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手们过去唱过的号子他全唱，这都是从旧世界带来的，曾经唱这些号子的人，也和他一样，世世代代都拉着纤绳。然后，他又唱了东海岸那些歌颂诺森伯兰海峡捕海豹船的曲子，以及大浅滩、安蒂科斯蒂岛、塞布尔岛、大曼南岛、波士顿海湾、楠塔基特岛、布洛克岛为延绳钓船所作的歌。慢慢地他又换成盖尔语的饮酒歌，这些歌动辄二三十段，再加上省不掉的副歌，听上去就像永不会完结似的。棚屋里的人有时听着便要发笑，既是因为其中一些粗鄙的歌词，也是因为想到父亲身边的人在鼓掌，还录下来要带回古板的波士顿，其实根本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又晚一些，日落西山，父亲转向挽歌，唱起狂荡不羁又萦绕不散的盖尔语战曲，歌里唱的是他也没见过的人，那些来自苏格兰高地、满身血污的祖先。歌声止遏，三百年摧人心魄的忧患笼着宁谧的港口，舟和人都不做声；男人们倚着门框任烟头灼亮在暮色里，女人们抱着孩子，从窗口望着海的方向。
父亲回到家，跟以往一样，把挣到的钱扔在厨房桌上，但这回母亲碰也不愿碰。第二天白日里父亲去棚屋跟别人一起给排钩上饵，晚上那些游客来，母亲堵在家门口告诉她们父亲不在，虽然他就躺在几英尺外的床上，抽着烟，听着收音机。母亲就那样站在门口，直到她们悻悻然离开。
冬天的时候，她们寄来一张照片，就是唱歌那天拍的。背面写着“赠与我们的欧内斯特·海明威”，“我们”两个字还加了下划线。一同寄来的还有一封信，说她们当天有多尽兴，回去之后那盒磁带又多受欢迎；还解释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是谁。这张照片从某种角度上说，倒是有些像海明威胡子拉碴在古巴留下的影像。父亲在相片里显得异常魁梧，跟他坐的那张白绿相间的沙滩椅相比，他的渔民服实在过于肥大，而他的那双套鞋也似乎覆盖了整个精心修剪的草坪。一把沙滩遮阳伞摆在他晒伤的脸旁边，有些不伦不类。父亲的嘴唇春天刮风会皴裂，到了夏天，烈日被水面反射，他的嘴唇又会被晒伤。照片上，因为父亲已经唱了有一会儿了，可以见到他嘴角和白色的牙齿上，有星星点点的血迹。为了防擦伤戴的铜手链在照片里看起来大得异乎寻常，宽皮带松开了一些，厚衬衣和内衣也全在领口处解开，露出灰白芜杂的胸毛，就快要接上颔颈处尚未完全失控的胡碴。他的蓝眼睛径直对着镜头，他的头发白过他左侧肩头的两抹微云。海就在他身后，那平旷的蔚蓝一路延展，直到某处与那同样蔚蓝的穹窿相逢。这些似乎都离父亲很远，抑或是父亲太突出于前景，让海都显得小了。
每一年，我都会多一个姐姐开始读父亲的书，开始在餐厅打工。有些颇不凉爽的夏夜，她们很晚回来，在台阶上母亲总会问很多冗长、尴尬的问题，每个姐姐都很厌恶，避之不及。上楼梯之前，她们总要先去一下父亲房里，于是我们这些在楼上候着的人就会听到，为了空出那把椅子，衣服被扔到地上的声音，或者听到吱呀一声，表示姐姐坐在了床沿。有时他们会聊很长时间，窸窣的说话声和收音机里的音乐聚成一团神秘的雾翳，轻柔地拾级而上。
我的叙述大概又会让人觉得，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而我的姐姐也是一样的年纪，如同相约赴海的旅鼠般共同进退。所以我只好再提醒一次，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她们的确是一个一个都走了，去波士顿，去蒙特利尔，去纽约；和她们一起的年轻男子也都是在夏天相识，而后在某个远方的城市婚娶。他们都谈吐不凡，仪表堂堂，穿考究的衣服，开名贵的车；而我的姐姐们，我说过的，都很高挑，都有一头铜色的头发，很漂亮。另外，她们也都厌倦了补袜子和烘面包。
她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每一个女儿，母亲都拥有了十五年，而失去她们的岁月，从那两年一直延长到永远。她们都没有嫁给渔民。至于那些年轻人，母亲一个都没有看上过，在她眼中，这些男人身上有的，不过是懒惰、柔弱、狡诈和未知。他们似乎从来不用干活，而母亲也从未理解过他们这些奢豪的假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是谁。到头来，她也并不在乎是否弄清这些事情，他们总之不属于她所认识的人，也不属于她所认识的海。
