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给她，一个谁也救不起的人

黑暗的河水泛着泡沫从他身边无声流过

河水掩过年轻珍妮的坟

哦亲爱的珍妮，为我再驻足片刻

别抛下我，爱人，我已痛得不知所措

死亡是匕首，将你我分隔

这鸿沟多么辽阔，爱人，站在两岸的你我

歌声停下的时候，我们都一时间很不自在地坐着，情绪沉甸甸地压在我们肩上。然后除了我之外，突然三个人都同时有了动作。约翰站起来，拿着他破旧的教科书去了厨房的餐桌。狗跳上他旁边一张椅子，满脸庄重地看着他，好比是在监督他做功课。老太太拿了一些绒线织了起来，颜色和她丈夫身上的海军蓝一样。那是一件新的套衫，现在正织着袖子。老头也站起来，招手让我跟着他去那个小小的客厅。家具里都被塞满了，看上去很旧。屋子正中有个烧木头的小炉子，底下垫着方形的镀锌铁皮，因为燃烧的炭块会掉下来，要保护地板。火炉管往上伸进墙里，通往楼上。炉子后面的墙上有个老式壁炉，上面摆满漂流到海滩上的木头，形状都很奇特，还有各种带着异域风情的瓶子，蓝的、绿的、红的，也是从海滩上捡来的。上面还放着照片：一张是前面照片里见过的这对夫妻，一张是他俩跟五个女儿在一起，还有一张是女儿们自己照的。照片上遥远的时光里，女儿们好像都在十到十八岁之间。最小的女儿头发最红，红到可以凌驾于照片的黑白色调之上（虽然本身也是彩色照片）。相框是普通的木相框。

从古旧的扶手沙发后面，老头拖出一张折叠牌桌，拉下它变形、摇晃的桌脚，又从沙发后面拿出一张褪色的跳棋棋盘和一个老式的火柴盒，里面哐啷啷都是棋子的声音。棋盘折叠处几乎要断开，只靠好几层胶带连接。棋子只不过是一个个木圆圈，是从一段扫帚柄上锯下来的，大概都有四分之三英寸厚，一半涂了很亮的蓝色，另一半的红色也一样惹眼。“约翰做的，”老头说，“厚薄不是每个都一样，不过已经很好了。他可下了好一番工夫呢。”

我们开始下棋。他用蓝的，我用红的。屋子静下来，只剩绒线针的咔嗒咔嗒声游弋在一个个房间的寂静里。每过一段时间，老人会点一下他的烟斗，用一根压平了的钉子挖烧尽了的烟灰，又用同一根钉子平的那头夯实新放的烟草。蓝色的烟雾慵懒又随意地升向低矮的房梁。第一局棋一直下到结束都很严肃，第二局、第三局也是如此。输赢我们双方都有。

“有人该睡觉了。”过了一会儿，老太太说着，把绒线和针收好，站起身来。厨房里约翰在为明早做准备，将课本整整齐齐地收在桌角。他出去了一小会儿，又马上回来了。他很正式地说了晚安，就上楼去睡了。又过了一会儿，老太太也跟了上去，脚步声听上去跟约翰的路线是一样的。

我们裹在烟雾里继续下着跳棋，头顶上的脚步声是压低了的，轻柔得几乎意识不到。

老人站起来走出门去时，我并未感到惊讶，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花哨的醋瓶，我也一样不觉得很意外。厨房的火越来越小，他捅了捅，又把水壶移来移去，找不断冷却的炉子上最烫的地方。接着他从橱里取了两个杯子、一个糖碗和两个勺子。水壶烧开了。

还没尝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朗姆酒会很烈，会超过酒精标准。这些酒在夜雾笼罩中，从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运来，装在低耗油渔船的假油罐里。他先将朗姆酒跟糖混合，看他们消融在一起。为了防止玻璃碎掉，他在两个杯子里各放了个茶勺，接着就把开水倒了进去。气味起得浓郁，甜味悬在蒸汽中。他把杯子放到桌上，拿的是杯口，以防手指被烫伤。

我们什么话都不说，坐在椅子上，一股浓厚的甜热之感穿过我们的胃，散播向我们的大脑。屋外，起风了，呜咽着，轻轻地晃响白色的百叶窗。他站起来，取水壶加酒。我们在暗中是温暖的，在风中是平静的。钟依惯例敲了十下。

