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必定是生活同我开的一个玩笑：一个赋予我名字“自力更生”含义的男人，却只有用自己的离开，才能换取我瓜熟蒂落的成熟。在二十岁的当口，我恍若一个一无所知的婴儿，父亲连同我过去二十年的人生一起带走了。

一起带走的还有母亲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

四

人们用刻度将表盘划分为十二个部分，企图以空间来捉住时间。但实际上时间是一种流体，与感觉相连。时间从一个人流向另一个人，总量无增无减。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父亲死于五十二岁，之后，他被掠走的那部分生命似乎以补偿的方式加在了我和母亲的生命里。从此日子被拉长，除了正常的工作和学习，每一个漫长的白日都被母女俩用来做同一件事：怀念那个逝去的人。

说不上为什么，对那个磕绊远多于恩爱的人，母亲如今的想念，却要更多一些。

夏季的一个傍晚，吃完饭，我和她出门散步。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我们沿着一个土坡上了马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身侧一丛灌木刺拉拉地长下去，最底下是火车轨道。火车驶过的时候一阵风刮过，她说：“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近两年她常说这话，吃饭的时候、打扫房间的时候。有回我忘了行李箱密码，待在家中手足无措。她下班回到家，一进门就嚷嚷着，听说你行李箱坏了，我以为你爸又闹着玩儿，赶紧回来念叨念叨让你爸给你开锁。接着，她又提起父亲走后一些亲戚不敢来家里住，坐在沙发上绘声绘色地模仿人家的神态。

“我也不怪他们。我不怕，你爸对你那么好，不护着你还能害你咋地？”

我笑说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她又想起什么似的：“你爸对我不好吗？”

我说，也好也好，爸不会吓唬咱娘儿俩的。

她半晌不语，又说：“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你爸要是在就好了。”我一边走，一手拨拉着围栏，说了声“嗯”。察觉到气氛有点尴尬，她又嘿嘿了两声。不声不响地走进西北民大校园，融进黑暗走进人群，绕着操场，她又一圈圈翻来覆去地讲曾讲过无数遍的，爸从生病到离开那段日子里的事。说到动情处，我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以及喉头呼之欲出的哽咽，像被人扼住了脖子。群山寂静，我分不清灯火和星星。天空没有边界，夜色大到好像可以容纳所有的心事。

她说：“你爸走的时候，来了几百号人，殡仪馆小厅装不下，我包了中厅。”

她说：“你爸也就是走了。但如果他还活着，再照顾多久我也能坚持。”

她说：“你妈不是不行。”

我说是，那时爸也说过。她忙问：“你爸说了什么？”为了避免尴尬，我推说忘了：“就说你行呗。”她显得有点失望，但话题一转，也就自顾自地忘了。

我没对她说的是，在医院的某个我和她剑拔弩张的时刻，她夺门而出。父亲走了出来，让我别跟她吵。

“今天你妈被大夫骂哭了。”

“我准备做检查，排了一上午队，拖着这俩管子，站都站不稳了。你妈有点着急，就找了大夫，让给催催。是个小大夫，估计人多挺不耐烦的，让她边儿上候着去。你妈一急，就哭了。”

“搁过去我能让人这样欺负你妈？可现在这样，唉。”

“你妈脾气是急了点儿，但能这样不离不弃地照顾一个人，除了你，我想谁也做不到。”

最后他说：“你妈是个伟大的女人。”

但，女人还是女人。

终归不是男人。

五

一个男人在女人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到底有多少呢？

我并非独身主义者，我需要丈夫，也需要父亲。但是，如果做一假设，假设一个女人的生命里一辈子都不会出现一个男人，健身、读书、旅行……她选择了一切丰富自己生活的方式却独独绕开了爱情，那么她的生活，是否会被视为残缺的，甚至不正常的？

答案多半是会。“老处女”之类的词语已屡见不鲜。然而“正常”又是什么呢？在同等情况下，对一位除了配偶拥有一切的男性的称呼则体面许多：“黄金单身汉”。而有关其私人生活的联想也要乐观得多：他可以拥有很多，暂时没有只是因为他不想。男性永远拥有更多选择权，而一个没有男性依靠的成年女性则常被认为是弱势的、不完整的、值得同情的，甚至，设若日后该女性身上表现出来异乎常人的特征，无论事实是否如此，都恰恰可以成为“缺乏男人而造成的生活失常”的证明。主动选择的结果尚且如此，更何况，被“抛下”的两个女人。

以关爱为由施加于人的同情仿佛温柔陷阱——这甚至更加残忍，因为它将你的生活状态固定在了关爱者的臆想里，根本不给你翻身的机会。从那之后，有真心的亲人和朋友，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站在你面前，代你设想了日后的生活场景，播撒下高高在上的爱，动情之处还不忘洒下几滴热泪。一番自我感动的表演过后，满意地咂咂舌，拍拍屁股，走了。除了这个节点，你之前和之后的生活都与他们无关。

