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小木船船头的马达嘟嘟地响着，费娄斯上尉独自引吭高歌。他的一张被太阳晒得黧黑的脸很像一张山区地图，布满一块块深浅不一的棕色土地，两小汪儿蓝色湖水是他的两颗眼珠。他一边唱一边自己编词；他唱的歌一点调子也没有。“快回家，快回家，家里吃饭胃口大。城里的伙食太蹩脚，吃不下呀吃不下。”他把小船从主河道开进一条支流里。几条鳄鱼正在水边沙地上晒太阳。“我不喜欢你们的大嘴巴，我不喜欢你们的大尖牙。”费娄斯是个快活的人。
一座座香蕉种植园一直伸展到河沿。费娄斯的歌声在烈日下回荡着。歌声和马达声，这是惟一能听到的声音。除了费娄斯外，这里再没有别的人了。一阵孩童般的喜悦像海潮似的把他托得高高的——他在干一件只有男子汉才能干的活儿，一件在蛮荒天地干的活儿。他不需要为任何人负责。过去他只有在另外一个国土上感受过比现在更大的快乐，那是在大战期间的法国，在被战壕割裂成一条条一道道的田野上。河道的这一支流弯弯曲曲地伸入一块沼泽地。一只兀鹰正平伸两翼悬在天空中。费娄斯上尉打开一个铁皮盒，开始吃一块三明治——在野外吃东西味道总是那么好。木船驶过的时候，岸边有一只猴子突然对他吱吱尖叫起来。费娄斯觉得自己简直快同大自然融成一体了，好像他的血管里流淌着一种同外部世界虽不甚深却依依相连的血缘关系。不论到什么地方，他都觉得好像在自己家中一样。这个狡猾的小鬼，他心里说，这个狡猾的小鬼。他又开始唱起歌来，这次他唱的是别人的歌词。他记得不太确切，但一些词句始终旋在他的脑子里。“请给我喜爱的一种活法，航海归来，叫我有一个自己的家。我蘸着河水吞咽面包，坐在广袤无际的星空下。”岸边的香蕉园逐渐消失了，遥远处山脉映入眼帘——一条粗重的黑线横画在低垂的天幕下。泥泞的岸边出现了几座单层房屋。他已经到家了。这时，一块小小的阴云破坏了他的好兴致。
他想：不管怎么说，一个人从外地归来总希望家里有人迎接。
他走到岸上自己住的那幢房屋。他的房子同岸边其他住房有些不同：瓦顶，一根没有悬旗的旗杆，门上钉着一块牌子：“中美洲香蕉公司。”走廊上挂着两张吊床，可是房前一个人影也没有。费娄斯上尉知道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他走进一间屋子，有意弄出很大声响。他喊道：“爸爸回来了。”从挂在床上的蚊帐后面，一张受了惊的瘦脸看了看他。他的靴子把宁静踩进地板里。费娄斯太太的脸又缩回到白色纱帐里面。上尉说：“高兴我回来吗，特莉克思？”于是那个女人立刻在脸上画出一副既惊惧又欣喜的表情来。这就像在黑板上绘制一种游戏画一样：用粉笔一笔画一只小狗——答案自然是一根香肠。“回到家里来我真高兴。”费娄斯上尉说；他说这句话是真心的。爱也好，恨也好，快乐也好，哀愁也好，他都能真正感受到这些不同的感情，对这一点他是坚信不疑的。只要到了时候，他总能进入角色。“办公室一切都好么？”“都好，”费娄斯说，“一切都好。”“我昨天有些发烧。”“啊，你需要有人照顾。我现在回家来了，你就不会有问题了。”他闪烁其词地说，有意避开发烧这一话题。他又是拍手，又是笑，显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而那个女人却躺在蚊帐里打着哆嗦。“咱们的小女儿珊瑚到哪去了？”费娄斯问道。“她在警察那儿呢。”费娄斯太太说。“我本来想她会跑出来迎接我呢。”费娄斯上尉没有目的地在这间面积不大的内室里走来走去。这间屋子到处摆着撑鞋的楦子。突然，他的脑子意识到老婆在说什么。“你说警察？什么警察？”“昨天来了个警察。珊瑚叫他在走廊里的吊床上睡的觉。他到这里来找一个什么人，珊瑚对我说。”“真是怪事。到这里来找人。”“不是个普普通通的警察。是个警官。他让自己手下的人留在村子里了。也是珊瑚说的。”“我想你不应该老躺着，”他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家伙，你不能相信他们。”他又加添了一句，但是说这话的时候却感到信心不足。“珊瑚还是个孩子。”“我告诉你我昨天就发烧了，”费娄斯太太悲悲惨惨地说。“我非常不舒服。”“你会好起来的。只不过中了点暑。我不是回家了吗？你会看到——”“我从昨天起就头疼得厉害。看不了书，也做不了针线活。再说这个人……”