有时候，不管有没有酒，说话都是很难的；要真正完成把话说出来这个动作，不容易。我们还是静静地坐着，继续听着风声，不知该从何处说起，又怎样开头。杯子又被斟满了。

“她在多伦多嫁人的时候，”他最后开口了，“我们琢磨着约翰该跟她过，跟她丈夫过。大概在城里更有前程。不过我们总拖着，直到将近两年前，他去了。湾那边有个女人要去看女儿，他就跟着一起去了。怎么说呢，问题就在于我们想他可想坏啦。比我们之前所有的预期还吓人。连狗都不行了，整天在地板上来回跑，往窗外张望，还经常沿着岸边的石堆一个劲地走。这就像我们的船没系上，或者在雾中迷失了航向，或者是在雪飑中的浮冰之间不知该往哪里去了。心里痛得受不了。以前他奶奶心下还会偷偷觉得，等她岁数大了，这小孩会是个负担。我们自己是没儿子的，只生了几个女儿。”

他不说话了。接着他站起来，上了楼，回来时拿了个信封。他从里面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一辆半吨小卡车，旁边拘谨地站着两个年轻人，卡车侧面还绑着一个可伸缩的木梯子。两个人都像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卡车门上印了这些信息：“吉姆·法瑞尔，多伦多：外墙漆、檐槽、铝墙板，电话：535-3484”。

“这是上封信里寄来的，”他说，“法瑞尔那小伙子我看大概是不错的，他是哈特斯克湾那边的人。”

“不说这个，就说约翰去了之后，他们是不得安宁啊，比我们没了约翰好不到哪里去。我不是说嘛，约翰出去前在这儿待太久了，所以大家都过惯这种日子了。他们捎话来说有人会带他乘飞机到圣约翰斯，是个他们在纽芬兰酒吧里认识的一个女人。我正准备要去圣约翰斯接他。那什么，那天晚上全不对劲。都是坏的兆头。他奶奶撞翻了灯罩，跌碎成一百片——死亡的征兆啊。窗帘掉下来，就那样堆在地上，一动不动。那条狗跑来跑去跟疯了似的，哭号比那冰上的海豹还惨，跳起来撞墙，跳到桌上，撞那扇没窗帘的窗。我们没办法，只好让它出去。但也没用，它乱跑，窜到海里，奔回来又在那扇窗下面嚎叫，又跳起来撞墙，把身上的水拍得满墙都是。然后它又跑回去，又跳进海里。邻居都听到了，说我根本就该待在家里，去不得圣约翰斯。我们都吓坏了，不知该怎么办。第二天早上头一件事，我手里的刀掉地下了。”

“可我还是觉得我得去。第二天一直有雾，大家都在想飞机可能到不了了，或者没法降落。我偷偷对自己说，这雾就是那坏兆头了，就是那死亡了。就在那时，飞机就来了，就像雾里开出一条鬼船，灯都亮着。我又想他可能没在飞机上，但没过多久就见他从雾中走出来，一开始跟那个女人一起，他看到我之后就开始跑，越跑越近，越跑越近，直到我感觉他已经在我怀里，两人都满脸是眼泪。有时候对某种很强大的东西你抵抗不了，很怪异的。就那天晚上，他们俩死了。”

从同一个信封里他抽出一张破烂的剪报：

家住隆瑟斯维尔大街的詹妮弗·法瑞尔今晨当场死亡，她的丈夫詹姆斯稍晚在圣约瑟夫医院的急救室去世。事故发生于凌晨两点，他们驾驶的卡车在皇后西街失去控制，撞上了电线杆。据称大雾造成能见度降低可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法瑞尔夫妇原籍为纽芬兰省。

他又倒了酒。“一直就只有我们三个，”他说，“其他几个女儿都结了婚，住得很远，在蒙特利尔、多伦多，或者美国。她们是回不来了，就算探个亲也不容易，可能每三年能来住上一个礼拜。我们只剩下他了。”

现在我的头有些晕，虽然我还是自己动手倒了点酒。这次没等他客气。或许我是太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毕竟这杯子、这朗姆酒、这屋子和这所有的深情，都是属于这个老人的。虽然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这样了。可我的唇舌还是被锁住，说不出话来。

