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的人

有时候,我甚至认为她随时可以抛下它们,去做别的事,去过另外的人生。她可以轻松地把自己放入另一个世界,像元宵之夜,人们把河灯放在黑暗的河床之上,让它顺水流走。

祖母停灵的日子,他们要我回屋宅里去取一盏灯。在那个屋子里,祖母给自己留了一盏灯,现在,她要走了,必须带着那盏灯上路。我不知道那是一盏什么模样的灯,除了祖母本人,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它,但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肯定了它的存在,特别是母亲。当我忐忑不安地打开祖母生前的宅屋,发现那里早已成了堆积如山的物的陈列馆,十年、二十几年前曾使用过的物品仍在原处层层叠叠堆放一起,散发出一股古怪的、属于另一个世界的气味。最多的是经文,以红纸覆裹的经文,各种形状的经文,在幽深静谧的角落里给人一种火光跳跃的悸动感。没有灯。我脑海里浮现的是纸灯笼,元宵夜的纸灯笼,烛光在青石板上跳跃和闪烁。

连母亲也知道那盏灯,说祖母一定准备好了,她可以忘记别的,唯独不可能忘掉灯。不知从哪个夜晚起,母亲也开始和她那个年纪的老人们围坐在一起通宵达旦地念经。她这么做,据说也是为了得到那盏灯,为了在离开尘世之时将它带在身边,照亮黑暗的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连母亲也在做这样的事,她是怎么忽然想起做这样的事的?

关于那盏灯,母亲并没有告诉我更多。她只是说在某些夜里,她要丢下家务和放弃一整夜的睡眠,去某个地方——大概是去一个信仰虔诚的村民家里,她和她们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说起这些,母亲的神情是坦然的。她已经是这个家里年纪最大的人了,那盏灯也应该属于她,她总有一天会用得着它,这是迟早的事。

最终,我找到了祖母的灯。它就挂在板壁上。它不是纸灯笼,而是一盏小小的、可以收起来的布做的灯笼;它看上去甚至不像是灯笼,而像两块可以折叠的、看不出明确颜色的布。

其实,它一直在那里,在整个屋宅最干燥、最孤独的角落里,从祖母获得它并安放它的那一刻起,再也没有挪动过位置。

在我的家乡,所有六十岁以上的人都要有一盏属于自己的灯——这里所说的是女性,好像男人并不需要那种东西。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家的祖父或外祖父也曾带着这些东西上路。他们总是骂骂咧咧或唉声叹气,脚脖子一伸,眼睛一闭,便去了那个世界。只有祖母和外祖母们才带灯。对她们来说,余生没有比准备一盏灯更重要的事。

童年里,停电的时刻,祖母的屋宅里点着油灯。棉线做的灯芯浸在煤油里,豆大的火苗获得了灯油的滋润,但并不发展壮大,它的光影在墙壁上、屋梁上颤抖、闪动、跳跃,试图照亮更多的角落。

油灯之前是蜡烛,那是更为微弱的火焰,随着时间流逝随时可能终止的火焰,它们放射出的微光只在事物表面打转,这给人一种恍惚感,好像这个屋宅里的时间永不会终结,它是循环的——因为黑夜也是循环的。

祖母很少打开那盏十五瓦的卡口灯泡,她宁愿在黑暗里进食、织网,或者念诵经文,做所有这些事都不需要太过明亮的光线。她讨厌浪费,不需要弥布整个空间的光。她喜欢的可能是火苗,所有垂直向上的火苗,它们由古老的油灯、蜡烛释放而出,灶膛里也留有它的踪影——伴随着木质纤维断裂发出噼啪响。

晚年的祖母,却越来越少地发出声响。她直挺挺地摔倒在水缸边,不呼喊求救,不大声嚷嚷,甚至不让自己发出难听的哼哼声。隔壁宅屋里就住着一对中年夫妻,两家可以听见彼此油锅的爆炒声,胸膛里的咳嗽声。祖母完全可以大声求救于他们,想必对方绝不会袖手旁观。但祖母一声不吭。她惯于把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困难的人,这样做的后果是,当真的困难来临时,她便只能沉默以对了。

离家之后,我搬过无数次家,短暂的寄居之地终将成为遗忘的对象,唯有老家昏暗的宅屋及祖母弓腰驼背的形象时常在脑海里闪现。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的人生居然与祖母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耦合之处,惊诧不已。我从未想过去学习祖母的生活,尽管我也会织网,对《心经》早已耳熟能详。我以为自己过的是另一种生活。毕竟,我早已离开祖先的宅屋,不断学习外面世界的生存技能,住在电视机里的人们所居的屋舍里,过着大多数人都在过的现代生活。但我明白事实并非如表面那样一目了然。

