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母亲总是坚持说普通话，虽然她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还比普通话更标准。普通话是我们家中的语言，这使我与人交往有了困难。我常常闭口无言，人们就以为我是个沉默孤僻的孩子。等我将上海话越说越流利，不再惮于开口的时候，人们反以为我变得聒噪了。母亲还不准我和邻家的孩子往来，认为他们会带给我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不好的影响是什么，我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没有弄清楚。因此我和他们在一起时，内心就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我时时警惕着，却不知应当警惕什么。可是偶尔的，我的某一个表现，便会遭到母亲严厉的批评。母亲批评我们从不以激烈的态度，她只是使我们感到强烈的羞惭，这羞惭将伴随我们一生。母亲批评我们的标准，我很久以来难下判断，不知该往哪一类型归纳，这其实反映了母亲的经过了嫁接的价值观念，这是我后来才弄明白的。母亲从不带我们去看越剧这样带有村俗气的剧种，可是要抵制越剧的诱惑在我们所住的那幢房子里几乎不可能。越剧里后花园私定终身的故事是各家保姆奶妈们热心的话题。保姆偷偷带我们去看了一场《梁祝》，那绚丽的服饰和婀娜的身姿使我们顿时倾倒。从此，我们的游戏便是站在床上，披了毛巾毯作水袖，演出后花园里的悲喜故事。心里则充满了犯罪的感觉，生怕被母亲发现，便做贼似的蹑着手脚。有一回，母亲到我学校去开家长会，出于向母亲表现的动机，这晚上我便分外活跃，走进走出，喊这喊那，情绪亢奋。回家的路上便被指责为：行动琐碎。和同学胳膊挽胳膊走路也是不允许的，这是俗气的姿态。母亲还经常检点我们诚实、勇敢、勤劳、俭朴的品格。汇总起来看，母亲对我们的要求是，具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屏除市民习气，再具有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品质和理想。
邻居们称呼父亲母亲为“同志”，态度恭敬，这使我觉出我们与他们的区别。这种称呼延续了许多年，后来的改变是由于我们家新来的保姆。她进门就称父亲为“先生”，母亲为“师母”，无论母亲怎样纠正，请她叫“同志”，她只说：我不会叫。她是那种生来就为保姆的人，一看见她，我就拉住了她的手，随她去米店买米，一见如故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十七岁就来上海帮佣，那时已是四十岁，懂得一切雇佣和受雇的规矩。在这点上，她对母亲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头就是关于称呼这一件事。我觉得，对于我们进入上海城市生活这一桩事，她是有着不可抹杀的功劳。她还喜欢带我们到她昔日的东家家中去，让我和那些人家的孩子结成朋友。在她离开我们家后，同样也带了她新东家的孩子来玩。这拓展了我们家的单一的“同志”式的社会关系，对于我们家契入上海社会，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她帮佣过的人家形形色色，她对各家的底细，也都一清二楚。有时候，我们被引进宽阔的客厅，她和她昔日的师母娓娓而谈，我则流连于一排玻璃橱前，橱内满是指甲大小的玉做的飞禽走兽，一层又一层，这给我的童年印象抹下了深刻的一笔。我们有时候只能坐在黑暗的灶披间里，小孩子在后弄里冲来杀去。她不时出去拖进一个，呵斥着擤掉他的鼻涕，拉直他的衣领，再放他回去。我跟随她走过上海许多明亮的客厅和黑暗的灶披间，那里的生活与我的都是大相径庭。保姆她还在外国人住的公寓里帮过佣，所以她会说几句英语：早安，晚安，去，来什么的。她称外国人为长毛，极其蔑视，说那长毛只穿了三角裤在阳台上晒太阳观街景，恨得她立即辞了生意，掉头就走。她的民族气节虽然只是体现在这些小事上，却并不减弱强烈的程度。“长毛”的蔑称又与义和团运动偶合，其中总有些渊源关系。她时常和母亲说她的亲见亲闻，我在一旁听着，觉得她的阅历真是了不得。我还注意到母亲的表情，当她听到“长毛”的情形总是开怀大笑，有时则悲声叹息，这是在听到某个人家遇到了不幸，再有时她会收敛了笑容，面无表情，眉宇间还有一些恼怒似的神气，这往往是在保姆她醉心于某家某户的奢华生活，她每日里不需干别的，只需坐在小凳上，用小刷子刷洗红木家具的雕花，她还描述那些精致菜点的制作过程，以及女主人的丝质内衣的洗涤方法。母亲的不悦是出于一个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义愤，还是一个破落户后代的小心眼儿?母亲是一个破落户的后代，我是后来才了解的。