说起来，自己当时是何等的愚蠢。我那时十岁出头，居然会以为我将一直这样无拘无束下去，可以继续在学校名列前茅，自得其乐，再去船上帮些忙。而后几年，丝丝缕缕的灰白色渐渐出现在母亲的黑发间，而父亲从码头回来时套鞋在鹅卵石海滩上的脚步声，也变得拖沓起来。本来人声鼎沸的家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
十五岁那年冬天，父亲好像一下子老了，身体也突然就坏了。整个一月份，他很少从床上起来，一直躺在那里抽烟、看书、听广播。屋外，冷风呼啸，雪落如针，扫过冰封的海港，人们死命抱住眼看要被卷走的大门。
到了二月，别人开始检修捕虾网，父亲还是没有动作。于是我和母亲在夜里编结网眼、网囊。麻绳粗粝，大拇指起了水泡，指尖也总有鲜血悄无声息地蜿蜒而下。海湾中的浮冰上，从拉布拉多半岛漂来的海豹，如孩童般啼哭、呜咽。
白天舅舅会来帮忙修补渔具，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父亲的伙伴。他长我母亲一岁，又高又黑，是十二个孩子的父亲。
到了三月份，我们已经大大落后了。虽然我晚上开始紧赶慢赶，但我知道五月一号捕鱼季就要开始，只有八周时间还是不够的。我知道母亲着急，舅舅也心事重重，我也知道到了五月一号，要是渔具没有准备好，或者没有两个人在船上待命，我们所有人都完了。我明白，《大卫·科波菲尔》、《暴风雨》和所有这些我开始深深珍惜的朋友们，都将永远退出我的生活。所以，我向它们道了别。
那是我第一次整天都待在家里，晚上，母亲上楼了，他喊我进他的房间。我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你明天回去。”他就简单说了一句。
我不答应，说我已经做了决定，说我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决定不是这么做的，”他说，“你没有什么不开心的，我有。你还是回去的好。”我当时几乎生气了，就跟所有少年一样，我告诉他别管我的事，别命令我该如何做。
他躺在床上，盯着我看了许久。十六年之前，就在那张床上，他有了我，有了我这个独子。当时他五十六岁了，天晓得生我时，头发已然雪白的他有着怎样的心绪。床响了一声，他把腿甩过来，坐在床沿，正对着我，他眼睛蓝得透澈，正对着我黑色的眼睛。他两只手放到我的膝盖上，柔声说：“我不是要命令你什么，我只是请求。”
第二天一早我要回学校。出门的时候，母亲站在门廊里，说：“我是一辈子也不会想到，我的儿子居然会为那些无用的破书，抛弃生他养他的父母。”
接下来几个礼拜，他奇迹般地起身了。工具都已经准备妥当，“珍妮·琳”四月中旬重新刷过。五月前的两个礼拜，冰开了，孤单的海鸥呼啸归来，海中隐现的银鲱又不得安宁了。
五月第一天，和往常一样，渔船驰向大海，舱里满载的渔网一直垒到船缘。渔网如活物一般跃入春水中，洁白晶莹或碧绿透澈的冰山依然浮动左右，渔船腾挪其间，寻往去年前年五月的旧去处。而我们这些人，坐在山上的高中里，讨论丁尼生笔下水的意象，眼睛却望着它们在底下来来回回，直到下午，码头上的渔网都消失去了海床上。“珍妮·琳”也在它们中间，一整天，舅舅就如同“塔斯蒂哥”转世，双腿叉开于舵柄一侧，操纵渔船在浮冰间行进，驾轻就熟。父亲站在船艄也是一样姿势，手里的绳子要用来将工具绑在甲板上。晚上，母亲问：“唉，今天船上怎么样？”
春日荏苒，到夏天了。六月第三周，学校开始放假，而七月一日，捕虾季就结束了。两样我如此钟情的生活，我只希望它们的无法兼顾，不要来得如此生硬、俨然。
捕虾季结束的时候，舅舅说某深海拖网渔船上有个空缺，他准备去，我们明白，他再也不会回到“珍妮·琳”了。明年捕虾季开始之前，他还会买条自己的船。舅舅又有一个婴孩将出生，明年春天，他就要负担十五个人的生计，他不能把宝押在父亲身上，因为另一头，是他爱的家庭。
