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房屋主管汉什先生也是德国人，一个不起眼的年长男人，他从早到晚倚着窗户，疑神疑鬼地看守着院子里的草坪，他眼中的绿色德国圣物。只要我们当中有人胆敢把脚伸到草坪上，或者一个球滚进去，或是有人想穿过草坪抄近路，他就大喊大叫，“你这么做要倒霉的”。夏天，家家窗户开着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听见汉什先生全天都在大声叫喊和警告，他根本没法让我们这些霍屯督人遵守秩序。
对于我的母亲来说，在难民楼里生活是她新一轮痛苦的开始。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是个灾难，现在她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此外还有我们自己的公寓房，她终于不得不承担起一个家庭妇女的角色。父亲对她的耐心到了尽头，他不再帮她分担任何家务，从此她只得独自做所有事：做饭、打扫、洗衣服、补袜子、熨衣服——一个女人在那个年代和社会里天生该完成的所有工作。
她在瓦尔卡营中还能和一些人交谈，分享她故乡的回忆，最重要的是还有安德烈·萨哈洛维奇，坚定不移地用他虔诚的信仰来对抗她的无望，也许他就像她的父亲。而现在，再也没有任何人。她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无依无靠，四处碰壁，不仅在她身处的德国环境中，不仅在难民楼中——作为“俄国女人”她不属于这里。还有她的婚姻，这段婚姻变成了她的地狱。
在我被天主教学校无条件拒绝后，我进入了新教国民学校二年级。新教国民学校起初也不愿意收我，因为我信仰的是俄罗斯东正教，但是最后校长出于怜悯特别准许我入校。在营地学校里，我和其他孩子并无两样。而在新学校里，我从第一天起就和别人不一样，被另眼相看。
学校地处城市公园古老斑驳的城墙后面，学校大门上有城市的盾形纹章，上有两条鲑鱼。每天早上，我走进学校如同走进冥府的深渊，二十三个孩子在深渊里等着我。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战争结束时出生的，从喝第一口母乳开始就吞下了对俄国人的仇恨，才七八岁已经知道俄国人是劣等人，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人。老师朔尔小姐，一个日耳曼金发女人，铁青色的眼睛，从没放下过手中的藤条，也从不吝啬人人惧怕的打手心，她并不是我的保护神，恰恰相反，她讲述俄国人的残暴、对杀人的贪婪和兽性，这直接促使了我的同学们大肆攻击我。我是所有孩子的出气筒，用来释放他们积攒的攻击冲动。这些孩子的家里，国家社会主义的阴魂不散，他们如此被教育，并在战后密不透气的沉默中忍受窒息般的气氛。通过对我的暴力袭击，他们获得一丝短暂的喘息。
比起每天课间休息的暴力攻击和放学后的追逐驱赶，更让我害怕的是嘲讽，我的德国同学靠冷嘲热讽毫不费力地掌握了最有效的武器。朔尔小姐从来不叫我的名字，而只称呼我的姓，可她并不会正确发音，我的姓应该是沃丁，可她说的是多温，然后我的同学就叫我“傻子”。“傻子”是我在学校里的绰号。他们嘲笑我的一切，嘲笑我的脚、我的头发、我的鼻子还有我穿的衣服。有一次我因为害怕，在黑板前尿失禁，自此他们就叫我“撒尿人”，还叫我“臭人”。“傻子没穿内裤，傻子从不洗澡，傻子臭烘烘，俄国人在马桶里洗土豆。”每当教室里少了东西，一块橡皮或者一个卷笔刀，嫌疑立刻会落在我头上。德语有句谚语，撒谎者会偷窃。我总是撒谎，理所当然也是个贼。只不过才提到“偷”这个词，血液就已经冲上我的头顶，坐在长凳上的我满脸通红，这简直显而易见地证明对我的怀疑确凿无疑，尽管我从来没有侵占过德国人的财产。
就算我偷，也只是从我母亲的钱包里偷钱，为了能在上学的路上买个美式甜饼，或者至少能在面包房买个小圆面包，可以作为德式课间餐的替代品。别的孩子全都带课间餐到学校，可我的母亲却准备不了——因为她没法笔直地切面包片，因为我们没有放在面包上的食物，也没有包裹面包的食品用纸，加上她觉得自己虚弱多病，以至于每天早晨我必须去学校时，她根本没办法从床上起来。最严重的看来是思乡造成的永无休止的神秘疾病，这让她越来越虚弱。她几乎每天都要提到她早逝的父亲，提到她的哥哥，她是那么爱他，当然还有她母亲，她不知道母亲是否还活着。她一边说一边哭，越来越像个泪人儿，我不明白，她到底失去了什么，能给她带来如此长久的、无底洞般的痛苦。有时，她坐在厨房餐桌边，用一支铅笔勾勒一些人的面孔，其实永远是同样的面孔。我想，她给我讲过的玻璃城里的居民就是长着这样的面孔，冰冷的双眼凝望着一片虚无。她把这些画放进我们厨房餐桌的抽屉里，几乎每天又多出几张。