外面好像是起了大风，我们解手时只能背朝风向，否则恐怕都会溅在我们被风撕扯的裤管上。风就是这样肆虐，我们几乎是被推着向前，踮着脚尖晃起来，又落回到脚跟上。但狂风之外，有星光干净地倾泻下来。的确是捕鱼的好日子，风最终也会歇的。空气里满是盐的味道，乱石上水声低沉。我捡起一块石头，逆着风扔进了海里。

上楼梯的时候我们连木扶手也抓不稳了。我们互道了晚安。

房间没有多少改变。风来窗子会响，屋梁没有完工，会嘎吱嘎吱摇晃。房间里充斥着声音。我就像一个愚蠢的洛克伍德一样走向窗口，虽然并未听到有谁在说话，外面并没有凯瑟琳呼喊着要进来。我成功地把衣服脱掉了，必要时我还是勉强做到了单腿站立。然后我把裤子横铺在木头椅子上。床很干净，也没发出声响。是张很简单的木床，床垫填了干草或者海草。我触摸那条拼接的厚被子，把它掀开，但我还是不想进被窝，反而走向门口。门上没有把手，只有一根钉子被巧妙地弯折成了门闩。打开之后，我到了走廊上。一切都在黑暗中，没有窗的地方，似乎更让人觉得屋子在吱呀作响。沿墙伸手去摸，要找到那扇门并不难。门是靠一样的门闩关上的，很轻易就可以打开。那门里并没有人在等我。我站在那里，侧耳听我独子睡觉时平稳的呼吸声。他和屋外风中那个不存在的声音一样，全然没有在召唤我。我犹豫着不敢碰门闩，怕吵醒他，扰了他的梦。要是他真醒了，我又能说什么呢？但我还是想就见一次睡梦中的他，再见一次这个房间和里面那张安静的床，再见一次从破渔船上拿来放到床边的木椅。门后的黑暗里，并没有煮好的鸡蛋、装盐的佐料瓶和一杯水放在椅子上。

曾经，渔村里的人都相信，如果一个姑娘要见到自己的真爱，那么，她就得煮颗鸡蛋，掏空一半用盐填满。然后她得带着这颗鸡蛋到床上把它吃了，还要在床头放一杯水。夜里她未来的丈夫或是他的幻象就会出现，把这杯水递给她。不过这招只能用一次。

十一年前，几个聪明的研究生来收集的就是这些迷信传说，为的是一些关于北美的论文和资料库，当然也想借此获得些声名，尽管他们搜寻的可能是近伊丽莎白时期的谣曲，从凯里郡、德文郡、康沃尔郡乘风破浪而来。那些歌里全是狂暴广袤的大海，银光一现的匕首和负心出走的爱人，回荡在西弗吉尼亚的峻岭幽谷与田纳西耸立的岩石间。

走廊对面，两个老人在睡觉。老头的呼噜声跟窗户一样格格作响，除了前者还不时会有哽咽之声将它打断。短短三四个小时之后，他会醒来去楼下生火。我转过去，轻轻地走回我的房间。

在床上，朗姆酒的甜热劲沉重而强烈。黑暗压着我，却还是无法让我入眠。我所听所见的话音与光影都是虚幻的。它们只是记忆的墙，想象的星火不停地扑灭在墙上。

呵，我多想把我的方向看得更清晰些。我这个从来不懂雾之神秘的人。或许我想把它收在罐子里，像我小时候抓来的美丽蝴蝶，虽然用指甲在盖子上戳了很多孔，但还是一只只全死了——只留下它们生死的湿气；或许那也像少年懵懂时，在情人巷捡来潮湿的灰色避孕套，只被大人拿走，还被命令赶快去洗手。啊，我曾收集了多少我不懂的东西。

或许我现在该走过去说，啊，我尊贵的骨血，抛下这些寂寥的海鸥和银色的海鳟，我带你去有泰斯帝冰淇淋的地方，你可以一觉睡到八点五十。我会带你乘电梯到十六层上的公寓，告诉你门铃系统是怎么回事，带你去绵长的铁栅栏，杜宾犬到了夜里会沿着它静静地奔跑。或许我可以给你我无比成功一生所收获的钱财？又或许，我该心藏着已知或未曾得见的痛楚，如叶芝笔下的库丘林一般，在狂风呼啸的海边遇见你？或于滚滚波涛之侧，像苏赫拉布与鲁斯图姆般相逢？

