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空气中酝酿着什么，那多数不是好事。”这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暗含恐惧，让人嗅到危险的气息。我们提及空中之物时，指向其实是自身的感觉。一直在脑中盘旋的东西突然曝形于外，且形体超大，无所不在，让人无处躲藏。那是人们用空气来表达的个人感觉，说自己却不必提到自己。
空中不会有什么，最多只有空气。空气流动形成风，风钻进它一路遇到的物体，物体的摆动让我们看到风对它们的占有。风本无形，我们只能看见被风抓到的物体抽打或飞舞，它们或无声或嘈杂地“随风飘”。狡黠的人，我们也用“随风飘”来形容他们。由此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如果空中有什么，那一定意味着危险，而危险是“人”为的。
对我而言，谈论天空以及天空的复数——如诗歌中常见的——和谈论他人带来的恐惧，一向是有区别的。如果恐惧也有复数就好了，因为压迫天天有，或公开或隐蔽的手段不断翻新花样，让恐惧占领了一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一个月的每周、一年的所有时间。它占领了钟表的嘀嗒、街道日间的嘈杂，和夜晚的宁静。或许我们应该把恐惧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暂的、无法预测的，当恐惧的因由消失后了无痕迹；另一种是持久的、渗入骨髓的恐惧，只有每天翻新的花样会令人意外。政治迫害属于持久型，它已经成为个体的一部分，潜入所有瞬间，淫荡地张开四肢伴随人们的所有思想。持久型恐惧是一种基本恐惧，由许多具有共性的恐惧组成：制造恐惧的总是随风飘们，这些家伙挖空心思运用各种手段，让持久的恐惧没有空隙，比人更大，让人属于它。人不再是感到害怕的人，而是成为被恐惧带走的人。
恐惧在变为复数的过程中不会嗡嗡作响，对我来说是语言并非万能的一个佐证。与“天空”们不同，“恐惧”们没有诗意，只有沉闷，它们什么都打不开，只将视野关闭。外部冰冷到凝结，内里则匆匆忙忙，狂躁地摩擦自己，直至火热得要燃烧起来。我了解我的恐惧，也了解那些生活在齐奥塞斯库阴影下的其他人的恐惧。“随风飘”们为我“备妥”了恐惧，“备妥”在这里可以狭义地理解为：书面计划，下达委托，然后由专业人员实施。也许持久的恐惧就像空气，看不见踪影，却可以四处延伸播散。我成了“恐惧啃啮者”——记不得几年前在哪里看到过这个贴切的词。与此相对应，“随风飘”就是“恐惧制造者”，他们工作卖力，得到的报酬自然不错。
我知道，现如今，许多随风飘们都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平民。这对我是幸事，对他们也是。他们不是因个人理性而更平民，而是因为进入了一个更平民的时代，尽管他们曾试图阻止这个时代的到来。他们现在的任务也更平民化了。恐惧制造者平时散落各处，只在工作需要时才聚到一起。如果任务更人道，他们不会更审慎，只是不再那么危险：秘密警察、警察、军职人员、监狱工作人员、律师、医生、记者、教师、教授、牧师、工程师、邮局职员，我可以不断罗列下去，直到家庭主妇和退休人员。随风飘们有自己的等级，通过无线监控、策划交通事故，甚至假扮密友为他人制造恐惧，其手段不胜枚举。今天，和其他所有凉下来的东欧集权统治一样，他们也在自己的国家等着被批准进入“资本主义泥潭”——独裁倒台前他们就是如此充满恶意和妒忌地称谓西方世界。曾经让他们失去所有权利，给他们带来致命毁灭的欧盟，如今成为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重又振作起来，只要“欧洲”这个名字需要，可以为之付出一切努力。他们像被放置到另一条轨道上的火车，又开始重新运转。终于，他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和已经“深陷资本主义泥潭”几十年的敌人一样，和被他们扔到监狱、带着残破的神经、出于厌恶离开或者被赶出疆土的国家敌人一样，过上好日子了。
