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怎么啦？”他问，前后左右地来回瞧，“怎么回事，你说他跳了下来，谁跳了下来？”
古斯塔夫·茹贝尔伸出一只手，平静而又坚定地拨开人群：“夏尔，您过来。”茹贝尔一把就拉住他，然后一边走向院子，一边告诉他，他现在已然成了葬礼中整个家族的代表，这可赋予了他某种责任。
夏尔有些茫然，瞧了瞧左右，几近绝望地寻找着，想牢牢抓住这一新的处境，这跟他当时离开之后留下的情境早有了天壤之别。人群的激昂跟一场葬礼应有的那种激昂并不相吻合，他的女儿们叽叽喳喳地乱嚷嚷，手指头像扇子一样挡在嘴前，他妻子抽抽搭搭地直打嗝儿。茹贝尔搀住他的胳膊，说：“玛德莱娜不在，就有劳您亲自走在队列最前头啦，夏尔……”
然而，夏尔因为要面对心灵的痛苦而越发地不知所措。兄长的死引起了他巨大的悲痛，但也算来得恰逢其时，能让他从个人的极大困境中挣脱出来。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一点谁都明白，但他很狡猾，在某些场合，也颇能从他的智力库存中汲取意外的智慧，足以让他的兄长有时间帮他摆脱困境。
他用手绢擦着眼睛，踮起脚尖站立起来。然而，当人们把那块蓝色呢绒窗帘铺到灵车上，又重新摆上花圈，当唱诗班的孩子们又站好了队列，当乐队奏响一曲缓慢的进行曲，以掩饰尴尬时，他突然挣脱了茹贝尔的手腕，径直跑向一个男子，猛地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就这样，他全然无视议事日程的规则，让公共事务部的二等参议阿德里安·弗洛卡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列，跟他这个死者的胞弟，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女儿萝丝和雅馨特并肩而行。
夏尔比马塞尔年轻十三岁，仅此而已。他始终都比他的兄长缺少那么一点点什么。没他那么年长，没他那么辉煌，没他那么勤奋，因而，也没他那么富有；靠着这位兄长的钱，他于1906年当上了国民议会的议员。“因为，要让自己被选上，就要花费一只眼睛的价钱，很昂贵。”他以一种令人惊讶的天真这样解释说，“简直是疯了，得拿出很多东西来，给选民，给报纸，给同行，给竞争对手……”
“假如你投身于这一战役，”马塞尔劝道，“那你就绝不能失败。我可不想让佩里顾家的人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社会党候选人打垮!”
选举进行得不错。一旦被选上，人们也就享受到种种的优越性，共和国的确是个好姑娘，对他这一类的老滑头是不会吝啬的，甚至还算得上慷慨大方。
很多议员想到的是他们的选区，而夏尔，想到的只是被再度选举。靠着一位他花了大价钱请来的家谱学家的非凡才华，他在塞纳-瓦兹省挖掘出了他那很古老、很渺茫的祖上根系，把它们说成已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他认真地说，他自己就是这块土地上的孩子。严格来说，他并没有丝毫的政治品质，他的使命只在于讨好选民。更多的是出于本性而不是经过思索，他选择了一个极端大众化的领域，很可能大大高出了他本身的阵营，要召集、要满足的不仅有富人，还有穷人；不仅有保守派，还有自由派：那就是与税收的斗争。好大一块肥肉。从1906年起，他就在猛烈地抨击卡约关于所得税的提案，他强调，那会吓到“所有那些攒钱的、那些节俭的、那些勤奋劳动的人”。