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人自动分列两旁，腾出一条空路。但无论是谁，都没有露出一丝喜悦的神情。仿佛这不是婚礼，而是一场受难仪式。记忆中，北印度的婚礼要欢快、热闹得多。人们又唱又跳，大分贝的音响让树上的麻雀纷纷坠落。不知为何，亨比的婚礼笼罩在一种近乎悲伤的气氛中。

婚礼队伍的出现，让穿便装的工作人员更有了盯紧我的必要。因为紧张，他的眼神已经毫不掩饰，脸上带着孩子打赌时的劲头。

我慢步走出毗楼拔叉神庙。经过他身边时，他假装望向别处。

我一边忍着笑意一边想：如果相机还有电，我倒是很想为你拍上一张。

在亨比村，最令我惊奇的还是嬉皮士的数量之多。

嬉皮士几乎都是外国人，尽管来自五湖四海，但有着相似的装扮。他们有的剃了光头，有的留着脏辫，穿着皱巴巴的粗麻衣服，打着耳洞或鼻钉，很瘦，眼神直勾勾，表情中带着人畜无害的平静，又似乎暗藏激流。

走进任何一家有屋顶露台的餐厅，你都能看见嬉皮士慵懒地靠在坐垫上，喝着蔬果奶昔，读着瑜伽上师的传记。寒暄几句后，他们会告诉你自己过着有机生活——已经很多年了。他们每天清晨冥想，坚持写日记。加facebook好友，你会发现他们原来经常更新状态——灵修的体会、生活的点滴，每次都有很多人点赞。

没人说得清嬉皮士是怎么看中亨比的。或许因为这里只有素食，没有酒精，远离任何一座大城市。自打成为废墟，就有了一种与世无争的气氛。加上物价便宜，几乎不费力气就可以一直生活下去。

在亨比村闲逛时，我总是碰到一个开民宿的日本女人。小小的个子，蓬松的短发，脸上已经晒成棕色。听人说，她七年前来亨比旅行，认识了村里的一个印度男人。如今，她已经是两个混血小孩的母亲。

一天早上，我看到她送两个孩子上学。村里的印度主妇和她打着招呼，而男人们的目光似乎总会在她身上停留得更久。

她开的民宿我也去看了。只有四个房间（其中一个她自己住），全是四人床位，一晚只要两百卢比，人民币不到二十块钱。如果住在屋顶，自己搭帐篷，只要一百卢比。厕所和浴室都是露天的。不大的院子里，放着塑料椅和书架，上面插着一些日文书籍。

住在这家旅馆的大都是日本嬉皮士。看打扮绝不寒酸，大概只是纯粹享受这样的生活而已。我与其中一位姑娘吃了一顿晚餐。她在东京是西式糕点师，来亨比已经三个月，还没有回去的打算。当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亨比时，她反问：“你不觉得亨比很美好吗？”

“比日本美好？”

“当然！”她一副“这还用说”的表情。

去猴神哈奴曼神庙的路上，我骑着租来的摩托车，经过一个偏僻的村庄。问路时，遇到一个皮肤黝黑、身材消瘦的比利时女人。

比利时女人告诉我，她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三十年。她看上去六十多岁，花白长发依然梳成马尾辫。和印度女人一样，她穿着纱丽，戴着各种各样的饰品。她在比利时是室内设计师，来亨比之前离了婚——上辈子的事了。

我问她以什么为生。她说这里几乎用不到什么钱。决定搬到亨比后，她就带上在比利时的所有积蓄，在这里买地，盖房。

“我吃素，这里的蔬菜很便宜。有时我也给亨比的餐厅做做室内设计。如果生活在比利时，钱或许是很重要的东西。但在这里，钱对我来说只是数字。生活中有很多比数字更有意思的事情，不是吗？”

我问她是不是开了民宿，她笑着说没有。闲暇时，她喜欢自己做珠子和首饰。她抬起胳膊，给我看戴在上面的饰品。

“都是我自己做的。”她说，眸子闪着光。

骑出村子，公路两侧是大片的稻田，零星的椰子树摇曳其间。稻田的尽头仿佛一条边界。从那里开始，亨比特有的黄褐色石块就一直铺展向远方，给人一种亘古未变之感。

在印度旅行时，我目睹了很多丑陋的现代化，和在中国一样，势不可当。可是，唯独在亨比，我仍能感觉到某种根深蒂固的东西存在：每天清晨，家家户户在门前画上莲花，去河边浣衣，去庙里祭拜，去田里劳作，傍晚洒扫庭除。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正是农业时代最后的尊严感。尊严感当然需要一点点金钱维持，但那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执着地坚持下去。

我想，这或许就是，嬉皮士也好，我也好，久久不愿离开亨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