唯一能短暂地把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只有一件事，唱歌。唱歌是我们的魔法，可以驱散妖魔鬼怪。我们的保留剧目不仅有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还有我在学校学的而我的父母也喜爱的德国歌曲，如《到处是寂静的夜》《如果我是一只小鸟》《在那里的雪山中》，等等。通常是母亲用她清亮的女高音开头，接着是我，然后是父亲。父亲其实是男高音，但因为他不像母亲能跟唱德语歌词，所以他用没有歌词的低音转调给我们伴奏。他的伴奏好似低沉的钟声，为我们的德语歌曲增添了一丝俄罗斯情调。夏天，常有邻居聚在我们家敞开的窗户下倾听我们唱歌，还鼓掌喝彩。我们的私人演唱会带来了双方短暂的和解。每当我们全家一同歌唱时，我们三人也重归于好，感受到家庭的归属感。
放学后，如果我没有一直被追赶到难民楼，或者我的同学们没兴趣再嘲弄我，让我能有一丝平静时，我会绕道经过公墓。先穿过城市公园，经过浓密的垂柳，它们的叶子垂挂在深色布满淤泥的池塘上，再经过公园。公园里，德国人坐在彩色的遮阳伞下吃着冰淇淋。我的目的地是遗体停放室，室内能看见存放在敞开的棺木中的死者，这些神秘的死人吸引着我。我仔细观察死去的德国人的面庞，玻璃柜后面的他们，脸上露出庄严肃穆的平静，身体两侧放着深色的柏树枝和白色的蜡烛。我细细研究他们闭着的双眼、嘴巴、头发，还有白色棺木盖子上交叠的双手。有一次，我观察到一只苍蝇在一个老妇人又小又干瘪的脸上散步，它从她的一个鼻孔进去，随即又从她张开的黑漆漆的嘴巴里飞了出来。我被一个念头纠缠着，死人不是真的死了，而是还能听见和感知，他们将会被活埋，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其实活着。我总是等着，他们其中一个睫毛会抖动，或者嘴角抽动，就像我的母亲每次晕倒时都会躺在地上像死去一样。从父亲那里我才得知，她不仅继承了一位亲属的精神病，还继承了一颗过于小而且虚弱的心脏。她的心脏突然攫住她，她就会倒地。我早已熟悉这个游戏，可是我永远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真的。我试着叫醒母亲。我掐她，拿东西砸她，拽她的头发，我越来越恐慌，因为她一动也不动，我大喊大叫，一直打她，直到她的嘴角浮出了一丝浅笑，轻巧地站起身，还因为我对她不停地动手动脚而惩罚我。我不清楚，我心里到底哪种愿望更强烈，是希望她真的死去，还是害怕有一天她真的无法苏醒过来，或者她真的像成天恐吓我的那样，去投河自杀。每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因为我担心醒来以后她就不在了。我在她的脚上系了一条绳子，把绳子的另一端拿到了我床上，紧紧地攥在手中，心惊胆战，既担心她出事，同时又害怕她离开。
她有一次问我，是更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还是愿意和她一起投河，带上我幼小的妹妹。“不疼的。”她对我说，由于我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留在父亲身边，而且又不疼，我立刻同意一起投河。我甚至觉得，她愿意带上我简直是对我的嘉奖。
母亲、妹妹和我去投河也许是以后的事。河水先找上了我们。连日的倾盆大雨后，一向平静的雷格尼茨河涨成了湍急的褐色洪流，吞没了树木和碎石。河水还在上涨，很快，我们的院子进了水，起初只是一些水洼，孩子们还觉得有趣，光着脚在水洼里蹦跳取乐。水洼很快变成了连成一片的水塘，漫到我们的房门前，起先平静无波，渐渐地开始波浪起伏。我整夜地醒着，不敢睡觉。可能我们已经在水中了，也许水已经漫到了窗前，下一刻就会冲进房间把我们全部淹没。幸好这次的水只是恐吓。院子里的水又飘荡了几天以后，慢慢退了下去，以一种神秘莫测的方式退走了，正如它神秘的到来一般。雷格尼茨河又重新变回了那条田园般宁静安逸的小河，如同往常一样，泛着蓝色的波光，穿过我们楼房后面的乡间。只是田野和草坪全被水冲毁了，还有我们在岸边的小菜园，小菜园里的黄瓜、西红柿和南瓜供给了我们整个夏天。
然后那一天到了。那天，我的父母坐在收音机前，仔细聆听掺杂着许多杂音的俄语广播，新闻间隙还播放了巴赫的曲子。斯大林濒临死亡了。我母亲从来没有像害怕斯大林一样怕过谁，也没有像憎恨他一样恨过谁。一个个头矮小、胳膊僵硬的格鲁吉亚人，鞋匠和农奴的儿子，原本姓朱加什维利，自己改名为斯大林，意为“钢铁般的”。母亲除了把他称为怪物外，没有其他多余的话。可是现在，他快要死了，这竟让我的母亲感到一丝难过。她倾听着巴赫的曲子，抹去了眼角的一滴眼泪。“可是他是个坏人啊。”我惊讶地提出反对意见。“是的，他曾经是坏人，”我母亲说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现在正在经历什么。他首先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从她口中听到她相信公正的上帝存在的话。
