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会客厅的一张大椅子上，我够到了门锁。我打开大门，又把椅子拖回到原先的角落处。我对着门厅衣帽架这里的镜子梳头发。我七岁，在等着爸爸从楼上下来。
我们的房子窄长窄长的，有着蓝色的大门；房子在伦敦的一座小广场边上。爸爸外出远行过，现在回来了。回家的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去咖啡馆。很久以前他在寄给我的明信片上写着这句，妈妈读给我听了。“这些东西叫金字塔。”看我指着明信片上的图像，妈妈说道。然后她又加了一句：“你爸很快就要回来了。”但这个很快是在五十天之后。
我听到他在家里的楼梯上吹口哨，“伦敦桥要塌了，要塌了”，然后他亲热地抱了抱我——他是夜里到家的，那时我早就睡着了。他说，他简直无法相信我已经长这么大了。“我想死你了。”他说。
我们一起走着，穿过小广场，来到有车辆交通和街道的那一边。“咖啡，”爸爸在咖啡馆里对女招待说道，“请来两杯咖啡，再来一块俄罗斯蛋糕给‘这位你当然知道是谁的客人’。”
但之前发生的事总是在那里，我也一直清楚我千万不能说出来。一个小孩子，目睹了这样的事情，最好就是忘掉，乌普西拉大妈这么说的当儿，查尔斯就点了点他那黑乎乎的长脑壳。不能责怪她，查尔斯说；小孩子都喜欢躲在沙发后面玩玩小游戏；而那两个大人自己就应该注意看看旁边有没有什么情况。“我对这个倒是无所谓，”查尔斯说，“这可不关一个可怜的黑人什么事。”乌普西拉大妈——她不知道我还在厨房门外——回应说那事情让她不舒服，恶心到骨头里。嗯，这事还是有点特别之处，查尔斯提醒她说，就是我妈妈不会把她的朋友带到卧室去——那同时也是我爸的卧室。最起码还有这一点细微敏感的顾虑。但乌普西拉大妈说敏感什么啊，在她口中我妈的那朋友是个下流坯子。
“你现在是在学法语吧？”在咖啡馆里，我爸问，“你喜欢法语吗？”
“没有对历史那样喜欢。”
“那你在历史课上学了什么？”
“老师说征服者威廉的儿子的眼睛也中了一箭。”
“哪只眼？说了是哪只眼吗？”
“没，我记得没说。”
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就是那个总是走到我们这边来的女的。我爸说，她老是来这边是因为我们每次来老是坐同一张桌子。他说我们的这位女招待有着提香式的头发；他说那种头发颜色就是这么个说法。我爸总是对人们品头论足，说他们有这个或者那个的，猜测人家的身份和私人情况，要么就是问别人一些问题。他经常会跟街头问路的陌生人攀谈起来，跟乞丐、跟任何让他停下脚步的人、跟商店里的随便什么人都能聊起大天。“就像糖果大王一样富有。”在咖啡馆里我有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我爸随即就笑起来了，一边摇着头。
在咖啡馆里，我一直都想告诉他那事，因为每次他旅行回来我都会把所有事讲给他听。我想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同一天夜里我做的梦，在梦里，事情的全过程又重复发生了一遍。“哎呀，好可怕的噩梦。”我妈那天安慰我了，但她不知道我梦的是什么，因为我没对她说，我也不想对她说。
“去美术馆，怎样？”我们喝完咖啡后，爸爸提议道，“要么今天去玩偶博览馆？看看，我有这个。”
他在桌上铺开一块手帕，那是他买的；颜色褪得都几乎没有了，料子薄得很，有很多处都可以看得到下面的桌板。很旧的，他说，埃及丝绸做的。手帕上有一个图案，他用食指顺着图案描画了一遍，好让我也看到。“为你买的，”他说，“给你的。”
在去往玩偶博览馆的公车上，他一路都在对我讲着埃及。非常热，可以让你的皮肤脱掉一层，非常热，热得你下午只能躺下，什么都干不动。将来哪天他会带我一起去；未来的某一天他会带我去看金字塔。最后一点点路需要步行，他便牵着我的手走。
我知道去玩偶博览馆的路，但我们到那里时，我最喜欢的那个娃娃已经不在之前的架子上了。娃娃身体有点不好，博览馆里的那个男人说，在医院治疗，已经好点了。这人说话就是这么个习惯，我爸爸说。他问那人：那个娃娃，西班牙娃娃，下周就会回来的吧。“好吧，我们会回头再来的。”我爸跟那人确认。“谁打算熬夜参加派对啊？”我们回到家后他说道。
