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四年过去了，我也不知这位母亲找到女儿没有。这些年，我遇到无数从家里过来的母亲，年纪都在五十岁以上，她们一直生活在乡村，也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她们偶然来到这边。看到她们，我想起自己的母亲。
3.阿芹与阿艳
2006年，我离开工厂后，有一次感冒去东坑医院，碰到我以前在黄麻岭工厂上班的同事，她去东坑医院做人流手术，我们交谈了几句，跟她一起的也是我以前的朋友，医院里做人流手术的人很多，另外一位工友说，大医院里做人流手术要排很久的队，没有在小诊所做得快，然后就说某某是在小诊所做的，很快也很方便。做人流手术的工友说，小诊所不好，c车间有个女工在小诊所做的，第一次清宫未尽，刮了两次宫，后来感染了，估计以后没生育能力了。陪她一起来的工友说，好多是小诊所里做的，她出问题，是运气不好。
她们的对话让我产生了做一个有关这方面调查的想法，我卫校毕业，学的社区医学，了解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我花了半个月做了一个小型的有关“女性生殖健康和人流”的调查。我当时找到十五个曾做过人流手术的女工，她们是我托工友、老乡们找到的，这样私密的事情，大家不愿意说。找到十五个愿意说的女工，我费了很大力气，我告诉她们，我不会写她们，只是好玩随便问问，不会把她们的姓名等有关信息透露给别人。受访的十五个有过人流经历的女性农民工中，有十一人是在不具备医疗条件的小诊所进行的，只有四人在正规医院做的人流手术。我有点吃惊，这之前，我没想到比例如此大。
工厂还有一些人因为害怕，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去做人流手术，比如我写到的这两个女工，一个叫阿芹，一个叫阿艳。阿芹是我以前的同事，她把小孩生到厕所，后来离开那个工厂，从此再没有了她的消息。她不是跟我同一个车间，也没有在同一个班，我上白班时，她上夜班，我上夜班时，她上白班，我不认识她，但我以前同宿舍里有一个她的老乡，是她告诉了我阿芹的情况。我一直想了解出厂后阿芹的境遇，但没有找到，她消逝在茫茫人海中。大约2007年，我在桥沥一个五金公司做业务员，租住在南门的城中村里，我楼下对面有一个小发廊，发廊里有出卖肉体的女子，阿艳是其中一个。阿艳以前在工厂打工，跟人恋爱，怀孕，生了一个男孩，卖掉了。一万块。我听到很吃惊，有时站在楼上，看着阿艳她们在谈笑，好像一点事情都没发生。后来从工厂出来之后，阿艳去了酒店，被一个台湾人包养了一年，一年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就待在这个小发廊。每天看到阿艳，我会想起我的同事阿芹，我不知道出工厂的阿芹会不会走上跟阿艳同样的道路，我一直告诉自己，阿芹应该不会。
我又想到在小诊所做过人流手术的女工，不知她们现在生活得好不好。
4.城中村的邻居们
在常平，有一段时间，我租住在老瓦房的城中村，一间阴暗而潮湿的十几平方的房间，没有床，两个长凳搭上几块木板，木板厚薄不同，一个煤油炉，一个油腻的门窗。我以前在高英住这样的出租房，2007年做业务时，为了省钱，也租住这样的房子。城中村遍布各种各样的人，小贩、三轮车载客者、补鞋匠、中年妓女、清洁工……我每天很闲，不跑单就闷在出租房看书，有时跟她们聊天，家长里短，她们年纪比较大，看见满屋子书，说我读了书，应该找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工资高，轻松。那个叫凡慈香的女工跟我说，她有老乡在工厂负责招工，帮我问问，她很热心，四十五岁，河南人，一双儿女。她们告诉我她们的故事。