、狗的直觉、海鸥的呼啸，它们关于生存及其终结说了什么，每一个我也都要知道。我想回到双手能施展法术的祭司那里。我想回到信仰疗法的医师那里，只是我的信仰恐怕不够。回到怎样的过去都可以，只是科学太过冷漠，我不愿死在它那双不由分说的手里。
我看得见那个既苍老又青春的麦克利蒙，他静静地谱写死亡的歌谣，他就要永远离开雾气笼罩的斯凯岛那阴郁的海岸。我听见了音乐，觉得它就像钟声，伴着钟声我看着他沉默地跌进黑暗中。多奇怪，我想，怎么会有人觉得小提琴声像钟声呢？
我起床穿上衣服，没有出声，小心地穿过睡梦中的屋子。外面一片静穆。这个地区没有建设工业，夜深时这种安静很深邃。音乐似乎从海上来，从宁谧的海湾——不对，不该把这音乐误会成其他的声响，它不是鸟声，不是广播，不是转轨的火车或驰过的汽车，也没有人在聚会。它是它自己，让人觉得陌生，于是又古怪地觉着亲切。
几乎是回应耳中的钟声，我听见三条黑白边境牧羊犬的长嚎。叫声浮在无风的暗夜上，从乱岑角沿着寂寞的海岸线飘下来，先是最老的那条狗，接着是老二，然后是最小的老三。我能分清每条狗的呼叫，也听懂了它们悲苦的声音中所传达的讯息。我已经救不了我奶奶了，我知道，就像下午时我救不了她一样。
去乱岑角的路一片漆黑，我的车就随着车灯探索的光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作u形转弯。有些弯是如此的极限，车子会开到光亮的前头去。有时候，车灯直直地打在前方黑暗的绿叶上，而道路会出其不意地朝左朝右急转，所以有一时半刻是完全看不见的。我开得很轻松，就像在梦中接受了某种指引一样。
在“伤心的拐点”，我车前的灯光照到等待着的狗的眼睛。它们趴在路当中三处不同的地方，眼睛在黑暗中的光芒作为顶角构成一个等待中的三角形。它们放射出的红光既是标识又是警告；我觉得有点像港口中的信号浮标，或像机场跑道尽头的端灯。
见到我从车里出来，它们是高兴的。他会知道该怎么办，它们好像在说。多少个世纪以来，这些狗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和指引生命的。废品旧货栈、二手车仓库和打烊的超市不属于它们，它们守护的不是金石，而是与它们自己一样脆弱和无常的生命。静静地跑去保护羊群，不让它们掉落快坍塌的悬崖，或是蜷伏在断腿的羊羔身边，它们一直是主人亲密的帮手，而当遇上大过它们能力的困境时，它们就会等着主人到来。现在它们就很高兴见到我，正朝我走来。
奶奶就躺在路当中，没几步就是那段陡峭的上坡路，小溪淌过路面。我跪在奶奶旁边，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摸上去还有余温，而指甲还是没有剪好，现在是不用再剪了。她身上没有见到伤痕，她的眼睛是睁开的，向上直视着黑暗的夜空。那缠绕的苏格兰蓟花依旧别在她裙子的领口。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局。
我起身攀登了最后那段陡路。立在悬崖边缘，面朝大海。我转过头，向左沿着海岸想看到我的家和乱岑角的其他建筑，但在黑暗中我什么也看不见。在这条黑暗道路的终点没有人了，自从苏格兰移民来到这里，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我转回来面向宽广的海面，我凝神想见到些什么，但依然是徒劳。现在我奶奶望不见爱德华王子岛，以后也不会望见了。我低头看脚下的黑暗，但那里也只是一个黑暗的虚空，虽然我听得见海水温柔地拍在底下很远的巨石上。
奶奶在久远的早晨演奏的音乐在我脑中徐徐回荡。我分辨不清音乐到底是在我体内还是在我身外，但似乎这也无关紧要了。眩晕的黑暗漩涡在体内升起，似乎很想融入我身处的黑暗中。我想扶一下稳定的门柱，或抓住牢固的座椅，但伸手处空无一物。就在这时，和音乐一样，内外的黑暗向着合二为一蔓延，它们涌向对方，交融，不分彼此，差别消弭成一种纯粹。没有间隙，没有声响，这个相逢让万物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