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望之巅》虽然并非诗集，但却是一部抒情色彩浓郁的作品，一首“自我之歌”，其中的忏悔情绪变成了哲学沉思，死亡、上帝、无限、时间、永恒、历史、真理、善恶等宏大的哲学话题不再是抽象的，而是获得了有机的现实感，有了活生生的意义：

总有一些体验和执迷是人所无法忍受的。对此直认不讳才能得到救赎。……真情流露意味着你不能保持内心的封闭。客观呈现的需要越是强烈，袒露出来的情感就越是刻骨铭心、厚重而强烈。……最深刻的主观体验同时也是最具普世性的，因为人正是经由这些才触及生命的本源。

这首歌的来源，一部分是发自内心的呐喊，一部分是反思性的思考，缘由是作者遭受了一场真正的器质性疾病—失眠，以及由此引发的绝望危机。当齐奥朗写到“痛苦的真情流露是用血肉和神经唱出的歌”时，在这本书和后来的作品中（尽管它们的真情流露更为柔和）,他给了我们一个关于他的写作的基本定义：一种将眼泪转变成思想的写作。对齐奥朗来说，写作和哲学是与痛苦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贯穿《在绝望之巅》的一个主题，就是疾病和苦难具有“真情流露的美德”，只有它们才能带来“形而上的启示”。“受苦是为了产生知识”，他后来在《恶之造物主》中这样写道。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都是由泪水转化而来的。“他们要求你提供事实、证据、作品，而你能给他们看的，只有转化过来的眼泪。”（《恶之造物主》，第131页）

真情流露的状态是“超脱于制度和习俗之上”的，齐奥朗的写作是怪异而不注重形式的。他书中的章节就像他真情流露的狂热形成的图表，监测着他强烈的内心生活的起伏，忠实地追踪着他“主体性的散发”的过程。它们在长度和语气上都是不均等的。对哲学主题的漫长沉思与简短的抒情爆发交织在一起，重复到痴迷的地步，常常是滑稽和幽默的，尽管通篇存在的情绪是绝望的。在其他时候，尤其是在本书的后半部分，它们越来越倾向于谚语和悖论，这是他后来写作的标志。这本书的风格间或是抒情的、讽刺的、诗意的和矛盾的，拒绝了干巴巴的哲学论证技巧，而采用暗示性的、生动的想象，并以俏皮而扣人心弦的方式，揭示了哲学家思想中理性和灵性的痛苦，预示着齐奥朗后来将优雅的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做了别具一格的融合。

这种“怪异”写作自觉地将自己与整个“文明”写作的传统对立起来，并以其对死亡、痛苦和混乱的强调，将自己置于审美领域之外：“与僵化的形式和框架遮没了一切的高雅文化相比，真情流露的模式表现得粗鲁不堪。其价值恰恰在于其粗野的品格：它不过是血、真情与火而已。”年轻的野蛮人对僵化文化的高雅之处心怀恐惧，这一主题将在齐奥朗的《存在的诱惑》中对法国人的描绘里再次出现。但齐奥朗哲学的另一个更为基本的方面，在这本书里体现在他承认自己对“绝对真情流露”抱有信仰当中，即他作为这样一个思想家的清醒当中：他发现并无情地揭露了所有哲学体系的空洞。

《在绝望之巅》就像一出由双方演出的戏剧：一方是痛苦的、成问题的人，也就是有机和真情流露的思想者，齐奥朗所说的痛苦的人；另一方是他的死敌，哲学家或圣贤，即抽象人（theabstractman）。这种区别不免令人想起尼采的酒神精神和苏格拉底精神。因此，齐奥朗写道：“从为了获得思考乐趣而思考的抽象人的阴影中，浮现出了有机人（theorganicman），他因为器官失调而思考，他超越了科学和艺术。”有机或真情流露的思想者是把眼泪变成思想的人，他的思想是执着的。以下是他的自白：“我喜欢留有血肉气息的思想，我偏爱从性紧张或神经压抑中产生的观点，胜过空洞的抽象千倍。”在彻底绝望的魔掌中，那种高度清醒的状态是“狂喜的消极等同物”，真情流露的思想者轻蔑地拒绝了抽象人的理性乐观主义：

