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一九九九年对德国文坛具有特殊意义，在二十世纪终结之年，德国文学新世纪的开端提前到来：延宕多年之后，君特·格拉斯实至名归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此为标志，德国文坛春潮涌动，大众媒介一片对文学“大觉醒”的欢呼，其成就着实令人刮目相看，这其中，“捷报”、“叙述艺术的年轻狂徒”、“君特·格拉斯的继承者”乃至“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说辞纷至沓来、不绝于耳。这类对德国文学未来充满信心的预言并非一厢情愿，或仅仅是“格拉斯效应”使然。文学作品在德国有广泛的读者基础，仅以一九九九年德国图书市场为例，在80799种出版物中，有12.4%是文学类书籍一大批脱颖而出的新锐作家吸引着庞大的读者群。这些新人年纪虽轻，却已显现大师风范，书店往往对其作品独辟专架，以展示新一代作家的傲人成果。值得关注的是，这批作家不仅大多相当年轻，有的甚至极为年轻，而且其作品既获得专业评论家肯定，也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纯文学类作品在德国初版印数至多不过五千本的常规被打破，发行量迅速突破十万册的作家不乏其人。影剧院也纷纷上演他们的作品。一时间，真可谓形成了另类“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局面，君特·格拉斯终于有了一批年轻作家承其志业。

在一片欢呼声中，德国当代文学揭开了新的一页，其标志性的变化在于，这批大异其趣的作家和作品不仅以年轻、新颖为其共同点，作品内容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们处理的题材未必再与犹太大屠杀等有关，而是对德国当代发生的事件及其蕴涵的意义和启示给予更多关注和探索，而这一切与德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并非没有关联。当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出生的作家——如莫妮卡·马隆、马丁·瓦尔泽、克丽斯塔·沃尔夫等——尚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历史回顾和对德意志民族心理状态的反思时，众多一九六年以后出生的作家似乎能够摆脱这种负担，摆脱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德意志大地上被打开的潘多拉之盒遗留下来的众多顾忌和羁绊。而上世纪六十年代，正是这种顾忌和约束使阿多诺说出“奥斯维辛后写诗是野蛮的”的重话。与老一代作家背负历史的沉重相反，新一代作家自视为新的文学的后继者，他们重新发现了叙事艺术，重拾了对自己语言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是战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所缺乏的。他们并不惧怕“陈词滥调”和丰富的感情，对好的故事兴趣盎然并且没有任何顾忌地讲述充满幻想的故事，从而满足了当代人的需求，满足了读者不分时代追求美好故事的阅读欲望。难能可贵的是，新一代作家对他们的前辈及其传统知之甚深，这一点提高了他们作品内涵的密度。他们的文字特色鲜明、比喻丰富，写作技巧高妙，布局精心铺陈、读来引人入胜，艺术风格多姿多彩，使德国当代文学重新成为国内外广泛谈论和关注的话题。

秉承无所顾忌的精神、以面向未来的姿态着力把握当代社会与人的精神层面，是新一代作家产生强烈社会反响的重要原因，也构成了解析当代德国文学旺盛人气的重要切入点，这在纵横德国文坛、形成不小声势的“娘子军奇迹”——评论家以此谑称不纯写女性小说的女性作家群——的领军人物尤迪特·海尔曼（judithhermann）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作品从一个侧面典型地反映出上述德国文坛的特征。这位当代德国文学焦点人物一九九八年十月以短篇小说集《夏屋，以后》（sommerhaus,später）亮相法兰克福书展时，文学界还从未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然而仅一个月后，“文学四重奏”对这位二十八岁新人做出强烈反应，当代德国文学评论界权威赖希拉尼茨基兴奋地宣告：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出现了；著名评论家赫尔穆特·卡拉塞克认为能从书中倾听到“新一代极其令人忧伤的声调”；德国《时代周报》称赞：“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高品位作品……一部卓越的初次登台亮相的作品，它预示着巨大的希望。”由此该书一炮打响，四年中印刷十次，销售逾二十五万册，并译成十七种文字。海尔曼本人巡回全国，在各地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里朗读自己的作品。一九九八年她获不来梅市文学提携奖，一九九九年获胡戈巴尔奖、鲁道夫亚历山大基金会奖，二〇〇一年获德国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大奖——克莱斯特奖。以唯一一部作品（更何况篇幅不大）获克莱斯特奖在德国文坛可谓绝无仅有，当人们翘首以待，盼望她第二部作品带来更多惊喜时，海尔曼提供的却是近五年的沉默。这是一段令德国读书界忐忑不安的时间：一方面，施莱尔马赫的断言——“如果只有唯一一部作品赋予一位作者，而他不再有另外一部作品的话，那么他是否是这么一位或那么一位人物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像魔咒一样让人不敢掉以轻心；另一方面，这句名言的现实注脚着实让人心惊肉跳：第二部作品的失败会连累第一部作品随之贬值，这种情形在罗伯特·施耐德身上发生了；甚至“娘子军奇迹”成员佐·杰尼在其大获成功的《花粉屋》之后也为她下一部作品领到了毁灭性的评论。历史和现实都在告诫人们：只有第二部作品才能让一位作家真正成为作家。二〇〇三年，尤迪特·海尔曼终于出版第二部小说集《除了幽灵，别无他物》（nichtsalsgespenster），结果评论界响起的又是一片哈利路亚声！《法兰克福汇报》赞叹它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明星》杂志则冠之以“一部了不起的书”。一切担心都显得多余，该书初版印刷十万册，名列《明镜》周刊和《焦点》杂志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随着第二部作品的成功，尤迪特·海尔曼作为优秀作家的地位得到确认，整个德国读书界，包括最冷静的评论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到对她赞赏的合唱中，这位年轻女作家再次成为德国文学评论界的宠儿。

