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

亚诺什·卡达尔，匈牙利全国理事会主席，八月二十日在距布达佩斯一百三十二公里的乌伊佩斯特足球场上露面，与聚集在那里的六千位农民一起庆祝社会主义宪法颁布纪念日。我当时在场，与十月事件后到达匈牙利的第一个西方观察员代表团一起，跟卡达尔同在主席台上。

在过去十个月的时间里，布达佩斯都是一片禁区。从那里的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架西方国家飞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起飞——是一架奥地利的双引擎飞机，为《竞赛》杂志租用，以运出在布达佩斯的战斗中身受致命重伤的特派记者让·卡尔斯·佩德拉兹尼。从此，匈牙利关上了它的大门，直到十个月后才对我们重新开放，这是因为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筹备委员会施加了影响，从匈牙利政府争取到一份邀请，让一个由十八位观察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布达佩斯。团里有两个建筑师、一个德国律师、一个挪威国际象棋冠军，以记者身份前来的还有一位，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毛里斯·迈尔，留着赤红的小胡子，可爱得要死，能喝啤酒，爱讲些傻乎乎的笑话，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西班牙内战，德国人占领期间他还在列日负过伤。他们中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入境的时候，匈牙利海关用了三个小时检查我们的证件，然后，一位翻译员把我们集中在餐车里，做了个情况介绍，又致了简短的欢迎辞。接下来，翻译员给我们宣读了此后十五天的行程计划：参观博物馆，和青年组织共进午餐，观看体育表演，再就是在巴拉顿湖疗养一周。

毛里斯·迈尔代表大家对邀请我们访问匈牙利表示了感谢，不过他又表示我们对旅游体验不大感兴趣。我们想要的是另一些东西：想了解匈牙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真实的，没有经过政治掩饰的，还想知道这个国家的现状。翻译员回答说，卡达尔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那是八月四日下午三点钟。当晚十点半，我们到达空无一人的布达佩斯火车站时，茫然不知所措却精力充沛的一群人正在车站等候我们，他们护卫了我们整整十五天，施展各种高招，就是不让我们对时局形成具体的概念。

我们还没卸完行李，那群人当中的一个——他自我介绍说是翻译员——便开始念一张名单，那上面有我们的名字和国籍，我们必须像小学生似的答“到”。接下来我们被请上了一辆大巴车。这里面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代表团，陪同人员数目惊人——总共十一个人；另一个是所有人都介绍说自己是翻译员，尽管他们大多数人只会讲匈牙利语。我们穿过城里灯火昏暗、空空荡荡的街道，下着小雨，街上显得凄凄切切的。没过多久，我们就到了自由大酒店——布达佩斯最高级的几家酒店之一，围坐在一张宴会桌旁，桌子很大，占满了整个餐厅。陪同人员当中有几位不大会使用刀叉。餐厅里四下都是镜子，上方是巨大的吊灯，家具上都包着红色长毛绒，陈设看上去挺新，装饰风格却很老派。

晚餐时，用匈牙利语致欢迎辞的是一位头发散乱、眼神里带着一丝浪漫的不屑的男子，他的话被同声传译为三种语言。欢迎辞不长，几句应景的话，接下来立即向我们宣布了几条具体规定。建议我们不要上街，护照要始终随身携带，不要同陌生人说话，每次离开酒店时要把钥匙交到前台，还要牢记“布达佩斯现在正实行战时管制，因此禁止拍照”。这时又来了七名翻译员，都无所事事地在餐桌旁转来转去，用匈牙利语交谈着什么，声音特别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好像都很害怕。我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过了没一会儿，毛里斯·迈尔朝我俯过身来，对我说：“这些家伙都吓坏了。”

睡觉前，我们的护照被收走了。尽管旅途劳累，我却一点儿都不困，心情有些沮丧，便想从房间窗户看一眼城市的夜生活。拉科齐大街上灰暗破旧的楼房仿佛没有人居住。稀稀拉拉的路灯，小雨淅淅沥沥落在空旷的街道上，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摩擦出蓝色的火星，一切都营造出一派凄凉景象。上床睡觉时我才发现，我这间房的内墙上还残留着弹痕。一想到这间悬挂着泛黄的幔帐、家具式样陈旧、到处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客房在十月里也曾是一处街垒，我就难以入睡。我就这样度过了我在布达佩斯的第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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