恐惧总是隐伏在她背后。她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斗争，不叫自己往身后看，以致弄得身心交瘁。为了叫自己能够看到想像中的恐惧，她把它用各种形式装扮起来——发烧，老鼠，失业……真正的恐惧是个禁忌，是不能说出口的。在这个奇怪的地方，死亡一年一年地向她走近了。所有的人都打点好行装离开这里，而她却仍然必须留在这个无人来访的墓地里，留在地面上的一个巨大的坟墓里。
费娄斯说：“我想我得去见见那个人。”他在床沿上坐下，把一只手放在她胳臂上。这两人倒是有一个共同点，都非常腼腆。他心不在焉地说：“老板的那个外国秘书不在了。”“到哪儿去了？”“上天堂了。”他感觉得到，妻子的胳臂一下子僵直了。她把身子费力地扭过去，面对墙壁。他触到那个禁忌，同妻子间的纽带一下子断裂了。费娄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你头疼吗，亲爱的？”“你是不是该去见见那个人？”“好吧，好吧。我这就去。”但是他的身体并没有动，这时他们的女孩子回来了。
她在门口站住，望着他们，神情凝重，仿佛对这两人负有重大责任似的。在女儿的严肃的盯视下，他们变成无法信任的小孩，变成只要吹一口气就会消失的鬼影或一缕被震骇住的烟气。这个女孩年纪很小，大概才十三四岁。这个年纪的人，世界上有许多事都不怕，不怕年老，不怕死亡，还有许许多多可能发生的事，像挨蛇咬啊，发高烧啊，老鼠和恶臭啊，等等等等，什么都不害怕。生活还没有伤害着她，所以她仍然带着一种似乎一切都奈何不了她的神气。但尽管如此，她身上的一切又仿佛什么都被大大缩小了。她什么都不缺，但都只是一个细细的线条。这就是这个地方恶毒的太阳在一个小孩身上玩弄的恶作剧——把她变成一个内容空虚的框架。她的瘦骨伶仃的手腕上戴着一只金手镯，像是帆布门上加了把挂锁，只要一拳就能把门敲开。女孩子说：“我告诉警察你在家里。”“啊，是的，”费娄斯上尉说。“吻一下你的老爸怎么样？”
女孩神情庄重地走进屋子，在他脑门上非常形式地吻了一下——费娄斯感觉到女儿吻他是非常勉强的。她脑子里正在想一些别的事。她说：“我告诉厨子，妈妈今天不起床吃晚饭了。”“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支撑着起来少吃一点，亲爱的。”费娄斯上尉说。“为什么要她吃？”珊瑚问。“唉，这样的话……”
珊瑚说：“我要跟你单独说几句话。”费娄斯太太躺在蚊帐里的身体动了动。她对应付日常生活的那些人情世故觉得非常可怕，而且永远也学不会。她从来不会说像什么“人一死就听不见了……”，“现在没人会告诉她……”，或者什么“假花摆得日子长”这类的话。
费娄斯上尉有些不安地说：“我不懂为什么你跟我说的话不能让你母亲听到。”“她不会愿意听的，那会把她吓着。”
珊瑚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解释，费娄斯上尉现在对此已经习惯了。不论说什么，她都胸有成竹。她做什么事都有十足的理由，尽管她那番道理费娄斯上尉总觉得有一点荒野气息，因为那是她根据她脑中的惟一的生活方式而构筑的。沼泽地，兀鹰，没有任何童年游伴。村子里倒也有几个小孩，几个在河边抓土吃、被蛔虫闹得肚皮鼓鼓的孩子。这些孩子可不是珊瑚的伴。据说孩子可以使父母的关系密切，可是费娄斯上尉却非常不愿意把自己交到珊瑚手里。她在家里简直像个外来户。费娄斯故意提高嗓门说：“你真把我们吓坏了。”
珊瑚一本正经地说：“我想你不会被吓坏的。”
