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睡好。夜里一点半送走杰米后，她不大情愿地回床睡觉，一直躺到早上七点，她都没怎么睡着，最后索性起床冲咖啡。一整夜，她都时梦时醒，醒着的时候睁开眼，看着近乎全黑的房间，往事联翩，之后又迷迷糊糊地做起狂热的梦来。起床后，她在咖啡上花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俩说好要一起去外面吃早餐的。咖啡喝完，除了提前梳妆打扮，她没有其他事可干。她刷了咖啡杯，铺好床，仔细地检查待会儿要穿的衣服。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她毫无必要地忧虑今天会不会是好天。她坐下看书，然后又想着应该给姐姐写封信。她用最工整的字迹写道：“我最亲爱的安妮，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奇怪？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让我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就会明白‘奇怪’都算不上确切的形容……”

她坐在椅子上，手握墨水笔，犹豫着应该怎么往下接。她看了看已经写好的句子，忽然把整张信纸撕个粉碎。她走到窗边，确信今天是个好天，然后突然想到或许不该穿那条蓝色的绸缎裙：太普通了，近乎呆板，她应该要显得温柔，要有女人味才是。她焦虑地翻看衣柜里的裙子，最终，目光停留在一条去年夏天穿过的印花裙上。她踟蹰着：有褶饰的领口，她穿显得太嫩，而且现在还没暖和到可以穿印花裙，然而……

她把绸缎裙和印花裙并肩挂在衣橱门的外侧比对着，然后又移开被她当作迷你厨房用的小柜子上的玻璃门。她把咖啡壶底下的炉火点燃，又走到窗边，外面阳光灿烂。等咖啡壶“突突”作响时，她走回来，给自己又倒了一杯咖啡——倒在一只干净的杯子里。要是不赶紧吃点实在的东西，我肯定会头痛的，她心想，喝了这么多咖啡，抽了这么多烟，却没有吃早点。婚礼当天犯头痛，这可不行。她走到卫生间，从柜子里取出一个装阿司匹林的小铁皮盒，塞进蓝色的皮包里。假如决定穿那条印花裙，就得配褐色的皮包，可她只有一个褐色皮包，而且已经很旧了。她感到无助，目光在蓝色皮包和印花裙之间来回摇摆，接着她放下包，又去拿起咖啡杯，再度坐回到窗边。她喝着咖啡，打量着她的一室户公寓。他俩计划好今晚回到这里，一切都不容有失。突然，她意识到自己忘记给床换上干净的床单了，惊慌不已。洗衣店刚把洗好的衣物送回来，她赶紧从衣柜的最高层取出洗净的床单和枕套，重新铺好床。她动作很快，这样就没时间去想自己干吗要换床单。这是张沙发床，还配了让它看起来更像沙发的床套，等一切完成后，其实看起来和没换床单之前差不多。她把换下的床单和枕套拿进卫生间，塞到盥洗池下方的衣物篮里。她把原先的毛巾也扔到篮子里，全换上干净的。等回到房间时咖啡已经凉了，不过她还是把咖啡喝光了。

等忙完这些再看时钟，九点已过，这时她终于知道要抓紧了。她洗了澡，用了一条刚换好的干净毛巾，用完后也扔进衣物篮，再换上一条干净的。她很仔细地梳妆打扮，保证所有的内衣衬裙都是干净的，而且绝大多数是新的；她把前一天穿的所有衣服（包括睡衣）都塞进了衣物篮里。等到要穿裙子的时候，她又在衣橱前犹豫起来。蓝裙子当然体面，而且干净，还很合身，但之前和杰米出去的时候她已经穿过好几次了。而且说实话，蓝裙子本身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婚礼应该穿些独一无二的。印花裙很抢眼，而且杰米没看她穿过，但现在这个季节就穿这样一条裙子，显得太急吼吼了。最后她想，反正今天我结婚，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于是她从衣架上取下这条印花裙。当她把裙子套上身时，她觉得它又鲜亮又轻巧，可是当她望见镜子里的自己时，她才想起来，有褶饰的领口挡住了她迷人的脖颈，夸张的大裙摆显然是做给小姑娘穿的，让她们可以到处乱跑，翩翩起舞，而且还可以在走路的时候毫无顾忌地扭屁股。看着镜中的自己，她不禁感到恶心：就好像我为了讨他欢心，特意要精心打扮；他会觉得我是因为他要娶我，才拼命装年轻。这么想着，她匆忙脱下这条裙子，但因为动作太急，裙子的一只袖口开了线。穿上那条旧的蓝裙子，她觉得更舒服、更亲切，不过毫无兴奋感可言。虽然她坚定地告诫自己穿什么并不重要，但身子还是不禁挪到衣橱边，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选择。剩下的衣服没有一件适合结婚穿，有一刻，她甚至绝望地想，干脆去最近的小店赶紧买条新裙子。但眼看已经快十点了，她必须要弄头发和化妆。头发简单，在颈后扎一个发髻，但化妆又是一道艰难的选择题：是看起来越漂亮越好呢，还是尽量展现真实的自己？她可以不去遮盖蜡黄的肤色，眼睛旁边的皱纹也可以不在乎，尤其是今天，这么做会显得她是为了结婚才这么大费周章。但是她没法接受杰米会领着一个黄脸婆去结婚。你毕竟已经三十四岁了，在卫生间里，她对镜中的自己宣告这个残酷的事实，虽然她的证件上写着三十岁。