做菜贩的刘芳说，她原来想进毛织厂，没技术，年纪大，工厂不要，只好贩点菜。有时，我跟她骑车去常平木伦市场批发蔬菜，晚上七八点，木伦市场有很多从外地运来的蔬菜，新鲜的蔬菜摆得整整齐齐，批发价很便宜，出乎我的想象。有时，低得我不敢相信，我跟在刘芳背后，她拖着平板车，跟批发菜的人砍价，我站在旁边听。有时我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都不赚钱，她会跟我算要交多少钱给市场，要多少摊位租金，摊位需要转让金，算下来实际没多少钱可赚，我无言。
我在那里生活了半年多，听到她们很多故事，比如补鞋匠与黄娇兰的婚姻。年老的湖南补鞋匠带着黑色老花镜，他六十三岁，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的妻子死于车祸。他跟我谈起他死去的妻子，说现在还没有找到凶手，他经常去派出所与交警队，但没人关注，也没人管，他有些失望，然后开始抱怨，说世界没公平，如果有点关系，肯定能抓到凶手，或说有钱也行。他讲起妻子被撞死的往事，眼里布满哀伤，他肮脏的手从油腻的鞋机上抽出，擦擦眼角，此时他全然没五分钟前那种对生活的信心。言谈中，他被现实纠结着，他说他小儿子不务正业，经常换厂，有时跟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勾搭在一起，说这样下去怎么行，对小儿子充满担忧。有时他又说，在工厂里老老实实打工也存不了多少钱，一天累得要命，还是两手空空，然后又说起小儿子，什么正经事都不做，居然也活得好好的。最后总会归于叹息，说世界就是这样，让人看不懂。我常去那个鞋摊，有时会碰到老鞋匠与他的搭伙人黄娇兰，他们来自同一个市，不同县，湖南娄底人，那里是湖南山区，家乡话也一样。黄娇兰以前在附近毛织厂做厨工，丈夫去世了，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东莞打工，来东莞十几年了，以前在毛织厂查衫，后来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便做起了厨工。鞋匠的生意不错，补鞋时，顺便缝补衣服，附近工业区的年轻人大部分不会缝补衣服，掉了纽扣，新买的裤子裤腿长了，需要裁掉一些，一般都找老鞋匠。黄娇兰比老鞋匠小九岁，她的三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不听话。大儿子在工厂做养不活自己，小儿子十年前跟一个江西女孩，未婚却生育一个小孩，三年前分开，把小孩留给了黄娇兰，现在小儿子跟一个河南女孩再次恋爱，也未婚便生育小孩了，二儿子在宁波那边打工，很少过来。老乡把他们介绍在一起时，对黄娇兰说，老鞋匠做了十五年鞋匠，应该存了些钱，也不需别人养老。老鞋匠租了一个老式的房子十多年了，黄娇兰带着两个孙子一个孙女，跟了老鞋匠，不用租房子，老鞋匠也顺便帮她看一下。介绍人跟老鞋匠介绍黄娇兰时，说她在工厂打工，三个儿子都成家了，没负担，自己赚钱自己用。两个人在异乡搭起了伙，没结婚证，把老乡叫来一起吃顿饭，便成了半路搭伙夫妻。搭伙后，黄娇兰才发现老鞋匠并没媒人介绍的那样好，老鞋匠喜欢喝酒，常常喝醉，醉了就会胡言乱语，有时还摔东西。老鞋匠发现黄娇兰两个儿子把小孩丢给黄娇兰，从来不过来照看，也不给家用，孩子花的钱还需用老鞋匠的。搭伙后，老鞋匠原不想让黄娇兰再去工厂打工，想她帮他做饭，顺便帮他一下，老鞋匠怕老了以后，无人养，把钱控制在自己手中，黄娇兰带着小孩，儿子又不给钱，便继续去工厂打工。有时，我经过老鞋匠门口，看见他喝了酒，在骂黄娇兰的两个儿子。他不喝酒时，对黄娇兰不错，带着小孩在鞋摊边，老鞋匠是个善良的老人，对几个小孩不错。