斯大林死后，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事可以改变一切。我们现在能回乌克兰了吗？这个世界将会再次从头开始吗？乌克兰又变回一个自由的国度了？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是否想到了这些问题，如果是，那么他们应当立刻认识到，斯大林的死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改变。即便是在所谓的解冻时期，苏联依旧是一个对外封闭的集权国家，我的父母仍旧会被视为国家公敌、叛国者和通敌者。尽管如此，德国官方机构每次传唤我父母时都要求他们尽快返乡，至于他们回到苏联将发生什么，官方机构不感兴趣。母亲总是哭着从这些机构回来，看上去像被责骂过一样。
移居美国的希望不久后也破灭了。我们已经多次提交了签证申请，而现在，父亲在例行体检后接到通知，他患有肺结核。众所周知，美国只欢迎身体健康的人，父亲患有肺结核的诊断成为最终的、不可逆转的拒签理由。而且，这一诊断是父亲的死亡威胁，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威胁，因为我们全都有可能被传染，只是还不知道而已。骤然间，除了偶然得过几次疟疾之外还从未患过病的父亲，成了我们中间身体最弱的人，比整天病歪歪的母亲离死亡更近。
我们一家四口必须去德国健康局。我们拍了x光片，抽了血，因为必须检查我们是否被感染。几天之后，门铃响了。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门外站着一位健康局的医生，他没有穿白大褂，而是一身灰色西装打着领带。他屈尊亲自来难民楼找我们，告诉我的母亲，不用担心，我们所有人是健康的，美国医生只是误诊，父亲的肺上不过是一个老早的钙化斑点，可能来自他早年间的一次肺炎。母亲请他进屋，并请他喝添加果酱的茶，果酱是她用河边我们自己小园子里采摘的覆盆子熬制的。这位年轻英俊的医生甚至喝了第二杯，并和我母亲亲切交谈，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德国人这样说话。后来，母亲说，是上帝派了这位医生来找她。她确信，父亲的肺结核并不是误诊，而是美国人无耻的谎言，他们毫不掩饰地拿这么可怕的疾病当借口，目的是永远赶走我们这样的穷人。
但是这次惊吓改变了我的父母，他们放弃了移居国外的尝试，而失业的父亲想到的创业点子在酝酿成熟。他打算建一个养鸡场，至少买一百只母鸡和一些公鸡，产下的鸡蛋供应德国店铺，屠宰的鸡拿来供应火车站周边的大酒店。通过母亲的帮助——母亲在父亲和德国人之间一直充当翻译，父亲在主街上的城市储蓄银行提交了一份贷款申请。母亲不相信我们能从德国人手中拿到贷款，可是在我的父母于银行和德国机构之间奔波往返了几周后，贷款批了下来。数额是令人难以置信，听着发晕的天文数字：一千马克。
市里允许父亲只需缴纳少量的租赁费就能得到雷格尼茨河边的一块休耕地，在此建养鸡场。一个上了年纪、有胃病的阿塞拜疆人帮助父亲一起搭建。他的报酬是在养鸡场的鸡舍边建一个可居住的棚屋，作为他的第二住所。他自己的家在难民楼，和女儿、女婿以及四个孙辈一起挤在和我们一样狭小的两居室里。
从此，父亲整天不在家，可是我们生活在更大的恐惧和惊吓中，害怕他晚上回家的那一刻。每天晚上，我们从窗户看见他多半喝得酩酊大醉，骑着自行车从工地回来。现在，他在外工作，而我们才真正开始履行女性义务。
每天，母亲和我不得不和家里的脏乱无序进行无望的斗争。父亲把我们家称作猪圈。我们没人真的去过德国人家里，但是父亲总是拿母亲和德国女人比，他说，德国女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整洁到可以把东西放在地上吃，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这在我们家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无论我们多么频繁地用鸡毛掸子掸灰，擦地，脚下总有沙子嚓嚓作响。我们没法把脏东西归到该去的地方，尽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我们的抹布，还有用来擦地的水总是不干净。也许我们房间里陈旧的、一半报废的家具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分解，我们怎么打扫也跟不上不断产生的灰尘，也可能这些家具本身就脏，我们要不断擦拭。除了脏，就是乱，我们真是毫无办法。我们家里总是要翻东找西，尽管我们永远都在收拾，可东西就是没有个固定位置。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杂乱无章。
还有，母亲做的饭菜不合父亲的口味。有一次，父亲竟然在他的罗宋汤里吃到了一张十马克的纸钞，不知道这张钞票是通过哪种匪夷所思的途径到了锅里，又是如何正好落到了父亲的盘中。母亲的脸色煞白，我也是。父亲盯着母亲，好像他马上就要打死她一般。然后，他把盘子一下扫到了地上。霍乱，寄生虫，贱货。他大吼着，母亲颤抖着把地上的碎片一片片捡起来。他踹了她一脚，她倒在地上，脸栽在地上的那摊汤汁中，碎片划伤了她的颧骨，鲜红的血滴进了红色的罗宋汤里。