到了拖网捕鱼的季节，我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没有反对，母亲也高兴。整个夏天，我们下午给一桶桶的拖网上饵，日落时下网，等到第二日天未亮时再回去。早上四点钟的时候，他们会路过我们的屋子，等我们一起走去码头。我们出发的时候，太阳一般还未从海里升出；我总觉得它是在水里过夜的。要是我还没起，他们会往我窗上扔石子，我便立马觉得非常窘迫，匆忙下楼。到了楼下，就看到父亲穿好了衣服躺在床上，看书，听收音机，抽烟。见我来了，他随即转身下床，套上鞋子，眨眼间就准备停当了。然后我们带上母亲前一天晚上做的午餐，朝海走去。他自己从没喊过我起床。
从很多方面来讲，那个夏天都很如意。基本没起什么暴风，我们每天出海，渔具丢得极少，捕得的鱼却不能再多。而且我晒得很黑，皮肤和我舅舅叔叔们一样几乎成了褐色。
父亲没有晒黑——他从来没有被晒黑过——一是因为他皮肤里透出某种红色，二是因为六十年来海水还在刺激他的皮肤。他的晒伤往往是叠加的，旧伤未去新伤又至；嘴唇干裂，微笑就会出血；他的两条手臂，特别是左臂，会突然布满能滋出盐水的疖子，自打我很小的时候起，就见他在各种没多大效用的药水里浸洗手臂；人家只在早春带着那条防擦伤的铜手链，他整季都戴着；他每周只剃一次胡子，总极为疼痛。
就在那个夏天，很多我看了一辈子的东西，却如同是第一次见到。我想，父亲不管是体质还是心性，大概从来就不应该做渔民。至少，父亲不像叔舅们，他从未以此为乐。记得一天夜里在他房间里聊《大卫·科波菲尔》，他说他一直以来的愿望是去大学念书，当时我便不在意，如同某家的孩子得知他父亲的理想是去演杂技走钢丝。我们的话题接着就转到佩葛蒂一家，说他们是如何如何地热爱大海。
我那时就觉得，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生活，总有好些地方不对劲。比如父亲也是独子，为什么到四十岁还不婚娶，而后，为什么最终还是结了婚？我甚至想过父亲是不得已才娶了母亲。我查了《圣经》扉页上记录的出生日期，我最大的姐姐平淡无奇地生在他们婚后第十一个月。于是我又觉得自己龌龊，为自己的疑心和所思所为不耻。
就在那时，我对父亲生出无限的爱。花一辈子去做自己厌烦的事，比永远自私地追逐梦想、随心所欲，要勇敢得多。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他，因为一旦我也走了，母亲会认定他是个失败的丈夫和父亲，没留下一个子女，他将会独自承受母亲掷进他灵魂的一把把铁尖鱼叉。而且我感到，过去我一直渺小地藏身于自己心中的某个隐蔽的角落，发现即使只是完成高中学业，对我来说，也成了一个天真、浅薄、自私的梦幻。
于是，有一天晚上，我很坚定有力地告诉他，只要他还在，我就不会离开，我们会一起在海上捕鱼。他也没有反对，只是在缭绕着床的烟雾后笑了笑，说：“希望你会记住自己说过的话。”
现在房间里的书已经多到像狄更斯小说中的场景了，但他不允许母亲动它们，而他自己则勤读不辍，有时一晚上能看掉两三本。同时收到的书也越来越有规律，精装书越发多起来，都是姐姐们寄来的。她们还在家的日子已如隔世，而她们如今的生活也显得如此遥远和优渥。还会一同寄来的是孙辈的相片，这些红头发的小家伙们手里要么握着根棒球棍，要么怀里搂着个洋娃娃。他把这些相片都放在书桌上，母亲以为没有旁人时，也会朝着它们端详。这些红头发拿着棒球棍和洋娃娃的孙子孙女们，将永不识大海，更谈不上对其爱恨。
八月酷热，进了九月就渐渐有了凉意，我们只顾打鱼。海水似乎也变清了，几乎能望得到海底；清晨，白色的水气升腾如同鬼魅。有一天母亲对我说：“你给你爸‘增寿’了。”
十月份就难了，晚间出海已经太过险恶，我们都是早上铺排渔具，一有飓风的踪影就立马打道回府。十一月份我们丢了两桶拖网，清澈的蓝也灰暗得阴沉愠怒起来。坦谷波卷来又凶又高，我们行在波谷时海水就会从甲板和船头冲洗而过。厚重的针织衫外面再套橡胶雨衣，让我们的行动极为不便；手上的毛线手套很厚，浸水之后冻成冰块，挂在我们的手腕上好比庞然巨兽的臂爪；我们都只能就着排气管呼出的热量化冰。几乎每天都是在中午之前，我们就出发往回赶了。凛冽的北风难以抵受，眉毛上早结了霜，眼睑都要冻得快合拢了，我们拼命探身往前看，却只见到一团混沌。指南针和与海面都是我们的向导，因为浪潮铺天盖地而来绝无法对峙，我们只得借助海浪推动，或趁前浪刚去、后浪未至时前行。