有一次，我看见黄娇兰七岁多的孙女在帮老鞋匠忙，便问孙女儿，问她有没有回过湖南，她一脸茫然，问爷爷对她好不，她抬头望着老鞋匠，说：“爷爷，你说呢？”然后跑开了，老鞋匠说，小孩子什么都知道，这孩子聪明。我们又聊起了这三个小孩，我问老鞋匠，他们父母打没打结婚证，小孩有没有上户口，老鞋匠说，没结婚证，小孩了也没户口。从老鞋匠的口中，我才知道，老鞋匠的小儿子也没有结婚证就生育小孩，小孩没户口，也不准备上户口。我问老鞋匠，没户口如何读书，如何办身份证。他笑着说，现在读书上私人学校，不需要户口，有钱就行。我说初中毕业不能上高中，也不能考大学。老鞋匠说，考大学有什么用，读过初中就出来打工，读完大学还不是要打工，都一样，老鞋匠又说哪个工厂大学生工资还没有文盲的工人高。我说没户口，不能办身份证。老鞋匠说，办个假证，找老乡熟人介绍进厂就行了，再说等他们长大，我早死了，哪能管得这么多。老鞋匠告诉我又不是他们一家，这样的人很多，老鞋匠与黄娇兰出来打了十几年工，对保留户籍的故乡，早没多少概念，全家都在这生活。年轻人的婚姻是合得来就一起过，合不来就分开，生了小孩就养着，读书送到民工学校，大部分读几年书就辍学了，进工厂，或找老乡学技术。当黄娇兰的大孙女走过来时，我问她喜不喜欢学校，她说，不好玩，为什么喜欢。她明亮的眼神没一点多余的话，而我的内心却有着一种无言的悲伤。我不知道，我们的户籍制度等政策会不会改变，也不知老鞋匠口中聪明的孙女未来的命运会如何，我看到的是一种可怕的世袭的贫穷。就我的了解，有许多像黄娇兰孙女一样的农民工子弟，他们就读的民工学校，有时一学期一门功课都要换三四次老师。他们没户口，大部分初中毕业或没有毕业就出来工作。
常平遍布酒店，许多从事肉体交易的女孩，她们租住在公寓里，离酒店有一段距离。街道上有许多化妆间，每到黄昏，那些女孩从租住的公寓里出来，去楼下不远处的化妆间化妆，化完妆后，她们便叫上一辆自行车，或人力三轮车，有时是打上士去酒店。人力三轮车价格相对便宜，路程也不远，五块或三块钱，成为这些女孩最好的选择。我的邻居凡慈香是一个踩三轮车的女工，她四十多岁，身体健壮而肥硕，踩着三轮车在大街上拉客。傍晚出去，一直到深夜回来，跟酒店里的女孩一样，她来自河南，认识几个在酒店里出卖肉体的女孩，她每天接送她们上下班。她的小孩在河南读书，老公在附近工厂做搬运工。她租住在城中村，离接送女孩上班的酒店有十来分钟的路程。因为东莞禁摩，也禁止三轮车上路，她得小心翼翼地走那些偏僻的小巷，以免被治摩办的人发现。但是，还是有不小心的时候，她赖以谋生的工具三轮车就会被交警或者治摩办的大盖帽拉走。她不理解为什么城市要禁止摩托车通行，也不理解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宽了，穷人能够行走的路却越来越窄。她常常跟我说第一次进城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的马路上有汽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而现在马路越修越宽了，汽车由四车道变成六车道、八车道……有的更宽了，但是自行车道、人行道却不见了，而到了现在，居然连普通老百姓的摩托车与三轮车也禁止通行了。有时，她骑着三轮车出去，空着手回来，她眼圈红红的，用手抹眼泪，不断叹气，并且责怪自己不小心。是的，当官僚们的公车以无限速度增长时，终于将凡慈香们赖以谋生的三轮车与摩托车挤出了公共道路，我对越修越宽的马路无言。
生活是艰难的，但她们对生活的态度，及邻居间的关心常让我感动。后来，那里房子拆除了，这些邻居不知去了哪里。我知道她们无法挤进她们生活多年的城市，也无法将自己的一切安顿在城市。而城市中央的城中村得以改造、升级，变成高楼大厦，楼房越建越多，越来越漂亮，曾经在城中村生活的底层百姓被挤到离城市越来越远的地方，他们谋生的三轮车、摩托车也被挤出了城市的道路。这究竟是值得高兴还是担忧的事情？我无法回答，但是我有一种疼痛，一种被无形之刀切割的分裂之痛。