而用来形容母女俩的，是那个温情却刺耳的前缀：相依为命。

六

后来，另一个男人走入了我的生活。

研究生录取结果出来，未来三年的生活尘埃落定。无所事事的春天，我整日在校园里游荡，心情像柳絮般飘忽不定。然后他出现了。一个小说中的漂亮男孩，会弹吉他，在足球场上驰骋的样子像匹健康的小马。说话像唱歌一样温柔动听，会看着你的眼睛，为你唱自己谱写的歌曲。

没有人会拒绝这样的一个男孩，遑论一个几无恋爱经验的女孩子。

谁又能将爱情说得清楚呢？当我们谈及爱，有多少指的是爱的对象，有多少指的是产生于特定情境的特殊情绪，而这爱的对象中，又有多少是真实的他本身？一段靠网络维系的恋爱关系，我像建筑师般从手机屏幕上撷取字句，又在脑海里为它们加上温柔的语气。我孜孜不倦地构建着，用想象勾画出未来的形状。真诚、善良、爱干净、有礼貌……我将自己认为的所有美好品质都投射到他身上，然后无法自拔地爱上了那个脑海中的幻象。

于是当知道了他对我所说的所有言语都在和另外一个女孩分享后，我几近崩溃。一段靠言语搭建的爱，言语的崩塌就意味着爱的崩塌。最最致命的是，我竟然把这份自以为是的爱当作信仰。所以，当过往的词句碎片一样从屏幕上脱落，他从社交网络上消失，我无法忘记也无法理解的还是那句：“我会保护你。”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后来的这几天，这对母女始终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默契：她们谁也没哭，甚至经常开玩笑。她们的心脏在一次次希望与失望的拉扯中变得越来越硬，也越来越脆弱。借用个她刚学来的词：纤维化。在这长达半年的心理战中，她和母亲的心都纤维化了：就像放了很久失去了水分的柚子，外表看起来和正常柚子毫无二致，但谁吃谁明白——只消一碰，柚子瓣就会碎成一粒一粒干瘪的颗粒。她们像柚子一样干瘪了，这对柚子母女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取而代之的是扑面而来的虚空和荒芜。”

多年过去，我和母亲已经可以笑着谈及父亲。

有天闲聊时母亲突然说：“你爸要再活五年也好啊。”

我说：“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的事。这样说起来，等五年过后又想再活五年，到时候可怎么办呢？”

“好歹那会儿你工作了。”

我说：“没事的，我也不指望我爸帮我安排工作啊。”想了想又补充：“不是不用找工作就可以让我爸去死的意思。”

母亲大笑，顿了顿又说：“有些东西的确是没办法的事。”

大抵是终于明白了许多事是“没办法也只好……”，所以只好转向自身、建立，以便承受这重击。忘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坦然接受了这个事实，那个曾以为要用一辈子消化的事件似乎也变得举重若轻。开始的一段时间倒总是逞强，表演出强硬的样子以隔绝那无用的关心，甚或无谓的同情，仿佛无论何时，坚强总是个值得赞扬的美德。

但我了解自己，也了解我的母亲——我们都不是那么坚不可摧的人。

我开始意识到无论如何我的人生都需要一个支点。父亲去世后这种感觉变得尤为明显，从那以后，我清晰地感知到我身体的某个部分正在悄无声息地下陷。就像沙漏，又像我之前在父亲的悼文里写过的——“说不清具体哪里，到底怎样，我只是感到突然地手足无措，突然地茫然无助，像抽掉自己的两根肋骨，冷风嗖嗖地刮进来，心里有一个地方忽然觉得空。”那时我无意识地写下这句话，时至今日我才知道这句话有多么准确。只是空。两年了这个洞不仅没能修补，我反而愈来愈清晰地认识到它的存在——就在那儿，不可转移、不可改变、不可掩埋。

而这时候他出现了，告诉我：“我会保护你。”

一个女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所谓“女性主义”“女权主义”，我是不懂的。我从不排斥生育，不畏惧生育的苦痛，甚至向往一种传统意义上安稳和乐的家庭生活。一个未曾生育、没有过性经验，甚至与男性都接触甚少的女孩，男性对我则意味着，一个像父亲一样的人，一根顶梁柱，一把保护伞。

过去二十年里，“保护”于我，是男性存在的意义。我渴望建立一段相互交托的关系，试图找到一双手，在我坠落的时候，托住我。创口自愈是需要时间的，在那之前，我们下意识会先找创可贴。如果创可贴的出现，能够让生活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创口的自愈还是否如之前那样重要而紧迫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分手之后，我像发了疯似的寻找那片“创可贴”。在与另一个女孩的对比中，一种强烈的不被选择的焦虑攫住了我。不被选择，进而是不配被爱，由此引发的价值恐慌将我不断拖入自我否定的泥沼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是我错了还是爱本身错了？如果我有错你告诉我，我可以改，如果爱本身错了，那我之前感受到的又是什么？……我每日周旋在此类毫无意义的问题中，无暇顾及选择权凭什么可以被交到那个事先背离这段关系的人手里。

我试图找到能使破镜重圆的方法。

自我欺骗。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于是一切懦弱与卑劣都有了前提。承认一切情绪存在的合理性，以及在不理智的情况下做出的不理智决定：包括为对方开脱和无底线的谅解。

