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克尔福德屋闹鬼。落叶在腐烂的门廊上飞舞，当地人听见鬼魂的低语。楼梯被踩得嘎吱响，哭泣声穿墙而过。一位亚特兰大的开发商计划把房子夷为平地，将三十英亩地变成养老院。接着经济崩盘。房子依然独自伫立，蜿蜒的泥车道变得和伐木道一样崎岖。所以只有我们，劳伦对朱迪说。当朱迪提到鬼故事的时候，劳伦告诉他，她有办法。每次他们进屋时，她都大声说，走开。他们让眼睛适应房子的昏暗，聆听除了呼吸声之外的声响，然后把睡袋放在地板上，有时候放在卧室里，但更多时候放在前屋。他和劳伦脱光了钻进睡袋，任何让房子阴冷的玩意儿都无法战胜他们身体的热度。

劳伦总是直言不讳。第一堂课时，劳伦就告诉他，你和郡里的其他男孩不一样，你从不掩饰自己的聪明。她问朱迪大学里想主修什么，朱迪说工程。他问她同样的问题时，她回答，教育。九年级的时候，海伍德上区的学生都坐巴士去郡高中上学。和其他一块儿长大的男孩不同，朱迪没有参加学校的职业培训。相反，他加入的班级里，大部分的学生都从城里来。他们的父母未必富有，但是家里人都期望他们能念大学。正如劳伦所说，朱迪毫不掩饰自己的聪明，起初只有在被要求时才如此。接着他开始举手回答问题，有时候那些问题甚至连劳伦都回答不了。老师们鼓励他，到了春天，他和劳伦双双被推荐去了教堂山大学和杜克大学为贫困学生准备的夏季项目。

和他一起坐巴士的男孩不再邀请他打猎或者钓鱼。很快他们甚至都不搭话了。在往返学校漫长的巴士途中，朱迪看到他们盯着他从书包里拿出来的书，不止是上课用的书，还有劳伦给他的，封面破损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银河系搭车指南》，以及图书馆里借来的天文和宗教方面的书。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背叛。临近学期结束的一天早晨，比利·兰金在食堂里绊了朱迪，他连带托盘都摔在地板上。比利比他重五十磅，要不是因为劳伦在场，朱迪可能就作罢了。他追上比利，把他掀翻在地毯上，祈祷老师赶紧过来劝架。但是先赶过来的是劳伦。等到老师出现时，劳伦抓伤了比利的左侧脸颊，自己断了两片指甲。

朱迪驶出沥青路，发现泥车道和一年前相比，被使用得更多。结块的泥土间少了些莎草，路上有新鲜的轮胎印。劳伦的兄弟特雷最后告诉朱迪说，她所剩的部分都在沙克尔福德屋里。土路变直了，向上延伸。橡树两旁点缀着紫藤花。山茱萸簇拥在底下，枝桠上还有最后的几朵小花。车道转了个弯，树木不见了。沟渠里出现了几张弹簧床垫，旁边还有碎了的瓷马桶和一台洗衣机。像是龙卷风过境后的残骸。

他们四年级时每次开车到这儿来，劳伦靠着朱迪的肩膀，手放在他的大腿上。这样的时刻和做爱一样美好——独处的时光在等待着他们。之后，他们待在睡袋里，计划着朱迪大学毕业以后做些什么。劳伦会说，我们住到像哥斯达黎加那样既暖和又遥远的地方去。他说那他们选修的是法语真是太糟了，劳伦回答没关系，再学一门新语言不是更好吗。

更多垃圾散落在车道和沟渠里——啤酒，软饮料罐头，破了的塑料垃圾袋，如同被砸得稀巴烂的陶罐。转了最后一个弯，沙克尔夫德屋出现在他跟前。门廊旁边齐轮胎高的杂草中有一辆破旧的福特特拉斯，与其是说停在那儿，不如说是报废了。屋子的前门开着，像是在迎接他。