海尔曼的作品为何让向来理性有余、激情不足的德国人如此心潮起伏、不能自持？对此，作家的一段自白可作为探索的起点。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中她曾说，在她所有小说中都有一种自传的内核，她认为自己尚不能去想象和虚构出一些东西，相反，她的写作是一种遵循着自身生活的写作，还得依赖于她的亲身经历和亲耳所闻。这段话表明，她本人与她笔下人物具有高度亲和性，这一创作特点决定了她的身世在其作品的解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与评论界推崇、媒体追捧的当红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现实中，出道前的尤迪特·海尔曼并非那么光彩照人，相反，她反复强调“没有作为作家的身份感”，“没有感觉自己是个作家”，甚至“在赞誉声中有一种婚姻骗子的感觉”。这种几近刻薄的自我贬低并非完全是自嘲、大度或谦谦君子风范。生活中的她虽出身柏林知识分子家庭，却是个按世俗标准徘徊在失败边缘的小人物：中学毕业后随乐队（poemsforlaila）各地穿行，协助处理乐队财务事宜，二十一岁时与该乐队歌手在拉斯维加斯结婚，虽然她早已与该歌手分手并与男友在二年生子（这也是她第二部作品迟迟未出的原因之一），但从法律角度讲与那位歌手还保持着婚姻关系；她所从事的诸如钢琴、日耳曼学、哲学学业均无果而终；她成名前在柏林一家酒吧做服务生；她最后报名在一所记者学校学习，是因为她想最终完成一件事，该校学制仅一年半，这望得到边的截止时间令她产生了并不多见的进取精神；虽然拿到了这张更多属于培训性质的文凭，但成绩却令人不敢恭维，因为新闻写作的要求与她文字所具有的谜一样的格调大相径庭；完成学业后本应申请一个固定职位，但她发现自己根本不愿做这档子事，所以只是业余为电台工作……迷惘、没有明确目标，正是在这种迷失方向的情况下她开始了写作，而且不知不觉地陷了进去，最后在她的发现者——女作家莫妮卡·马隆的鼓励下从幕后走向了前台。

