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在一个全然自足又壁垒森严、态度轻松又个性鲜明的地方停靠片刻——日惹或许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至少和雅加达相比，日惹更像是爪哇的灵魂。这里的爪哇语最地道，文化传统最鲜明，老规矩数不胜数。它完全独立，甚至拥有自己的海关，皇室仍然住在皇宫最深处，由穿着传统服饰的老家臣服侍。它是苏丹统治的特区——或许也是爪哇最后一个城邦。
我参观了苏丹的皇宫。这个独特的区域犹如一座带有城墙的城市，里面生活着大约两万五千人，有自己的市场、商店、蜡染、银器作坊、学校和清真寺。大约有一千名当地居民被苏丹雇用。皇宫分前后院，前院是旧时苏丹上朝处，有殿阁和庭院，后院是嫔妃们的住所。后院的大门旁立有两尊石雕，右边是巴劳巴达，代表善良，左边是金卡拉巴拉，代表邪恶。
大殿内，加麦兰编钟乐队正在弹奏“叮叮咚咚”的古乐。中国式的凉亭里，宫廷诗人依然日复一日地唱诵史诗。那本史诗是如此厚重，以至必须放在一张茶几一样的小桌子上。年迈的诗人盘腿坐在桌前，打开台灯，偌大的凉亭里只有他孤单的身影。他开始唱诵，声音抑扬顿挫，歌颂着皇室和神明——那是伊斯兰教来到之前的声音。我很快发现，他完全无视那些窥探、凝视，甚至快要趴在地上按快门的游客。他的注意力从不移开，脸上有一种高贵的漠然——一种在皇宫内待久了的人才会有的骄傲。
我在皇宫里随意步行，看到腰间别着格利斯短剑的侍卫，身着传统的“巴迪克”蜡染服，裹着纱笼。他们一定已经在宫里干了大半辈子，如今都垂垂老矣，盘腿坐在走廊前的蒲团上，有的发呆，有的闭目养神，像村委会门口一群晒太阳的老大爷。我望着他们，想象他们在皇宫里的漫长一生。他们护卫着国王，年轻时一定还护卫过国王的父亲。这个国家的思考方式或许被现代化的浪潮不断席卷，可在这里，在这些老侍卫身上，我看到一种恒常之物——这正是日惹最打动人心的地方。
这座宫殿由哈孟古·布沃诺（意为“宇宙位于我的膝上”）一世修造，现在住在里面的是哈孟古·布沃诺十世。唯一让人迷惑甚至会心一笑的，只有挂在走廊前的木牌，上面用英语写着：禁止与侍卫合影……
此时，我看到四名宫女托着银盘进入后厨。这是国王的午餐，依然按照古老的传统，由试菜师验证无毒后，才能呈进。侍女们大概五十岁开外，穿着朴素，长相也很难称得上端庄，不过这不是拍摄电视剧的外景，而是现实。虽然每月只从苏丹那里领到微薄的津贴，但她们认为，到宫里服务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一些当地农民在农闲时也常来宫里谋差事，还有很多人自愿来宫里服务。在日惹人眼中，只要能在皇宫里干活，哪怕是临时工，也是一件体面的事。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感同身受。一群马来西亚华人就表现得不屑一顾，认为那不过是“封建势力复辟”。连国王最喜欢的斑鸠鸟，他们也避之不及——“那声音可不吉利！”
在爪哇，并非每次发现都是快乐的。因为风景过于斑驳，现象错综复杂。如果你试图找到一种思考框架，使所见的一切如星座般各安其位，那结果多半是让头脑变得更加混乱。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理解一切，或许会容易很多，可惜它到达这里的时间还不足以形成文明。在雅加达国家博物馆里，我甚至无法找到与伊斯兰教相关的任何内容——馆里展出的只是土著文化和各个时期留下的佛像。
我乘巴士前往普兰巴南，这里是印度教的遗迹，位于日惹东北十八公里。和婆罗浮屠的命运一样，普兰巴南建成后不久就被遗弃，然后在历次火山爆发、地震和偷盗中，化为悲剧性的废墟。