我隐约回忆起另一件有关父亲的危险事件。我们母女三人，母亲、妹妹和我，为了躲避危险，蜷缩在卧室的床上。突然，门被猛地打开，灯光照进了黑暗的房间。父亲摇摇晃晃地站在门口，显然又是烂醉，他扶着门框，口齿不清地说着母亲的“白嫩的小手”，她的“蓝色血液”还有“天生的精神疾病”。母亲双臂紧紧地搂着我们姐妹俩，对着父亲大喊：“不要打孩子，请不要打孩子！要打就打我，放过孩子！”如果她在乌克兰，她可以抛下父亲逃走，和他离婚，但是在德国，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任由父亲摆布。
我幼小的妹妹永远是那个温柔、安静、内向的孩子，正如她出生后那样。她继承了母亲的黑发，苍白的肤色和蓝色的好似蒙了一层薄雾的眼睛。我和妹妹无话可说，因为我总得照顾她，我不知道该和她说点什么才好。有一次我为了能自己清静清静，把她绑在桌腿上。她毫无怨言地承受着，就像她承受着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每当我们能有一点稀罕的好吃的，比如一些樱桃，我多半能享受到双份，我立刻把我那份狼吞虎咽地吃下肚，而我妹妹却长时间只看不吃。她把樱桃一颗颗地放在手中，聚精会神地从各个角度观察每一颗樱桃，然后用它们在桌上拼出一个神秘图案，时不时用一颗换掉另一颗，好像她在独自摊摆纸牌。她把享受美食这件事一推再推。她应该早就知道，一切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因为每次的结果都如出一辙。我不需要从她手里拿走任何东西，我只需请求她给我，甚至，我其实并不需要求她。她很自然而然地给我第一颗，第二颗，第三颗，她给我每一颗樱桃时都带着仁慈的微笑，直到最后一颗，她才迟疑了一下。她也想至少吃一颗，只吃一颗就够了，可是她没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她办不到。她了解我对吃的渴望，只能把最后一颗樱桃也给了我，优雅极了。
我体内经常性的饥饿感和缺乏感，妹妹看来并不了解。最让我倍感煎熬的是对其他孩子的羡慕，我不仅羡慕德国孩子，而且还羡慕难民楼里的孩子。我也好想有一个会煎土豆和烤蛋糕的母亲，她能为我们的窗户缝制窗帘，不会因为觉得捡起零钱很丢人就不拿店铺放在桌上的找零。在学校里，我总是被嘲笑，因为我的长袜上有洞，因为我在手工课上只得到五分。“这样可不能算一个真正的女孩，”老师朔尔小姐说道，“就你这样，其他科目也不会好。”我又多了一个新的污点：我不是德国人，我撒谎，还偷东西。然后现在我才知道，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女孩。德国孩子的母亲会用缝纫机，会织毛衣，而我母亲连一个纽扣都不会缝，对于手工活她更是一窍不通。她没法给我演示如何绣十字绣，如何从左边针脚开始编织，如何使用编织钩针。显而易见，我继承了她的“白嫩小手”，我的针脚总是从钩针上滑下来，然后我不得不从头开始。其他人已经可以织袜子了，而我还一直在织锅垫。
夏初，父亲建好了他的养鸡场。养鸡场位于雷格尼茨河边的偏远休耕地上，一百只白色来亨鸡在草坪上散步，还有一些白色的、鸡冠鲜红肥大的公鸡。木头鸡舍像极了瓦尔卡流亡营的棚屋。鸡舍有两扇活动板门，母鸡们可以通过狭窄的鸡舍梯子到户外去。阿塞拜疆人的简易房只是鸡舍分割出去的一部分，房里放着一张他自己做的床，还有一扇小窗。父亲还建了一个菜园，他给我看如何在一个小南瓜上刻上他的名字，然后整个夏天可以观察南瓜表面的字母随着南瓜一起变大。一只叫艾达的德国牧羊犬，拴着狗链趴在狗窝前，舔我光着的脚。
母亲经常带着我和妹妹一起去农场，因为我们必须帮父亲劳作。遥远的路途中，母亲用一个装了拉手和轮子的木板拉着妹妹，因为她还太小，没法走那么远的路。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一直走啊走，天气炎热，我们又累又渴，但是路好像没有尽头。有一次，当我们终于走到农场时，母亲停在大门前，呆呆地望着父亲为妹妹和我搭造的木头秋千出神。“秋千上挂着一具骷髅。”她毫无感情地说出这句。我什么也没看见，可是母亲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脸色煞白，像被秋千的木板和支架催眠了一样，直愣愣地盯着秋千在空中前后摇晃。
这段时间，她的话变少了。她变得越来越古怪，越来越魂不守舍，越来越频繁地告诉我们她要去投河。与此同时，她又显得毫无压力，轻松愉快，我之前从来没见过她这般模样。她突然开始梳理她乌黑的长发，并且尝试新发型，她时常站在镜子前，长时间端详自己，而后惊叹，就好像她忘记了自己长什么样，或者第一次看见镜中的自己一样。父亲在养鸡场工作时，她就期待德国健康局医生到我们家来。自从他第一次来我家后，经常白天来造访。她会穿上有花饰带有褶皱下摆的黑色连衣裙，在裙子上牢牢别上那枚纽伦堡工厂主送给她的蝾螈胸针。她突然开始和妹妹还有我打趣，又重新唱起了《蓝手绢之歌》，曼妙的歌声飘荡在河边的风中。有时候，她还哼唱起小调《在满洲的山上》，一首古老的俄罗斯华尔兹曲调，想必她的母亲也曾经哼唱过，还一边唱一边随着节拍转圈，又猛地停下，惊讶地看着自己的双脚，仿佛不能理解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又仿佛她必须检查这双脚是否真的属于自己。