已经十点零二分了，她对自己的裙子、脸蛋和公寓没有一样感到满意。她又热了一壶咖啡，又回到窗边坐下。现在做什么都没用，她想，临阵磨枪一点儿用也没有。

她试图接受现实，试图去想杰米，可是她的脑中既没有浮现他的脸庞，也没有响起他的声音。人总是想不起自己爱的人，她这么想着，说服自己不去纠结于今天或者明天，而是要展望更久远的未来。到那个时候，杰米已经成为一位名作家，而她已经辞去工作，他们会住进上周一起聊起的那间金黄色的乡村小屋。“我以前很会做菜，”她向杰米保证过，“只要给我一点儿时间重温，我就能想起怎么做天使蛋糕，还有炸鸡。”她知道这些话会在杰米的脑中回荡，带着几分浓情蜜意，“我还会做荷兰酱。”

十点半了。她站起来，目标明确地走到电话机旁，拨通号码，等着，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孩的铿锵嗓音：“现在是十点二十九分整。”她下意识地把钟调慢一分钟。想起前一晚她在自己家门口说过：“十点。我会准备好的。你是说真的？”

当时，杰米大笑着顺着走廊离开。

到十一点的时候，她已经把印花裙开线的袖口缝好，小心地把针线盒放回衣柜里。换上印花裙后，她又坐到窗口，喝起另一杯咖啡。我本来可以花更多时间来想穿什么衣服的，她想，可是现在太晚了，他随时都会到。她不敢做任何补救，任何补救的尝试都意味着从头来过。公寓里没有留给她自己吃的东西，有的只是她小心存起来等着他俩开启人生新篇章时享用的食物——没开封的培根，没动过的一打鸡蛋，没开封的面包和黄油——明天的早餐。她想过跑到楼下的杂货店买点吃的，在门上留张条子，但还是决定再耐着饥饿等一等。

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她感到头昏眼花：必须下楼买点吃的。要是杰米有电话，她肯定早就打给他了。此刻，她只能拉开书桌抽屉，在便笺纸上写道：“杰米，我去楼下的杂货店，五分钟后就回来。”笔漏了墨水到她的手上，害她要去卫生间洗掉，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之后只能再换一条新的。她把便笺贴到门上，再次检查了公寓，等确保一切完美无瑕后，她关上房门。因为担心他随时会来，她没有锁门。

在杂货店里，她发现自己除了想再喝上几杯咖啡之外没有任何想吃的东西。她买了咖啡，但是还没喝完就匆匆回家，因为她忽然想到杰米很可能已经在楼上等着了，而且他肯定等不及要开始婚礼仪式。

不过楼上的一切都还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安安静静，蓄势待发：门上是她寂寞的便笺，因为她先前抽了太多的烟，公寓里的空气不大好闻。她打开窗，坐在窗口，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恢复意识的时候，已经十二点四十了。