寺庙群紧挨着公路主干道，即使站在路边远眺，大湿婆神庙的尖顶也甚为壮观。实际走进去，发现仍有大片倒塌的石块，被听之任之地散落、堆积在原地。大量断手断脚、无法修复的佛像立在草地上，像屠杀过后的现场。
环绕大湿婆神庙的走廊内壁上，雕刻着《罗摩衍那》中的场景，讲述的是罗摩王子的妻子悉多如何被诱拐，以及猴神哈奴曼如何找到并解救她的故事。这个故事仍然作为爪哇传统戏剧的一部分，在普兰巴南村的露天剧场上演。然而普兰巴南村已是一个标准的伊斯兰教村落。
有一则传闻说，1965年苏哈托军事政变后不久，要求每个国民申报自己的宗教信仰，普兰巴南的村民一度感到十分踌躇。他们是穆斯林，然而又感到自己不能这么申报——因为违背了太多伊斯兰教戒律。他们了解到自己的祖先建造了伟大的普兰巴南寺庙群，尽管其背后的文明已无从知晓，但他们知道这和印度教有关。他们也知道，平时喜欢看的哇扬戏，很多情节也来自印度史诗。于是有村民提出一个设想：他们应该申报自己信仰印度教。
可是问题也接踵而来。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不清楚信仰印度教应该做什么，对印度教的历史或仪轨都一无所知。于是他们请来巴厘岛的印度教祭师，教授他们印度教的常识，可最终发现过去已无法重建，文明一旦丢弃，就不可能再轻易地捡起。于是，他们只好申报自己信仰伊斯兰教。
从博物馆的旧照里，我看到1885年荷兰人发现这里时的情景。当时，这里是一片更加荒凉的废墟，到处长满荒草，野象横行，而那些荷兰人迷茫地坐在石头上。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迷茫我能够感同身受。一个如此宏大的建筑被轻易地遗弃，一种压倒性的文明彻底消失，无论谁也难以理解。即使是拥有现代化机械的今天，想完全修复普兰巴南也困难重重，更何况在古代？那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恒心和毅力？
我深深地感到，这里展示的不是文明，而是文明的丧失，是一种被时间遗弃的力量。那些已然倒塌的是现实，而那些被好意修复的，与其说是保存现实，不如说像镜子一样映照出现实的残酷。
对我来说，同样残酷的现实是，在苦等一个多小时后，被告知开往梭罗的商务列车坏了，不得不换乘无空调亦无座位的普通列车。我蜷缩在行李箱上，看着对面一个表情忧郁的中年人：牛仔裤、黑色t恤、冒牌hugoboss夹克衫。稻田依然无休无止，可车门无论如何无法关闭。也许应该庆幸才对，因为风顺着门缝涌进闷热的车厢，如同上天的恩赐。
——这才是爪哇，我心想，一个在现实性中运转的国度。那天晚上，我无所事事地去梭罗剧场看戏。买的vip票，合人民币两元。当我捏着软软的票根走进去时，发现剧场已经坐了一大半人。有些人在睡觉，有些人在接吻，一个戴着头巾的漂亮女子在左顾右盼。我坐到她身边，可她很快就起身离去。
戏是爪哇传统戏，散发着印度史诗的诙谐与荒诞。散场出来已是10点多，可剧场外依然热闹非凡：一群下国际象棋的光脚男子，一支演奏流行歌曲的业余乐队，几个练习英语发音的大学生，各种各样的沉思者。透过头顶的树叶，新月洒下它的光辉，可兴致勃勃的人们毫无散去的迹象。
回酒店的路上，经过城市的主干道。我惊奇地发现，大街两侧停满摩托车，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坐在、躺在、靠在马路牙子上。
我的第一反应是“肯定出什么事了”，但是很快发现，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无辜、闲散、寂寞，还带着一点青春期的迷惘。
我问出租车司机，他们在干什么？
“justforfun.（只是为了好玩。）”司机耸耸肩告诉我。
从梭罗再次乘上列车，向东赶往庞越，这回需要九个小时。爪哇只是印度尼西亚的第四大岛，但实际走起来，才真切地感受到——那也是相当遥远的距离。