5.艳芬们的故事
2001年，我在大朗大井头一家玩具厂做员工。那条玩具拉是工厂在大井头第二工业区租借的厂房开设的，工厂总部在大朗水平还是水口，我已忘记。那时，找到一份工作十分难，我进玩具厂后，做助拉，第一次出来，不知助拉是什么样的职位，不过拉上员工对我很好，我认识一些朋友，比如艳芬、魏祺、郑梅、小芳……她们来自湖南、广西、河南等，她们有的出来两年多，有的出来才半年，我是刚从家里出来。我们住在一个宿舍，我一直把打工生活当作学校生活的延续，比如住一个宿舍，来自不同地方，只是把读书换作工作，把交学费换作有工资发，我单纯而简单。她们与我不一样，处处提防着人，遇到一些小问题就互不谦让，吵架，有时还会打架。从那个女工宿舍，我知道了“碾轧”这个词，那样直接、充满强悍的暴力。将你碾碎后，还要轧上几脚……每次她们吵架，我都去劝她们，宿舍里有十八个人，我们五个关系相当好，一起上班，一起去食堂，然后一起下班，遇到某个人被人欺侮了，会合起来碾轧那个人，打开水时，或排队吃饭时，要么睡觉时，如果不幸碰到那个人是一条拉线的，肯定在拉线上耍小动作，让那人挨批评。从那个宿舍里，我知道几个人团结起来对某个人碾轧的痛苦，有一个女工被另外一伙八个女工欺侮，只做了三天就哭着自动离开工厂。一个月后，拉线关闭了，我们都失业了。我们一起在大朗竹山村租房子，两张床，五个人，一个煤油炉，一个铁锅，一个电饭煲，一把菜刀，一个锅铲，一个案板，几双筷子，几个盆子，一人一个皮箱，一个桶子，一个脸盆，这些是我们全部的家当，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去找工作。住了三四天后，来自广西的魏祺被她男朋友接到樟木头去了，我们四个女孩每天沿着竹山村的公路出发，向四周延伸找工作。那时候，魏祺叫我“阿琼，阿琼”。我习惯人家叫我名字，还不习惯别人叫我“阿琼，阿琼”，她叫我时，我会开玩笑说：“别叫我阿穷了，这样越叫越穷了，我们现在本来就穷。”后来小芳与郑梅进了一个电镀厂，我跟艳芬在寮步一家鞋厂找到了工作，艳芬是我老乡，来自四川。在寮步那家鞋厂做了十多天，我身体不适，受不了车间的高温，得了热感冒，全身无力，请假休息，却请不到假，后来实在身体受不了，便有两天没有去上班，第三天无精打采去上班时，班长说我两天没上班算自动离厂，没工资，连进厂交的一百二十多块钱的押金都不能退还给我。艳芬一直在那家鞋厂上班，魏祺三个月后也进了那个工厂。我们的房子租一个月，还没到期，我又独自搬到那个房间里，艳芬下班后，走四十分钟路，从寮步那个鞋厂到我们租住的房子来陪我，顺便告诉我附近哪个厂在招工，让我第二天去面试。那时，没有电话，我们也没有传呼机，所有的信息都需要亲自跑过去传递。晚上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她安慰我，说我有文化，是中专生，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不该待在流水线上等。第二天早上，她又回工厂上班。我们一直有交往，后来我进了东坑一家叫康佳的家具厂做仓管员，我跟艳芬一直有联系，放假时，不是她来东坑看我，就是我去寮步找她。她在鞋厂做了三年多，在鞋厂找了男朋友，然后结婚，后来离婚了，去了长三角，在昆山。去年我去上海，跟她打电话，顺便去看望她。我们聊起往事，聊起那时查暂住证，我们被反锁在房间里，听着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敲门。因为反锁在房间里，我们必须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忍住不拉屎。