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的小家伙，当然了，正是现在，才应该去付(赴)德国呢!这个伟大的音乐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许(需)要艺术家们前去表演!”
收到索朗日的这一回答时，已经是五月中旬了(“索朗日·加里纳托愿意为德国的文化事业服务”)，而就在几天前，报刊上刊登了柏林歌剧院前的广场上堆起的柴火堆的大幅照片，配以这样的文字说明：“巨型火刑堆!两万册反德书籍于昨晚被焚烧!”
保尔对所谓火刑堆的一切了解，都来自于圣女贞德与乔尔达诺·布鲁诺的故事，那可不是一些那么令人信服的前例。《强硬派》的报道这样写道：“众多的人群聚集在柴火堆周围。他们以低沉的调子唱着爱国歌曲，就像是在一个神庙中。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的国家，那里的野蛮行径披上了一件神秘的外衣，并且煽动人们沉浸在这种虔诚的欢腾气氛中。”
野蛮行径、火刑堆、音乐家被驱逐、犹太人遭难……保尔实在无法一一列举，但他心里清楚，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事。
“我并不打算给你我节目单的细节，因为我希望你会很喝(渴)望的，一定会来柏林听我歌唱!那将是我艺术生亚(涯)的一个重大时刻，兴许还是最重大的，你得明白，总理本人，伟大帝国的各位部长，以及所有的上层精英都会到场!我会依然让你缠(馋)得流口水的。我已经为我的布景约定了一个艺术家，你一定会喜欢他的，我能对你说的就只有这些啦。所有人都将会为此惊牙(讶)的，我向你保证!”
索朗日的热情让保尔好不为难。
“假如帝国请求我的话，我将会在整个德国演唱。”她宣告道，这并不仅仅只是出于天真，出于轻信。他在报纸上能读到的，每个人都能读到。甚至包括索朗日。
六月十日，八百个犹太演员、音乐家、歌唱家被“辞退”，其中包括国家歌剧院的乐队前指挥。
到了六月底，门德尔松、梅耶贝尔、奥芬巴赫、马勒的作品都被从各个音乐会的节目单上清除。现代音乐应该被看作一种对以巴赫、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瓦格纳和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真正的德国音乐传统的颓废，而这些经典音乐家的作品，恰恰是索朗日·加里纳托怀着极大的喜悦要来柏林为她所谓的“伟大帝国”演唱的。
保尔重新开始写他那封已经试写了好几次的信，他尤其在结尾处迟疑再三：
亲爱的索朗日：
您前往柏林演唱的决定让我深为忧虑。我在报刊上读到，那里有很多不幸的人，不少苦难的音乐家!没错，我并不太了解那里，但是，有人焚烧了书籍，有人捣毁了犹太人的店铺，我都看到了照片。让我感觉难受的，并不是您要在柏林演唱，而是看到您对做了那一切的这些人还那么热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说。我在动笔写信之前，先把种种词语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掂量了很长时间。我对您怀着深深的谢意。当我第一次听到您的歌声时，我仿佛获得了重生。如果说我还能活在世上，那全都是靠了您。但是您在那里所做的，将不能与我的生活相适应。因此，我给您写了这封信。为的是衷心地感谢您。但同样也是为了对您说，我将再也不回复您的来信了，因为，且不说其他的，一个喜欢那些人的人，已经不再是我曾如此喜爱的那一个了。
保尔
曾经淹没了航空工作室的悲观主义浪潮终于平息，只因突然来了一笔转账，这在商务世界中是偶尔才能见到的现象。地平线重新变得明朗，几乎跟一开始时一样灿烂。