茶色玻璃外是近乎“永恒”状态的稻田，平平坦坦，却看不到任何现代化机械，全由人力和畜力耕种。手头的《雅加达邮报》上说，美国国会规定2015年前，三分之一的地面战斗将使用机器人，但看看近在眼前的爪哇农民，不由得感到一种违和感。另外，从西到东一路走过来，感觉爪哇就像一座巨大的粮仓（它也确实被荷兰、日本当作粮仓侵略过）。如今虽然天下太平，可这样的身份也不是“国家独立”或“和平崛起”能够轻易改变的。
火车经过泗水，这是东爪哇的首府，从火车上看，仿佛是连绵不断的棚户屋所组成的钢铁集合体。等待开闸的浩荡人群，骑着摩托车，无一例外地面无表情。不时经过污染严重的小溪，有孩子蹲在水边独自玩耍，太阳煌煌地照着。我想起普拉姆迪亚的小说《人世间》就是以泗水为背景：少年明克进入荷兰人开的贵族学校，在爪哇传统与西方文明的撕扯中逐渐成长。此书被称为印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然而一百多年过去，这种撕扯依然存在。
傍晚到达庞越，不幸的是，开往布罗莫火山的巴士已经停运，只好包车前往。不用说，要价高得惊人（合人民币一百八十元），只是也没有可以替代的选项。从庞越到布罗莫火山所在的塞莫拉旺小镇，走山路还要近两个小时。赤道地区天黑早，我怕耽误时间，虽然明知被老板索要了高价，也无可奈何。
司机小哥是一个看起来松松垮垮的年轻人，叼着烟卷，双眼通红，说他刚从赌桌下来，我也一点都不会吃惊。车是印尼产的硬邦邦的吉普，舒适度照例不佳，不过这点自我安慰一下就好。
暮色中，我们穿行在玉米疯长的陌生小镇。伊斯兰教的唱经声在天空回荡，路边烤串的烟气四下弥漫。小哥开得很慢，又不时减速，与碰到的任何人（或牲畜）吹口哨，打招呼，然后告诉我：“myfriend.（我的朋友。）”
不到半小时，车就没油了。无奈之下，只好掉头回去。小哥自称“身无分文”，由我垫付油钱，他却从对面的小卖部晃出来，买了包烟，悠然点上。这里明明是加油站，墙上也明明贴着禁烟标志，可无论是谁，全都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加完油出来，天终于黑透。既已黑透，我也懒得再开口，任由司机小哥在漆黑一团的山路上，以八十公里的时速左冲右突。车厢里一片死寂，只有风声和不断响起的刹车声。除了祈祷，我也别无他法。有时甚至想，在这个暴力性的、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上，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今天，本已近乎奇迹。
小哥突然从裤袋里掏出一个u盘，插入接口，音乐陡然响起，竟是jessiej的《价码》(“pricetag”)。
金钱买不到满足和快乐，
我们就不能慢一点，享受当下？
我打包票这样感觉很好！
这无关金钱、金钱、金钱！
我也不需要你的金钱、金钱、金钱！
我只要你跟我舞蹈，忘掉价码……
终于到达塞莫拉旺，它就在腾格尔火山口的边缘，俯瞰着布罗莫。我顾不得挑三拣四，入住一家清教徒般的小旅馆。大概因为海拔原因，水管出水困难，可以勉强刷牙，但没法洗澡。我出去买了一瓶bintang啤酒，坐在火山小镇自斟自饮。天上没有一颗星，远方是无穷的黑暗。
翌日凌晨4点，我们被塞进一辆小型吉普，前往观测点看日出。所谓的“观测点”，在布罗莫火山旁边，海拔更高的潘南贾坎山上。如果运气够好，可以看到从古老的腾格尔火山口内崛起的布罗莫火山，它西侧的库尔西、巴托克火山，以及爪哇最高峰塞梅鲁火山（三千六百七十六米）在日出时的盛景。