派对就在今夜。厨房里，酒瓶已经摆开阵势，挨个从桌子这头排到另一头，列成长长的两排；托盘里还放着好多瓶；杯子也已备好，就等着倒酒用了。每逢有派对，查尔斯总是特地早早到来帮忙。每逢我爸回来，总是会有派对。
“你在那边坐下，把三文治吃掉。”乌普西拉大妈那头发灰白的脑袋前倾低垂，她忙着做饭，都没空抬眼看一看。查尔斯对我挤了挤眼，我也试着眨眼回应他，但没法做得像模像样。他走近我坐着的地方，然后我不想吃的那块三文治就从桌面上消失了。“哦，真是个好姑娘。”乌普西拉大妈问我吃了没有我说吃了她就这样夸了我一句。查尔斯在一旁向我偷笑。达维咯咯傻笑，阿比盖尔也跟着咯咯笑。
阿比盖尔和达维并不真的存在，但大部分时候她和他都会陪在我身边。那一天他们也在场；那天大门打开后，我妈和她的朋友进了会客厅。“好了，没事了，”我妈说，“她不在这儿。”听到这个达维就咯咯笑了，阿比盖尔也是，但我让他们安静下来别出声。
“哎呀，哎呀。”乌普西拉大妈称我是好姑娘时，查尔斯就在厨房里发出这样的怪声。他动不动就这样哼哼，让乌普西拉大妈烦不胜烦。“他干吗要这样哎呀呀的？”她每次都会问我，“他这是在唠叨什么？”而查尔斯就总是在一边发笑。
虽然没吃那三文治我还是对乌普西拉大妈说感谢她给我做了三文治因为她喜欢听到我为了某样东西而感谢她。走上楼的过程中我记起咖啡馆里有人说我爸“富得像个糖果大王”，后来我听到我爸跟我妈把这话重复说了一遍；他说那人说这话的意思大概是指他有钱才娶到了这么漂亮的妻子。或者你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当我告诉乌普西拉大妈这事儿时她说道，咖啡馆那人也可能是指我妈继承的大笔遗产。
到了楼上，我爸站在他们卧室的门口，我妈在整理床铺。他为她也带回了一块手帕，比带给我的那块更大，她已经把那当作丝巾围在脖子上了。“你戴着这个真是太美了！”我爸说道，我妈就笑起来，笑声就像他以前买给她的一条项链发出的清脆叮叮声。浴室里的浴缸水龙头在放着水，后来水量被调小了，我妈开始沐浴。“谁来帮我开瓶塞？”我爸问道，而我妈则叫他把窗子顶部的横档窗扇打开。她亲亲我的前额，她的嘴唇很柔软，她身上的香味让我想闭上眼睛，那样我就总能闻到那香味。“宝贝儿好乖。”她对我低声耳语。
在厨房里，我爸拔出那些木瓶塞，我将它们堆在一起，开始数数玩。这些红瓶子实际上是绿的，他说，但你要等到瓶子空了才能看得出来。他先割开和撕掉每个瓶塞上亮亮的封瓶纸，然后将开瓶器旋进软木塞。“好了，全都搞定了。”他说，又问我总共多少个，我说是三十六。“下次你带我去美术馆，怎样？”他说，然后那些舞女人像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还有板球比赛场上运动员的飞跑冲撞，还有圣凯瑟琳，还有艺术家本人的肖像。“那里可是值得一看啊，我期待着哪天去。”我爸说，然后他就又去了楼上。
在我的房间里，阿比盖尔和达维还有我，我们玩了个游戏。我们假装到了埃及，在爬一座金字塔，阿比盖尔说我们应该戴上棉布太阳帽因为太阳光甚至能透过头发把你的头皮晒伤。所以我们就从塔上下来去拿帽子，但后来天又凉快了，于是我们就到处逛街。我们在一个市场上买东西，买带回家的礼物，买指环和胸针还有一罐罐的埃及桃子，买埃及巧克力还有用来铺在地板上的埃及小地毯。然后我又回到了厨房这里。
查尔斯出去弄冰块了。“你是要来陪我吗？”乌普西拉大妈说道，一边依旧忙着做菜。“鞋带散了，你会踩上去的。”她说。她让电动搅拌器暂时独自转动了一会儿，弯下身来给我系好鞋带。踩上鞋带会出事的，说不定会摔得很重，她说，记得往后鞋带都要系好，系上两道。我随后就走开了。
客厅里，装着橄榄和助兴小食的碗盘都摆好了；壁炉里火焰熊熊，铁丝安全网被放下来挡在炉火前。我看着窗玻璃上向下滑动的雨点。我看着小广场上的人；他们在雨中匆匆行走，一个女的撑着伞给她的狗挡雨，查尔斯带着冰块正往回走。广场那边的车子开得慢吞吞的，街灯已经点亮了。
我坐在壁炉边的扶手椅上，翻看着书里的插图：将小孩关在笼子里的老恶婆、巨人、侏儒以及王后在镜子中照出的模样。我又向外面的小广场看去：我妈的朋友是第一个来的。等一台车从他面前的路上开过之后，他才穿越小广场，然后就听到了门铃声和台阶上他的脚步声。