九月初那次试验的消息宣布，不仅没有搞垮整个团队，反而刺激起了一种集体的自尊心。加班加点的现象并不罕见，人们在工作室里一直干到深夜，凌晨时分才回家。不再有星期六，也不再有星期日。气馁的曲线一再下行，因为成果明摆在那里，唾手可及。人们重做了燃料、送风装置、抗热测试。茹贝尔整天跟手下人泡在一起，他带着一种令人赞叹的精力，关注一切，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总是对这一个来一番提醒，对那一位来一句鼓励话。假如有可能的话，还会时不时地来一点小幽默。
而品行正直的螺旋线已经开始转动。
涡轮机的效果超出了预期，而尤其，尤其，新的合金证实了所有的希望。提前十天，人们开始了第一轮试运行。当喷气发动机启动运转时，甚至没有人敢相信那已是既成事实。突发的推动力引来了热烈的掌声。茹贝尔，大家都知道他不怎么爱激动，也顿时感到热泪在涌出眼窝，他赶紧擤了擤鼻涕，以遮掩一下流泪，并下令进行另两次试车，其中第一次就在四天之后开始了。比前一次的效果还更好。茹贝尔现在对他的那几招儿很是自信。
此外，也必须如此了。事情紧迫嘛。
规划的资金却到处吃紧。每星期都有好几次，茹贝尔必须答复复兴会方面的请求。图表、研究进度、技术实施状态、库存量、花费，等等，他必须清查一切。萨凯蒂说：“你又能怎么办，他们又没有你的那份雄心，一切都让他们深感恐慌!”茹贝尔勒住缰绳，保护他的团队：“您就致力于基本任务吧，剩下的全都交给我好了。”
送风装置的最近一次测试大获成功。他们决定，在一周的最开头就开始最终机壳的制造，这是一种完美的日程安排，甚至还能允许排除掉通常总会出现的某些意外情况。
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等着新的桨叶。误差只允许有四分之一毫米，是好几个星期苦苦研究、计算的结果，其制造工作委托给了最具资质的企业，当然价格也是最昂贵的……仅仅只是这些零件，就值不止二十万法郎。
罗贝尔并不是众人中最耐心的一个。他收到了玛德莱娜明明白白的、几乎是强烈的指令：
“假如您弄糟了您的那一下，费朗先生，我一分钟都不会耽误，立马就去警察局递交您的结婚证书。”
蕾昂丝也跟玛德莱娜同样焦虑，因为，除了在床上，她很少看到罗贝尔能准确无误地连续做成三件事的。
“你还能不能行，嗯，小鸡仔？”
“当然行啦……”
他倒是从来什么都不怀疑，可是，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放心。
只不过，他总是很有运气，而且，与人期待的不同，很善于抓住运气。
罗贝尔刚刚结束了他的夜班工作，走出车间时，一眼瞥去，正好看到上早班的人进来。那个盖有“伙伴兄弟公司”印戳的大包裹就在那儿。他连想都没想一下，当然也实在无法来得及细想，当即就抓起包裹来，夹到胳膊底下，带回了家中。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工作室处在一种几乎无法描绘的混乱状态中。
人们在寻找那个包裹，却根本不见它的影子。保安是照章办事的，他指了指他当时放包裹的那个地方。他们把工作室里里外外翻了一个底朝天，他们把办公室和仓库像篦头发那样细细地搜了一个遍。一个包裹是不会就这样自行消失的!由于在这里，人们对安全十分敏感，凡有来访都须经过详细登记，而且“任何外人”没有内部工作人员的陪同都不许在工作室内随便走动，正式宣告包裹遗失之后的两天，人们又听到了所有人都猜疑到的那个词：破坏。
整个团队都成了怀疑对象，技术人员分别来自五个不同国家，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流言四传，一会儿说某某有问题，一会儿又说某某疑点多，这一切让茹贝尔实在大伤脑筋。
这一背景噪声，这一不协调，让工作室的气氛变得十分凝重，让工作节奏顿时减慢，某个人甚至还说到了“德国人”，人们读到过一些关于他们航空研发方面的文章，工作室里是不是有一个他们的间谍？当你走进一个办公室时，原本的谈话会突然停下来，人们不再说话，而是嘘嘘地低语，每个人都在自我监视，同时也在监视别人。
十天后，罗贝尔接到玛德莱娜的命令，让他假装重新找到了那个包裹，于是，他便奇迹般地发现了它，只见它满是灰尘地躺在到运货物堆积处边上的一个角落里，就在电解槽的底下，只不过，他们都说，这之前，他们早已在那个地方翻看过好几遍了。