那位年轻的健康局医生名叫威尔弗里德，身材高大得如果我想看见他的脸，我得像仰望一座教堂塔楼一样抬起头来。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明亮，他的头发、他的西装还有眼镜后的双眼。他每次来我家时都带东西给我母亲，橙子和巧克力、一瓶深色小瓶子装的法国香水，有时是一个挂钟，此后那个挂钟就一直挂在厨房收音机上方嘀嗒作响。他坐在一把我们从慈善捐赠得来的椅子上，仔细倾听母亲讲述她的人生。也许他是第一个向我母亲提问的德国人，又或许其实是长久以来第一个对母亲的人生经历感到好奇的人。对妹妹和我来说，也从来没有一个德国人如此和蔼可亲。他亲切地称妹妹和我为“白雪公主”和“红玫瑰”，他和我们开玩笑，把幼小的妹妹放在他膝头，和她玩骑马游戏，妹妹开心得不得了，她喜欢这个一上一下的游戏。记不清楚哪天了，母亲让妹妹和我去外面院子里玩，天气不好的话可以去别的房间。在其他房间里，我透过门听见了窃窃私语的德语，时而低语时而大声，全是些我听不懂的话，能听懂的只有母亲惊恐而抗拒的“不，不要”的声音。然后又是轻声低语和唉声叹气。
不知何时，威尔弗里德不再来我家了。母亲对此未置一词，她再次像只蜡烛般渐渐熄灭。她像冻结了一样。她的身体萎缩了。她再也不去照镜子，再也不唱歌，并且再也不开口说话。
在此期间，事情变得明朗，父亲的生意远不如他设想的那般顺遂。城里没有一家店铺愿意购买他的养鸡场产出的鸡蛋，所有商铺早已有固定的供应商。显然，他没有考虑到潜在的问题，完全忽略了他的鸡蛋对于德国商铺店主来说太贵了。他原本打算靠新鲜的鸡蛋来卖个好价钱，可我们的鸡蛋的确过于昂贵，以至于堆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几个星期都无人问津。绝大多数鸡蛋我们自己吃了，还分给阿塞拜疆人和他的多口之家。偶尔也有难民楼里的一两个邻居来敲我们家的门，成为我们的顾客，但是顾客人数少得可怜。就算在我们这儿，大多数人也宁愿去德国店铺也不愿意从我们手里买。
至少火车站旁边的大酒店还买了一些父亲拿过去的鸡，正如他希望的那样。不过，这些生意的前奏是一种可怕的演出。父亲追赶母鸡，母鸡四散逃开，它们好像已经知晓父亲的意图。当他终于抓住一只鸡后，一斧子砍下了鸡头。即使这样，他还得牢牢抓住鸡的身体，因为鸡还在试图顽强抵抗并发疯般扑棱着翅膀。有一次，真的有只鸡成功逃脱，没有头还能扑扑振翅，还飞了一小段，鸡血在空中喷溅，直到跌落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距离被砍下的鸡头足有百米远。
每周末放学后，我都得去兜售鸡蛋。我按响德国人家的门铃，然后说：“养鸡场新鲜鸡蛋。”楼梯间里格外凉爽，死一般的寂静，而且真的干净到可以把东西放在地上吃。从打开的门望去，我第一次瞥见德国人家里面的样子，地毯、灯罩、橡皮树和其他东西，全是我们家里没有的。德国女人烫着卷发，系着围裙，穿着家居鞋，这些我同样也没见过，这一定都属于德国人保持干净整洁的秘诀。不过，大多数人并不想买我们的鸡蛋。“哪家养鸡场？”她们问道。“到底是哪里的养鸡场？哦，原来你是难民楼来的啊……你的鸡蛋卖的也太贵了，维曼家的每个要便宜三芬尼。”我为出自难民楼的昂贵鸡蛋羞愧不已，我真宁愿把鸡蛋送给德国女人们，还衷心感谢她们愿意接受。
可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也增添了我的羞愧，因为我把父亲定下的鸡蛋价格擅自提高了一到两芬尼。某个周六下午，我提着沉重的篮子慢腾腾地挨家挨户走过，虽然疲惫不堪，但是我卖出了三十个鸡蛋，我净挣了三十，甚至六十芬尼。我可以用这笔钱在面包店买一个巧克力手榴弹面包，剩下的钱存起来买一个笔盒，一个真正的德国笔盒，全班同学都有，除了我。有一次我挣的钱多到足够我去看下午场的《兰巴雷内之夜》——阿尔贝特·施韦泽在原始森林建立医院的故事。这是我有生以来看的第一部电影，好几天后我还恍惚得像做梦。
即使没有我的蒙骗伎俩，才九岁的我也明白，父亲的养鸡场完全失败了。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晚上经常要饿着肚子睡觉。母亲暂时找到了解救的法子，开始在家做活。这项工作她倒是做得很好。每周会有一大包原材料送到我家，然后，母亲和我坐在厨房桌边，制作并粘贴假花。先把小的浅色玫瑰贴上一片绿色叶子，放在有洞的木板上晾干，然后放在花秆上，每十二支扎成一束。除了粘贴花，我们几乎什么也不做，连上学也变成了次要的，我也几乎不再跑到外面和其他孩子一起去属于我们的沙砾堆和河谷草地游荡玩耍。我只坐在厨房桌边，不停地粘贴，尽管手指和眼睛因为胶水而刺痛，依旧没有停下手里的活儿。我和母亲比赛，我俩都越来越快，可是，就算我们贴得再多，挣的也不足以糊口。