迎合标准。高考作文的规则是，总分结构，虎头豹尾，语言流畅，论据充分。一种只看标准不看头脑的考试机制，纵使再才华横溢，因离题万里而被判死刑的试卷也不在少数。温良贤淑，知书达理，端庄大方，女人的标准。我笨手笨脚地拿那套子套在自己身上，以期获得高分（谁又是裁判呢？）——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学。你忘了，我最擅长做好学生了。

甚至做自己。是的，是那个早已不鲜见的口号：女人要活出自我。这是较之“迎合标准”更为体面的手段，然而它的动机却很可疑。当女人味不再被狭隘地定义为温柔、端庄、莲步轻移的大家闺秀，“做回自己”因其内含的自信、洒脱意味被大量营销号推崇为主流价值的一种，而那之前往往要再加上一句，“男人喜欢的是你本来的样子”——重点不在于你本来的样子，而在于男人喜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自我，一种更为隐晦的迎合。一场以男性审美为标杆、以占有为目的的自我塑造，最终却造成了自我的陷落。

七

我时常回望自己的童年，企图按图索骥，找到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小书包、马尾辫，家与学校两点一线，填塞着数学题、钢琴课与母亲严肃的脸。我看到自己像株温室里的树苗，在悉心的照料下抽了穗拔了节，又在一脚踏进二十岁的门槛时，忽地失去了父亲。

很长一段时间，我反思自己过去的人生如何活过，以及未来的人生要如何去活，惊恐地发现自己脱离了父母几乎是个一无是处的废物，甚至打理不好基本的个人生活。父母全权安排下的前二十年人生，我由一系列标签组成：乖巧、懂事、成绩好——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在那儿——像被套上了一个漂亮壳子，然而生硬、死板，毫无弹性和蔓延。

“失去”或“未得到”是质疑存在的前提，否则不是不识好歹，便是无病呻吟。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当你深谙应试教育之道，在标准之中游刃有余，成为被标准规训的范本——甚至成为标准本身，又有谁会去质疑标准存在的必要，有谁会在意标准本身的对错呢？

其实哪有那么多需要捍卫的东西，说要捍卫什么，也不过是让自己开心而已。

只是，过去成就我的，如今也能击溃我。

好女儿、好学生、好女友。我人生的前二十年里，所有好孩子的标准构成了我，我的价值，以及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全部来源于一张张试卷上的分数、各项考试的排名以及老师、家长的夸赞。在我不断从别人口中获得肯定评价的同时，这评价也塑造了我：这是对的，事情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我长期沉溺于死水一般的满足和快乐中，看不到世界原本的样子。

或许我也从不曾在意答案究竟是什么，从不曾在一段感情中思索自己即时的感受，以及感受出现的原因。我想要的唯安定而已，像期末试卷顶端耀眼的分数，和家长会上被大声念出的名字。只是后来站在路的尽头，我却忍不住回头看，自尊、冲动、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安全感，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让我明明白白感受到的爱变得面目全非？我总以为所有事只要努力就有回报，我总以为所有事像考试一样都可纠偏。我甚至试图想找到一样东西，证明并不是自己的信仰崩塌，而是另有原因。

“我哪里做得不好你告诉我，我可以学。你忘了，我最擅长做好学生了。”

跌跌撞撞、恍恍惚惚中，我才算搞明白了，成年男女的世界里，不是所有事都可以用成绩证明的。

“我不过是提个醒，让你给自己留条后路。还不是怕你受伤，要不是你妈谁在意你怎么想？”

我只是不明白，从什么时候起，女性开始不自觉地将评判自我价值的权利交到男性手里，使用一系列标准界定自己的价值，通过与这些刻板而生硬的标准的比照，确认自己被爱的权利？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让女性勇敢求爱本身，都成为一种错误？

仿佛生来就要接受的一场考试。

我与母亲的矛盾，或许永远也无法达成完全的和解。我试图建立那根让我成为“我”的柱子且永远不会为此妥协，但母亲的那根柱子却是我。我终于意识到我们是不一样的了。我尚处在人生的前半段，注定是要有新生活的。我仍然可以信心十足地想象，描画出未来的形状。我可以十分有底气地说：“我可以有……”而她却只能不断回头看，然后说“我姑娘怎样怎样”，以及那句“你爸要是在就好了”。

八

“你为什么总想管着我呢？生活是我自己的，提意见可以，但决定我要自己来做。”

“你现在翅膀硬了，有自己的主意了，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吃亏了别说，生病了也休想让我给你寄药！爱咋地咋地！”

“你要不天天问我愿意跟你说？药是我让你寄的？”

“好！以后再别让我管你了！”

“莫名其妙，我让你管了？”

“你瞎操的什么心，没有自己的生活吗？”

正月十五的月夜，在返校的列车上，我反复循环寺尾纱穗的《狂女》，想到了独守空房的母亲。火车疾驰着驶过平坦的原野，故乡逐渐远去，消失在我视线的末端。

我再也看不见她的背影。

父亲的离去死死地缚住了她的双脚，让她再也无法过到对岸去。

她停留在岸的这头张望我，而我只是海上漂浮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