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问问奥莉维亚出了什么事儿。她对回英国一事也很激动。她母亲以前常给她讲英国人村子里的茅屋，还拿它们跟奥林卡人用屋顶树叶盖的茅屋相比。不过，英国人的是方的，比较像我们的教堂和学校，不大像我们的家，她说。奥莉维亚听了觉得很奇怪。

我们到达英国的时候，塞缪尔和我向我们教会的英国分部的一位主教报告奥林卡人所受的委屈。这位主教年纪不大，戴副眼镜，坐在那儿翻弄一摞塞缪尔写的年度报告。他一字不提奥林卡，只是一味追问科琳去世多久了，我为什么没在她死后立即返回美国。

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些什么。

面子啊，某某小姐，他说，面子啊。当地人该怎么想呢？

想什么？我问。

得了，得了，他说。

我们像兄妹一样相处，塞缪尔说。

主教冷笑了一声。他真的冷冷一笑。

我觉得脸上直发烧。

算了，这样的情景还多着呢，可我何必说给你听，让你一起不好受？你知道，天下就有那么一种人，而这位主教就是这样的人。塞缪尔和我没有谈奥林卡问题就告辞了。

塞缪尔气极了，气得我都害怕了。他说如果我们还想在非洲待下去的话，只有一个办法：投奔母布雷人，并且鼓励所有的奥林卡人都这么做。

要是他们不想去怎么办？我问。他们中间很多人太老了，不能再迁回森林里去生活了。还有很多人有病。女人有小娃娃。还有些年轻人想要自行车和英国衣服，还想要镜子啊、饭锅啊这类东西。他们要给白人干活，好得到这些东西。

东西！他厌恶地说，该死的东西！

算了，我们反正要在这儿待一个月，我说，让我们好好利用这段时间吧。

我们把很多钱花在买铁皮和船票上，我们在英国得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这一个月对我们来说是段快乐的日子。科琳不在了，我们开始觉得我们是一家人了。街上跟我们搭话的人总说（如果他们说话的话）孩子们真像我们俩。孩子们觉得这种说法很自然，他们开始自己出去，到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去，把他们的父亲和我留了下来，享受更为安静、更为庄重的乐趣，其中之一便是聊天。

塞缪尔当然是在北方出生的，生在纽约，在纽约长大上学。他是通过一位姑姑认识科琳的。这位姑姑当过传教士，跟科琳的姨妈一起去比属刚果。塞缪尔常常陪他的姑姑阿尔西娅到亚特兰大去看科琳的姨妈西奥多西亚。

这两位女士一起经历过不少千奇百怪的事情，塞缪尔笑着说。她们受到过狮子的袭击，象群的践踏，给雨淹过，“土人”还跟她们打过仗。她们讲的故事都叫人难以相信。她们坐在蒙着套子的马鬃做的沙发里，两个打扮得整整齐齐的、穿着有花边有褶裥衣服的神态端庄的老太太，一边喝茶一边讲这些了不起的故事。

科琳和我都是十来岁的孩子，我们老想把这些故事编成连环漫画。我们还起了各种名字，像“吊床上的三个月：黑色大陆的坐骨痛”，或“非洲地图：土著对神圣世界不敬重的指南”。

我们拿她们开玩笑，但她们的冒险经历把我们迷住了，我们全神贯注听她们讲故事。她们外表真稳重，真高尚。你简直不能想象她们真的在丛林里盖过学校，而且还是亲手盖的。她们还跟鳄鱼搏斗过，还对付过不友好的非洲人。非洲人认为，既然她们穿的裙子后边有两个像翅膀的东西，她们就应该会飞。

丛林？科琳会偷偷对我一笑，我也会对她偷偷一笑。当我们安静地喝茶时，一听到“丛林”这两个字就会兴奋起来。她们当然不知道她们很可笑，而对我们来说，她们非常可笑。而且当时流行的对非洲的看法更使我们觉得她们可乐。非洲人不仅是野蛮人，他们还是结结巴巴的、无能的野蛮人，挺像他们在国内的那些结结巴巴的、无能的兄弟。不过我们即使不是煞费苦心，也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比较和联想。