此刻，她才真正害怕起来。眼前这整个严阵以待的公寓让她猝不及防，从十点开始，所有东西都准备一新而且没再被碰过。她怕急了，而且感到再不抓紧就真的来不及了。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几乎是横穿房间跑去卫生间，往脸上扑冷水，用了一条干净的毛巾。这一次她把用过的毛巾随便地挂回到毛巾架上，晚点再换也来得及。她穿着印花裙，套上外套，没戴帽子，手上是颜色不搭的蓝色皮包，里面装着阿司匹林。她就这样走出公寓，锁好门，没有留便条，匆忙地走下楼梯。她在街角招了一辆出租车，把杰米家的地址给了司机。

其实没有几步路。如果不是这么虚弱，她完全可以走过去。然而，坐进出租车后，她才意识到就这样贸然地把车停在杰米家门口会显得多么冒失。于是，她请司机把她放在杰米家附近的街角。她付了钱，等出租车离开后才走过去。她从没来过这里，这栋楼很老，但是很体面，门口的信箱上没有杰米的名字，住户的对讲机上也没有他的名字。她核对了地址，是这里没错，最后她按响了写着“大楼管理员”的门铃。大概一两分钟后，大门开了，她推开门，走进昏暗的大堂。她不知所措，直到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开了，有人在问：“有什么事？”

她很快意识到她不知要怎么回答，于是走向这个背着光站在房门口的人。等走到足够近时，这人又问：“有什么事？”她看到这是个穿着衬衣的男人，因为光线的缘故，双方都看不清彼此。

她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硬着头皮说：“我在找一个住在这栋大楼里的人，可在外面没看到他的名字。”

“你找的人叫什么名字？”这人问。她意识到她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詹姆斯·哈里斯，”她说，“哈里斯。”

这人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哈里斯”。他转身往房间有光亮的深处走去，说：“玛吉，你过来一下。”

“又有什么事？”里面传出一个声音。等了好一会儿（等这么久，也没人搬把椅子出来让她坐），一个女人走到门口的这个男人身旁，瞅着黑黢黢的走廊。“这儿有位女士，”男人说，“她想找个叫哈里斯的男人，住在这栋楼里。有这个人吗？”

“没有，”女人说，她的声音里有取笑的意思，“这儿没有叫哈里斯的男人。”

“抱歉。”男人说，准备关门。“你找错地方了，女士。”他说。不一会儿又低声补充道：“要么就是找错人了。”说完，他和身旁的女人都笑了。

当门几乎完全阖上时，她孤零零地站在昏黑的大堂里。她对透出细长光亮的门缝说：“我很清楚，他真的住在这儿。”

“瞧，”女人说着，又微微打开门，“这种事经常发生。”

“请不要敷衍我，”她说，嗓音里透露出三十四年累积起来的尊严和骄傲，“我猜你们不明白这件事情的性质。”

“他长什么样？”女人疲惫地问，门仍然只是半开。

“他个子很高，皮肤很白。经常穿藏青色的西装。他是个作家。”

“没这个人。”女人说。但她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他有没有可能住在三楼？”

“我不清楚。”

“有这么个人，”女人想起了什么，“他经常穿藏青色西装，之前在三楼住过。罗伊斯特家去北部看亲戚的时候，把公寓借给了他一阵。”

“很有可能。我猜，虽然……”

“这家伙整天穿藏青色西装，但我不知道他有多高，”女人说，“他在那儿住了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之前应该是……”

“你去问问罗伊斯特家，”女人说，“他们今天早上回来的，三楼b座。”

这次，门紧紧关上了。大堂非常昏暗，楼梯看起来更暗。

上到二楼的时候，从高处的天窗漏进来一丝光亮。公寓门排成一条直线，一层有四间，各守一隅，彼此之间并无往来。二楼c座的门口有一瓶牛奶。

走到三楼，她在楼梯口停了一会儿。三楼b座里有人在放音乐，她还能听见说话的声音。半晌，她鼓起勇气敲了敲门，见没人应门，她再次敲门。门终于开了，音乐声直接灌入她的双耳，是午后的交响乐广播。“您好，”她礼貌地向门口的女人问好，“罗伊斯特太太？”

“是我没错。”女人穿着家居服，脸上是前一晚的妆容。

“我能向您打听一些事吗？”

“当然。”罗伊斯特太太说，纹丝不动地站着。

“是关于哈里斯先生的。”

