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边被虐待的马，
呼唤着天堂，要人类血债血偿。”
警察又多次地骚扰我们，我们很配合地依法接受了问询，也借此机会在镇上办了许多事。买了种子，申请了欧盟资助，甚至去了趟电影院。即使当天我们之中只有一人要接受问询，我们也总是一块儿去。鬼怪告诉警方，当天下午警察局长开车经过我们这几幢房子时，他曾听到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他说每次局长喝醉了，就会走这条小路，所以他并没有感到惊讶。听他陈述的警察一定十分尴尬。
遗憾的是，我无法确认鬼怪所说的话，尽管我十分想这么做。
“当时我在家里，没有听到任何汽车开过的声音，也没有看到警察局长。我正在给锅炉房的炉子加水，那里听不到路面上的声音。”
很快我便不再去想，尽管几周以来周围的人都在谈论此事，他们也提出了愈发详尽的假设。我努力让自己的思绪不再停留于此——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死亡还少吗？至于让人们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吗？
我回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当中。这次，我搜集了尽可能多的频道，仔细分析了它们的节目时刻表，研究正在播放的电影内容与当日行星结构之间的关联。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极为明显，也十分明确。我经常在想，这些电视节目制作人是否意欲向我们展示他们渊博的占星知识？或许他们只是毫无意识地进行了这样的节目编排，与知识是否广博无关。有可能这些相关性存在于我们的外部，但我们却在不知不觉中接收了它们。我暂时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只涵盖几个课题。例如，我注意到一部名为《媒介》的电影，每当太阳过境，进入与天蝎座的冥王星和行星同一相位时，电视上就会播放这部有些奇怪，但却激情澎湃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了人类对永生的渴望以及如何掌握人的意志，还涉及濒临死亡时的状态、性痴迷和其他与冥王星相关的问题。
讲述太空飞船的《外星人》这部电影也让我成功地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这回是冥王星、海王星和火星之间微妙的依存发挥了作用。当火星同时面对这两个“慢行星”时，电视里就会重播《外星人》系列电影中的一部。这是不是很令人激动？
这种巧合十分惊人。我所掌握的经验材料足以撰写一整本书，但我暂时只是写了一篇短文，发给了几个周刊的杂志社。我不认为哪个杂志社会刊登这篇文章，但也许有人会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三月中旬，当我感觉完全好起来了，便开始利用日常巡视的机会绕着更大范围溜达。这意味着除了对自己负责看管的房屋进行巡查外，我还会绕更大的圈，一直绕到森林，绕到草地和大路上，最后在悬崖上停下来。
每年在这个季节，世界是最可憎的。地上的白雪还未融化，依旧那么的坚硬而密实，很难看出它竟然是在圣诞节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些可爱、纯真的毛絮。现在它就像刀片一样，就像金属表面，在上面不但行走艰难，还会使我们的腿深陷其中。如果不穿高筒雪地靴，小腿肯定会受伤。天空低矮而灰暗——好像走到任何一座小山上便触手可及。
我走着走着，忽然想到，我不可能永远住在这里，住在普瓦斯科维什的这个房子里守护着其他房屋。总有一天，“武士”会报废，我无法再像现在这样开车进城。木质的台阶会腐烂，积雪会压断排水槽，炉子会损坏。二月的某次严寒会使管道破裂。而我也会变得越来越虚弱。病痛会一步步无情地摧残我的身体。我的膝盖会一年比一年更加疼痛。肝脏功能会明显退化。毕竟，我已经活了很久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茫然若失。但是有一天，我将不得不开始慎重考虑所有这些问题。