祖母对火光的执念,让她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让她受尽苦头。尤其是暮年,哪怕仅仅是将最简单的食物煮熟,也绝非易事。被无限放大的自尊和对单调事物的沉迷,让她的人生撑到最后,并终结于此。而我呢,这些年过着近乎避世的生活,并越来越安于这样的现状。

祖母跌断的是左侧股骨,人体最大、最重要的骨头,在她这个年纪,这根起支柱作用的骨头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情况下自己长好。当她果断拒绝来自他人的帮助,便也自行掐灭了生之焰火。

祖母去世后,我在一本书里无意读到以下文字。

多年以前,有人问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您的研究中,您认为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什么?”

询问者心里想着,玛格丽特的回答或许会是类似鱼钩和陶罐等器具或是类似衣服的东西。然而,玛格丽特给出一个令人始料未及的答案:

“一个愈合的股骨。”

玛格丽特解释说,在古老的年代,如果有人断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掉。除非他们得到别人的帮助,否则就不能打猎、捕鱼或逃避野兽的伤害。

那天,担架来到祖母床前。母亲和我都站在那里。我们早就知道祖母的选择,但救护车和抬担架的人还是来了。随行医生说,断掉的股骨不会自己长好,除非借助手术或医疗器械。祖母充耳不闻,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与她无关,甚至奉劝那两个从救护车下来的年轻人赶紧回去,别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不去医院。

——我这辈子从没有去过医院。

她神情镇定,没有坐以待毙者的哀怨和沮丧。她仍然是大嗓门,睥睨的眼神,表情执拗而不屑。她放弃医院和他人救助,她放弃了生,选择死。

她在床上又挣扎了二十一天。退烧药、止痛片、白酒在她体内轮番上阵。她昼夜疼痛,白天喘不过气,夜里睁不开眼,渐渐油尽灯枯,于腊八节晴朗的冬日黄昏辞世。彼时,窗外溪水淙淙,山林沐浴在夕光里。彼时,我在城市屋宅所在的小区里散步。眼前没有河面,却有水气弥漫,白腻透亮,如在梦中。黄昏回到家中,静坐片刻之后,手机铃声响起,告知祖母已逝。家人发现时,她双目微闭,唇口微张,好似刚刚喘出最后一口气。而脸颊、下巴上仍留有温热的气息。她刚刚离开,去了另一座山坡,另一片梦境。

那天午后,我和母亲从山上下来。冬日的阳光罕见地温煦,风吹在额头上并不冷,还有树木的清香从空气里渗透出来。我们在一条山溪前停下奔走的脚步。那一刻,母亲脸上流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说祖母真会挑日子,多年诵经,终于功德圆满了。

一个断掉股骨的人只活了二十一天。

从断骨的第一天起,生命便开始了它的倒计时。祖母被搬离旧宅,安置在新房二楼的卧室里。朝北的房间,可以望见远山,但没有阳光。阳光只停留在房子的另一面,不越雷池半步。他们会在固定时刻给她送来水和食物,并更换尿不湿——后者引起她强烈的羞耻感,比断骨本身更让她痛心疾首。这让母亲感到不可思议,一个人行将就木,怎么还在乎这些?

断骨事件发生后,我回到家里,像个客人那样站在祖母的床前。我努力说出安慰的话,但没有成功。她让我赶紧去休息,不要管她。任何到她床前探望的人都遭到她的驱赶,好像她什么事情也没有,根本不需要别人的探望和照顾。

二十一天,五百零四个小时,三万零两百四十分钟。一个人在断骨之后,在不接受任何医治的情况下,可以活二十一天,五百零四个小时,三万零两百四十分钟。这是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祖母终究没有等到下雪的日子,她在最寒冷的时日到来之前悄然离开。

她带走了灯笼,还有经文——那是她给自己准备的“盘缠”,也是带给那个世界家人们的礼物。在白雪覆盖大地之前,她步履轻快地赶往那里,好像是去履行某项重要使命。

那年冬天,祖母屋宅所在的地方,寒冷依旧,却没有一片雪花落下。这之后很多年里,冬天都没有雪。很多时候,你会沮丧地发现,雪或许正在寻找适合它的世界,它将我们遗弃,去了一个更加明亮、温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