朝家的这一次次奔袭，掌舵的人已经换成了我，站在舅舅的位置，模仿舅舅的姿势，我也会转身朝我父亲大吼，虽然声音几乎都被震耳的引擎声和海浪声所淹没。湿透的父亲站在船尾，冰块凝结在他浓密的眉毛上，身上滴洒的分不清是雪、是盐，还是浪花。但是，十一月二十一日，看似本季最后一次出航，我转身，没有见到父亲。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大概永远不会出现在那里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大西洋是灰色的，海浪高矗，海水刺骨冰凉，海面上没有任何标识，你根本不能判断你五分钟之前在哪里，而且飓风夹着雪花，你也什么都看不到。另外，你绝不会相信让一艘顺风前行的船停下得要多久，更别提要它转回来得多愚蠢多小心翼翼地绕一个大圈子；将船转成逆风，木板都会因为不胜负荷而吱嘎作响。你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你的喊声甚至到不了船艄。而且，即使你记得出事的地方在哪里，等你到那儿的时候，那么一点分量的东西，也早被海流送到一英里之外了。你也知道——何等讽刺——就跟那些构成你过往的叔叔舅舅和其他人一样，说到游泳他们是连一招半式都不会的。
布雷顿角沿岸，龙虾依旧在海底旺盛繁衍。每年五月到七月，它们被装进冷藏箱中，伴随巨型装货卡车的轰鸣，经过新格拉斯哥、阿默斯特、圣约翰、班戈、波特兰不分昼夜地送往波士顿。它们的归宿是活蹦乱跳时被扔进一锅锅滚烫的热水。
过去十年，虽然龙虾价格上涨且竞争愈发激烈，“珍妮·琳”的旧游之地依然无人问津。虽说风暴中没有标识，但风平浪静时，某种意义的标识总是在的。捕虾的海域是在没有风浪时分配的，那已经古老得在我们所有人的记忆之外了。我父亲捕鱼的地方也曾属于他的父亲，而在他们之前，之前的之前，又有一代一代的其他人。这块海域可以预见的回报必然吸引外人，有大船两次从五十英里之外开来，在海底铺开渔网。但两次回来之后他们都发现浮标被割断，渔具也消失或只剩下残骸。每次渔业官员和加拿大皇家骑警都会赶来问很多冗长又掺杂不清的问题，可他们得到的回应永远只是沉默地倚在棚屋门口的男人和同样沉默抱着孩子站在窗后的女人。每次离开时他们都会说“海域的划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海洋不归任何人所有”，“那些水域并不在等任何人”。
但那些男人和女人，其中包括我阴沉的母亲，从不在意他们说了什么。他们只知道，这些海域是神圣的，而且它们的确在等。它们在等我。
母亲靠微薄的保险赔偿独自生活，又因自尊，拒绝任何其他的帮助，每念及此我便不知如何自处。孤窗之外，不管是冬天的冰雪，平和压抑的暑热，或是到了秋天，风起而浪涌，母亲只是一个人望着。天还未亮，她就醒了，听屋外通向码头的砾石路上，胶鞋声经过。她知道脚步不会停的，因为她家没有人要加入队伍。所有的琳家人，只有她没有儿子或女婿会出门走向渔船，那条会带他们入海的船。无法面对的，是想到母亲望着大海时的深情，而记起你，却满心苦涩：因为对她来说，前者代表忠诚，而你，代表着背叛。
但无法面对的，还有十一月二十八日，往北十英里，父亲被找到了。他曾多少次被海浪抛起，砸向布满乱石的悬崖，最终夹在两块巨石之间。他的双手双脚都已经被撕碎，他的鞋早被海水吸走。当我们想把他从石头间拖出来时，他的肩膀也在我们手中变得不成形状。海鱼咬掉了他的睾丸，海鸥啄走了他的眼珠，他曾经的面孔如今只见一团肿起的紫色皮肉，只有他白绿相间的胡须不问生死，继续生长，如同坟上的野草。父亲就躺在那里，腕上还挂着铜链，头发里长起海藻，他的身体其实没有剩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