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没有恨。自己现在差不多已能肯定这点了。我为祖国战斗得太久了，以至于连自己的老婆都丢了，让她跟了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瘸子。那是因为虽然我还活着，但不在她身边，对她来说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大概让我还有些愤愤不平的是，这个男人的残疾是天生的，而不是打仗受伤造成的。现在甚至连这一点都无关紧要了。我的祖国是以灭亡告终的，而且我也不在那儿住了，我偶尔从报纸上了解到越南统一后的生活状况，肯定那两个人仍在那里遭罪。实际上这对我来说也无所谓了。这样谈论他俩，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奇怪，但让人更加费解的是，我先提起他俩，然后才讲另一个男人的故事，一个遭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复杂情感折磨的男人。正是这个饱受折磨的男人让我有时觉得自己还能盘着腿，摆出一种平静的姿态，甘愿接受所有一切，甚至包括人们所说的那个苦自人欲的道理。

我所恨的可能还有其他人。但我的确为过去的敌人感到难过，也为我们国家的敌人感到难过。我现在住在路易斯安那州格雷特纳市的玛丽·波萍南街上。正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所以我在住在西岸的那些越南移民中颇有影响力。我们都是来自南越的移民。假如你走过一座桥，进入新奥尔良，沿着州际公路向北走，然后再转向一条以一位厨师命名的高速公路，就会来到一个叫凡尔赛的地方。在那里你还会发现来自北越的人。他们都是凡尔赛的天主教徒。但我是佛教徒。下面这些事是一位来自越南共和国福绥省的越共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告诉我的。

那时，我正在土山附近的兵营里给澳大利亚人当翻译。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的不同体现在搭帐篷的方法上。美国人是先清理出一块地，砍去那里的植物，把地犁一遍，弄平整，围上带刺的铁丝网，最后在网上挂上铁皮酒罐。澳大利亚人则直接原地搭帐篷，从不砍树，然后住进铺上木地板的帐篷里。他们把帐篷支在树荫下。每当你清晨醒来，就能听到头上的鸟叫声。这情景常常让我想起自己的家乡。我住的村子离这里很远，而且在内地，靠近波来古。那时妻子还属于我。我躺在树荫下的帐篷里常常想起她。可是，每当我走进兵营餐厅就餐，面对着鸡蛋、咖喱香肠和菜豆时，就没那个心情了。

澳大利亚人的帐篷搭得不错，可我实在搞不懂他们的吃法，特别是早餐。就在那天早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宕文塔。我从餐厅对面望着他，只见他呆坐着，两只眼瞪着盛满饭菜的盘子。他身旁一边坐着指挥官，一边坐着值日官，看得出他是个重要人物，因此我又仔细端详了一下。塔哥皮肤黝黑，穿着一件蓝绿格的运动衫，和我一样是农民出身，他有可能被视为西贡大街上任何一个蹬三轮的普通人，或头顿市大街上叫嚷着讨要车费的车夫。可当时我一眼就知道他的身份不是平民百姓。

他的头发被头顶上的电扇吹得乱七八糟，发型是典型越共战地理发员的作品，除此以外，身上还有某些别的东西能披露他的身份。他坐在几乎比他高一头的两位澳大利亚军官中间，身体微微缩着，但看起来似乎很高大。我们村里人都迷信鬼神，而且很多越南人都信鬼。有时鬼会变成人的模样，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当想起与鬼相遇的情形，你就会感到身边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像黑夜里撞上了大山，你看不见它，但知道它就在眼前。我第一次看见塔哥时，就有这种感觉。倒不是我觉得他是个鬼。当我看他两眼盯着咖喱香肠发呆时，马上知道他比自身要高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有人从左侧过来坐下，但因塔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没马上觉察出是谁。我耳旁有人大声说了一句悄悄话：“嘿，伙计，你会有机会和他打交道的。”我转过身来，原来是情报官汤森德上尉。他的八字胡抹了油，捻出两个细细的胡子尖，胡子尖一颤一颤的，和平时他审问犯人时听到令他感兴趣的东西时一个样。现在正是这位塔哥又令他的胡子尖颤抖起来了。汤森德把目光从我这儿移到了餐厅对面，我的眼睛也跟着转了过去。又有一位越南人，一位共和军少校，端着盘子走了过来，指挥官立即溜到一边，让新来的少校坐在塔哥旁边。少校和塔哥搭讪了几句，塔先生好像在应酬着，接着少校又和指挥官聊了几句。