作为一个勤劳的人，他每星期都要去他的选区走一走，跟选民们握握手，大发雷霆地骂一骂“令人无法接受的税务调查”，主持一下各种颁奖典礼、农业博览会、巡回体育比赛，表现出对种种节庆活动的绝对守时。他随身携带用不同颜色做标志的硬皮卡片，在那上面，他小心翼翼地记下会对他的再次选举有重要影响的所有事：当地的名人，种种的雄心抱负，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性习惯，他的对手的经济收入、债务以及恶习，逸闻趣事，谣言传闻，总而言之，到时候可能会对他有用的一切的一切。他起草了一些书面问题给一些部长，为他的治下摇旗呐喊，并一年两次成功地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台，待上几分钟，说上某一个问题，为他的选区争取些许利益。这些在《官方公报》上被谨慎提及的发言，有助于他在选民面前高昂地抬起头，证明他已经为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焦头烂额，没有人能做得比他更好了。
这一份漂亮的精力付出，若是没有了金钱的支撑，便一无是处了。出竞选海报，召开群众大会，全都需要钱。同样，整个任期内，他还要补偿一下在竞选中那些帮他写写画画、跑跑腿、付出辛劳的人，尤其是那些神父、区公所的秘书，还有咖啡馆的老板，以此向所有人显示，选了一个银行家的兄弟，就意味着有了种种无可比拟的好处。因为他可以资助体育俱乐部，为颁奖典礼提供样书，为中彩者发奖品，为老战士发锦旗，为无论谁，或者几乎是无论谁颁发各种各样的奖章勋章。
已故的马塞尔·佩里顾在1906年、1910年，还有随后的1914年掏了一把自己的腰包。他应该在1919年享受了一次例外，因为他弟弟夏尔在战争中曾被动员到索恩河畔沙隆市附近的一个军需部门服役，后来也就被所谓“蓝色地平线”的巨大浪潮毫不费力地带入了战争老兵安置办。
最后一次，1924年，为了确保夏尔的再次当选，马塞尔不得不为兄弟耗费了比以前更多的钱，因为左派联盟顺风顺水，而一名势单力薄的右派议员要想赢得选票，显然要比以往更费劲。
如此，马塞尔始终竭力帮衬着夏尔及其事业。而尽管如今已经撒手人寰，假如事情真的能如夏尔希望的那样，他还是会出手拉他一把的，把他从一个相当灾难性的情境中拉出来。
恰恰是因为这个，夏尔希望毫不迟疑地跟阿德里安·弗洛卡好好地谈一谈。
送葬队伍刚刚启动不久，他使劲地擤了擤鼻涕。
“建筑师们还真是胃口不小啊……”他开口说。
二等参议(他是吃《民法》的奶长大的，骨头缝里都透着一股官员的气质，躺进棺材里都要背诵一下《鲁斯当法案》)，我们的这位二等参议因此皱起了眉头。灵车稳稳前进，慢得颇为庄重。所有人都处在由保尔的临窗一跃所引起的激动情绪中，而夏尔却并没有感到这一激动，因为他什么都没看到，但是，同样也因为，在这一刻，他自己的烦恼远远更重于他兄长的死，当然也更重于他那年轻的侄外孙很可能的死亡。
由于没有得到期待的回答，夏尔很显然被他自己脑子里的想法，同时也被那位在部里做事的公务员的无动于衷惹得有些恼怒，便补充了一句：
“说实在的，他们滥用了时势，您不觉得吗？”
他被心中的恼怒所激醒，意识到自己早已跟灵车落下了一段距离，便不得不紧走几步，赶上他的对话者。他已经开始有些气喘吁吁了，平时他实在很不习惯走路。他轻轻地摇动着脑袋……要是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心里想，到傍晚时，佩里顾家族在巴黎可就一个活着的人也不剩啦!