绝望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焦虑与不安，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存在。绝望中的人不会被“问题”所困扰，而是会遭受内心的痛苦和火的折磨。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无法解决。但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任何人会为此自杀。在我们的存在当中，理性的焦虑在所有的焦虑中占了太多的分量！所以我才更喜欢被内心的火烧灼、被命运折磨的戏剧性生活，胜过沉迷于抽象的理性生活，抽象并不能吸引我们主体性的本质。我鄙视抽象思考里没有危险、疯狂和激情。思想是何等丰盈、活泼、热情！真情实意就像泵入心脏的血液一样，滋养着它！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thebirthoftragedy）中批评了乐观主义或“希腊人的愉悦”，后者与柏拉图的理想典范相一致—“临死前的苏格拉底，是由知识和理性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的人”。那些追求这一理想的人终将发现，“逻辑在（科学的）边界上盘绕着，最终咬住了自己的尾巴”，于是，“一种新型的洞察力应运而生，即悲剧性的洞察力”。同样，齐奥朗抨击“那些试图通过矫揉造作的推理来消除死亡恐惧的人……因为通过抽象的构造来消除有机的恐惧，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对齐奥朗来说，哲学家试图建立一个体系，这不仅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努力，也是一种贫乏的努力，因为人类真正的创造力恰恰源于痛苦、血、泪和死亡之痛。“所有重要的事物都带有死亡的预兆”：

难道人们还没认清，肤浅的智力游戏的时代已经结束，痛苦远比三段论来得重要，绝望的哭号要比最微妙的思想更发人深省，泪水总比笑容拥有更深的根源？

本着这种精神—这也是他后来的作品所抱持的态度［《瓦莱里面对他的偶像》（valéryfaceàsesidoles）］—齐奥朗反对那些仅仅将深奥的内容删繁就简、以便表达的哲学体系：

那些在灵感的魔力下写作的人，对他们来说，思想是他们有机的神经倾向的表达，他们不关注整体的统一和体系。那种关注、矛盾和浮于表面的悖论，表明个人生活的贫乏和平淡。只有巨大而危险的矛盾才意味着丰富的精神生活，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切实成就生命富足的内在流动。

萨瓦特形容齐奥朗的哲学话语是“反面教学法”。它处理了重要的哲学主题，却有意拒绝成为一种信息性和建设性的话语。它不希望在这个主题上产生任何“新”东西，因此放弃了所有独创性方面的伪装。“它从不推荐任何东西，除了可怕的和不可能实现的，甚至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只是讽刺性地有意为之。”齐奥朗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他什么都不相信。他的“破坏性”话语与传统哲学实践背道而驰，坚持不懈地寻求揭露任何哲学体系中固有的矛盾，并津津乐道地培育所有的矛盾，赋予它们同样的价值和同样微小的意义：

一切皆有可能，但一切皆不可能。一切都被允许，但同样，一切皆不允许。无论我们走哪条路，都不比别的路好……凡事都有解释，却又没有解释。一切都既真实又虚幻，既正常又荒谬，既辉煌又平淡。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一切更有价值，也没有什么想法比其他任何想法更好……所有的收获都是损失，所有的损失也是收获。为什么总是期望有明确的立场、清晰的观点、有意义的话语？我觉得对所有向我提出或没有提出的问题，我似乎都应该喷出火焰，作为回应。

在《苦涩三段论》里，齐奥朗回忆了一段简短的往事：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哲学学生，他想就一个极为新颖的题目写一篇论文，他选择了“眼泪的一般理论”，这让他的教授大失所望。也许《在绝望之巅》就是为了代替这篇计划中的“眼泪理论”而写就的。它荣获了国王卡洛尔二世文学和艺术基金会的奖项。我那位年轻的齐奥朗是一位不能或不愿抽象和系统地进行哲学思考的哲学家，他经过一场戏剧性的转变—《在绝望之巅》正是对此所做的煞费苦心的记录—成了一名诗人。

作为一名诗人，他还在继续探究着哲理—富有诗意地。

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式的科学理性乐观态度，以冷静旁观者的理性精神，代替了酒神精神的迷醉和投入，带来了希腊悲剧精神的衰落，和今天人们精神世界的贫乏。—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