汤森德介绍说：“这是我们新来的丛林侦察兵，坐在那边的少校吃过早饭后会先回师部，我们俩再和他谈谈。”

我早已听说要来一位新侦察兵，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和部队在外边封锁偷袭路线，所以我对这个人并未多加留意。汤森德队长摸索着在找什么东西，于是我瞟了他一眼。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条，念着上面的名字，但声调全错了，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我一把抓过他手里的纸条，念出了塔哥的名字。汤森德说：“他们告诉我，这是个真正机警的小王八蛋。一位越共政委，当过工兵，有头脑，是个杀手，但愿他投诚是真的。”

我抬起头来，见那位共和军少校仍在一个人滔滔不绝。他身穿的工作服浆洗得硬邦邦的，甚至自己都能立起来，他的头发被精心梳理出一个发型，让头发高高耸起在额头上，然后向后背过去，如同你在西贡常见的那种老式的、带有漂亮标志的卧车的保险杠。塔哥靠在椅子上，望着这位喋喋不休的少校。如果我是少校的话，会非常紧张，因为他身边的这个人有如山的身影，有鬼一样凝视的眼神。这眼神是五十年前被祖父欺骗过，或被戴上绿帽子，或被杀害又回来索命的那种鬼魂的眼神。

第二天，汤森德上尉把塔哥的档案摔到我办公桌中间。桌上当时正摊放着十几张照片，上面是从各种角度拍摄的昨天被澳大利亚巡逻兵打死的两个砍柴人。这两个人闯入了禁区，逃跑时被击毙了。照片是两个人被抬到马车后拍摄的。他们两臂张开，两腿弯曲，两个后脚跟碰到一起好像要跳起来一样。摔下来的塔哥档案把照片打落了一地。汤森德说道：“伙计，马上把这个看一下，一小时后我们把他带过来。”

那时我们政府有个计划，允许接受像塔哥这样长期顽固不化但后来又欣然变节的越共分子。这个计划原有个非常古板的越南名称，但后来被称为“投诚”计划。一小时后，塔哥跟着汤森德从门口进来，一进来就占满了整个屋子的空间。他仅瞟了我一眼，便知道了他想了解我的一切，同时看透了我们欢迎他的想法，如同我们把胸腔和心脏都暴露给他。这真让我有些胆寒。在我们村里，如果鬼想要你，就能直入你的胸膛，不仅掏出你的心，还能掏出你的魂，所以你一看见鬼就必须赶紧逃。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塔哥的一些事情，但不知道他将如何解释我所了解的这些情况，也就是有关他的经历和那件可怕的事情。正是那件事促使他背叛了自己所奋斗的事业。汤森德先通过我盘问了塔哥一小时。尽管档案里对这些早已有了答案，但他还是问了一个情报官该问的问题。从师部审问中得知，塔哥提供了所有我们防区内越共部队的位置、火力配置，及村里地下干部名单等情报。尽管如此，塔哥仍耐心地重复着他的回答，一根又一根地抽着切斯菲尔德牌香烟，小心翼翼地不让烟灰掉到地上。他的眼睛从不正视我们俩，只是偶尔迅速地瞟一眼我们的手，好像预料到我们会突然举起枪似的。这时他在我眼里好像变渺小了，虽然仍很机警，杀人仍那么熟练，但已变成一个平常人了。

汤森德上尉审问完毕后，冲我点了一下头，按照我们事先安排好的步骤，退出审问，由我和塔哥闲聊。汤森德觉得塔哥与自己同胞一对一的交谈可能会放松些。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当时只对这个人感兴趣，感兴趣的理由和汤森德不一样。我并不关心上司想要的战术情报，甚至他还没离开审讯室，我就打算把这些搁在一边了。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他已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