科琳的母亲是位恪尽职责的贤妻良母，她并不喜欢她那热衷于冒险活动的妹妹，但她从来不阻拦科琳去姨妈家。等科琳到了岁数，她就送她去西奥多西亚姨妈念过书的斯班尔曼神学院上学。这是一所极有意义的学院，由两位从新英格兰来的、好穿同样衣服的白人传教士创办的。最初，学校设在教堂的地下室，不久迁到部队的军营。末了，这两位夫人从美国一些大富翁那里弄到一大笔钱，学校开始发展起来。盖了楼房，种了树木。姑娘们什么都学：阅读、写作、算术、缝纫、清洁工作、烹饪等。但是最主要的课目是教她们为上帝服务，为黑人社会服务。她们学校的格言是全校为耶稣。但我总认为她们私下的格言是我们的集体遍布全世界，因为只要年轻的姑娘一读完斯班尔曼神学院，她就会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干起她能为民众干的任何一样工作。这种情况真令人吃惊。这些彬彬有礼、仪态大方的年轻女子，她们中有些人在来神学院之前还从来没有走出过她们土生土长的小乡镇，却能毫不迟疑地打起背包就去印度、非洲、东方，也可以去费城、纽约。

在学校成立以前大约六十年，住在佐治亚州的彻洛基印第安部族被迫离开家园，徒步穿过雪地到俄克拉荷马的定居营地。三分之一的人在路途中死亡。但很多人不肯离开佐治亚。他们冒充黑人躲了起来，最后和我们同化了。这种混血人的后裔很多居住在斯班尔曼。有些人记得他们的祖先是谁，但大部分人不记得了。如果他们想寻找祖宗的话（他们难得会想到印第安人，因为周围没有印第安人），他们总以为，他们的皮肤是黄颜色或棕红色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祖先是白人而不是印第安人。

连科琳都这么认为，他说。我总觉得她有印第安人的气质。她非常安静，好沉思。如果她知道周围的人不尊重她或她的精神的话，她会马上消失，仿佛她并不存在，消失的速度之快叫人吃惊。

我们来到英国以后，塞缪尔谈起科琳来好像不很难受了。我听的时候也不那么难受了。

这一切看来实在荒唐，他说，我已经年近花甲，但我帮助民众的梦想却仍然是个梦想。要是科琳和我还是当年的孩子的话，我们会好好取笑一番。《西部傻瓜的二十年岁月，又名嘴巴与屋顶树叶病：论在热带地区劳而无益的事情》，等等等等。我们彻底失败了。我们跟阿尔西娅和西奥多西亚一样可笑。我猜科琳的病是由于她意识到失败而引起的。她比我直觉灵敏。她了解别人的本事比我大得多。她以前常说，奥林卡人怨恨我们，但我不肯承认。可你是知道的，他们确实对我们很不满。

不是的，我说，其实不是怨恨。实在是对我们很不在乎。有时我觉得，我对他们来说，就像叮在大象身上的一只苍蝇。

我记得有一次，在科琳跟我结婚以前，塞缪尔接着说，西奥多西亚姨妈举行家庭招待会。她每星期四都举行家庭招待会。她邀请一大群她称为“严肃的年轻人”的客人。其中之一是位年轻的、哈佛大学的学者，叫爱德华。我记得他好像姓杜博伊斯。总之，西奥多西亚姨妈又讲起她在非洲的冒险经历，正谈到比利时的利奥波德国王给她发勋章的事情。那个爱德华——也许他叫比尔——是个极无耐心的人。他的眼神、他的一举一动都说明他性子急躁。他总是乱动。西奥多西亚讲到她如何又惊又喜地接受这枚勋章——这是表彰她在国王殖民地内堪称典范的传教活动——这时，杜博伊斯的脚开始飞快地、拼命地跺起地板来。科琳和我紧张地相望着。这个人显然已经听过这个故事，不打算再听第二遍了。