吉普在黑暗中一路颠簸，透过侧面的车窗，几乎什么也看不清楚，可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在迅速后退。司机是个壮实的腾格尔汉子，自如地驱使吉普躲过各种坑洼，轮不沾地往前飞驰。我紧紧握着扶手，闭上眼睛，任由脑浆组织大面积重组。那感觉像是参加追捕任务的缉毒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即将走投无路的毒贩。
半小时后我们到达观测点。下面早停了十几辆同样型号的吉普。雨后春笋般的游客，不约而同地会聚到这地球的一隅，穿着防风夹克，走完登顶的最后一段路程。出租和售卖棉衣棉帽的小贩们，跑上跑下地招徕生意——观测台寒气四溢，如果不是穿了抓绒，笃定会被活活冻死（几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站在观景栏杆前静静等待。眼前是火山的谷底，但此刻一片黑暗，远方同样沉浸在更大规模的黑暗中。我想象着在地球某处，太阳已经从地平线喷薄而出，向西驱赶巨大的阴影，它的锋刃离布罗莫越来越近。但是此刻，布罗莫无疑还在沉睡。不知为什么，周围几乎没有人开口，黑暗和寒冷似乎吸走一切生气。天空适时地下起绵绵细雨，打在土上簌簌作响，像小女孩穿了大人的拖鞋乱跑。一些人离开了，但更多人选择留下。
光亮的出现似乎只发生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却构成两个世界的分野。这时，我终于可以看清眼前的景致：近处的树木，远处的云海。但雾气过于浓重，看不到火山的踪影。普遍性的失望像癌细胞扩散一样，迅速波及每一个人。
“早知道就不来了。”
“这样的天气根本不可能看到日出。”
“当地人可不管这一套。”
“我准备走了，亲爱的，你呢？”
“多等一会儿，我们这辈子来这里的机会可能仅此一次。”
人们还是开始陆续离开，规模随着腾格尔司机上来催促达到顶峰。最后整个观测台只剩下我和一个西班牙人。
“走吧。”他终于沮丧地说。
可就在这个瞬间，风突然开始把晨雾驱散。我看到山谷间的云雾迅疾流窜。我们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地盯着眼前瞬息万变的景色。就在风把雾气全部吹开的短短几秒钟里，我们有幸目睹布罗莫火山和远方塞梅鲁火山被朝霞渲染的山顶。
“太美了，简直超越我的想象！”西班牙人激动地宣布。然后，新一轮的雾气便来了，瞬间吞噬眼前的一切。
回到吉普车上，我们返回火山口边缘，然后越过沙海，下探到腾格尔底部。此时天已大亮，我看到布罗莫陡峭的山体，耸立在辽阔的熔岩沙平原上——它像是一片干涸的黑色河床，荒凉而萧瑟。史前时代的地球景致，恐怕不过如此。腾格尔马夫们披着斗篷，牵着马匹，想把游客送到火山脚下，但大多数人选择步行。
布罗莫火山已经近在眼前，它神秘的坑口冒出滚滚浓烟，仿佛一口烧开的大锅。我沿着落满火山灰的台阶，爬上最后几百米，直抵坑口边缘。热气和硫黄气体迎面扑来。我知道，只要顺着洞口下去，就可通向地球遥不可知的最深处。然而，纵使现代科技已经如此发达，这依然毫无可能。
山下的沙海一片苍茫，如同月球表面。一座印度教神庙兀立在沙海中央——它的位置如此突兀，造型如此古怪，以至让我感觉它是被湿婆的大手随意摆在那里。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只是匆匆过客——这里是布罗莫的领地，是神的世界。
布罗莫之所以神圣，并非因为它的景观，光是它的存在就已经足够。长久以来，笃信印度教的腾格尔人就生活在对它的知晓中，并且以它作为生活的尺度。16世纪，当伊斯兰教的洪流颠覆满者伯夷王国，为了躲避灾难，腾格尔人避世于这片荒凉之地。那时，国王没有子女，王后祈求火山之神，帮助他们繁衍子嗣。神灵答应了，赐予他们二十五个孩子，但要求年龄最小且相貌英俊的男孩葬身火海，以示报答。王后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但勇敢的男孩为了整个王国，甘愿牺牲自己。不管怎么说，是火山拯救了腾格尔人。如今，每到一年一度的卡萨达节，腾格尔人依然会来到布罗莫，向火山口内投掷祭品，祈求神灵的眷顾。