这位澳大利亚人刚一离开，塔哥便第一次仰起脸，朝着天花板吐了一口烟。这让我有些毛骨悚然，好像他一直猫着腰埋伏在丛林，此时突然跳出来一样。他根本不看我，而是望着腾起的烟雾，等待着，脸上镇定自若。我终于感到我的声音不会再颤抖了，便说：“我们来自同一地区。我也是从波来古省来的。”档案里说，塔哥来自昆嵩省，就在波来古省的北边，与老挝和柬埔寨接壤。他微微低下头，仍一句话不说。他两眼直视前方，慢吞吞地又使劲吸了一口烟，而且是深深地吸了一口，因为烟吸进去时，烟头上的灰明显变长，增长了一倍。

我从档案里了解到他所忍受的悲痛，但我想让他在我面前表现出来并说出来。我知道自己应该拐弯抹角地和他谈，至少暂时应该先如此。但我只想到了一个笨法子，让我羞愧的是，我只用了这个笨法子。我说：“你那边还有家属吗？”

这时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吓得我屏住了呼吸。我沉思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对他的最初印象是正确的。他就是个鬼，现在要把我带走了。我觉得自己没气了，活不过来了。然而，他并没有消失。他两眼盯着我，然后又把目光落到桌上的档案，好像在说，我问的是已知道的东西。他曾被派到福绥省给那里的村民做思想动员。根据我们的情报，他善于向柴夫、渔夫和农夫这样普通老百姓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而且在这方面是个专家。那时越共在崑藳省改变了以往策略，并在三个月前惩罚了一个村以杀一儆百，因为那里的村干部喜欢上了美国消费品并为得到这些消费品而出卖情报。这一回惩罚得很严厉，没来得及跑的村民都被杀了。塔哥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心以为能平安无事，觉得肯定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家属，所以留了下来，但也被越共杀了，塔哥从此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他的目光仍停留在档案上。我终于缓过神来对他说：“是的，我知道。”

他又一次把目光移开，盯着自己的烟卷，望着还没被吸进去的烟圈。我说：“不仅仅是那一次的缘故吧？我认为你是有信仰的人。”

“我仍然是。”他说，然后看着我，淡淡一笑，但那只是暗笑，仿佛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的确知道。他说：“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和我在你们师部交代的东西是一样的。我相信一个关心所有人利益并让穷人利益先于富人的政府。我相信只有保持个人品行纯洁性才能使这些成为可能。我最终相信北越人想建立的政府不能被它的服务对象所控制。”

“那么，你觉得和你现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怎么样？”我问道。

他慢悠悠地吸完最后一口烟，然后向前探着身子，把烟头掐灭在我桌角的烟灰缸里，又回到座位上，双手叠放在腿上，目无表情，嘴角向下撇着，显得平静而严肃。“我理解他们。”他说：“也理解美国人。我学过美国历史。他们的信仰也不错。”

我承认，自己当时第一个冲动就是想要挑战他。这个人在脱离越共前，对西方民主史一无所知。正因为越共杀了他的妻子儿女，他才想要干掉他们。但我知道，他说的也是真的。他是个有信仰的人。我看得出他有佛教家庭背景。越共打动不了天主教徒，但能向佛教徒寻求同情，让不信神秘主义的佛教徒欣然接受他们的思想。共产党人有充分的正确理念，良好的意愿，讲得也条条是道。佛教第二戒，情欲乃陷阱也。共产党人对佛教这一戒是严格遵守的，是名副其实的生活作风严谨的人。如果一个越共屋里挂张美人照被他的上司逮着了，哪怕只是张泳装照，也会惹上大麻烦。

这就是塔哥所谓的个人品行纯洁性。我逐渐明白他的话后，对此有点嗤之以鼻。我再仔细琢磨，觉得品行不端正是我的缺点，虽然有时并不把它视为缺点，但自己绝不是个多么好的佛教徒。我现在住在美国，这儿的生活方式和母亲、祖母教导我的完全不一样。塔哥在这一点上未免显得有些太理所当然了。想到这里我不再胆怯。他不过是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共产党人而已。我很难想象出他是怎么有的孩子。我无耻地问道：“你想和你老婆在一起，是吗？”我差点儿说出口的是：“你想和你老婆做爱吗？”面对这个不久前还是我们国家的仇敌，现在仍坦然保持信仰的人，我还不至于那么没同情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