朱迪走上门廊，在门口徘徊。他一眼就看见放在壁炉里电视机。屏幕上有一支摇滚乐队在演奏，但是没有声音。一张亮红色的沙发胡乱挨着壁炉，上面坐着人，三张脸出现在浑浊的光线里。朱迪走进去的时候，空气里有一股安非他命的焦糊味儿。他知道是劳伦烧制的。比利和凯蒂·林恩高中里没能通过化学一级，更不用说他和劳伦都得了a的高级课程。

“过来和我们一起乐一乐吗，大学生先生？”比利问。

“不了。”朱迪说，站在劳伦身边。

比利指着地板上一只毛毡教堂募捐盘，稀稀拉拉的硬币和钞票中间有一只玻璃烟斗和一个小塑料袋。

“来嘛，做做样子也好。”

凯蒂·林恩大笑起来，她的声音又干又尖。

“来吧，伙计，坐过来，”比利腾出位置，“就当是高中同学聚会。”

朱迪看着劳伦。自从上次见她已经过去五个月了。他不确定是什么让他更加不安，是她失去的，还是她残存的美貌。

“我觉得他对你还有意思，小妞。”凯蒂·林恩说。

劳伦抬起头来，她的眼睛是透明的。

“你对我还有意思吗，朱迪？”

他打量着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家具。一张沙发，一台电视机，但是没有桌椅，地上都是东西，从糖纸到一团五颜六色的圣诞灯。角落里放着劳伦的书，《人的宗教》，《押沙龙，押沙龙》和一本诗集。还有她的电脑，屏幕碎了。一根橘红色的延长线绕过沙发拖进厨房。朱迪意识到这是一台发电机，现在他听见了机器的嗡嗡声。

“生点火吧，比利，”劳伦说，“更舒服些。”

他换了dvd播放机里的碟片，橘红色的火苗映在屏幕上。比利足球后卫的肩膀变得瘦削，他的胸口也塌陷了。

“要不要把声音开开响。”比利问。

劳伦点点头，壁炉噼啪直响。

“我们给你留了位置。”凯蒂·林恩说，拍拍她和劳伦中间的空隙，但朱迪还是站着。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走。”朱迪说。

“去哪里，宝贝？”劳伦问。

“回家。”

“你没听说吗，”劳伦说，“坏女孩不回家。甚至没人为她们祈祷，至少特雷是这么说的。”

“那和我一起去罗利。我们在那儿找间公寓。”

“他想要把你从我们这些人渣这儿救走，”凯蒂·林恩说，“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坏。这个募捐盘不是我们闯进教堂偷来的。比利从跳蚤市场买的。”

“你得把我们从劳伦这儿救出去，”比利说，“都是她烧制的，看看我们吧。我们像圣诞雪人似的，体重不断下跌。”

“救救我们，朱迪，”凯蒂·林恩说，“我们在融化。我们在融化。”

“跟我出来。”朱迪说。

劳伦跟他来到门廊。她的肤色在下午的光线中一片蜡黄，他心想他们是不是也用针管注射。网上说肝炎在吸毒者中很常见。劳伦的牛仔裤松松地搭在她的屁股上，她的牙齿像印第安玉米一样又小又黄。朱迪想象着安非他命注入静脉，鼻子，嘴，骨头上的肌肉刚刚够打开身体的通路。

“没人告诉我你在哪里，”朱迪说，“至少你应该跟我说一声。”

“这儿没有手机和网络，”劳伦说，“还确确实实存在几个像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你应该从城里给我打个电话，”朱迪说，“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不知道你在哪里，不知道你好不好。”

“我或许一直在想你，”劳伦移开眼睛，“但是你找到我了。任务完成，你可以走了。”

“你为什么这么做？”朱迪问。

这个问题听起来很无力，像是从被劳伦嘲弄的书里或者电影里学来的。

“你知道我，”劳伦说，“我对自己想要的东西向来等不及。我找到喜欢的东西，就一头扎进去了。”