再这样下去难以维持生计。父亲决定，再次靠他的歌喉去试试运气。他加入了一个哥萨克合唱团，该团全年在欧洲各个音乐厅和教堂巡回演出。父亲把母鸡数量大幅减少的养鸡场交给了阿塞拜疆人，收拾出了一个巨大的厚纸板行李箱，箱子是靠母亲从慈善机构弄来的，然后上路去了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合唱团管理部门。巡回演出的大巴车在那里启程。我不知道合唱团成员是否真的是哥萨克人，或者只是特地起了这个名字，因为哥萨克在德国人心目中显得格外浪漫。不管怎样，合唱团成员有伊万·雷博洛夫，他后来因音域被称为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出名，可是他其实和俄国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德国人，既不叫伊万也不姓雷博洛夫，本名叫汉斯·李波特。
我们难以想象父亲现在的日子。几乎每天去一个新的城市，晚上睡在酒店，吃在饭店。他寄钱给我们，还寄彩色明信片：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谷中有小房子，广阔的荷兰郁金香花田，埃菲尔铁塔，一位西班牙弗拉明戈女舞者，手中拿着响板。妹妹用这些明信片在我们很久没打扫过的地板上玩她的神秘纸牌游戏。母亲从来不看明信片，父亲寄来的钱，她也漫不经心地放在桌上，妹妹和我可以随心所欲拿去。我们买了一大堆法兰克香肠、樱桃味道的棒棒糖，还有冰淇淋小蛋糕，把肚子塞得满满的，简直要吐出来。以前，每当街上路灯亮起的时候，我必须在家，而现在母亲不关心我在不在家。我几乎不再去学校，而是在外面闲逛到天黑。母亲偶尔去养鸡场拿鸡蛋回来，但是她这么做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我不再拿去兜售的鸡蛋，就堆在我们的地下室，任其腐坏。当有难民楼里的顾客按响我家的门铃时，母亲也不去开门，她不再给任何人开门，就像根本没听见门铃一般。一位邻居察觉到了我家的异样，给我们带来了蛋糕。可是母亲不允许我们吃蛋糕，她说蛋糕有毒，然后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不再打扫房间，只是有时我还在水龙头下冲洗一些碟子，或者把垃圾扔到地下室的大垃圾桶里。屋里的一切肮脏不堪。妹妹和我不再有干净的内衣可换。已经秋天了，晚上家里变冷，可是我们没有取暖，因为我们没有木头和煤。
当妹妹和我临睡前习惯性地跪下默念晚祷告时，我们的母亲开口说道：“上帝不存在。”随即禁止我们祷告。第二天，她却在胸口画十字，开始哭泣，并且命令我们继续做祷告。她时常看见我看不见的东西：白衣修女从窗外走过，院子里的梨树在燃烧。还有一次，她看见厨房里有条蛇逼近，她吓得直向后退，背紧贴着墙大声尖叫。多数时间里，她只是坐在厨房的椅子上呆呆出神。不管我们怎么晃她、掐她，拽她的头发，都无济于事。她承受着一切，毫无半点反应。“妈妈，我们什么时候去投河？”有一次我问她。她这才开口说话：“很快就去。”
有一天，她的双眼突然恢复了生气。她从椅子上跳起来，抓起我的跳绳，开始勒我的脖子。她坚信我是撒旦之子，是她在这世界上生下的坏人。她必须杀死我，因为是上帝命令她这么做的。还有一次，为了躲避她，我藏在床下，她把我拖出来，拿了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没命地号叫，她才放开了我。
在此之后，我尝试杀死她。我悄悄把针放在床上，希望在她睡觉时针扎进身体，顺着血液流到她的心脏。她自己曾和我说过可以用针来玩这样的把戏。我整夜屏住呼吸，可是第二天早晨，她还是像往常一样起来了，似乎完全没有发现床上的针。
我知道，我们家不久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知晓。我没法告诉任何人，也无法拉响任何警报。我无计可施。从头到尾，我寄希望于有人能够察觉我家的异样，可是没有任何人察觉到任何事。父亲现在在哪儿，我一无所知，我也从来没有动过打电话向他求助的念头。
母亲有位俄罗斯女友名叫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她不住在难民楼中，而是和她的德国丈夫住在位于维因噶尔特小道的房子里。在她家，在一间铺着地毯、墙上挂着油画的房间里，我曾经听过母亲弹奏钢琴。那曲调是那么的美妙和忧伤，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钢琴曲。回家路上，母亲紧紧地牵着我的手，告诉我她弹奏的是弗里德里克·肖邦的《雨滴前奏曲》，这位波兰作曲家在贫穷中英年早逝。我真想跑到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家，请求她的帮助，然而，我知道我不能这么做。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和她定期互相拜访，但是后来，她丈夫禁止并中断了这种互访。他得注意他律师事务所的名声，他不愿意他的妻子与难民楼的人有来往。
