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几乎不吃猪肉，猪尾巴也无法引起我的欲望。不过身在海外，想吃某种在本国随处可见，但在这里被视为禁物的食物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如同我想随时畅饮啤酒一样。

那个会讲埃纳德语的日本人，一定是多次光顾，并和老板混熟以后，才敢提出“无论多少钱，也想吃猪尾巴”的明确要求。老板虽然偷着做了，但是到底不敢让他堂而皇之地坐在店里吃，就连谈论起来也显得小心翼翼。

我走出小酒馆时，日本人和他的猪尾巴，都已消失在神圣的街头。

在迈索尔火车站，我遭遇一次抢劫，不过损失不大。

我正在等待前往马杜赖的列车，在餐厅点了咖喱和麦饼。一个看上去有点无赖的印度小哥，跛着脚从我桌边走过，一伸手拿走我的麦饼。

在印度旅行，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也许因此我才放松了对麦饼的警惕……我的手机也放在桌上，不过他没有拿。想必他知道，如果是手机，我肯定会追出去，但为了一块麦饼，我不会大动干戈。他走得相当若无其事，虽然跛着脚，但是步履轻松，就像在天气晴朗的午后，吹着口哨走在公园里。

我笑着摇摇头。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却提出要把自己的麦饼分给我。他为刚才的一幕道歉，好像错误是他造成的。我好言谢绝。一来，我不可能要他的麦饼；二来，他看上去也并不富裕。

年轻人叫杜非，是班加罗尔一家公司的出纳员。他看起来心事重重。问过才知道，他刚回迈索尔附近的农村老家，参加完未婚妻的葬礼。

悲剧是这样发生的：一辆卡车因为速度太快，在转弯时失控，撞到他正走在路边的未婚妻。等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气了。

杜非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在班加罗尔读完大学后找到了工作。如今，他和几个人合租，他的那间是储藏室隔出来的，只有六平方米。每月租金一千二百卢比，相当于人民币一百二十块钱。对杜非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因此他必须努力工作。

和大多数坐火车的印度人一样，杜非没有任何行李。他唯一随身携带的是一个诺基亚黑白屏手机。他原本打算买一台智能手机，但因为未婚妻家几乎没有积蓄，他用那笔钱办了葬礼。

“我希望她能一路走好。”他说，“晚上，我会看着天上的星星，知道有一颗是她。”

为了转移悲伤的话题，我问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怎么样。

他说很辛苦，而且上司总是挑三拣四，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如果辞职了会回老家吗？”我问。

杜非说，如果回老家，他不可能找到别的工作。他的父母是农民，也无法理解一个大学生为什么要回到农村。那样的话，当初读大学还有什么意义？

“这一点和中国很像，”我说，“中国农村的父母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在这时，杜非告诉我他的偶像是杰克·马。

“谁？”

“jackma，中国的比尔·盖茨。”

我这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马云。我问他为什么崇拜马云。

“他和我一样是农村人，而且他打算来印度投资。”

我对马云的出身和投资都不太了解，不知道是否如此。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印度听到有人崇拜一位中国企业家。

“南丹·尼勒卡尼呢？”我问，“他是你的偶像吗？”

“不，他是有钱的婆罗门人家的孩子。”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会成为印度的杰克·马？”

“也许是他的千分之一吧。”杜非笑了，似乎从痛苦中短暂地解脱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坐在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里。年轻人进来问我：‘先生，这个怎么做？’于是，我指点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