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秋子

2001年

一九九八年七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不过，投入只是个人的惯常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做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多长时间没有把握。

参加练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做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作家。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我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正举办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那座歌德学院的小楼，没急着见文慧，想独自感受一下现代舞最为辉煌的发生地德国，究竟在做些什么。讲座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什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时间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睁开还是闭上，悄无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拉的大板车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它们的底盘高出去一截，倒在车底下的人有可能生还。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刮风。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翻天覆地那么旋转身体，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上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飞溅出灿烂的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听过多少遍只有两句歌词的这支歌，还是百听不厌。我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奶奶、那个没力气睁开眼睛的老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待停下手，就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对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女孩说话。后来女孩长大了，跟乌兰牧骑一个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

那个女孩长到四岁还说不清楚话，不叫我“姑姑”叫我“嘟嘟”。米德格说：“你教她吧。”我拿一根树棍在土里写“赵钱孙李……”她写“孙李钱”，写了好几年，终于能把字写得全乎一点了。只是“赵”字，写了几年以后，仍然缺东少西，我前面写，她紧随后面跟着写，可她不写“赵”，光写“走”，还把那条腿拉得长长的，不给往回收。所以她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米德格的奶奶死的那天，我正好在杂货店。老女人唱着唱着突然睡下了，米德格喊我去看看她奶奶想要怎么样，那个小女孩拉扯着不让我走开，等我摆脱那个小东西，跑过去翻转米德格奶奶的身体，问她：“你怎么啦？”老女人已经死了。米德格跑过来大喊大叫，老女人这时又睁开眼对她说了一句话。米德格发了半天呆，想起问我她奶奶刚才说了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给她：“别信你爱的男人。”

那是一个长长的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

我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地方长大。

今年春节我回内蒙古探亲，一高兴跟我母亲说，我跳现代舞呢。我母亲说：“你要止痛片？”她挪动困难的身体去那个存放了一些药片的小筐里取。我说你不用拿药，我没病。她说：“你把止痛片带在身上。”她捏着小纸包从一个屋子跟着我进到另一个屋子，看着我，等我接她的小纸包。这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好东西，在她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像宝一样，她周身疼痛难耐时，止痛片帮她麻痹了一些知觉。她听不懂“现代舞”。后来她问：“是不是和男子一起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我的事情一般不跟她讲。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就这样。

我离开家十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专门跳舞的人。要是不和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跟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以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文慧开始倾心现代舞，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关。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常会记挂别人的麻烦事情，在以为适当的时候，送上她的问候。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比较讲求情趣，有时候也为一点小事发愁，整个人塌陷进去，一筹莫展。还有，她也会情绪化，偶尔发一点、发一下浑，是年纪大了以后，舞蹈剧场越做越有声望，她的压力越来越大，撑不住了就释放一下。更多的时间，文慧自觉自愿、自动发光，既和煦又温暖。二○○一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王亚男回云南老家过年去了，我们聚会，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王亚男的二哥过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生活很清苦。这种情况，文慧比较果断。她的温良和热乎心肠，使她通明事理，虽说是个感性的人，她看基本的地方，对人呢，一般情况下能往里看、往深处看，懂得分享他人的欢喜、抚慰别人的悲伤，算一个很在乎别人的人。

是因为能懂得别人更多一些吗？应该是。总之，她在意人的状态，重视人的生存境遇。排练的时候，她着意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我们在这样的方向里，做了大量练习。作为编导，文慧腾出时间让大家交流，而国内的专业舞蹈演员，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不习惯做这样的练习，不习惯长时间坐下来讨论，探究，研磨。动作身体，是他们的强项；用语言、用思想、用情感、用心灵，倾听，交流，相互借鉴，互相切磋，启发，鼓励，协助，给予，以至能有愿望去发现和找寻触及人灵魂的肢体语言和表达，他们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被要求过或者是感觉到自我需要去做一些实践，哪怕实验一回。私下里有过个别好友之间三言两句的交流，更多的是顺应一种自上而下的程式和规范系统，或者依长此以往的惯性轨迹去完成任务。

