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娄斯太太躺在旅馆炎热的房间里的一张床上，听着河上一艘轮船在鸣汽笛。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额头上盖着一块浸着花露水的手帕，连眼睛也遮住了。她急促地喊叫自己的丈夫：“亲爱的，亲爱的。”但是却得不到回答。费娄斯太太觉得自己已经被活埋在一个大铜墓穴里，拱形的屋顶下，只有她同两个枕头。她又一次气急败坏地喊叫“亲爱的”，等着丈夫回答。“你在叫我，特莉克斯？”费娄斯上尉问。“我睡着了，正在做梦……”“你在手帕上再洒上点儿香水，亲爱的。我的脑袋痛得像要裂开似的……”“好的，特莉克斯。”

他把手帕从妻子头上拿下来；他看上去苍老、疲惫，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是没有个人爱好的人。费娄斯上尉拿着手帕走到梳妆台前边。“不要太多，亲爱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买到一瓶呢。”

费娄斯上尉没有答话。妻子又厉声说：“你听见我说的没有，亲爱的？”“听见了。”“这些天你老不爱说话。你不了解一个人害病、感到孤单是什么心情。”“好了，”费娄斯上尉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说话。”“咱们不是已经说定不再谈那件事了吗，亲爱的？咱们不能总是哭丧着脸啊。”“是的。”“咱们自己还得活下去呢。”“是的。”

他走回到床前边，把手帕蒙在妻子眼睛上。这以后他坐在一把椅子上，把手从蚊帐下面伸进去，摸到妻子的手。这对夫妻像两个在陌生城市走迷了路的孩子，失去大人照管，叫人看着非常古怪。“你弄到船票了没有？”妻子问。“弄到了，亲爱的。”“过一会儿我就得起来打点行李，可是我真头痛得厉害。你告诉他们来取箱子了吗？”“我忘了。”“你真应该记着点事。”她搭拉着脸有气无力地说，“没有谁管咱们的事了。”这句本不应该说出来的话一出口，两人顿时都沉默住。上尉突然转过话头说：“今天城里乱哄哄的，人们都很激动。”“是不是又闹革命了？”“啊，不是。他们抓住一个神父，今天早上这个可怜鬼就要被处决。我怀疑是不是珊瑚——我是说是不是在咱们家躲藏过的人。”“不太可能。”“是不可能。”“神父多得很。”

上尉放开妻子的手，走到窗户前边向外面张望。河上停着几艘船，石栏圈起的一个小公园里伫立着一座半身雕像，到处栖息着兀鹰。

费娄斯太太说：“回到家乡就好了，有时候我真怕死在这个地方。”“你当然不会死，亲爱的。”“人都要死的。”“是的，谁都会死。”他忧郁地说。“亲爱的，你又来了，”费娄斯太太厉声说，“你答应过我。”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我这可怜的脑袋。”“你要不要吃两片阿司匹林？”“我不知道把阿斯匹林放在哪儿了。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了。”“要不要我出去给你买几片？”“不要，亲爱的。你把我一个人搁在这儿我受不了。”她开始故作高兴的样子说：“我想咱们回家以后我的病就会好的。我可以找一个正经大夫。有时候我想我的病不仅是头疼。我告诉没告诉你诺拉给我写的信？”“没有。”“把我的眼镜给我，亲爱的，我给你念——信上关于咱们的一段。”“眼镜在你床上呢。”“啊，在这儿呢。”一条帆船解开缆绳，在水流迂缓的宽阔河道上向大海缓缓漂浮过去。费娄斯太太得意地读道：“‘亲爱的特莉克斯，你一定非常难过，那个流氓……’”她突然停住。“啊，是的，下面她在信上还说，‘在你和查理找到住所以前，你们当然应该在我们家住些天。如果你不介意住一幢半连的房屋……’”

费娄斯上尉突然粗声粗声地说：“我不回去了。”“‘房租一年只要五十六镑，不包括水电。女仆另有一间单独的洗澡间。’”“我想留下不走了。”“‘带烧饭和取暖的炉子。’你在说什么，亲爱的？”“我不回去了。”“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多少次了，亲爱的。你知道，要是再呆下去，我非死在这里不可。”“你用不着呆在这里。”“可是我不能一个人走啊，”费娄斯太太说，“诺拉会怎么想？再说——哎，这真是太荒谬了。”“男人呆在这里可以有事干。”“什么事？摘香蕉？”费娄斯太太说。她冷笑了一声。“再说，你对干这种事也不怎么在行。”

费娄斯上尉怒气冲冲地转身对着妻子。“你就不在乎，”他说，“自己走了，把她留在这儿……”“那次不是我的错。如果你那天在家……”她在蚊帐里蜷着身子，开始哭起来。她说：“我再也不能活着回去了。”

他无精打采地走到床前，再一次握起她的手。这也不起作用。两个人都被抛弃了；他们必须相互扶持。“你不会把我抛开的，是不是，亲爱的？”她问。屋子里飘溢着浓郁的科隆香水味。“不会的，亲爱的。”“你知道那会多么荒谬吗？”“知道。”