“吃一个这个吧。”他在客厅里说道，他指的是乌普西拉大妈刚做出来的芝士条。“该是你上舞蹈课的时间了。”他一边说一边放起了音乐。他给我演示的还是与以前同样的舞步，因为我从来都不练一下，不练是因为我不想学。“他们还好吗？”他问道；我明白他说的是达维和阿比盖尔，自从我妈跟他提过这两个名字之后他就经常会问候他们。我本来都差点就告诉他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他们也在场的，但我没有，只是说他们情况不错。接着，别的人陆续到来，他就跟他们说话去了。我非常恨他，巴不得他死掉。
我坐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听人们说话，这个位置半掩在窗帘后面。一个男的在讲他参加的一场汽车赛。总有一天他会赢的，应该不用多久，一个女的说。查尔斯穿着白夹克进来给人们端上酒水。
又有人到了。“噢，天哪小宝贝！”费尔雷先生低头朝我微笑，然后坐在我旁边。老了累了，他说，没法跟那些美人调笑快活啦。他问我今天做了什么我就对他说了去玩偶博览馆的事。自从他老婆死后，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我，他就独自生活了。我妈去参加了他太太的葬礼，但他现在不提过去的事了。“可怜的老小子。”查尔斯说。
因为很多人在说话，所以你几乎听不到音乐声。查尔斯每次端着一托盘酒水经过时都伸出一根手指对我摇晃几下，费尔雷先生说那样子真机灵。“啊，看看你们两个！”一位女士对我们喊起来，她亲了亲费尔雷先生又亲亲我，然后我爸就过来了。“没人瞌睡要上床吗？”他说道，一边牵着我离开了酒会。
他要等到很久之后才会又一次离开去旅行——在关灯之前他对我承诺；灯关了，在黑暗中感觉就像是在梦中。他会去远行而且他不会再回来，永远也不想回来。再也不会去美术馆了，那里有我们最喜欢的一幅画，画的是在沙滩上野餐。再也不会有咖啡馆了，再也不会有玩偶博览馆了。他再也不会问这一句：“没人瞌睡要上床吗？”
在黑暗中我没哭尽管我想哭。我让自己想一些别的事情，想想小广场上发生了事故的那一天，想想另外有一天有个家伙按我家的门铃——他还以为我们的房子住的是别的什么人。然后我又想起了费尔雷先生独自生活的样子。我在黑暗中看到他，看得清清楚楚，就像他此前在那个靠窗座位那里坐在我边上一样清晰：他前额上大大的色块斑痕，他一缕缕的白头发，还有他那看上去一点也不显老的眼睛。“年轻力壮时他是个外科医生。”我妈去参加葬礼的那天上午乌普西拉大妈告诉查尔斯。我看到费尔雷先生在他家的房子里，虽然我从来没去过那里。我看到他尽其所能为自己做吃的东西，他家楼梯边放着一台吸尘器。“被老费尔雷切巴切巴，大卸八块，有谁肯干啊？”查尔斯有一次这么说。
楼下的音乐声很微弱，听起来就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而不是从我们家某处传来的；我想着他们是不是在跳舞。到十点钟派对就结束了，乌普西拉大妈说，然后他们就会离开，去不同的餐馆，或者也可能都是去同一家餐馆，但也有几个人是直接回家。就是这样的一个酒会派对，不会持续很久，不会像乌普西拉大妈所知道的另一种派对。听到她这样说，查尔斯惊讶了；“在这里？”他问，“就在这栋房子里有过？”她回说没有，这里从没办过通宵派对。查尔斯点点头，自有一种严肃郑重的样子；他说就知道会是这样的。所有客人都走了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一个小时左右，帮着乌普西拉大妈收拾打扫。等到那时候我早就睡着了。
达维说那是一种游戏。挺好玩的，他说。但阿比盖尔连连摇头，她那黑色的小辫子也跟着荡来晃去。我不想谈论那件事。那是周三的一天，乌普西拉大妈下午休息外出了，查尔斯当时在小广场上忙着侍弄花圃。
我试着又去想费尔雷先生；他不得不自己铺床，做他妻子以前做的所有其他事情；但费尔雷老是从我的思绪中悄悄溜走。我妈的连身裙滑落在地板上；我偷偷往外窥视时能看到皱缩在那里的裙子，她的项链也摘下扔在了裙子旁边。事后，她说他们应该先把大门给锁好的。
音乐声依旧显得很遥远。人们发出的声音不像是人在说话，而是更像一片嗡嗡声。我把被褥什么的推开去，然后踮着脚走到楼梯这里，从扶栏之间往下看。为了这个派对，乌普西拉大妈也特意换了身打扮，查尔斯正端着又一大托盘斟好酒水的杯子进来。乌普西拉大妈也进来了，端着两盘子助兴小食。那是她做的培根卷裹杏肉，还有迷你三文治，个头并不比一张邮票大。人们这时离客厅区远了点，三三两两地站在楼梯间平台这里。我妈和她的朋友也在这里站了一会儿，然后她就又去了会客厅。他留在原地，肩膀斜倚在靠窗的一面墙上；红色的窗帘布拉着，挡住了窗户和部分墙壁。“那孩子很机灵，知道这事的。”我爸回来之前的一天，他是这样说的。