我母亲又开始称我为撒旦之子了，她拼命摇晃我，我几乎失去意识，我挣脱开去，冲进卧室并把门反锁。然后我拿起剪刀，怒火中烧地把母亲衣柜里的所有衣服，一件接一件地剪坏。我一直破坏到除了母亲身上穿的，没有一件衣服幸免。当我意识到自己闯下了多大的祸时，我宁愿立刻跳窗逃走，但是外面天已经黑了，还下着雨。不知过了多久，我除了把门打开，别无他法。我攥着剪刀傻站在门口，等着母亲进来。当她终于迈进卧室，看见地上一堆被剪坏的衣服时，她愣住了，但是她脸上立刻浮现了一丝游离出神的微笑。“你做得很好，我的女儿。”她一边说一边温柔地用手抚摸着我的头，“你做得非常好。”
从这一刻起，她完全不再开口说话。我请求她、乞求她，我用力摇她，但是她始终一言不发。她又开始目光游离地呆坐，她在另一个神游世界中到底看见了什么，从她的目光中没有透露出分毫。
十月十日那天终于到来了。这一天我去上学，学校里没人在乎我经常旷课，即使是新来的老师也明显没有把我算成她的学生。我回到家，又开始习惯性地喋喋不休，我说话就像瀑布一样倾泻，没句号也没逗号。我拼命地说，告诉我的母亲，我们班第二天有学校郊游，去瓦尔贝尔拉。然后，母亲突然开口了：“明天你不要一起去。”接着再次一言不发。我向她解释，明天我必须参加郊游，这是学校的要求。我大哭大叫，用脚猛跺地。“我必须一起去，”我大声嚷嚷，“所有人都去的。”可是她对我的话充耳不闻。
我愤怒地冲出家，重重地关上了身后的门。永远都是如此。我永远被禁止做所有事情，这些事情对于德国孩子来说，不仅是理所当然，而且甚至是必须做的。永远只有一句：我们不是德国人。而我不可能知道，这次母亲的话不是禁令，而是一个预言。明天你不要一起去——这是我从她口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我那天很晚才回家，比平时还要晚。当我把钥匙插进家门的钥匙孔时，已经是晚上九点了。可是门打不开。我使劲推门，门稍稍往后开了一点，然后我突然听见年幼的妹妹悲恸的叫喊声。她给自己设置了重重障碍，把我们家所有的椅子全部靠在一起并且摞在门口，搭建了她的堡垒。我再次大力地撞门，伴随着一声巨响，椅子们掉落在地。我冲向走廊，一眼看出来，妹妹生病了。她的眼睛烧得发红，她的手臂上、脸上布满了红点。以前我得麻疹时也是这般模样。
母亲不在家。第一次这么晚了她还不在家。如果她出门，也只是去养鸡场拿鸡蛋，即使那样她也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个点，雷格尼茨河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妹妹想不起来母亲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她发着烧，完全糊涂了。我们坐在厨房桌边等着。死一般的寂静，只听见收音机上方健康局医生送给母亲的挂钟在嘀嗒作响。我的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指针每分钟往前跳动一次。挂钟下悬挂的日历上，今天的日期下面被画叉做了标记。
也不知几点了，我走进卧室，拿被子给妹妹盖，她在打寒战。我立刻发现了房间里的变化。房间墙上一直挂着母亲个人照的放大照片，相片中她带着乌克兰头巾，展示着惊人的美貌。而现在，墙上的照片被拿了下来，放在床上，照片被从中间撕成两半。
我跑去找法丽达的父母，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失踪了。法丽达的父亲按铃把德国房管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家里有电话，打给了警察。法丽达的母亲把高烧的妹妹从家里接了出来，安置在她家中。而我，给开汽车前来的两名警察指通往养鸡场的路。这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清冷的夜里，我们沿着雷格尼茨河岸边行驶，河水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阿塞拜疆人睡眼惺忪地从他的棚屋里走出来，看到警察吓了一大跳。他否认见过母亲，说她今天并没来过养鸡场，最近她不经常来养鸡场。拴在链子上的艾达在哀鸣，它琥珀色的眼睛是在一片漆黑中唯一能看见的东西。蠢笨的公鸡在夜里还在打鸣。
“母亲在雷格尼茨河里。”我对警察说道。他俩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对我说：“哎，瞎说的。”但是回程的路上，他们用携带的聚光灯照向河里，以极慢的速度沿着河岸往前开。我害怕极了，害怕在聚光灯光柱中陡然看见母亲躺在岸边的尸体。然而，眼前只有黑色的河水。
那天后半夜，我也睡在法丽达家里。第二天，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接走了我，把我带到维因噶尔特小道的她家里，母亲曾经弹奏钢琴的地方。我害怕她的德国丈夫，他肯定会对我的到来很生气，但是他只是透过眼镜，用意味深长而悲伤的目光注视着我。