从火山回到塞莫拉旺，游客们纷纷乘坐早班汽车离开，有的前往泗水，有的转战巴厘岛，刚才还热热闹闹的小镇，顿时显得空空荡荡。只有等到傍晚，新一轮的客人才会陆续到达，然后是新一天的日出、徒步、火山探险……
我在小镇上随意漫步，发现它真的就在火山口边缘，火山的任何一次大规模喷发，都可能是灭顶之灾。然而，肥沃的火山灰上遍植着山葱，苍绿而茂盛，带着爪哇特有的勃勃生机。在爪哇，繁茂与毁灭往往只是一步之遥。
一个卖毛线袜的腾格尔小贩朝我打招呼：“你好！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国人？”他连珠炮似的发问。这之后，语言不通让我们都奇异地沉默下来。我看到他穿着中国产的夹克，骑着日本产的摩托，于是递给他一根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
气氛相当融洽。直到和我挥手告别，他才终于想起什么似的大声喊道：“要袜子吗？布罗莫纯手工！”
在无人留意的小城文多禾梭，我奇迹般地逗留了两日。也许是因为在这里找到了久违的安逸感，也许仅仅是出于旅行即将结束时的忧郁症——我几乎已经走到爪哇的最东端，在一个闻所未闻的陌生小城。这里棕榈树婆娑摇曳，海风拂面而至，清真寺开始呈现巴厘岛风格，而地里的甘蔗竭力疯长，足有两米多高，在风中簌簌摆动。
旅行至此，我已总结出一种可以称之为“爪哇性”的东西：它是自发的、旺盛的、原始的、热带的、暧昧的、植物性的、永不疲倦的、混乱与秩序纠缠不清的……此刻，在文多禾梭，我感到有必要给这次旅行一个强有力的结尾。
我的目光在地图上游走，马上就锁定了旁边的伊真高原。介绍简单清晰地写道：“这片高山区森林密布，人口稀少，有很多咖啡种植园和几处与世隔绝的定居点。通往高原的道路很不理想，可能正是这个原因，前往此处的旅行者数量稀少。”
根据我在爪哇的旅行经验，连游客都极少涉足的地方，恐怕是相当“原生态”。我感到一丝隐秘的快乐，暗自做好心理准备，但“爪哇性”事件还是始料未及地发生。
第二天清晨，坐上之前联系好的吉普车，我发现我雇用的司机还带上了他的“情人”。
“afriend.（一个朋友。）”他以无关痛痒的口吻介绍。
女孩说她十九岁，是旅行社新来的实习生，而司机已经四十开外，发际线明显后移。我问司机，他们是不是男女朋友。
“不不不。”他斩钉截铁地否认。
然而在路上，两个人的言行举止却没有那么斩钉截铁的说服力。即便听不懂印尼语，仅仅从他们的肢体语言看，也未免过于亲昵。
“看车！”
“有人！”
我不得不一次次发出警示，确保“爪哇性”不会成为“悲剧性”。
后来，我终于找到机会单独问女孩：“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男朋友，”她的脸上浮现出一片水蜜桃般的红晕，“是最好的朋友。”
“……”
不管怎样，我们平安进入“无名之地”，连当地卡的手机信号也像断线风筝一样不见踪影。此地果然山高林密，虽然路况并不算太坏，但擦肩而过的车辆、行人都屈指可数。仔细想想，司机带女孩来这里也是用心良苦——这里风景优美，人迹罕至，又没有信号，堪称约会圣地。
吉普在狭窄的林间公路上飞驰，柠檬色的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落一地。窗外是漫山遍野的咖啡种植园，咖啡树上结满红色的果实。自从欧洲人把咖啡引入爪哇，这里就成了重要的咖啡产地。文多禾梭那些漂亮的荷兰式房子，都是当年种植园主的私宅。