他按了按妻子的手，无可奈何地说：“好了，亲爱的，咱们的女儿好像决定要……”“你先去找找那个警察吧。我要叫他离开这里。我不喜欢这个人。”“你不喜欢他，他当然得走。”费娄斯说，不太有信心地干笑了两声。“我跟他说了。我告诉他既然他到这里来，天已经晚了，我们倒是可以让他在吊床上睡一宿。但是现在他一定得走了。”“他没听你的话？”“他说他要找你谈谈。”“他根本不知道，”费娄斯上尉说，“他什么都不知道。”说反话讽刺是他惟一的自卫术，可惜他说的反话别人并不理解。隐晦的东西人们很难弄明白。例如一组字母，一个简单数字，或者历史上的一个年代。费娄斯上尉放开妻子的手，由女儿领着勉勉强强地走到太阳地里。警官正站在走廊前头，一动不动像一座橄榄色的雕像。看见费娄斯上尉走近，他一步也不向前迈。“有什么事，中尉？”费娄斯上尉用轻松的语调问。他突然发现，珊瑚同这个人倒比同自己有更多的相似处。“我在搜查一个人，”中尉回答。“有人报告我们说，这个人现在在这个地区。”“不可能在我们这里。”“你女儿也这么说。”“她不会说瞎话。”“这个人犯了重罪，是个被通缉的要犯。”“谋杀罪？”“不是。叛国罪。”“噢，叛国。”费娄斯上尉一下子失去兴致。现在到处都有人叛国，就像军营里的小偷小摸一样多。“他是个神父。要是他被发现，我相信你一定会报告政府的。”中尉停了停，又继续说：“你是个外国人，住在我们这里受到我们的法律保护。我们希望你也为我们做点事，回报我们的好客之情。你是天主教徒么？”“不是。”“那我就更加相信你。你一定会向我们报告了。”中尉说。“我想是的。”
中尉站在太阳底下，像个恫吓人的黑色问号。他的这种态度叫人觉得他连走进外国人室内躲躲烈日这点好处也不想沾。可是昨天他在人家吊床上睡了一夜觉，该怎样解释呢？这件事，费娄斯上尉想，他一定应该认为是外国人的报答吧。“来喝一杯汽水吧？”“不，不。谢谢了。”“好吧，”费娄斯上尉说。“我也不能拿别的什么招待你，你说是不是？要是喝酒就犯了叛国罪了。”
中尉突然把身一转，沿着那条通向村庄的小路大踏步走去，他的皮绑腿和手枪的套子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对面前的这两个人他已经无法忍受了。在他走了一段路以后，费娄斯父女两人看到他停住脚步，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当面他并没有表现出如何无礼，但是在他认为他们已经不注意的时候，却把心中的厌恨和鄙视吐了出来。他非常看不上外国人的这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舒适、安全、宽容、自满自足……“我不想顶撞他。”费娄斯上尉说。“他当然不信任咱们。”“他们这些人谁都不信任。”“我觉得他也许发现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了。”珊瑚又说。“他们觉得什么都可疑。”“你知道，我不肯让他搜查咱们这儿。”“为什么不肯？”费娄斯上尉问。他有些心不在焉，思想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你是怎样拦住他的？”“我说我要把狗放出来咬他，还要向部长投诉。他没权力……”“是这样的，”费娄斯上尉说。“他们这些人挂在屁股上的手枪就是权力。让他看清这一点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让他知道我不是随便说说的。”小女孩同中尉一样非常执拗，一个黑不溜秋的小不点儿，同周围一丛丛的香蕉树极不相称。她的真挚坦白对任何人都不留情。未来会充满妥协、焦虑和种种丢脸的事，但现在这一切她都不放在心上。今天，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随时都可能是为她打开一扇门的咒语——一扇通往何处的门？费娄斯上尉突然感到一阵恐惧，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心头涌起了对这个孩子的无限爱怜，他再也没有能力管辖她了。对一个你爱之极深的东西你是无法控制它的。你会眼睁睁地看着它轻率地冲上一座断桥，一条废弃的车道，一头冲进未来六七十年战栗惊恐的一生。他闭上眼睛——他是个快活的人——又哼唱起一首歌来。