我不想回到床上去，因为即使我没睡着，那个梦还是会在那里重复；乌普西拉大妈说我爸会永远走了，当然了他不得不走。等我四处找寻的时候，他旅行途中带着的皮手提箱将不会再在那里，而我也会明白它将永远不会再现。我会拿出那块埃及丝绸的手帕，会记起我爸将手帕铺在咖啡馆桌上，指给我看手帕上图案的情形。“我们的咖啡馆，”他就是这样指称那间小餐厅的。
我妈的朋友从楼梯间平台向上看，就在我下方两长段楼梯的地方。他向我挥手，然后我就看到他顺着楼梯上来。他嘴里叼着一支烟但没有点着，然后他伸出一根手指放到唇上但没把烟取下来。“足够把他们都灌醉，”看到厨房桌上那么多打开的酒瓶，查尔斯这么说过；我不禁疑惑我妈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醉了，因为他又从烟盒里掏出了一支烟，而嘴里叼着的第一支还根本没点火。
他走得摇摇晃晃、七歪八扭，不得不伸手去抓扶栏。他不管不顾地笑着，好像那样笑也是某种乐趣。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汗珠，从脑门上冒出来就像雨滴一样。他又往上走了一步，眼睛是闭着的。他慢吞吞地继续往上爬，站上一级台阶然后又是一级再又是一级。他嘴角边有一小块污渍，是吐出来的什么脏东西，之前的两支香烟都落到了楼梯铺的地毯上。我伸出手去，我都可以碰到他了。我的手指尖摸到了他衣袖的黑布料，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就贴在面料下，然后一切就都不同了。
于是他就向后摔倒翻滚了，于是楼梯扶手就被撞烂开裂了。先是砰的一声闷响，接着又是一声，跟着又是一声。最后是死寂无声，乌普西拉大妈抬头朝上看着我。
我从自己房间的窗子观察着他们，他们分别走到酒店花园里各自挑选的桌子旁坐下吃早餐。他们把礼物都放到了我的座位旁边。他们相互交谈，但我从来不知道他们私下里说的是什么。我从窗前转过头；刚刚涂抹过珊瑚红唇膏，我还要在脸上扑一点粉。这是我的十七岁生日，在那面椭圆形梳妆镜里，我反照出来的形貌并无什么特别和异样。
楼下，我横穿而过的大堂休息区空无一人；百叶窗半拉着，挡住外面太阳的明亮光照；白天稍后一段时间，这种阳光会让酒店客人感到厌烦的。
“早安，小姐。”花园里的一个侍应生跟我问好。
即使是一大早，空气就已感觉柔和香醇，仿佛酝酿已久。熟透的栗子开始自行掉落；鲜艳的深红色树叶正逐渐干枯萎缩。高天无云。
“啊，老淑女来了。”我父亲这样说道。桌上只有一朵玫瑰，粉色当中又渗透着一丝丝鲜红，那是他为我摘来的。我生日时他总是会从什么地方弄一朵玫瑰来。
“我们今天该干点什么？”母亲给我倒好咖啡后问道；而父亲则在一边回忆起“朝圣之旅”的那一年，当时因为我累了所以他就背着我，那时我们还遇到了一位老头，他给我们讲了[天主教教宗]圣人西辛尼乌斯的故事。他又回忆起一次热气球旅程和“赌场之旅”的那一年。生日总是一个重要时刻，我母亲的生日是在七月，我父亲的在五月，我的在十月。
我们住在酒店里。自从离开小广场上的那栋房子，我们就一直这样，在欧洲不同的国家住在各种各样的酒店中；这一开始看似一种暂时的生活方式，但后来这种生活获得了恒久性。
“那么，我们要去干点什么呢？”我母亲又问了一遍。
因为这一天是我的所以就由我选择。打开人们给我的礼物看了之后，在我拥抱和感谢他们之后，我说我想做的是步行穿过那片桦树林地然后在树林那一边草场开始的地方野餐。
“我，我所有的运动都没问题，”紧靠我们的一张桌子上，一位男士对他的朋友说道，“没有一项运动是我不感兴趣的。”
现在，三十五年之后，我还能听到那男人涟漪般扩散开来的声音。我还能看到那张我所瞥见的面孔——戴着眼镜、脸色粉红；我还能听到他的同伴向侍者点了锡兰红茶。
“那很好啊，今天这样去走走很好。”母亲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就选择了去野餐，早餐之后我们去买各种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就把各自挑好的午餐都放在一起准备妥当了。