因为出租房里没厕所，是公用厕所，我们锁在里面不能出去，有一次清晨，被尿意涨醒，憋到天亮时的情形至今还在眼前。我们聊起我们的朋友，这些年不断漂来漂去的命运，她跟我说起小芳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是在2003年听郑梅说，小芳去了深圳上沙那个地方出卖肉体，而魏祺2002年嫁到河南以后，没联系了。再后来，说起她的婚姻，她留在四川的小孩，如今九岁了，她说她这几年有过两次同居的爱情，但是终究没有结果。她叹了一口气说，时间过得太快，还不知下一站将要去哪里。
6.阿敏的故事
2010年初的某天，我在网上乱逛，发现一个帖子，觉得里面的人物与我相识的阿敏相同，都是湖南某市人。因为生活漂泊不定，我有很多像阿敏这样的朋友，热爱文学，有自己的追求，在铁架床上、餐厅的桌子写着拙嫩的文字，我自己也是这其中的一员，对这群人，我有着本能的情感。我曾有一个qq号，加了很多这样的朋友，我们通过qq聊天，然后相互交换自己的诗歌，很可惜，这个qq号在2008年被人盗了，这其中的朋友很多便永远消逝了，阿敏是其中的一个。我在网上看到那个消息时，我第一感觉里面所说的便是阿敏。因为qq号丢失前，我与阿敏有过几次网上聊天，我感觉她开始在做传销，一直以来，我把她当妹妹看待，没有想到她会变成网上传的那样，于是，我在网络上开始搜索有关这条信息的情况，很不幸，网上所说的那个人真的是我认识的阿敏，有数百万案值。我觉得心里闷得慌，想起这些年与她的交往，心中一阵悲伤。于是写下这首诗歌。写完后，我给朋友吴季阅读，他说，难道是×敏，肯定是×敏，是的，我这样回答他。吴季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声真可悲。阿敏曾经跟吴季他们很熟，在工人诗歌联盟论坛很活跃。吴季曾把阿敏的三首诗改成歌曲，在qq上，吴季兄把他改编的歌曲《那一年的春天》《回到从前》传给我，在网上听着《回到从前》，我有一种恍然隔世的感觉，为阿敏，也为自己，为无数像阿敏这样的人。
写这首诗之前，东莞诗人汪洋在qq给我留言，问我是否知道东莞另一位在工厂打工的男性诗人石建强的联系方式。这位男诗人我相当熟悉，我们在2002年左右就认识了，那时我在反应打工生活的杂志《嘉应文学》《创业者》《侨乡文艺》等发表了一些诗歌，诗歌的后面一般会留下通讯地址。我收到很多打工朋友的信件，他们写信告诉我他们的人生故事，也有很多相同爱好者，比如现在的朋友池沫树、蓝紫等人都是那时通过信件认识的，包括以后对我写作有影响的打工诗人张守刚等人。汪洋问我的这位诗人，是我首批认识的在工厂写诗的朋友之一。那时，他在东莞大朗镇的街道上摆地摊，卖旧杂志，一块或者两块一本。在2001年、2002年、2003年，那时候，手机网络在打工者群体中还不普遍，工作之余，大家一般选择阅读书籍或者逛街。我是地摊杂志的常客。石建强在大朗镇生活，我在东坑镇生活，许强在常平镇打工，三个镇相邻。直到2006年左右，我离开东坑镇，跟石建强都有联系。我在《打工，一个沧桑的词》中曾提到我认识的几个打工诗人，其中包括与我通信较多的石建强。后来，我知道他去了东莞文联的《南飞燕》杂志做发行员，一份比在工厂打工更艰难的工作，没多久，他选择了离开。再后来，我去了广州，他也不知所终。我的电话里存了他的电话，但现在这个电话却不通了，连同他的人，好像消失了一样。汪洋在我qq如此留言：“汪小姐，请问您们是否有打工诗人石建强的联系方法，他已经两年没有和家里人联系了，只知道他在东莞之前有诗发表，手机也打不通，家里人现在也没有办法找到他，他爸爸已经去世了，他妈妈年龄大了，故我们现在也只有求助您这个圈子内的人，我看到您的博客提到石建强在卖书，我想应该就是他，他之前讲过在东莞卖书和在杂志社、学校做保安等工作，石建强是陕西洋县人，麻烦您们了，帮我们找一下这个人。”这份留言是别人留给汪洋的，汪洋转留我，还有东莞海平面诗刊qq群，那里有很多在东莞打工的诗歌写作者。当我看到汪洋留给我的信息，我想起与石建强交往的点点滴滴，然后想起阿敏，想起还有很多还在工厂坚持写作的工友。