此地盛产“猫屎咖啡”，是麝香猫偶尔吃下成熟的咖啡果，经消化系统排出体外所得。胃液的发酵作用，使咖啡有一种特殊的风味。不用说，经过这么一番大动干戈，每磅咖啡豆的售价也高得惊人。不过即便在此地，野生麝香猫也已相当罕见，更不要说还能被人恰好捡到它们排出体外的咖啡豆。
如今的“猫屎咖啡”都是人工养殖的麝香猫所产。这些麝香猫被关在笼子里，每天被迫吃下大量咖啡果——虽然猫也有各式各样的猫生，但只靠咖啡果果腹的猫，无论怎么看都相当凄惨。只是有需求就有市场。据说，窗外的咖啡果采摘下来后，会有一部分专门运到麝香猫养殖场，用于生产“猫屎咖啡”。
我们还经过一些不大的镇子，是咖啡工人的聚居地。一致性的建筑，一致性的人生。简单聊了一下才知道，他们的祖辈都是荷兰人从苏门答腊带过来的，几代人如今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百多年。一百多年在中国似乎只是转瞬之间的事，但在日复一日的咖啡园，却感觉几乎与永远无异。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伊真火山。它是爪哇主要的硫黄采集地，拥有一个绿松石颜色的火山口含硫湖，周围环绕着陡峭的火山壁。这里的旅游并未完全开发，直白点说，几乎不存在配套设施，但是一些旅行者会来这里（似乎法国人居多，因为都在说法语），看壮观的火山湖和采集硫黄的工人。
在很多人眼中，这些硫黄工人的生活堪比“人间地狱”。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在毒气四散的火山口采挖硫黄，然后把硫黄矿石卖给山下的制糖厂，用于制糖过程中去除蔗汁杂质的硫熏。他们先要爬三公里的陡坡到达山顶，再爬两百米的峭壁下到火山口，用最原始的方式烧硫黄，然后手拣肩挑，把八十至一百公斤的硫黄用扁担原路扛到山下。如此走完一个来回，需要三到四个小时。他们凌晨2点起床，为的是赶在毒气更加肆虐的正午之前，完成一天的工作。他们每天能挑两趟，赚大约五美元。
在上山的入口处，我看到一个写着“因故关闭”的牌子，和爪哇的大多数牌子一样，只要弯腰过去即可。接下来便是三公里长的山路，山势变化多端，坡度也时急时缓。周围是茂密的丛林，可以近距离看到长臂猿在树丛间跳跃。比起一片荒芜的布罗莫，这里更像是一个国家森林公园。
天上飘着小雨，山路又湿又滑，可没什么值得抱怨的。因为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硫黄工人，扛着沉甸甸的扁担，依然健步如飞。他们没有登山鞋和登山杖，有的甚至只穿着夹脚拖鞋，人看上去也瘦瘦小小，绝不是想象中大力士的模样。然而就是这样一群人，从事着这份可能是世界上最重体力，报酬却极其微薄的工作。
爬到山顶，我看到一望无际的高原。它如同沉睡的巨象，趴伏在蓝色的苍穹下，仿佛随时可以起身，把世界掀翻。通向火山口的小路破碎不堪，硫黄熏枯的植被横躺在路上，好像史前动物的遗骸。我走到火山口边缘“禁止下行”的警告牌前，看到热气蒸腾的绿色火山湖和喷发着硫黄气体的黄色矿床。在这样的高度，一切宛如魔幻电影中的冷酷仙境。
这也是大部分旅行者选择在此止步的原因。如果下到湖边矿床，至少还需半个小时。那是一段艰险的攀爬，一些路段很滑，硫黄气体势不可当。据说几年前，一名法国旅行者失足坠落，就此丧生。
或许是心理作用，我感觉下去的路极为漫长，每一步都迈得十分沉重。那些硫黄工人还要把重达两百斤的硫黄背上去，所付出的辛苦可想而知。越接近火山口，硫黄气体就越猛烈，我不得不戴上在北京防霾用的口罩，才能保证呼吸，而大部分工人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们挑着扁担，挺着胸脯，极为缓慢地走着，好像电影中的慢速播放。我可以听到他们沉重而快速的喘息声和发力时的呻吟。