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一群灵活敏捷的田鹄。我以往看到的它们总是成群结队。它们灵活地移动着，就像一副巨型的流动镂空装置悬挂在空中。我在某个地方读到过，一旦碰到攻击它们的捕食性动物，例如像圣灵一样在天空中盘旋的那些懒惰的老鹰，它们便会保卫自己。群鸟能够以一种非常特殊、狡猾的方式进行战斗，还可以进行反扑和报复——它们迅速升至空中，好似有统一指挥似的，在捕食者身上排便。数十粒白色鸟粪随即落在老鹰美丽的翅膀上，将它们弄污并黏合在一起。粪便中的酸性物质腐蚀了老鹰的羽毛。这一系列行动迫使老鹰恢复理性，停止追捕，憎恶地降落在草地上。老鹰很可能会因厌恶而死，毕竟它的羽毛遭受了如此玷污。它得花上一天，甚至两天来清洗。这样污秽的翅膀让它无法入眠，恶臭难耐、郁郁寡欢，就像一只老鼠、一只青蛙、一块腐肉一样。它无法用喙去除硬化的鸟粪，浑身冰冷，雨水可以轻易地渗透进黏结的羽毛，直达它脆弱的皮肤。其他老鹰也避之不及，它们会认为同伴感染了某种恶性疾病。那只老鹰威严尽失。这一切对于老鹰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有时它便会这样死去。
现在，这群田鸫意识到了它们的集体实力，开始在我面前嬉戏，表演特技飞行。
我还看过一对喜鹊，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它们一路冒险竟游历到了普瓦斯科维什高原。其实我知道喜鹊移动扩散的速度比其他鸟快，很快它们就将会像现在的鸽子一样无处不在。“一只喜鹊徒悲伤，两只喜鹊尽欢腾。”小的时候，总听见大人们这么说。但那时的喜鹊没现在多。去年秋天筑巢的季节过后，我看到成百上千的喜鹊飞回它们夜里栖息的小窝。我很好奇，这是否意味着欢乐倍增呢？
我看着喜鹊，它们在雪化后形成的水坑嬉戏沐浴。它们瞥了我一眼，显然不怕我，因为它们又继续大胆地用翅膀划水并将头浸入其中。看着他们的喜悦，没有人会怀疑这沐浴的乐趣。
喜鹊如果不经常洗净身子似乎就无法生存。它们既机灵又张狂。众所周知，它们会窃取其他鸟类筑巢的原材料，然后把一些闪亮的物体放入其中。我还听说，有时它们也会失误，把还没熄灭的烟头带入巢穴中。这样，它们便成了纵火犯，烧毁了自己本想用来筑巢的建筑材料。我们熟悉的喜鹊在拉丁语中有一个可爱的名字：picapica。
世界是多么的伟大，到处是蓬勃的生命。
远远的，我还看到了一只熟悉的狐狸，我叫它“领事”，因为它十分的精明且有教养。它总是走着同样的小路。冬天揭秘了它的路线——像尺子一样笔直，相信是有意而为之。这是一只老狐狸，从捷克过来的，显然在这里有什么跨境利益可图。我用望远镜观察着它，看见它沿着上次在雪地里行走时的痕迹和路线，一路小跑着下坡，也许是想让猎人以为它只来过一次这个方向。我看着它就像看到一个老朋友。突然，我注意到“领事”这次已经脱离了常规轨道。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它已消失在田野尽头的草丛里。那儿有一座狩猎讲道坛，几百米外还有一座。我过去曾与它们打过交道。狐狸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了，反正我也无事可做，于是便沿着森林边缘朝它的方向走去。
这是一片被大雪覆盖的田野。秋天时农民们进行了耕种，现在半冻成块，变成了脚下难以行走的平面。我开始后悔跟随“领事”的决定。当我走得更高些时，突然，我看到了吸引它的东西——雪地上有一大块黑色的印记和已经干了的血迹。旁边地势稍高一点的地方，“领事”冷静地凝视着我，毫无恐惧，仿佛在说：“知道吗？你看？我已经把你带到这里了，现在你必须进行处理。”之后它一溜烟地跑走了。
稍走近一些，发现那印记是只野猪。这只野猪尚未成年，躺在棕褐色的血泊中。周围的积雪被刮去了，露出了地面，它应该曾在这儿挣扎、抽搐。它周围还有其他足迹——狐狸、鸟儿，还有鹿，许多动物都来过这里。它们目睹了这场谋杀，哀悼着这只年纪轻轻的可怜野猪。比起野猪的尸体，我宁可去看动物留下的足迹。一个人可以忍受看几次尸体？还有尽头吗？我的肺被挤压得刺痛，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我坐在雪地上，泪水再次涌出。我能感觉到身体巨大的、难以承受的重量。为什么没走另一个方向呢？为什么一定要跟随“领事”？为什么没能避开这条令人沮丧的道路？为什么我必须要见证这每一次的犯罪呢？如果一切可以改变，那天的境遇也许会大不相同，还有其他的那些日子。我看到子弹击中的地方——胸部和腹部。我看到野猪奔跑的方向——朝着国境，朝着捷克。它想逃离森林另一侧那座新建的讲道坛。那儿一定是开枪的地方，因此它必须奔跑，即使受了伤也要继续前进。它努力地想逃到捷克去。
