岸上等着我们的，是一片新天新地。在小岛上，我看到穿裙子的男人从庙堂里缓缓走出来，看到女人们坐在房前的吊床上，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两个男孩用摩托车载着我们，一前一后，在螺旋状的盘山公路上疾驰。四周都是浓密的植物，婉转的鸟鸣在暗处，雾霭从土壤中升起来，有一种蒙昧的香甜。我们很轻易地忘掉了海啸的事。这里太闭塞了，连灾难也无法抵达。

忽然转头发现，身后那辆载着y的摩托车不见了。我被男孩带到山顶的某处荒弃了的房子里。几根残存的柱梁上也挂着白色的吊床，地上有碎散的烟头，也许是年轻人聚会的场所。男孩意欲对我不轨，我激烈地反抗。他害怕我大声喊叫，只是一次次靠近，试探我的反应。我愤怒地挣脱他伸过来的手，嘴上还在徒劳地劝教，用他完全听不懂的语言。神明、父母、善良……我几乎动用了所有可以唤醒良知的词语。我甚至捏起了血迹的裙角给他看，希望月经可以激起他的厌恶。可是显然月经在这个部落里，不是禁忌。他对此几乎是漠视的，只是继续着他的进攻。

写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吃力。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描述彼时的心情。恐惧，痛苦，悲伤，愤怒……不是，不是这些。我似乎在思考一个更遥远的问题：如果失身了，那么它意味着什么？我是否要隐瞒这一事实——也包括对y吗？我甚至想起了美国女歌手托莉·阿莫斯（toriamos），她曾被一个黑人侵犯，这件事成为她音乐道路上的转折，影响了她此后作品的风格。早先对她那种没有道理的喜欢，也许在今天之后，有了解释。

那段对抗的时间，非常漫长。长到我几乎已经接受了失身这件事。挣扎只是一种本能，如果y没有及时出现，我也许就要抵御不住了。先前在船上的时候，确切获得的一种生命的责任感，竟那么容易丢弃。我以为自己获得了一种和自然界打通的能量。可它很快就消失了。

不早不晚，男孩载着y从远处驶来。y喊着我的名字，跳下摩托车，奔过来抱住我。她抚着我蓬乱的头发，无限怜惜。“我没事。”我对她说，眼圈一下红了。“我也是。”她说。我们相视一笑。两个男孩聚在一起，说了些什么，纠缠我的男孩就从吊床上站起来，走出去很远，独自抽烟。

后来y说，那个男孩也想对她做什么，但显然是太羞怯了，y只是狠狠地瞪了一眼，拼命摇头，他便放弃了。y心里惦记着我，又与他说不清，只好用树枝在沙滩上画，画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看懂了，带着她来找我们。

这时已是天光大亮，所有属于夜晚的邪念渐渐被驱散。但他们似乎心有不甘，只好这样僵持下去。我们掏出湿透的钱包，给他们钱。所有的都拿出来，任他们取。他们商量了一下，载我的那个男孩抽去一张，一千泰铢。他看看我们，又看看那沓尚未被收回的钱，终于又试探着伸出手，多拿了一张，然后示意我们，够了，旋即腼腆地笑了。他其实对于索求，始终是羞涩的。

他们又恢复了和气。我们便问从这里如何去普吉岛。“普吉岛”这个词，是我们语言的唯一交集，他们听懂了，让我们上摩托车，虽然心有余悸，但这似乎是下山的唯一办法。我们害怕再分开，坐在摩托车上，一定要牵着手。那其实非常危险，车速如果不一致，就会跌下来，或是连人带车翻进山谷。男孩似乎有意戏弄，他们调整摩托车之间的距离，时而靠近，时而远离，让我们刚刚碰到的手，再一次分开。

整个下山的路途中，我和y的目光一刻也没有从对方身上移开。我们无视男孩们的存在，大声说话。你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这一句，忘了是她对我说的，还是我对她说的。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努力忘记这次旅行，也许更重要的是，忘记这句越来越缥缈的话。直到y已嫁作人妻，我将为伴娘的前夕，才又惶惶然地想起。

两个男孩把我们带到码头。早上有船去往普吉岛，我们买了票。时间还早，四人在船舱里坐了一会儿。他们用手势问我们饿不饿。要不要下船吃点东西。我们本应拒绝，哪也不去是最安全的。可是他们如此热情，我们只好又跟着他们下船，坐上了摩托车。

吃饭的地方就在山脚下，似乎是部落里的食堂。简陋的木屋里，有许多戴方形白帽的男人，缠裹头巾的女人，坐在长条桌旁，他们好奇地看着我们，却始终很安静，没有议论。食物并不丰富，包在竹叶里的碎肉和米饭，几乎是冷的，黏硬的糕饼不知是用什么米做的，颜色黄得吓人。有一台破旧的电视机，播放着早间新闻。马来语，我们听不懂，只是看到一组画面，大海扑向岸边，人们四处奔逃，房屋倒塌。