他俩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室外初升的太阳越爬越高，直到把屋子晒得闷热难当。“亲爱的。”费娄斯上尉喊了一句。“什么？”“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在想那个神父。一个奇怪的人。爱喝酒。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如果是他的话，落到今天这个下场倒也没有冤枉他。”“叫我感到奇怪的是——后来她的行为——仿佛他跟她说了什么似的。”“亲爱的，”费娄斯太太躺在床上吃力地对丈夫说，“你答应过的。”她的语气很严厉。“真对不起。我没想说，可它总是出现在我脑子里。”“你同我还一直在一起呢，亲爱的。”费娄斯太太说。为了躲开室外刺目的光亮，她把用手帕盖住的脑袋侧过来。诺拉的信在枕边窸窣地响了一下。

坦奇先生正俯在一个搪瓷洗手池上用一块粉红色的肥皂洗手。他用蹩脚的西班牙文说：“你用不着害怕。要是觉得疼就立刻告诉我。”

警察局长的屋子已经改装成一间临时性的牙科诊室。当然了，为此已经花了大量金钱，包括把坦奇先生本人以及他的整个诊所搬运到这里——一把病人治牙时的坐椅同各式各样的神秘的木箱。木箱看样子除了稻草以外没有装很多东西，但是回去的时候就多半不是空的了。“我的牙已经疼了几个月了，”警察局长说，“你想像不出有多疼……”“你真应该早一点儿请我来。你的一嘴牙都糟朽了。没得齿槽脓漏算你运气。”

坦奇先生洗完手，突然拿着毛巾站着发呆，想一件事。“怎么回事？”警察局长问。坦奇先生一下子醒悟过来，赶快走到器械柜前进行准备，把大大小小几根钻针摆成一排，这些金属物会叫人疼晕过去。警察局长望着这排牙钻忐忑不安。他说：“你的手在发抖。你有把握今天早上能做手术吗？”“我消化不良，”坦奇先生说。“有时候眼睛前面晃动着一大堆黑点，就像戴着面纱似的。”他把一根钻针安在钻头上，把钻臂弯过来。“张开嘴，尽量张大一点儿。”他把纱布卷塞进警察局长嘴里，说：“我还没看见过谁的牙像你这么坏呢。只有一次——”

局长呜呜地说了句什么，只有牙医才听得出他提出的含混不清的问题来。“那个人不是病人。我希望有谁治好他的病。你不是也为这里的人民进行治疗，用枪弹，是不是？”

他一边鼓捣局长的病牙，一边不住口地讲话。这是从他在英国绍森德行医时候起就采取的办法。他说：“我坐船到这里来以前发生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收到了我妻子的一封信。我没有得到过她的任何消息，差不多已经——啊，已经二十年了。突然间，没料到，她……”他把身体弯近了一些，拼命用钳子撬一颗病牙，疼得局长双臂抽搐，呻吟出声来。“先漱漱口。”坦奇先生说，开始一本正经地固定钻头。他又接着说：“刚才我说什么啦？啊，说我妻子。她好像参加了什么宗教团体。牛津的哪个教派。她到牛津去干什么，我真奇怪。她在信里说她已经原谅我了，打算走一下法律手续。跟我办离婚，我是说。哼，原谅我了！”坦奇先生一边唠叨他的事一边前后看了看这间丑陋的屋子。他的手搁在牙钻上，又陷入沉思里。他打了一个嗝，用一只手捂着胃部，按了又按，想摸到那一直折磨着他的隐痛。警察局长精疲力竭地往椅背上一靠，一直张着大嘴。“一会儿犯，过一会儿又好了，”坦奇先生忘记了刚才在说什么，开始谈起自己的胃病来。“当然了，这病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消化不良。可是我却被它拴住了。”他皱着眉头盯住局长的嘴往里面看，倒好像在那些龋齿中间藏着一颗水晶石似的。过了一会儿，他仿佛费了好大力气才打起精神，身体向前倚了倚，把牙钻的钻臂拉过来，一只脚踩动踏板。牙钻开始转动起来，吱吱吱地转个没完没了。警察局长全身绷紧，使劲握住椅子扶手。坦奇先生的一只脚上上下下颠动。警察局长喉咙里发出奇怪声响，挥着两只手。坦奇先生说：“攥紧扶手，攥紧扶手。只有一个小角了。这就完。好了，下来了。”他停住机器，喊道：“天啊，怎么回事？”

他把警察抛下不管，走到窗户前边向外观望。外边院子里一小队警察已经把枪支从肩上放下。坦奇先生一手捂着胸口，抱怨说：“又发生革命了？”

警察局长用手把身体支起来，吐出嘴里的纱布卷。“当然不是，”他说，“正在处决一个犯人。”“犯了什么罪？”“叛国。”

坦奇先生说：“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在山上坟场执行枪决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他又被吸引住，不肯离开窗户。过去他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枪毙人的场景。他同那些兀鹰一起注视着下面刷着白灰的院墙。“这回最好不在那边执行。有人可能要示威抗议。这里的人非常无知。”

一个小个子男人从一扇房门被带出来。两名警察押着他。看得出来他尽力表现出从容镇静的样子，只是两条腿却不能完全听他控制。警察把他推搡到对面院墙前边；一名警官在他头上系了条手帕蒙住他的双眼。坦奇先生想：我知道这个人。天啊，有没有办法救救他？他好像正在看着一位邻居在挨枪子。

警察局长说：“你在等什么？我的牙已经进凉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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