他被当成了英雄，但是，为时已晚，他们已经向伙伴兄弟公司订购了新的零件……
两个年轻的记者接受了安德烈的试探。一星期里，他已经去了三次计划资助人的家中，赴他们的晚宴，他带去了报纸的设计方案(最终，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称，股东们只得接受了“斧棒手”这个报名)，另外，他还去了他的良师益友蒙泰-布克萨尔的家。
报社地址就选在了墨西拿大道，房子原本属于一个隐居在托斯卡纳的女贵族，很宽敞，人们添置了一些家具。安德烈去了印刷所，跟印刷商谈了预算估价。金钱从来就没有够的时候，但安德烈依然兴奋得很。
期限又向后推了。人们确定在十月中旬开张。安德烈早已有些迫不及待了。
他《晚报》上的专栏文章越来越受他的计划以及他的信念的影响了。
“我说，我的老兄，”基约多问道，他的直觉比谁都灵，“您玩得是不是稍稍有些过火了？您的专栏文章，那调子，真的好奇怪啊……”
法兰西需不需要一个独裁者？
自从意大利拥有了强权政治，得以再一次声称，它已牢牢控制住了一个被重新发现的拉丁欧罗巴洲，此时，这样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词钻进了所有人的脑子中。
我们不要忘了，独裁是共和政治的发明。独裁者远非一个卑贱的漫画人物，而是一个被选举的官员，在一种危急的形势中，人们允许他在一段相对有限的时期中拥有充分的权力。
面对着我们彻底丧失了信誉的统治阶级，以及我们只会导致混乱的议会制度，我们邻邦的解决办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要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提供实行一项复兴政策的种种办法，就没有任何侮辱不侮辱的问题。民主政治需要有卓越的伟人，有坚强的心灵，恰如我们的法兰西国家在以往其他时代中见识过的那样。
假如，明天，这个人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及时地从意大利令人振奋的成功以及我们的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呢？
凯洛斯
“可是，玛德莱娜，我们三天前就已经讨论过这个啦……”
无论什么事情，她总能找到一个借口，根本不必直接说出来。
“我知道，迪普雷先生!尽管……我需要做个总结。”
很好。玛德莱娜是老板，是她付的钱，这一点没有问题。于是，他们又面对面地坐在了迪普雷家的小小餐室中，但谁都不说话，因为自从最后一次见面以来，就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说。在若有所思地搅了搅咖啡后，玛德莱娜说：
“好，我想我们已经转了一圈了，不是吗？”
“是的，是的，玛德莱娜，我们已经转了一圈了。”
于是，她脱下了衬衣，眼睛盯着扣子，当她干这个时，她不喜欢瞧着迪普雷先生。他静静地走向她，他从来不会让她落到尴尬的情境中。
关于他跟保尔之间的谈话，他不想在细节上多多解释什么，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小小误会还真的算不上是什么误会。保尔十四岁了，脸色苍白，面容疲惫，确实，玛德莱娜希望能消解他的青春期问题，还是很现实的。迪普雷会一星期见他一两次。一个积极向上、大胆敢闯的男孩，就他的年龄而言很是早慧……
他为他寻找到一个药剂师，博罗茨基先生，名叫阿尔弗雷德，一个一年四季总是在感冒的德国人，一个月之前刚从波兰来到法国，因为他的“犹太药房”在老家被人砸毁了。他从弗罗茨瓦夫只带过来一家人穿的衣服。奇怪的是，毫无希望返回家乡的他，有一天竟然收到了他出发之前准备好的三个箱子，里头装满了蒸馏器、罐钵、电热器、玻璃管、天平秤，所有这一切竟然躲过一劫，完好无损。