等西奥多西亚姨妈讲完故事、拿出勋章向全场炫耀时，他说，太太，您知道吗，利奥波德国王把种植园监工认为没有完成种橡胶定额的工人的手都砍掉了。太太，您不应该这样珍爱这枚勋章，您应该把它看成是您无意之中和这位暴君发生同谋关系的证明。这位暴君累死了、残害了、消灭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

这下子，塞缪尔说，全场一片安静，好像遭到雷击。可怜的西奥多西亚姨妈！我们大家心里都希望由于干了工作而得到赞扬，得到勋章。但非洲人是肯定不会发勋章的，有没有传教士他们无所谓。

别这么怨气冲天，我说。

我怎么能不怨气冲天呢？他说。

非洲人从来没请我们去，你是知道的。如果我们觉得不受人欢迎，也用不着怪罪他们。

实际情况比不受欢迎还要糟糕，塞缪尔说。非洲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我们是被他们卖掉的兄弟姐妹。

唉，塞缪尔，我说，别这样。

你知道，他哭了起来。啊，耐蒂，他说，这是问题的核心，你不明白吗？我们爱他们。我们想方设法向他们表示我们爱他们，但他们排斥我们。他们从来不要听我们谈起我们受过的苦难。如果他们听了的话，他们就说些糊涂话。你们为什么不讲我们的语言？他们问。你怎么不记得从前的做法？在美国人人都开汽车，你为什么在那儿会不快乐？

西丽，我觉得我这时候该把他搂在怀里。我真的这么做了。长期以来埋葬在我心头的话语涌上嘴边。我抚摸着他亲爱的脑袋和面孔，我叫他亲爱的，心上人。我担心，亲爱的，亲爱的西丽，我们心心相印，很快就无法控制激情了。

我希望你听到我们举止孟浪的消息时不会过分吃惊并对我做出过分严厉的评价。尤其因为我要告诉你这是天大的欢乐。我在塞缪尔的怀抱里欣喜万分，不能自制。

你也许猜到了，我一直在爱他，但我并不知道。啊，我爱戴他，把他视若兄长，我尊敬他，因为他是我的朋友。但是西丽，我现在爱他的肉体，因为他是个男人！我爱他走路的样子，他的体形，他身上的气息，他鬈曲缠结的头发；我爱他手掌上的纹路，他嘴唇内侧粉红的色泽；我爱他的大鼻子；我爱他的眉毛；我爱他的双脚。我还爱他那可爱的眼睛，因为从他的眼睛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他脆弱和美丽的灵魂。

孩子们马上发现我们身上的变化。亲爱的，我们一定是容光焕发，喜气洋洋。

我们两人相亲相爱难舍难分，塞缪尔搂着我对他们说，我们打算结婚。

但是结婚以前，我说，我得告诉你们一些有关我的生活、有关科琳和另外一个人的情况。于是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了他们。我还谈到他们的母亲科琳曾经多么爱他们。还向他们说明我是他们的姨妈。

那你的姐姐，那另外一个女人现在在哪儿？奥莉维亚问我。

我尽我所知讲了你和某某先生的婚事。

亚当马上着急起来。他有一颗十分敏感的心，他能从只言片语中听出弦外之音。

我们很快就要回美国去，塞缪尔安慰他说，我们回去后会去打听她的情况的。

孩子们参加了我们在伦敦一家教堂里举行的简单的结婚仪式。当天夜里，喝过喜酒以后，我们打算上床睡觉的时候，奥莉维亚告诉了我她弟弟的烦恼。他想念塔希。

可他又非常生她的气，她说。我们出来的时候，她正打算文面。

啊呀，那怎么行，我说。太危险了。她要是感染了怎么办？

是啊，奥莉维亚说，我告诉她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没有人会割掉自己身上的皮肉。何况她要这么做的话，也应该在十一岁那年做。现在她年纪太大，不合适了。