后来我们知道，前夜海啸没有来。但印尼发生了严重的地震，苏门答腊岛沉没。海啸通过地震来预报，所以当晚谁都以为海啸来了。

吃完饭，他们忽然又提出在四处转转。我们被带到他们住的地方。房屋悬空，用四根结实的木梁支撑，与湿润的土壤隔绝开来。四周都是疯长的植物，水汽从中升起，环托着木屋。在房前的树林里，我又一次看到她们——那些坐在吊床上的女人。距离上一次看到，只隔三两个小时，却仿佛是前生的事。

由于生育年龄早，经历相似，母女两代人看起来倒像姐妹一般亲昵。她们都很美，目光欢喜，嗓音澄亮。那种美是望不到尽头的，没有人会忧愁它的凋敝。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那样一些女子，美人有许多，但美丽中总潜藏着不安、焦虑，那些美，很容易就用完了。

在《誓鸟》中，我写到了吊床上的女人，却没有尽兴。未免是太心急，只过了一年，她们的形影还很清晰，没有走远。也许要过很长时间，她们才能走远，并再次走到我的面前。

载我的那个男孩又从木屋里抱出一个婴儿，应当是他的儿子。那个孩子大概刚刚出生不久，没有襁褓和衣服，皱巴巴的褐红色皮肤裸露着，像一块红彤彤的焦炭。他抱着孩子朝我走过来，把他丢给我。然而似乎不是抱一抱这样简单，我想要把他再交还给男孩，男孩却闪身躲开了。对面坐的那些女人也只是微笑，没有人走过来把他抱走。我只能继续抱着，直到他在我的怀里睡着。

我始终不明白男孩的意图，很久之后和朋友谈起，朋友说，他或许希望你把孩子带走。这种部落里，孩子养得太多，一点也不珍惜，觉得你是有钱的人，所以想把孩子送给你。

即便当时明了，我当然也不会把他带走。只是想起那个曾睡在腿上，坚硬如小石头的婴孩，他的命运竟与我有牵系，不禁感到悲凉。没有勇气设想，倘若彼时把他带走了，之后又会怎么样。

末了，婴孩被我不安宁的内心吵醒，大哭起来。温热的尿液从他的身下流出来，弄湿了我的裙子。我轻拍着他的背，他倔强地翻了一个身。我抱着他站起来，交给对面坐着的一个女人。她有些失望地看着我。孩子从几双手中传递，终于停在一个少女的身上。少女或者是孩子的母亲，十四五岁，解开上衣，露出硕大的乳房。孩子吮着乳头，又睡了过去。

我们起身告辞，又坐上男孩的摩托车。山风吹着湿的裙角，蒸腾的臊气里，是无处不在的人间欢愉。我也许不该否认，那一刻曾经闪过这样的念头，就此在这里生活下去……

我坐在男孩身后，扶着他的腰。与他相识一场，我看到他生活的地方，见过他的妻儿，甚至对他隐秘的欲望略知一二，而他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他经年在海上摆渡，不知见过多少过客——大概很快就会忘记我。我却是不会忘记他的了。

他们送我们上船，船上已经坐满了人，多数是包着头巾的妇女，每个早晨去普吉岛做工。两个男孩在甲板上站着，直到船要开了，才走下去。我们起身，看到他们靠在摩托车上，用力地挥手。我攥着那张写着这个小岛名字的船票，很想在若干年后重访这里。但最珍贵的东西被放了又放，小心地放好，却仍是在搬家中弄丢了。在地图中寻找，再也没有找到那个岛。找不到是对的，世界上没有多少重访有意义，不过是发一些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的感慨。

两架照相机，浸水之后，都坏了。有一架后来修好，但照片尽失。现在看来，它们也毫无用处，不过是在掠夺别人的故事，和之后我们的经历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有关这次旅行，没留下丝毫凭证，除了记忆。但遗憾的是，由于它太波澜壮阔，我忍不住讲给别人听。一次次复述，把属于我的故事不断向外推，许多次过后，再说起的时候，心中忽然一凛，热情已经用尽，我仿佛是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拍照、叙述、书写，这些都是对记忆的损害。所以我怀疑，一个写作的人，是没有真正的记忆的。

在多次叙述、书写之后，我已经不确信，吊床上的女人，骑摩托车的少年，炽热的婴孩，他们是否能够再次回到我的记忆里来，那么贴近，让我可以闻到他们的气息，像那个夜晚和次日的清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