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外公转头看着曼格尔小姐，拔出拆信刀，把它放回总裁的办公桌上，他脸上的愤怒消失之后，悔恨如海水般涌出眼底，两条胳膊也无力地垂在身侧。

“原谅我。”他对曼格尔小姐和总裁说。我猜他这句话同时也是对我母亲和我外婆说的，尽管我母亲当时才十四岁，而外婆可能像外公一样做过不少错事，应该受到责备。获得原谅的可能性当然很小，而且，从我外公的语气听来，他似乎也不指望，甚至不希望得到谅解。

外公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为了抵抗骨癌带来的疼痛，医生给他开了强效氢吗啡酮。就在他受罪的同时，很多德国人正忙着在柏林墙上敲洞。氢吗啡酮的兴奋作用和前去与他道别的我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他给我讲了许多往事，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际遇：命途多舛、祸福参半，有时得到外部时机与自身勇气的助力，有时却因此一败涂地。近两周来，他被安置在我母亲家的客房里，我抵达奥克兰时，他每天的氢吗啡酮摄入剂量已经接近20毫克。我一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似乎一直都在期待我的到来，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外公对往事的追忆不会遵循既定的顺序，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但下面这件事来自他最早的记忆，可以说是一切的起始。

“我告诉过你没有，”他说，因为止疼药的作用而显得懒洋洋的，“有一次，我把一只小猫扔到窗外去了？”

并不是说外公只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对我回忆往事，以前他也告诉过我不少，但那时我还没有听他讲起袭击羽毛梳公司总裁的经过，所以无法向他指出，我认为他从小就有生气时往窗外扔东西的习惯。然而，到后来，他告诉我有关曼格尔小姐、对讲机和捷克外交官的故事之后，我还是决定把这条自作聪明的评论藏在心里。

“猫死了吗？”我问他。

当时我正在吃他的树莓吉露果冻，除了一两勺我母亲为他熬制的鸡汤，没有什么能引起外公的食欲，鸡汤是按照我已故外婆——生在法国、长在法国——的方子熬的，为了提鲜，要往汤里加柠檬汁。外公对吉露果冻的兴趣也不大，家里的存货不少，我可以尽情享用。

“那是三楼窗户，”外公又补充道，“在费城。”他的家乡费城以坚硬的人行道闻名。

“你那时候几岁？”

“三四岁吧。”

“上帝，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吐了吐舌头，一下，两下——每隔几分钟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仿佛在以滑稽的方式对你告诉他的事情发表评论，但其实这只是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舌面苍白，舌苔好似麂皮绒，我小的时候，他给我展示过用舌尖舔鼻尖的绝活，不过只有罕见的几次。我母亲家客房的窗外，旧金山东湾的天空是灰色的，就像环绕他黝黑面孔的毛发的颜色。我认为，为了让外公感觉舒适一些，我母亲尽到了作为女儿应尽的本分，并且坚持到了最后。

“因为好奇。”外公说，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说，听说好奇心可能也有害，对猫而言尤其如此。

通常是一段钢琴丝，隐藏在鞋带或靴带内。——译注

我外公只知道他不小心砸到的那个男人——幸运的是，对讲机仅仅擦破了他的头皮——后来拒绝指控他。《纽约每日新闻》确定，受害者名叫吉日·诺塞克，是捷克斯洛伐克驻联合国（正是阿尔杰·希斯协助过的那个国际组织）代表团的团长。“这是红色阵营高官第一次被飞来的电话机砸中，”《纽约每日新闻》一本正经地报道，“诺塞克说，作为一个合格的捷克人，他有义务嘲笑没能杀死他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