珊瑚说：“我可不想叫这个家伙发现我——说谎。”“说谎？我的天啊，”费娄斯上尉惊叫起来。“你不是说那个人在咱们这儿吧！”“他当然在咱们这儿。”珊瑚说。“在哪儿？”“在仓房里，”她不动声色地说。“咱们不能让他们把他抓走。”“你母亲知道不知道？”
珊瑚带着叫人受不了的坦白说：“啊，不知道。我不信任她。”父亲和母亲谁也管不了她；他俩都属于过去的时代。再过四十年他们早就都死了，不会有人再记得他们了。父亲说：“你最好带我去看看。”
他走得很慢，快活的心境一下子消失了，比在一个不快活的人身上消失得更快，更彻底。不快活的人不论遇见什么事总有心理准备。珊瑚走在他前面，两条小细辫子被炙热的阳光晒得有些发白。他第一次想到，这孩子已经到了墨西哥小女孩准备同第一个男人幽会的年纪了。以后她会怎样呢？他立刻从这些他从来不敢面对的问题前面退缩回去。他们走过卧室窗前的时候，他看见蜷缩在蚊帐里面的那个瘦骨嶙峋的孤单身影。他不无自怜地怀念起自己在河上漂流时的幸福时刻。那时他在干一件男子汉干的活儿，无牵无挂。唉，要是我没有结婚该多好啊！望着面前这个没有发育成熟的冷酷无情的背影，他像个孩子似的悲悲惨惨地说：“咱们不应该卷进政治里去。”“这不是政治，”女孩儿温和地说，“我知道什么是政治，母亲和我正在读改革法案。”她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谷仓的门。他们把香蕉用河轮运到港口之前就存放在这间大仓房里。从阳光下面走进去，屋里一片漆黑。墙角有一些响动。费娄斯上尉拿起一支手电筒，电筒的光亮照在一个身穿黑色服装的小个子身上。这人衣服褴褛，而且胡须很久没有刮了。“quiénesusted？”费娄斯上尉问。“我能讲英语。”他的一只胳臂紧紧挟住一只小公文包，靠在身边，样子像是正在等一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火车。“你不该躲在这个地方。”“不该，”那人说。“不该。”“我们管不了你的事，”费娄斯上尉说，“我们是外国人。”
那人说：“当然了。我这就走。”他站在那里，头微微低着，好像一个士兵正站在营房办公的地方听候军官作出决定。费娄斯上尉语气缓和了一些。他说：“你最好等到天黑再走。你肯定不想叫他们抓住。”“不想。”“饿不饿？”“有一点儿饿。可是这没关系。”他说话的语气非常谦卑，谦卑得叫人受不了。“要是你肯帮我个小忙的话……”“什么？”“我想要一点白兰地。”“你躲在我这里，我就已经触犯法律了。”费娄斯上尉说，他大跨步地走出谷仓，把那个躬身俯首的小人物留在黑暗中一堆堆香蕉里。他好像觉得这间仓房比平时大了一倍。珊瑚跟在他后面，锁上房门。“这人信的是什么教。”费娄斯上尉说。“居然向人讨白兰地喝。真不知羞耻。”“你不是有时候也喝酒吗？”“亲爱的，”费娄斯上尉说，“等你长大一些你就明白了。这跟我吃过晚饭喝一点儿白兰地不同——我，怎么说呢，我需要它。”“我能不能给他拿一点儿啤酒？”“不许你拿任何东西给他。”“叫佣人给他拿东西不安全。”
费娄斯上尉感觉自己毫无办法，他非常生气。“你看，你真是叫咱们陷进烂泥坑里了。”他一边说一边踉踉跄跄地走回住房。他一头钻进卧室里，没有目的地在撑鞋的楦子中间走来走去。费娄斯太太睡着了，但是睡得很不安稳。她正梦见结婚典礼。她说了一句梦话：“我的火车。注意着点我的火车。”“你说什么？”他很不耐烦地问，“你说什么呢？”