现在恐惧制造者和我处于同样境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失败，而进入欧盟是对失败的一种物质补偿。我和他们一样感到内心分裂：一方面，我不愿看到几十年来被他们视作罪行，以威胁、搜家、审问、精神压迫、射杀、逮捕、刑讯、谋杀手段极端禁止的东西，现在也成为他们的需要。他们威胁我的朋友，逼迫他们与我脱离关系，有的甚至被谋杀。他们宣布我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最终将我逼出国境。这一切当然令我气愤，我至今都在自问，这些家伙就从来没有怕过自己吗？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毁掉了多少人，他们凭什么将成千上万的人流放，这脚下的土地也属于他们，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被永久驱逐的人，将永远无法回归从前。另一方面，他们期待按照昔日敌人的方式，在被自己毁坏的家园生活，这一点又让我心安，因为他们现在努力的方向不会给我带来新的恐惧。我在登上离开罗马尼亚的列车时，一个警察对我说：“无论走到哪儿，我们都找得到你。”到德国后的头三年，我多次接到死亡威胁的匿名电话和信件，索套跟到了德国，而我却无力抗拒。现在我对他们依然怀疑，但不再害怕。他们的索套随我流亡以来，我从未想过会有这么一天。能够摆脱恐惧是我会思考以来最得益的地方。
自我记事以来，我家房子过道的墙上一直挂着一把怪异的钥匙。用涂了黑漆的木头做的，镶了圈金边，叫天堂钥匙。我学走路时，它亦步亦趋地跟着我。不是钥匙的形状、而是它的质料发出的微光，有点像棺木或钥匙形状的祭坛。有人从旁边经过时，它会偷听。看到金边黑漆在我身后乜斜，我想，它是否会咬住我，把我送到天上去。天上都是死人，和自行筛选的自杀者。村子不大，村人彼此相熟，不是出于好感而是因为比邻而居走得很近。村里的死亡很少与医生确诊的疾病有关，常常是因为行为的好坏，道德与耻辱，还有迷信。灌木一样丛生的“依据”证明每个人的死罪有应得。死者激怒了上帝，使得上帝终于动手把他带到死亡之地。天主教的上帝将所有失足转化为疾病。他是主证人，也是村民，和那些将他的话视为经典引证的人一样。他住在穷乡僻壤的天堂，分配着他的生命模型，像村中的长老，对居民们施展着他的权威，心安理得地进行奖惩。村庄上帝为谎言、偷盗、妒忌、私通分配了结石、哮喘、腹股沟疝、青光眼、中风或癌症作为惩罚。
因为过道有把天堂钥匙，不论有没有他人在家，疏忽都会带来风险。“别总去照镜子，”外婆说，“别太骄傲，天堂钥匙挂在那儿呢。”她的话有道理，因为家里所有的镜子上都有油污，核桃大的云在里面游来荡去。我在镜中照自己时，云会进来吃我的脸。我让它飘过我的头发，掠过我的脸颊，沾到鼻子和脖子，但留意不让它碰眼睛和嘴。母亲会更啰唆些：“你就没听我的话，把地板先打湿，擦到半干，再擦干。你看你擦得尽是道道，干活总马虎，就想着早点了事。你以为别人看不见吗？不想想还有天堂钥匙呢！”其实我想它来着，尤其在干活的时候。但我还是要敷衍了事，因为我想，我不能事事顺着上帝，否则会死不了。我反正干什么都马虎，再添几件罪责也无所谓。即便我认真擦地板，上帝也会做他的筛选，趁他选好之前，我还是抓紧时间玩会儿吧。
我相信天堂钥匙会讲话。到了晚上，当外面和它一样漆黑一片时，它会报告人们一天的错误。天空披着黑衣覆盖大地，和大人们私下密谈，因为村子是属于大人的，村里的一切，从街上的尘土一直到树梢，都是他们的。房子、牲畜、井、车站、饭馆、舞厅、教堂、墓地，所有的一切，包括孩子。知道自己有父母，意味着我属于他们（这也许和长大后，我属于恐惧是一样的）。我从未尝试把天堂钥匙拉到我这一边。在家里那么多年，我只有两次把椅子靠在墙上，站上去够钥匙。我想看看黑漆下面是否只有木头。我太阳穴轻轻叩动，脉搏和心跳传到脚趾。房间里，寂静在跳动，钥匙摸上去像小狗的皮肤。把小狗从窝里举起时，它们的心脏在肚子里跳动。这一番检查验证了我的担忧，钥匙是活的。