一张这样的履历表使人不由想起了契诃夫笔下那些萎靡不振、多少有些灰溜溜的“当代”小人物，事实上评论界立刻在她的作品中发觉了这种“契诃夫倾向”。《焦点》周刊在评论《夏屋，以后》时指出：“尤迪特·海尔曼格调雅致，尽管有一种更多的是传统的外部特征，却又是如此令人信服的现代，以致让人觉得书中似乎是契诃夫的曾孙女在描写着处在新千年门槛上柏林人的心理状态。”的确，这位当年的新闻专业学生给读者发来的是来自没有成功的世界的资讯，反映的是众多人物懒散地徜徉其中的浮世绘。在他人崇拜成功、追逐成功时，她却冷静地，带着一抹淡淡的忧伤，抑郁地描写了种种生活设计的失败。她所寻找的是那些不重要的、细小的情形和瞬间；关注的是临时凑合、混乱不堪的人物，而她本人就长期像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生活过；她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并不顾及他人对此作何评论，在作品中她的生活、她的朋友圈子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她对这类人物了如指掌，所以她能驾轻就熟地揭示他们生活的真相，在这一过程中她丝毫没有流露出进行道德评判、是非取舍之类的说教倾向，而是始终把握着点到为止的“度”。那种把深渊探个究竟、把隧道照个透亮的做法并非她所求。她所需要的，是充满理解和宽容地接受人的灵魂有缺失的构成。因为她了解，她和他人一样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某种意义上，她在陪作品中的人物走一段他们选择的人生道路。她从事写作，部分是源自强烈的生活感受、实施自我心理治疗的行为。这构成了作品人物与读者没有距离感，那些想在作品中寻找自己身影的人感同身受、产生共鸣的原因。

尤迪特·海尔曼作品的主题始终围绕着爱情和事物的暂时性，围绕着对尚未体验过的生活、对遭受挫折的生活的恐惧。她讲述的故事并不激烈、喧闹，但也不能令人感到愉快或轻松。她所描述的都是从正常生活轨道上稍稍偏离出去（绝非彻底抛甩出去）的现代人的生活片段，没有不幸，但绝非幸福，全篇透露出一种淡淡的悲哀。这种悲哀述说的不是未曾获得或不可能获得的东西，而是尚未获得的东西。这是一些没有作为的人的故事，他们或独居，或与人同居多年，或可能成婚——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找不到“北”，他们的爱情还都是虚位以设，都是——可能是——一种回忆或一种期待，但绝非可完全信赖、把握十足的东西，它既非占有，亦非履行义务，说不清、道不明，若即若离，隐约中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但就是抓不到手。这些人物感觉到时间如何从他们身旁消失，然而所有人又感到他们的生活不是在当前，而是在回忆和想象中进行，爱情和暂时性不过是一个事物的两种说法。对他们而言，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加以关注，他们只是让自己被动地，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游戏般地、并不认真地介入生活的进程中去。

这类人物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其心灵构造正是海尔曼所要塑造和描绘的同龄人的基本特征：他们作为战后德国“经济奇迹”中出生的一代，从富裕儿童长大成人，在过惯了衣食无忧的好日子之后又必须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气氛）中给自己找到出路，给自己的未来理出头绪，然而没人给他们做出准备，这一点暴露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她让作品中的人物在一种生活中承受痛苦，而这种生活被误认为没有理由去忧郁不安。表面上这些三十岁上下的人拥有他们想拥有的一切，他们对自己生存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了如指掌，而实际上这恰恰造成了一种极其微妙的、难以捉摸的绝望感，一种未达目的的感觉，所以他们感到无计可施，感到不幸是他们命运的一部分，正是这种原因构成了海尔曼作品的基调：迷惘、失落、难以名状的渴望，有些人物渴望着一种灾变、一种死亡，作为唯一有意义的事件，作为他们存在的证明；有些人则无精打采、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这些人搞不出什么名堂来，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根本就不想有什么名堂。也正因如此，海尔曼作品中的人物大多犹豫不决、不善交往，甚至不知道明天干什么。他们找不到爱情，喜欢偶然性的、不固定的东西，在某处聚首片刻，经历点什么或什么也没有经历；一人独处，去体验幸福或不幸的不定感情。这些人物的故事充满着离奇巧合，无关大局的逃避，未能抓住的机会，挫败了的生活规划，他们混乱地、晕头转向地、梦游般寻求着种种活动（包括吸毒），他们梦想得到的是如此之多，却又不知实际中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缺乏意志和毅力，没有热情地过着一种生活，一种不同于他们所希望的，但又不能另外加以设想的生活。