黑暗像一块幕布似的落下来。前一分钟屋子里还有阳光，转眼之间阳光就消失了。费娄斯太太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已经又是一个暗夜了。“你说话了吗，亲爱的？”她问。“我没说，是你说什么来着，”她的丈夫说。“你说什么火车。”“我一定是在做梦。”“一时半会儿他们这里是不会有火车的。”他带着些忧郁的满足感说。他走过来坐在床边上，有意离开屋子里的窗户：眼不见心不烦，他不想看到远处那座仓房。蟋蟀开始唧唧地叫起来，帐子外面萤火虫飞来飞去像一盏盏小灯泡。为了使自己安心，他把自己的一只厚重快活的大手掌放在被单下面的人形上说道：“我们不是活得挺不错吗，特莉克思？活得不是挺好吗？”话一出口，他就感到妻子的身体绷得僵直，原来“活”这个词也是禁忌，“活”会使人想到“死”。妻子把头转过去，面对着墙，但是马上又绝望地把头转回来——“把头转向墙”也是忌讳。她躺在床上，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恐惧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不只包括了她的所有亲属，而且把一切没有生命的事物也都囊括进去了。恐惧简直像传染病，把一切一切都感染了。不论什么东西，只要多看一会儿，就会发现它也带着细菌……就连“被单”也不例外。她把被单一掀，抱怨道：“太热了，太热了。”这一对伴侣一个平时总是快快活活，另一个无时无刻不在烦恼愁闷，这时却一起心怀疑惧地愣愣地望着室内越来越浓重的夜色。他们俩已经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开了。除了他们自己的两颗心之外，其他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像两个孩子，正乘着一辆车在广袤无边的空间飞行，不知道被载往何方。费娄斯上尉勉强装作快乐的样子开始哼唱一支大战时期的歌曲，他不想听到院子外边有人走向仓房的足音。
珊瑚把鸡腿和玉米面煎饼放在地上，打开房门的挂锁。她在胳臂底下还挟着一瓶摩特祖码牌啤酒。房子里的黑暗角落又发出一阵响声，这是那个提心吊胆的陌生人。珊瑚怕把他吓着，向他招呼了一句“是我”，但是她没有打开电筒。珊瑚说：“这里有一瓶啤酒，还有一点儿吃的。”“谢谢你，谢谢你。”“警察已经从村子里走了——往南去了。你最好往北走。”
那个人没有说话。
她带着小孩常有的那种并不太热切的好奇心问：“他们要是抓住你，会把你怎么样？”“把我枪毙。”“那你一定吓得要命了。”她感兴趣地问。
他在黑暗里摸索着向闪着暗淡星光的门口走去。他说：“我是很害怕。”说着，脚下的一堆香蕉差点儿把他绊倒。“你不能从这个地方逃走吗？”“我试过了。一个月以前。轮船快要开的时候有人把我叫走了。”“有人需要你？”“她并不需要我。”他恼恨地说。地球在星际中不停地转动，她现在可以隐隐约约地看清这个人的面庞了——那是一张她父亲会告诉她不能信赖的面孔。他说：“你看我这个人真不配，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配什么？”
他把公文包更紧地挟在身旁说：“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是几月了？二月还没过完吗？”“过完了。今天是三月七号。”“我很少遇见知道日子的人。这么说来，再过一个月——再过六个星期雨季就来了。”他又接着说：“雨季来了以后我差不多就安全了。你知道，那时候警察就不能到处查找了。”“雨季对你来说是不是最好的日子？”她问。她迫切地想知道一切。什么改革法案啊，森拉山啊，还有一点儿法语知识，这些事她都像宝贝似的记在脑子里。她希望知道每个问题的答案，而且如饥似渴地把它们吸收进来。“啊，不是的，不是最好的日子。那只意味着像现在这样再活六个月而已。”他从鸡腿上咬下一口肉来。她闻到了那人嘴里的气味，好像什么东西在热天里搁久了，有些腐烂的臭味。他说：“我还不如叫他们抓住呢。”“那你不是可以投案自首吗？”她问的问题很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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