我又在收集梦幻了。对于多伦多皇后西街的雾雰和卡车轰然的事故，我并不了解，我也不懂失落或错付的深情。

第二天我起得很早，老人在一堆碎木上生火。屋外的晨曦透进来，风也平静。约翰三步两步下了楼梯，然后脚下也不停，用水泼了泼脸，套上外套，直接出了门，狗跟着他。老人抽着烟斗等水开。水开了之后，他往茶壶里倒了一些，把水壶递给我。我走到脸盆架边，倒了点水在铁皮小脸盆里，准备刮胡子。我的脸从衣橱的镜子里看回来。老太太轻声下楼来了。

“我想我今天就回去了。”我说话的时候通过镜子看着我自己和我身后屋子里的人。我试图把重音放在“我”字上。“我只是想再走一遍这条路，我想我可以把车留在圣约翰斯，直接乘飞机回去。”老太太在桌边忙活起来，把白色的圆盘子摆出来。老头静静地装着他的烟草。

门开了，约翰和狗回来了。他们是去海边看昨晚发生了什么。“约翰啊，”老人说，“你找着啥了？”

他把手摊开，里面是一块光滑的圆石头，绿到无以复加，还镶着一丝丝乌黑发亮的光泽。大海不知止歇留情，日夜冲刷打磨，又被沙砾搓揉得发亮。其中的缺憾全被消去，只剩下几近完美的成色。

“很美。”我说。

“对啊，”他说，“我很喜欢收集这种石头的。”突然他仰头看着我的眼睛，一把将石头推向我，“给，”他说，“你愿意收下吗？”

我伸手去接的时候，转头看屋内另外两个人。他们望着窗外的大海。

“这样，那谢谢你，”我说，“非常感谢。我收下了。谢谢，谢谢你。”我从他前伸的手中接过石头，放到口袋里。

吃早饭的时候几乎什么声音也没有。吃完之后约翰和狗又出去了。我准备出发。

“那个，我得走了，”我在门口停步，“到圣约翰斯还得好一会儿。”我向老人伸出手，他握了握，手指很有力。

“谢谢你，”老太太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但总之谢谢你。”

“我觉得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我站在那里摆弄我的钥匙。“我很想用某种方式帮到忙，或者保持联系，可是……”

“可我们没电话，”他说，“而且我们俩大字也写不了几个。或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一直没告诉你。约翰倒是越来越会写信了。”

“再见，”我们再次道别，“再见，再见。”

阳光照下来已没有杂质和阻隔，小船在港中来回游走好似微型球道上的高尔夫球。我跨进没有上锁的车，发动引擎。石子在车轮下翻滚。我经过房子，朝站在院子里的夫妇挥了挥手。

远处的悬崖上，孩子们在呼喊，他们的声音如颂歌般穿透浸润了阳光的空气。几条狗在他们身边激动地跳跃绕圈。他们手上好像有只动弹不得的海鸥。可能他们会把它医好的吧。我摁了摁车喇叭。“再见，”他们边挥手边喊，“再见，再见。”

航站楼的亲切之感显得古怪。它象征着漂泊，本身却散发着永恒的光芒。它的“富美家”塑料贴面设计就是要长久的。柜台处有个中年男子故作愤怒，在跟一个女子解释，他要去的是纽瓦克，不是纽约。

上飞机的人不多，没过一会儿我们就检了票，升空穿过饱含阳光的雾霾。饭菜装在锡纸和塑料中。我们在云端用餐，看着机翼的末梢。

我身边坐着一个重型设备的销售员，之前想跟拉布拉多半岛的开发者做一笔生意。他离家一周，正要和妻子儿女团聚。

那天稍晚些，我们降落在大陆的中心。因为时区转换，飞行的距离让人感觉不真实而诡异。机场的跑道上有微微的热浪闪烁。这是重型设备销售员的终点，而对于我来说，还必须转机继续深入大陆腹地。不过我们还是一起走下推来的梯子，戴上太阳镜，走过滚烫的混凝土路面，穿过航站楼的自动门。销售员的妻子带着两个小孩在等他，小孩最先看见他，张开双臂朝他奔来。“爹爹，爹爹，”他们高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你给我们带了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