再比如，练习在一尺左右的距离对视，舞蹈员们平视对方，安静地体察对方的内容，领会人和人之间也许遗忘日久、也许讳莫如深的东西，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产生疑似了解，甚至理解那样的元素，艰难的心有一点松动，人们互相产生出珍惜和信任。然后，做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自发的肢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进程里，文慧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汲取了自己和大家练习时做出的很小、很生动的生活细节，把它们做进了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以及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进行了一年半，于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在北京人艺小剧场首演的《生育报告》，这也是我全面参与建设和完成的第一部舞蹈剧场作品。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到目前为止总共不到一百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一百零一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

现代舞对人、对舞者自身的关注，是它一出现在文慧的言谈中、出现在北京内部或者公开的舞台上，就吸引我的地方。那时我和文慧经常在一起玩儿，有一阵子，她差不多一周到我家一次，想来已有八九个年头。文慧的思维急促，闪烁跳跃没有规律，一句话还没讲完，就跳到另一句，从一个话题突然跑入另一个话题，从一种语境转脸工夫跳到另一种语境，自己竟浑然不觉。听她说话，我经常是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笑，看着她急匆匆往前奔突的样子，想象她前一爪子后一爪子不失闲那么倒腾，觉着她很像临产前的孕妇，不把肚子里的小孩子生出来，惴惴不安。

不过文慧的直觉和传达能力是出色的。

我看过文慧编导的一些民族舞，像《红帽子》《算盘》，已成为东方歌舞团的保留剧目、经典作品。她是东方歌舞团具有个性的舞蹈编导，曾经被国内影视和大型舞台作品请来请去到处编舞，声名火爆。正当隆盛时刻，她突然转身，把自己收回来，不再奔赴热闹非凡的现场。我们就此交谈过很多。她说感觉到很焦虑，那些深埋于心的东西，日久天长以后，似乎已经酿造成形，她觉得必要通过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了无舞蹈痕迹的方式来表现。她自己越来越想要生活状态里的东西，她意识到，这些正是赋予人到中年的她、她的作品真正具有个性和内涵的东西。

我参加她的训练以后，确实感觉到，以往二十多年跳或者编导民族舞、东方舞的经验，有益的，她努力地吸收进来，多余的，她一感觉到就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剥离，而且她是比较自觉地去这样做的。我们每做一种练习，她注意朝自己追求的方向靠拢，有时，她不满意自己或别的专业舞蹈员做的动作，就停下来，直言不讳地讲：“我们这样不行，太知道肌肉怎么使用了，特别做作。”有时候她居然开着玩笑说出“恶心”这样的词语。于是重做，反反复复做，连着几天做，直至找到感觉。

她对现代舞的认识和实践比较成熟以后，建立了这支相对稳定的训练基队和工作团队，使用她的方法进行训练。我配合着她，一面投入训练，一面插着空同大家交流。从我自己来说，是把练习之前、练习当中或者练习之后的交流，当作另一层面的训练，思想的、心灵的、美学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探讨和体察，当作人和人相互开启心智、激发灵感、鼓励和协作的方式，当作学习和成长的机会。我也想更多地去认识和理解现代舞蹈，更多地认识和理解在这个现场实验之前不曾经历过的艺术方式。

要完成具体作品的话，我们就转入集中排练。文慧这些年去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排练、演出，身体前所未有地柔韧，筋脉能够打开到从前年轻的时候天天练功也没能达到的程度，她自己也觉察到身体的确出现了奇迹。有时文慧很感慨地说起从前，似有深深的不堪回首的隐痛。参加现代舞《生育报告》排练的北京现代舞团的舞蹈员王玫说，一九九六年，文慧给他们团做练习，她的动作还是硬硬的，很猛，中间和缓的东西不是很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可是现在，文慧的身体里好像要什么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