我进城上高中后，过道不能总跟在我身后了。我周末像个过客回家看父母。他们异样地看着我，我身上散发陌生的气息，不再无条件地听他们指挥了。天堂钥匙对我来说只是个小小的装饰，一件廉价的手工艺品。我问起天堂钥匙的来历，问得真及时，因为我发现它的出处竟然愚蠢之至，我为自己先前对它的敬畏感到羞耻。它那被无耻地策划出来的独特出身终于被拆穿：天堂钥匙是维也纳商会送给外公的礼物。二战前他是粮商，在维也纳做生意。钥匙怎么到的他手，他自己也记不大清了。我问他，既然都记不得它的来历，为什么天堂钥匙在家里这么重要呢。他回答说：“一开始它并不是天堂钥匙，只是把庄稼钥匙。有一次，邻居大叔打完牌喝多了，回家的路上他冲着墙说：‘嘿，这可是把天堂钥匙啊！”它原本是把庄稼钥匙，大概是为了祈求好收成吧，外公说。
这把钥匙没什么好的，因为天堂没什么好的。它被它的占有者想当然地占有着。尽管卑微，它还是被赋予了这样的角色。庄稼钥匙没有任何一种庄稼的样子，它的大小、带金边的黑漆，让它看上去似乎是为了卡住门而造的。它能成为天堂钥匙，全仗一个醉鬼迷离的目光。它在我眼里好可怜，它的身世是我见过的最愚蠢的一个。过了很久我才承认，其实随便换个别的来历也一样可笑，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一块木头，更别说如此装扮的一块木头，能够扮演命运的角色。这个村庄生活在可怕的简单中，不仅通过迷信和上帝间接默认了自身的毫无意义，甚至卑躬屈膝与土地达成一种结盟——一种屈服于命运的自大，不仅接受每一次死亡，甚至在祈求死亡。
村里人常说：“天空在走。”天空在每一天的的确确不同。它把死者赶来赶去，让他们小步快跑，像部队的中士训练新兵。我想，死者也不能失去对天空的畏惧，他们不能忘记，死是对他们生前错误总和的惩罚。他们在天堂不能过得太好，否则死就不再是惩罚，还不如让他们在炎热和寒冷中，在难以驾驭的土地上辛苦劳作。
来到城市的头些年，我没有为天上之事烦恼。它过于零星散落，我为自己能从孩提时的幻想中走出来感到高兴。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代替它的是一把冷酷的天堂钥匙，它无法进驻非现实的世界，没有能力在现实与非现实的差异中获得好处。我的童话从未在纸上存在过，它只存在于房子里，住在每天的生活里。恐惧制造者碾过整个村庄。后来，我在城市生活了十一年，住在所谓的“塔楼”，城边水泥盒子的五层楼。从卧房的窗户望出去是体育馆，从厨房的窗子能看到专区医院，那里常常有人因厌倦了生活直接从窗户跳出去。体育馆和医院之间，农田沿着最后一条柏油路蜿蜒，寂寥的天空笼罩田野，被工厂的烟囱染成橘灰色。窗户比天高。熟悉了平原的眼睛，看窗外的风景是颠倒的，我望着天空感觉它是个水坑。房间在中点交叉，天空恰好倚在窗户上，吃饭时落在盘子里。如果不是随风飘的邻居、同事、秘密警察给我制造恐惧，我或许无法看到这些景象。那不是天空，而是不安。我在天空的肚子上打开冰箱、关上冰箱，开合衣柜，梳洗，吃饭，睡觉。我感觉自己高高挂在空中，因为回家后，经常发现房间来了个大变样。我不在家时，安全局的人来造访过，墙上的画掉到床上，椅子换了地方，柜门上海报的一角被撕掉，厕所有烟头。当年对于天堂钥匙的恐惧，在塔楼重新回到我心里，成为对日后生活的一种演练。唯一不同的是，我不能期望秘密警察其实只是万能的庄稼警察。他们不是木头做的，没有挂在墙上。被牢牢钉住的是我。
“密码、关键场景、关键经历”，这些词听起来更适合“词、场景、经历”，它们才是决定性的，能够带来结果的。所有带“钥匙”的词并没有什么象征意义，我知道，它们知道，是天堂钥匙的自大给它们带来诸多负担。我尽量避免使用带钥匙的词。当我第一次听到“钥匙孩子（意指父母不在家需自己带家门钥匙的孩子）”时吓了一跳，好像自己被抓住一样。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应该说是我属于天堂钥匙，而不是它属于我。我还在村里时真需要“钥匙孩子”这个词，但那时还不知道它的存在。