唉，有些男人是做割礼的，我说，不过那只是去掉一点点皮。

塔希很高兴欧洲人和美国人不举行成年仪式，奥莉维亚说，这使她更加看重这种仪式。

我明白了，我说。

她和亚当大吵一架。跟从前哪一次斗嘴吵架都不一样。他没有逗她，没有在村子里到处追她，也没有在她的头发上绑屋顶树叶的枝丫。他气得要揍她。

哦，幸好他没有动手，我说。要不然塔希会把他的脑袋往地毯织机上撞的。

我真想回家，奥莉维亚说。不光是亚当一个人想塔希。

她吻了我和她父亲，向我们道过晚安便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亚当也来向我们道晚安。

耐蒂妈妈，他挨着我坐在床边上问我，你怎么才知道你真正爱上了一个人。

有时候你并不知道，我说。

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西丽。高高的个子，肩膀很宽，嗓音低沉，略带沉思。我告诉过你他会写诗吗？还爱唱歌？他是个值得你引以为骄傲的儿子。

爱你的妹妹耐蒂

你的妹夫塞缪尔顺致问候。

最最亲爱的西丽：

我们回到家里，村里的人好像都很高兴。可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向教会和传教士协会的申请失败了，他们大为失望。他们真的把笑容和汗水一起从脸上抹掉，垂头丧气地回工房去了。我们回到那栋既是教堂又是学校，还是我们的家的房子把行李打开。

孩子们……我知道我不该叫他们孩子了，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去寻找塔希，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两人都不知所措。他们找不到塔希的踪迹。他们听说，塔希的母亲凯萨琳在离大院不远的地方种橡胶树，可是那天没人见到过塔希。

奥莉维亚非常失望。亚当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但我发现他心不在焉地直啃手指甲旁的皮。

两天以后他们才明白，塔希故意躲了起来。她的朋友说，我们走了以后，她接受了文面仪式和女孩成年的宗教仪式。亚当听到这个消息，脸色煞白。奥莉维亚也十分震惊，更想找到她。

直到星期天我们才见到塔希。她瘦了很多，没精打采，目光呆滞，疲惫不堪。她的双颊上部整齐地划了六个口子，脸还肿着。她向着亚当伸出手来，但亚当不肯跟她握手。他看看她的伤痕，转过身子，走了。

她和奥莉维亚紧紧拥抱。但她们默不作声，心事重重。完全不像我想的那样又叫又嚷，咯咯地笑个不停。

不幸的是，塔希为她脸上的伤痕感到羞耻，她很少抬起头来。她一定也很疼，因为伤口红肿，好像发炎了。

但村里人就是这样对待年轻姑娘甚至男人的。把伤痕作为种族的标志留在孩子们的脸上。孩子们认为文面的做法很落后，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老做法，他们常常抵制这一套。因此文面常常是用武力，手段骇人听闻。我们提供消炎粉和棉花，还安排一个地方让孩子哭上一通，我们还能护理他们。

亚当天天催我们离开这儿回家去。他不像我们。他受不了这儿的生活。我们的周围连一棵树都没有了，只有大大小小的岩石和石块。他的伙伴们逃走的越来越多了。当然，真正的理由是他对塔希又爱又恨，这种矛盾心情折磨得他受不了了。塔希，我想，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

塞缪尔和我真是非常幸福，西丽。而且非常感激上帝！我们还在为幼孩办一所学校。八岁以上的孩子已经都去地里干活了。为了付房租、缴土地税、买水、买柴、买粮食，人人都得干活。于是，我们教幼孩上课，哄娃娃，照看老人和病号，侍候坐月子的母亲。我们比从前更忙碌了，英国一游已成梦境。但万事都充满光明，富有希望，因为有爱我的人和我分担一切。

你的妹妹耐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