“哪个哈里斯先生？”罗伊斯特太太冷冰冰地问。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跟您借公寓的先生。”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说，她似乎此刻才第一次睁开眼睛，“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我只是想找他。”

“喔，上帝，”罗伊斯特太太再次发出感叹，接着她把门开大一些，“请进，”同时她对房间里喊，“拉尔夫！”

公寓里漫溢着音乐。沙发上，椅子上，还有地板上全是收拾了一半的行李箱。墙角的餐桌堆着没吃完的午餐，桌旁坐着一个年轻男人，有一分钟，她恍惚觉得他像极了杰米，之后年轻人起身向门口走来。

“怎么了？”他问。

“罗伊斯特先生，”她说，声音很难盖过这震天价响的音乐，“楼下的大楼管理员告诉我詹姆斯·哈里斯先生之前住在这儿。”

“没错，”他说，“如果他是叫这个名字的话。”

“我猜是你把公寓借给他的。”她说，对他的回答感到惊讶。

“我对他的事情一无所知，”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是多蒂的朋友。”

“不是我的朋友，”罗伊斯特太太说，“他不是我朋友。”她已经走到餐桌旁去了，此刻正在给一片面包涂花生酱。她咬了一口，对丈夫挥舞着抹了花生酱的面包，说话时嘴里的食物还没吞下去，“不是我朋友。”

“你是在该死的互助会里认识他的。”罗伊斯特先生说。他把椅子上的行李箱放到地板上的收音机旁，之后索性坐在地板上，随手拿起身旁的一本杂志。“我跟他之间说话都没超过十个词。”

“你说可以把地方借给他住，”罗伊斯特太太说，之后又咬了一口面包，“最起码，你对他这个人没什么意见。”

“对你的朋友，我不会发表任何意见。”罗伊斯特先生说。

“相信我，要是他真是我的朋友，你会发表一大通意见的。”罗伊斯特太太话中有话，她又咬了一口面包，“相信我，他会有一大通意见的。”

“我不想再跟你争下去，”罗伊斯特先生说，把脸埋进杂志里，“不说了。”

“你看，”罗伊斯特太太拿着涂了花生酱的面包指着丈夫，“你老是这个样儿，动不动就这样。”

除了罗伊斯特先生身旁的收音机传出的嘹亮乐声，公寓里没有别的声音。她用一种自觉无法匹敌收音机的音量说：“那么，他已经走了吗？”

“谁？”罗伊斯特太太问，手里拿着花生酱瓶子。

“詹姆斯·哈里斯先生。”

“哦，他？他应该是今天早上走的，在我们回来之前。哪儿都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走了？”

“不过一切都很好，再好不过。我告诉过你，”她对罗伊斯特先生说，“我告诉过你他会把公寓打理妥当。我看人总是很准。”

“你只是运气好。”罗伊斯特先生说。

“家里的一切都是老样子。”罗伊斯特太太说，再次标志性地挥舞面包。“一切跟我们走的时候一个样儿。”她说。

“你们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不知道，”罗伊斯特太太用愉悦的语调说，“但就像我说的，他把一切都打理得很妥当。怎么了？”她突然问，“你在找他？”

“为了很重要的事情。”

“抱歉他不在这儿了。”罗伊斯特太太说。看到客人转身出门时，她礼节性地送了两步。

“可能管理员看到过他。”罗伊斯特先生说话时，头仍然埋在杂志里。

身后的房门一关，她又回到了黑黢黢的走廊上，不过至少听不见收音机的音乐声了。等罗伊斯特太太再度开门，从楼梯口喊她时，她已经走下了一半的楼梯。“要是我看到他，会跟他说你在找他。”

我该怎么办？她想着，出了公寓楼，回到大街上。没有杰米的音信，她没法回家。她在人行道上愣愣地站了很久，久到街对面正巧把头探出窗口的女人着急喊人出来看她有没有事。最终，她心血来潮地走进公寓楼旁的一家熟食铺，这个方向是她回家的方向。熟食铺里，有个瘦小的男人正倚靠着柜台看报纸，见她进来，他抬起头，然后走到柜台内侧招呼她。

她看着玻璃柜里的冷切肉和奶酪，羞涩地说：“我正在找一个住在隔壁大楼里的男人。我想或许你见过他？”

“你干吗不去问住在大楼里的人？”男人说着，眯起眼审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