愤怒是他最根本的脾性：依他看来，生活对他从来就不曾有过公正，世界的运转方式跟他也从来就不相合。而他那个关于廉价住房的故事只不过是补充证明罢了。
为了正视巴黎所遭受的巨大的住房危机，塞纳省地方政府推出了一个叫“低价住房”的重大规划。建筑家、建筑公司、建筑材料制造商的一大机会来了。而对政治家来说，这也同样是机会，他们得作为主人，来负责种种事务，什么许可证、土地使用特许权、地产征用、优先购买权……种种暗箱操作、种种回扣与贿赂大行其道，就像葡萄酒在天堂中哗哗直流，而在这秘密的酒席，同时也是奢华的盛会中，夏尔还没有学会躲避种种泼溅的污迹。作为省里的分配委员会成员，他也稍稍动用了权力，就让布斯凯兄弟公司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克罗尼大街上的那个相当棒的建筑工地，那是面积为两公顷的一大片地带，可以在那上面建造一系列漂亮的住宅楼，供一些小户人家居住。到此为止，一切都还算是很平常，夏尔跟所有人一样，拿的是他的佣金。但是他利用机会，在巴黎水泥沙公司那里大捞了一把，随后，他就把这家重要的建材制造商推出来，参加建筑行业的竞争。从此往后，小家子气的红包，以及象征性的小费，就都宣告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木料、钢铁、水泥、构架、沥青、灰浆、涂料方面的抽成。夏尔见大笔大笔的钱票落入囊中，如春雨喜降。他两个女儿的衣裙成倍增添，去牙科诊所的次数也翻倍增加，奥尔藤丝更新了家里所有的家具，把大大小小的地毯也都换了，还买了一条赛犬，价格着实不菲，那是一条模样丑陋的小狗，总是汪汪地叫个不停，叫声极为尖厉，有一天它被发现死在了小地毯上，无疑是死于心脏的一次骤停。厨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就在一大堆果皮烂菜和骨头鱼刺中间。至于夏尔，他给他当时的情妇，一个专为议员表演通俗喜剧的女演员，送上了一枚葡萄粒那么大的宝石。
夏尔的人生最终上升到了令人尊敬的高度。
但是，就在这大约两年的短暂经济好转期之后，生活又重新开始虐待他。甚至虐待得非常非常狠。
“毕竟，”阿德里安·弗洛卡喃喃道，“这个工人也太……”
夏尔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是的，因为各方面的打点费用实在太多，为保证仅剩的盈利，巴黎水泥沙公司不得不交付不那么昂贵的材料、不那么干透的木材、不那么坚实的灰浆、不那么强劲的混凝土。整整的二层楼就那样塌了下来，差点儿变成了底层楼，一个泥瓦工的躯体洞穿了地板，人们赶紧用支柱把楼板撑住。建筑工地停了工。
“断了一条腿，折了几处骨头!”夏尔抱怨道，“这毕竟还不能算是全国性的灾难。”
确实，八个星期以来，那工人一直住在医院中，始终没有办法让他站立起来。幸亏，那家人比较穷困，经济拮据，给了一些钱后，就买得了全家人的缄默，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可怜巴巴的三万法郎现金，低价住房办的高官匆匆做了事故结论，说是那个受伤工人自己疏忽大意了。于是工地复工，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不够迅速，已经阻止不了消息的扩散，水面上的涟漪荡漾开去，事情早已惊动了公共事务部，在部里，尽管专项负责人已经收取了两万法郎的贿金，他还是无法阻止两个建筑师的任命，他俩每人要求得到两万五千法郎的封口费，不然就要公开这一事故的真相。
“从市里或部里这方面……您认为人们还会做些什么吗？我是说……”
阿德里安·弗洛卡很清楚夏尔想要说的是什么。
“这个嘛……”他有些支支吾吾了。
眼下，这件事涉及一些内心充满善良意愿的公务员。但是，夏尔动用的这五万法郎全都打了水漂，得到的只是弗洛卡这一声吞吞吐吐的回答，这意味着，事情还没有归档，还有别的中间商会把他们的责任感、把他们共和国公民的正直性估价为耸人听闻的金钱数。要控制住丑闻的流传，就必须送出比平常多五倍的红包。老天啊，这一切运转得竟然那么棒!
“我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再没别的什么了。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不用再多了。”
夏尔的所有希望全都集中在这一点上：过几天，公证人将会处理遗产继承的事项，把夏尔应得的那一份给他。
“我们总是能赢得一个星期的时间，或者两个星期……”弗洛卡斗胆说了一句。
“好极了!”
有了从他兄长那里转给他的钱，他就能付人们开口要的数目了，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
事情将会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他会把这可恶的回忆远远地扔到脑后。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夏尔又开始哭了起来。显而易见，他有过一个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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