终于到达热气蒸腾的火山口。湖水在阳光下呈现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绿松石颜色，而地热通过湖水表面释放出来，变成一片白茫茫的雾霭。在湖畔的硫黄矿上，铺设着几十条陶瓷管道，从火山口喷发出的热气通过管道形成的真空加热，大面积融化着硫黄矿。一种如血的红色液体，沿着陡坡流淌下来。一些工人正在湖边收集冷却成块的硫黄，然后用铁锹砸碎，装进篮子。
周围如此寂静，无论是湖水、矿床还是人，都悄然无声。我只能听到铁锹击打硫黄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单调地在谷底回响。
我站在这场景中，久久不能开口。即便此刻写下这些文字时，依然感到语言的无力。我深知任何一个简单的陈述句背后，都是无法想象的艰苦现实。有人说这里是炼狱，可对每天采矿的硫黄工人来说，炼狱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如同我们吃饭、散步、朝九晚五地工作一样平常。作为亚洲最大的火山坑，伊真火山的硫黄喷发量为世界之最。这被看作一种幸运。因为在人口日益密集的爪哇，城市和乡村都无法再提供更多供养。对当地人来说，挖硫黄是一份得天独厚的工作，更是一条现实的出路。工人们告诉我，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一百美元，而他们可以拿到一百五十美元。
为了不忘记这震撼性的场景，我从地上拾起一块金黄色的硫黄晶体，用塑料袋包好带回中国。这样做并非有什么重大意义，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英雄行为”，只是为了深深铭记——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这样生活。
突然，火山湖喷发出一阵巨大的烟雾，夹着热气和硫黄气体扑面而来。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四散躲避，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便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泪水夺眶而出，嘴里产生一股强烈的二氧化硫的酸味。我剧烈地咳嗽着，虽然戴了口罩，也毫无作用，肺叶好像都燃烧起来。
这时，一只手把我拉向旁边的一处背风岩石——是一个硫黄工人，他看到我困在那里，便出手相助。他也在流眼泪，也在大口喘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脸上的皱纹里全是黄色粉尘。我们蹲伏在岩石下面，等待火山平息怒气。然后我鼓足勇气，爬回人间。
回去的路上，吉普车经过一片林中墓地。小小的墓碑，插在落满树叶的土壤里，没有文字，亦无名无姓。是的，在爪哇，我终究没有发现绝对的事物，也没有发现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我见识了繁华而凌乱的雅加达，也看到被刻意回避的历史。我参观了雄伟的佛塔，却发现它早在一千年前即被遗弃。我整日听到伊斯兰教的唱经声，但明白那只是一种信仰，与爪哇的文明无涉。我在人群散去的火山小镇游荡，发现它美得近乎忧郁。最终我抵达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它用人的故事告诉我，这才是爪哇的灵魂。
就这样，吉普车一路向东。我毫无知觉地睡去，醒来已到海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