“你为什么总是给我一朵玫瑰呢？”
步行途中我问了这个，那时母亲走在父亲和我前面好远。我并不是特意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发问；这并不是因为母亲不在我们近旁；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考虑。
“哦，其实送一朵玫瑰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你能明白的。只是有时候一个人就是想给别人一点什么罢了。”
“你为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
“因为这是你的生日啊。”
“我说的并不仅仅是我生日这一天。”
母亲已经先到了草场边上，回过头来喊我们。等到我们跟上去，野餐的东西已经在草地上布置好了，红酒瓶塞也打开了。
“你爸跟我第一次相遇的时候，”午餐一开始她就说道，“他正要给他的相机买一筒胶卷，但突然发现钱不够。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是在一间小商店里。他当时很尴尬，所以我就从钱包里翻出几个硬币借给了他。”
“你妈总是不缺钱。”
“不过那并没有多大关系。有了一笔遗产，经常会带来不同；但有些偶然情况下，我想，这一次跟钱并没有多大关系。”
“是的，有没有遗产并没带来多大不同。在继续说别的话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举杯庆祝这一天。”
父亲往杯中倒了酒，“维拉娜，你自己可不能喝啊。你以前可从没这样试过。”
“那么，我可以向你们祝酒吗？这是我以前做过的吧？”
“嗯，可以吧，而且也应该是可以的。”
“为了我的生日，谢谢你们。”
我父亲以一种突然的方式——这在他也是常见的——说道：
“马可·波罗是把有关中华帝国的见闻带回欧洲的第一位旅行家。没人相信他的话。没人认为他说到的那些地方，或者他说到的那些人存在——甚至认为连忽必烈汗也不存在。这就是今天历史课的内容，我的老淑女。也或者说是历史和地理的综合课。我们怎么想怎么认为都没关系。”
“德语中‘想’是denken，”母亲适时插入来教外语，“在意大利语中，‘想’怎么说？”
“表示想是pensare，如果是认为的意思，当然是credere。”
“这个火腿味道真不错。”我父亲说。
他们把我从英国带出来，因为那是最好的办法。我从此再也没上过学。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教育我，而且他们两个人合起来也懂得很多：他们什么都教给我。我父亲成为埃及考古学家的雄心逐渐消磨殆尽了。很久以前他不断去埃及旅行研究，总是决心做出前无古人的重大发现；他在旅行时还克勤克俭，处心积虑地省钱，指望着能在婚姻中取得财务独立；在埃及时他还经常睡公园长凳。但自从我们离开那座小广场边的房子，我父亲的专项事业就没有了；他也变成了他此前一提起来便不由嗤之以鼻的那种人，一个可鄙夷的业余研究者。他的书倒是没有就从此不写，但他实际上已根本放弃了将书出版印行的打算。
“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他感慨道。我的生日野餐结束了，酒也喝完了，他那柔和的说话声低沉得几乎听不到。我们躺在那里，一家三口，都躺在温暖的秋日阳光下。然后我起身将野餐剩下的东西打包装进帆布背袋，同时想到我父亲说的没错，这一天确实很棒，甚至那就是幸福。
“我有时候担心他的运动锻炼不够多。”回去的路上我母亲这样说着。返回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线，这次是父亲走在稍微前面一点的地方。经常地，在我看来就是如此，似乎是特意安排好的，我身边总是有他们之中的一个陪伴着，要么是母亲，要么就是父亲。
“他锻炼还不够多吗？”
“嗯，这个，也可以更多一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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