在药剂学方面，博罗茨基先生是一个坚定的信徒。他对药物的作用有一种绝对的信念。依他看来，对每一种疾病，应该都有一种药物能治，即便这种药迄今为止尚不存在。
保尔为他介绍了自己的计划，他受药典启发的处方，是的，是的，很好，必须试一试，一千法郎，迪普雷斗胆说，是的，是的，很好，博罗茨基先生又走了，没有人说得出人们是不是有一天还能见到他。他又回来了，带来了一个砂岩的罐子，里头装满了一种以蜂蜡为基础的绿颜色物体，但那东西不太好闻，他还证实了它根本没有任何效用：“几乎就像是温水。”他很形象地比喻说。
对于保尔，这就是理想的产品。只是气味除外。太遗憾了，他解释说，因为，“一切，或几乎一切，这里全都有了。结构，有一点；颜色，有一点。但首先得是气味。你打开它，只要很好闻，你也就买了”。必须要的，是“同一种产品，但又是为女人的”。
“同意，要加香精。”
“不，博罗茨基先生，”保尔在小黑板上写道，“绝对不!油膏不应该有香精，它应该有一种气味。绝对药剂学上的，却又是很好闻的。”
博罗茨基打了三个还是四个喷嚏(简直就是在放连珠炮)，同意，接着，他又走了。
让迪普雷担心的是接下来的事。玛德莱娜让她儿子投入到这一要花费五万多法郎的行动之中，他实在看不出他将如何做到。
迪普雷感到自己有些上了圈套。他本来想帮一下一个他觉得可亲又聪明的男孩，结果却发现自己参与到了一个企业的创建中。假如他再不及时说一声，够了，行啦，那他到最后就将在一个家庭工厂中当个管人的头头，要知道，当年，他可不是为了这个才离开的共产党。
他已经解决了药剂师的问题，剩下的就是地点的问题。不必一定要太大的空间，至少在一开始不需要，但是谁都无法预料事情会如何发展。博罗茨基先生希望，在初创阶段，他所掌握的材料要能保证小批量的制作，但是，之后……对此，迪普雷显然有些忙不过来，他在安德烈·戴尔库、古斯塔夫·茹贝尔、夏尔·佩里顾之间倒来换去地做侦探之余，现在居然又干上了保尔的工业计划。有时候，他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应付了。
“假如这一切让您付出太多的努力，迪普雷先生，我是能理解的。”
但是，玛德莱娜一边说着这话，一边脱着衣裙，转向他，他瞧着她，不，不，他机械地回答说，盯着黑暗的一点，而玛德莱娜，能靠着自身的魅力赢得些什么，这让她感觉非常受用，真的非常受用。
与他相反，她感到很自信。保尔有一个好主意，迪普雷则有很多办法，当然还得有一点点钱，但是，自从她去温特图尔银行联盟拜访以来，是的，她有了一种预感，即形势可能会朝着对她有利的方面发展。而且，看到迪普雷如此东奔西忙，保尔如此坚韧不拔，弗拉迪整日里如此忙忙碌碌，她不禁问道：
“难道您不认为，迪普雷先生，我应该……我是说……去找一份工作做吗？”
真是太意外了。即便对她来说也很意外。她突然质疑起了自己。实际上，她难道不是在继续像个大资产阶级女子那样生活着，而实际上，她的落魄已不能允许她再那样了吗？
她所不能说出口的是，她的想法来自对她会为之脸红的一本书的阅读，那就是《生活在妓女中的一个月》。一个女记者，玛丽丝·舒瓦西，装扮成一个妓女在妓院中体验生活，这一阅读具有一种甜美的侵犯性。“我毫不犹豫地写臭屎、屁股、性。这都是一些纯净的、高贵的、直率的词语。”玛德莱娜虽然没有发展到来分享这一观点，却觉得这样做很勇敢，并亲眼看到了工作中的女性形象。显然，她不会把自己等同于妓女，当然，也不会自视为劳动女工，她的出身更多地会把她引向女飞行员、女记者、女摄影师之类的榜样……然而，她并没有做过这一切研究。她命中注定早早地走向了婚姻。
“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做……”她补充了一句。
至于迪普雷先生，他实在很难集中起精神来思考这一十分微妙的问题，因为忧虑而又专注的玛德莱娜一边说着这个，一边已经脱光了衣服。现在，她全身赤裸，站在那里，双手放在背后。
“告诉我，迪普雷先生，什么能让您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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