一直以来，别人把我当作写作改变命运的典型，我从内心上拒绝做这样的典型，我知道，在类同我这样改变命运的典型背后，有无数个阿敏、石建强，这使我心有恐慌。
7.黄华
三年前，我在湖北郊区砖厂碰到她，她是四川达州人，四十多岁，甩着空荡荡的袖管，丈夫在水泥砖厂上班，他们全家都在那里，大女儿在这座城市的职业技术学院读大学，儿子读初中，小女儿读小学。他们夫妻在这个砖厂打了七年工，生产空心水泥砖。在这里很少有外地人，他们全家居住在工厂搭的简易四间铁皮房里，她们与村居相隔有两百米距离，空荡荡的工地上，只有他们一所房子，她们很少跟村庄里的人交往。
我朋友说他们来自四川，我便过去跟她用四川话交谈。他乡遇故音，她很兴奋，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她说她现在这个工厂的老板人好，很善良。工厂老板是郊区普通农民，开了三个水泥砖工厂，都比较小，工人来自河南或四川。我问她一些空心水泥砖的情况，因为以前家里建房子都是用实心红砖，这些空心水泥砖，我有点担心，这种担心仅仅是因为砖是空心的，质量没有实心砖好。她也说不出所以然，告诉我现在都用这种砖，成本便宜些，修房子合算些，大家都用，没有谁觉得有问题。对我的疑问，她觉得不可思议，说有人要这种砖，当然就有人生产。她又说起他们老板人好，生产的水泥砖相当结实。她这个老板做的砖，要预订，老板的信誉好。我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别的工厂一包水泥比这个工厂要多生产十来块砖，水泥用得少，砖不好，很容易碎，她老板每次都叫她把砖做好，要把砖的质量做好，人家买砖是砌房子，是大事情，她老板的工厂生产的砖落下来不会碎，很结实，水泥用得多些，质量就好些。她指着远方骑摩托车的说，那个就是她老板。然后又告诉我，开砖厂的老板，大部分人都买了汽车，她老板还骑摩托车，赚的钱没有那些人多。我看了看她老板，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前面头发掉了一大片，他伸手的瞬间，我看了老板的手，指节很大，很粗糙，像做重体力活的手，他在装砖，一个很普通的中年农民。我又问道，这些砖运到哪里，她说她老板没有多少关系，大部分销给私人起房子，有些工厂老板关系多人源广，销到城市的建筑商，那些砖质量不好。她告诉我，城市的房子是框架的，人家都说砖差一点没关系，但乡间就不同，质量要求高些，因为砖着力大些。我说那砖的价格呢，她说差不多。后来我问到她的手臂，因为朋友告诉我，她的手臂被制砖机轧掉半截。我问她有没有赔偿，她说她老板心眼好。医药费是老板出的，还赔了四万块钱，老板一年没有赚钱，还亏了不少，她叹了一口气。她说有一对河南夫妻在另外的工厂做，那个男的也轧断了半个手臂，老板不仅没有赔钱，而且医药费也是老板一半，工人一半，理由很简单，就是乡村的风俗，他给老板做事，老板付了工资，老板没叫你轧断手臂，你自己不小心，与老板无关，出一半医药费是老板心眼好。我问起那对河南夫妻的情况，她说因为断的是男人的手臂，当然只能回河南。她又开始说，她的老板赚的钱没有那个老板多，心眼好多了，全部医药费都是他出的，还给了四万块。她还说，要断的是她老公的手臂，像那对河南夫妻一样，她都不知怎么办。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我们这些离乡打工的人，命就是这个命。我本想跟她说她可以赔偿得更多，但终究没有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