每每碰到“露天（在自由的天空下）”这个固定用法，我也要在脑子里立刻将它纠正为“在开放的(offen)天空下”。村里从来不把露天说成自由天空(freierhimmel)。干活儿都是在室外，劳作是辛苦的，谈不上自由或不自由。村里人说起天空时是实用性的，往往用来判断天气，听起来具有一种漫不经心的美：天空在行走；天空在旋转；天缩成一团；天压了下来；天上云层翻卷；老天爷口渴了。城里人才说“在自由的天空下”，但天空没有一天是自由的，它只是开放着。我直到今天都只说“在开放的天空下”。
一次审问中，秘密警察低声对我说：“衣着干净的人不会脏着进天堂。”那时正值夏天，我穿着一件新上衣，精心化过妆。在接到前去受辱的命令时，我总是这样，希望自己看起来有精神。现在我只能去假设这一点当初为什么对我如此重要。我长时间站在镜前整理妆容，仿佛在给自己打一剂强心针，因为审问时人很容易垮掉，就像行李很容易被偷走。和令人厌倦的软弱相比，衣着得体出现在审问现场是一种优势。当审我的人说“衣着干净的人不会脏着进天堂”时，我甚至感觉很骄傲，那是他能说出的最美的死亡威胁。至少他在我身上发现了一点价值，至少他在承认，尽管他们努力制造恐惧，我还有能力整理仪容。我一下子就理解了这句话隐藏的每个角落。我认识的一些人，几经折磨后变得十分脆弱，牢骚满腹，外表邋遢。这样的例子审问者见得太多了，他看到无数人在自己的折磨下无力优雅，优雅已经离他们远去。
出境的车站离匈牙利很近，是一个小小的边境火车站。我们一行二十人，在光线暗淡的候车室等着，没得到命令不准离开，在警察的监视下，等着上站台。登上列车时收到的最后一次威胁是：不论走到哪儿，我们都找得到你。然后我像一件无人大衣一样坐在火车上，感觉又一次走进他们布置好的圈套。火车呜呜叫着，那是二月，夜幕早早落下的傍晚。雪花顺着铁轨悄悄地将白光向前推进。火车的确是火车，我们的确坐在火车上，但我还是不能完全相信，不能相信它真的会将我带离这个国家。
列车驶入匈牙利。铁路两旁是匈牙利的越冬草，是匈牙利的雪花，和匈牙利的街灯。天亮以后，是奥地利的天空，奥地利的鸡鸣，奥地利的篱笆和杨树。和列车一起行进的周围的一切，似乎还没有进入自由之地，一切还在罗马尼亚式毫无想象力地生长着。火车开走了，景色依旧，它感受不到独裁与自由的分别。边境使人们违逆风景，违逆头脑和自然理性。但首先，有它就很好，否则我无法在延续的风景中到达另一个国度。这是否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已然是奥地利的杨树掠过我的双眼，用它的小提琴为我大脑的第一站自由演奏一曲风之歌：无论你走到哪里，我们都找得到你。
在柏林居住了一年后，有一天我被国家庇护部门传唤。他们提到一个我不认识的罗马尼亚人的名字，给我看他的照片和手记，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国家庇护部门怀疑此人受罗马尼亚安全部门委派来柏林搞暗杀。他们告诫我不要出入有可疑罗马尼亚人的小酒馆。在罗马尼亚的蒂莫什瓦，我离开前一直生活的地方，有一个果汁厂。现在的工厂主曾因涉嫌暗杀在柏林被捕。当年的随风飘成为当今的企业家、银行家、政治家、教授，独裁时代的职位为他们今天的财富和影响创造了机会，在市场经济时代占得先机。是当年的恐惧制造者把这个国家带到了欧洲。
蒂莫什瓦的果汁，我听说，很好喝。但我不会去品尝，否则我会喝到恐惧。这恐惧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作者“赫塔·米勒”的其他小说
《呼吸秋千》《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国王鞠躬，国王杀人》《人是世上的大野鸡》《镜中恶魔》《心兽》《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低地》《狐狸那时已是猎人》《独腿旅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