尤迪特·海尔曼将这一系列人物的特征在小说集《夏屋，以后》中通过截取他们的若干生活片段，以一种简洁、冷静，似乎无动于衷的口吻加以再现。《索尼娅》中的男主人公是个高傲自大的年轻画家，他沾沾自喜地发觉一个固执倔强的姑娘索尼娅在接近他，虽然他觉得她并不特别吸引人，但仍然享受着同她在一起的时光，最后却出于胆怯，去灾避祸似的匆匆与原来的女友结婚；在与索尼娅分手时还表现出了施虐狂：“我想看她失去控制，看她呼天抢地，喊个没完可能还会来打我什么的。”然而，多多少少有些变态的男女主人公一旦脱离自我满足的生活，便回归不了常态，高傲自大和强迫型神经官能症相遇却不相知，剩下来的，只有莫名的忧郁。《飓风》叙述两个年轻女子在加勒比海岛上度假的最后几天，即将到来的热带风暴给小说叙述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情投下了阴影，她们中的一个在分手之夜才决定投入爱情冒险游戏中，小说与其说是叙述爱情，不如说是在叙述对爱情的想象，而并非真有所求地期待爱情。作者的暗示值得玩味：小说中电台虽不断发出警告，飓风最终还是放过了这个岛屿，这可以看作海尔曼故事中的典型世界——这里叙述的不是不得了的灾难，而是一些有惊无险、最终会擦身而过的事变。《红珊瑚手镯》中“我”这个叙述者的所有努力，就是将她男朋友和叙述者本人拽进一则涉及爱情和背叛爱情的童话般的故事，没有任何结果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人们还能指望什么，假如男主人公——一个昏沉沉、空荡荡、乏味苍白的人物——“整天就躺在床上，冷漠加沉默，感觉糟透了”，只会诉苦似的喋喋不休“我对自己没兴趣”，女主人公所表现出的纵情和恶作剧可以看作是对这种百无聊赖现状的逃避、解脱，或暂时的调节。《在奥德河的这一边》叙述一位心力衰竭的艺术家躲进奥德河畔远离尘嚣的田园风光中，两个身无分文的年轻人兀自闯来，搅乱了一池静水，主人公在“凡事有好有坏，就这么活吧”的生活现实或曰生活哲理中一步三回头。这部集子的标题小说《夏屋，以后》中，女主人公有意识地忽略或放过爱的存在，男主人公独居于他买下的破败荒凉的古宅中，因为爱无着落，将房子付之一炬后离去，没给任何人留下联系地址，这种劲头同样叫人多少产生“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透过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不负责任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的行为，人物的核心成分及特点得到强化和彰显：没有什么排除在外，一切皆有可能；从不稳定下来、从不一成不变是尤迪特·海尔曼这部小说集中所有人物行为处世的圭臬，也是他们的幸福所在。

失败、失落、失魂的经验；不确定、不可名状的渴求和欲望；迷惘、彷徨、无望、忧伤……这一切看似虚无飘渺，实则刻骨铭心的情感描述构成了《夏屋，以后》全书的基调。这种基调是挽歌体的，似乎没有什么能令作者惊异，正因如此也没什么必须加以谴责。作者所描绘出的这幅贫乏苍白感情的静物写生，“几乎是德国整个一代人的状况和情绪的表达”这一出自当今德国最具权威的文学评论家的论断，部分解释了尤迪特·海尔曼的作品产生巨大反响的原因，同时构成了解读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在她笔下，历史的沉重让位于个人心灵的沉重，她让新一代人登台亮相、张口说话。“新”之所在，缘自他们无拘无束，随便自然，不抱幻想，冷静现实，没有多大期待地走自己的路；缘自他们并不因没有父辈信仰过的远大理想和乌托邦而自惭形秽或不自在；缘自作者对这类现代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完整性和他们对事物短暂易逝的感受的描写，在这种意义上，尤迪特·海尔曼表达出了一代人的生活感受，拨动了一代人的心弦。当然，她的视野并未局限于德国的青年一代，在她笔下，也有着寄身异域冰天雪地中的巴厘岛女人和纽约贫民公寓里孤独的老人。冷静的笔触后面，可以感到作者悲哀而无奈的目光。

在尤迪特·海尔曼所描述的种种当代人的不安情绪中，读者会在平铺直叙中领会到渗透其中的人生感悟，几多思恋，几多哀愁。平淡无奇中，让人感到人生的悲哀：到处都是一个样子，人在天底下都过着同样的生活，物质生活的富足带来了便利和享受，但并未带来人们渴望的幸福和心灵的平静安慰，幸福在哪里？人们启程找寻幸福，一次又一次，锲而不舍，恐怕我们就像尤迪特·海尔曼在访谈中用以自况的西绪福斯一样，过程就是目的，因为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根本就不存在，或者难以持久存在；或者正因如此，人类才有了孜孜以求的动力去追求探索，或者……

任国强

二〇〇六年十月八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