悲痛，我感受到巨大的悲痛，这是对那些死去的动物无尽的哀悼。这种悲痛永无止境，循环往复，使我一直在处于悲伤之中。这就是我现在的状态。我跪在布满鲜血的雪地上，抚摸着野猪的粗糙的毛发，冰冷而僵硬。
“您对动物比对人有着更多的同情。”
“不，我为两者都感到遗憾。但是没有人会向毫无防卫能力的人类开枪。”那天晚上我告诉城管的人，“至少现在还没有。”我补充道。
“确实。我们是法治国家。”城管执法人员肯定了我的话。他看上去性格温和，却不是很聪明。
“动物能展现一个国家的真相，”我继续说道，“尤其是这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如果人们对动物残酷行事，那么民主就只是空谈，毫无用处。”
之前在警察局只填了一份报案表，他们便把我打发走了。在市政局，他们给我拿来一张纸，让我在上面写明有关情况。我以为城管也是负责公共治安的部门，所以才来了这里。我告诉自己，如果这都不管用，我就到检察院去。第二天我就去找了“黑大衣”，起诉谋杀。
一个长得点像保罗·纽曼的英俊小伙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正找着笔，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人从另一个房间走来，在他面前放下一杯咖啡。
“您喝咖啡吗？”她问我。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我被冻得不行，腿又开始疼起来。
“为什么他们不带走这只野猪的尸体？你们怎么看？”我问道，对于他们的回复我并没有抱一丝期望。我的来访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有些不知所措。我从那位漂亮的年轻女士那里接过一杯咖啡，开始回答自己的问题：
“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杀死了它。他们到处乱开枪，还是非法的。所以刚好打到它了，他们自己也忘了。他们肯定以为它会掉在灌木丛中的某个地方，那么便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在非法定捕猎期杀死了一头野猪。”我从包里拿出一张打印的日历，放在那个男人眼皮底下，“我查过了，现在已经是三月了，三月射杀野猪是非法的。”我心满意足地总结陈词，并确信自己的推理无懈可击，虽然从逻辑上很难理解，二月二十八日还能进行屠戮，才过了一天就不能了。
“女士，很抱歉，”“保罗·纽曼”答道，“这并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您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兽医？他会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做。也许这只野猪有狂躁症？”
我重重地放下了杯子。
“不，”我喊道，“那个杀死它的人才是杀人狂。”我太清楚他们那套逻辑了，动物只要疯了就必须屠杀。“它的肺部中枪，一定死得很痛苦。他们对它开了枪，以为它没死，逃跑了。此外，兽医跟这些人也是一伙的，他也狩猎。”
那人向女同事使了一个无奈的眼色。
“您希望我们怎么做？”
“推动这件事，惩治罪魁祸首。修改法律。”
“这太过了，您不能要求这么多。”他说。
“我可以！我能要求什么我自己说了算。”我愤怒地喊道。
他开始手足无措，这情形已经超出他的控制范围。
“好吧，好吧。我们就走程序往上报。”
“报给谁？”
作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其他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