接下来的两天中，玛利亚·尼科拉耶芙娃总是想和我说些什么，可是欲言又止，她摇了摇头，开始哭泣。“我做不到，”她啜泣着，“我做不到。你的母亲只是离开了，去熟人那儿了，她很快会回来的。”我很惊诧。母亲会去找谁了呢？她谁也不认识啊。如果去熟人家的话，她肯定会穿上她那双漂亮鞋的，可鞋还放在家里走廊上。
维因噶尔特小道到墓地的路很远，但我是一个有经验的飞毛腿。我飞奔着，一次也没有停下过，从城市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直到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停尸房前。我的母亲，她在里面。我从来没想过在这扇玻璃后看见她。虽然我很早以前就已经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站在这里端详她，总有一天她经常和我们玩的邪恶游戏会成为现实。现在，再去摇晃她，掐她，都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我再也不能逗她发笑，我做不了任何事来对抗她的死亡。长久以来，我的想象纠缠着我，玻璃后的死人是假死，尽管他们能够听到和感知一切，但他们没办法使人察觉。然而，我的母亲再也感知不到任何事，这点我很清楚。现在，她是真的死了。
我想，她该有多高兴，再也感觉不到生活给她带来的苦痛，这些苦痛折磨了她那么久。或者，她在最后一刻还是回头游向岸边，如果她会游泳的话？她在最后一刻不是自愿死去的？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最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十月冰冷的河水。我琢磨着，也许她不是溺水身亡的，而是在她走入冰冷彻骨的河水后，还未溺水前，她又小又虚弱的心脏就已经停止跳动，裂成了碎片。
黑色的头发散落在白色的棺枕上，她看上去变得陌生起来，像德国童话书里的白雪公主。她右边面颊上，眼睛下方，有一块瘀青。她在水中撞到了什么？她的双手被交叉摆放在棺盖上，和旁边两个今天被送来的死者一样。但是她的手中没有摆放十字架。她的棺木前也没有安放花环和花束。她躺在那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和旁边的两个死者相比，像完全躺在另一个地方。
后来我才得知，在河岸边，距离她毫无生气的躯体不过百米的地方，找到了她的灰色大衣，这是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最后一件衣服，袖口的丝绒早已磨损。她把大衣脱了下来，整齐地叠好，放在草地上。也许她在很久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此处，可能就是她在日历十月十日下方打叉的那天。这些全部是她留下的符号：日历上的叉号标记，撕开的照片和岸边的大衣。她为什么把大衣脱了下来？难道她不知道大衣的重量可以帮助她下沉吗？
她死的时候，城里公园般的旧墓园中已经没有空余墓地可用了，而新墓园恰好才刚刚开始建。时至今日，新墓园外观好似一片私人住宅区，前面有漂亮的花园。花园曾经是一块建筑工地，很长一段时间里，刻着俄语铭文的墓碑就立在一片被挖掘机和推土机犁过的荒漠中。后来，墓碑也不在了。除了几张年代久远的黑白照片、一张左右颠倒的结婚证复印件和一个她从乌克兰带出来的圣像——可能是家族财产中的一件，意外在没收充公中幸免——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东西还存在于世。
我长时间注视着玻璃后的她，直到天色变暗，墓园的大门将要关闭，我不得不离开。她的面庞遥远而神秘，没有透露半分她死时的情形，也没有透露，为什么最后她还是没有带上妹妹和我，为什么她最终还是选择了独自离去。
注释
瓦尔卡营地，专为安置所谓的流离失所者而建。1946年，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利用先前的战俘营改建而成。营地名瓦尔卡来源于“一战”中被一分为二的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的边境城市瓦尔卡。——译者注
伊万·克雷洛夫（1769—1844），与伊索、拉·封丹齐名的寓言作家，诗人。他一方面把寓言变成现实主义的讽刺文学，另一方面将民间语言引入，为俄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的他和普希金互相推崇看重。《鹰与鸡》《大炮和风帆》《农夫与蛇》是他脍炙人口的作品。——译者注
萨莫依尔·马尔夏克（1887—1964），儿童剧作家、翻译家。高尔基称其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奠基人”。——译者注
德语中“傻子”发音为多芬因，接近多温。——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