“你喜欢这样，”朱迪说，“和这两个家伙住在一起？”

“这样的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

“等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办？”朱迪问，“会发生什么？”

“上帝会保佑我们，”劳伦柔声说，“这不是我们从教堂里学来的吗？你成天和那些无神论的教授们在一起，都快失去信仰了，朱迪，还记得威尔金森神父的妻子在主日学校里告诫我们的话吗？”

劳伦走近一些，尽管她的胳膊还是放在自己身侧，但是她把脑袋轻轻地靠在他胸口。他闻见衣服浸透安非他命的气味，还有没洗过的皮肤和头发的味道。

“这儿让你回想起美好的时光吗？”劳伦问。

见朱迪没有回答，她抬起头，微笑着举起手来抚摸他的面颊。手很温暖，血液还在流动。

“我想起来很多，”劳伦说着收回手去，“你知道我本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的，亲爱的，但是这儿没有信号。”

“现在就跟我走；别再进去了，”朱迪说，“你什么都不用收拾。我有钱给你买衣服，还是其他任何东西。我们现在就去罗利。”

“我不能走，亲爱的。”劳伦说。

“你可以的，”朱迪说，“一直都是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凯蒂·林恩来到门口。

“我们需要你来烧制，亲爱的。”

“好的，”劳伦说，又转身对朱迪说，“我得走了。”

“我会回来的。”他说。

劳伦在门口停下。

“或许还是不要了。”她说着就走了进去。

朱迪回到车里，朝城里开去。劳伦曾经跟他说，如果我们的成绩足够好，我们就能离开这儿。高中的前三年，他和劳伦的大学预科课程都是a。他们一起获得各种学科奖励，不过如果劳伦愿意的话，她可以获得全部。他们四年级时，劳伦获得全校sat考试的最高分。那年夏天，劳伦在沃尔玛做收银员，而朱迪则和姐姐以及母亲一起，在家禽养殖场干活。他把这笔钱用作小货车的订金。他和劳伦离开坎顿去念大学时，可以用小货车来装行李。

四年级的秋天，劳伦填写了辅导员特蕾克斯勒小姐发给他们的经济补助申请表格。她和朱迪继续在下午和星期六打工，为奖学金无法保障的那部分生活赚钱。然后到了十一月，有一天劳伦告诉他说她改变主意了。他和特蕾克斯勒小姐都无法动摇她，朱迪告诉她，没关系，成为工程师以后可以赚很多钱，足够他俩用了。劳伦只需要等四年，然后他们就能够永远离开坎顿，离开这种生活，支票本永远入不敷出，讨债人和当铺老板带来的厄运也只有一步之遥。朱迪观察了其他同学，包括那些上了大学预科的，他们怀有急不可待的宿命感过起这样的生活。他们怀孕了，被捕了或者干脆退学了。有些更莽撞的男孩，用撞扁的车填塞垃圾场。路边带着花冠的曲棍球杆和纪念品标记着他们死去的地点。从他们留在毕业手册里傻笑的照片上，便能够预见这一切的发生。

不久他就去上大学了，劳伦因为咒骂顾客被开除，开始在家禽养殖场工作。朱迪每个月都开车回坎顿。尽管他们常常打电话和通邮件，但是圣诞节假期好像永远都不会到来似的。他回家的第一天晚上，就去劳伦的母亲家接她，然后他们去了克里克湾的一个派对。朱迪知道会有酒，大麻和一些药片。但是他吃惊地看到安非他命，而且劳伦随手接过递来的烟斗。比利问朱迪想不想试试，他摇了摇头。回到学校以后，他们的邮件和电话联络变得更少，也更短。他只见了劳伦一次，一月下旬。她体重减轻，还失去了工作。春假的时候，特雷告诉他，劳伦在夏洛特戒毒所，不许探望。自此以后朱迪就再没收到她的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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