总之，保姆是上海这城市里信使一般的人物，又有些像奸细。她们可以深入到主人的内房，以她们独特的灵敏的嗅觉，从一切蛛丝马迹上组织情节，然后她们再将这情节穿针引线似的传到这家又传到那家，使这里的不相往来的家庭在精神上有了沟通。我想，我们对自己所居住环境的了解，是从她走进我们家之后开始的。在这之前，串门走户，被母亲严格禁止，而她视我母亲的法律为粪土，母亲说母亲的，她行她的。于是，自她来后，我开始走进了我们邻居家的门。再由于保姆她的带领，人们也相继以“先生”和“师母”这样的称谓称呼我的父母，这使我欣喜若狂，我认为这是我们一家真正走进这个城市的第一个信号。我从小就这样热衷于进入这个城市，这样生怕落伍，是母亲对我最感失望的地方。有一次，我和母亲路过一幢楼房，我告诉母亲这是我们区的少年宫。母亲先不作声，只是驻步仰望了一下那楼房的尖顶，红瓦顶上正飘扬了一面少年先锋队的队旗，背景是蓝天白云，似乎还飘荡着悠扬的鸽哨。我注意到母亲的眼睛有一种微妙的表情，她望了一下楼顶，然后说：这是我的姨母家。这话使我大受震动，后来每当我心感寂寞的时候，我就会走到这座楼房前，楼房里总是喧声震天，孩子们的脚步几乎将楼板踏穿。目睹他们的热闹，我心里想着：虽然你们中间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可是这座房子是我母亲的姨母的。想罢我便骄傲地转过身子，向回走去。有了这幢房子作背景，我在这城市里就不再是孤独的了。而我根本弄不清我母亲的姨母是什么人物，现在去了哪里，和我母亲的关系又如何。我有一回试图向母亲提出这些问题，母亲却不快地反问道：这对你有什么重要呢?从此我就不敢再提这问题，母亲也闭口不谈这话题。但是，我却从此坚信，我们在这城市里不再是无亲无故。在我童年的时候，这座房子对我的作用就是这样重要。
除了这幢房子以外，还应当提到一位母亲称之为“三娘娘”的女客。她所以在我幼年时代深入记忆，是因为她是我们家惟一的一位说上海话，并且不属“同志”队伍的一位客人。她的装束也与“同志”大不相同，她描眉，涂唇膏，指甲上染有蔻丹，她穿一件翠绿的旗袍，她很漂亮，又很伤心，她一坐下来，总是泪水涟涟。母亲对她很客套且很冷淡。记得有一回她给母亲看她腕上的青紫伤痕，母亲正在削一个梨，削下的梨皮完整地包在梨身上，也许是削得过于专心没有听见，母亲连眼皮都不曾抬一下。她只得把她的手腕给我看，我由衷地唏嘘了一下，她脸上露出了安慰的笑容。她走的时候，母亲送她到门前的台阶上，总是由我积极地跑出去为她开天井的门，那月光如洗，她身穿翠绿旗袍，袅袅婷婷走过天井的景象实在难忘。她每回来去总是走前门，这也是一个特征，母亲站在台阶上迎送的情形，使我们家有一种高门大户的威势。她身上有一种“旧社会”的气息，而我们家却是一个完整的新社会，这体现在我们都说普通话，还有，我们来往的都是“同志”。三娘娘在我们家有点毕恭毕敬，母亲则有点傲然，这在我们家中显现出来的等级关系，令我陌生、不舒服，却又异常兴奋。有时候当她在的时候，家中又来了一位客人，母亲并不与他们作介绍，只是着重地说一句：这是一位同志。“同志”的意义这时大放异彩，连我都有些骄傲。三娘娘立即起身告辞，走过天井时，就有些灰溜溜的。这便是我们家与上海这城市所有的关系了。在我父亲那边，是别指望有什么线索的，他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为我与这城市的认同，帮不上一点忙，希望就寄托在我母亲身上了。这些关系虽然不多，而且为母亲有意缄默，但是却多少减轻了我在上海这城市里的孤独感。
那时候我还很热衷于翻阅照相簿。我在保姆她带我去过的别人家里，看见过白纱曳地西服革履的结婚相片，就想要在我们家的相册里也找到同样的一张。父亲母亲的结婚照令我扫兴，他们穿着皱巴巴的军服，站在一幅红布前面，红布上是前来祝贺的同志们的横七竖八的签名，看上去就好像在党旗下宣誓。我觉得他们简直不成体统，并且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我们家，任何一桩事情，比如过年走亲戚，比如结婚，都要弄成“同志”式的。我们家的照相簿里，充满了同志们的照片，男女同志穿着军服排列成各类队形。母亲有一张照片意义不凡，那是渡江时候，几天几夜的行军使她疲劳不堪，靠着一棵树熟睡如泥，风将她的头发吹得高高飘扬，大有一派“钟山风雨起苍黄”的味道。这张照片使我很激动，母亲身为“百万雄师”中的一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渡江的意义我们从小就明白，它意味着全中国的解放。在这样的时候，我便将外来户不外来户的问题抛诸脑后，心里充满了救世主的骄傲，我想：我们是上海这城市的主人啊!如不是这样这城市将如何黑暗啊!此时此刻，我会有意无意地强调我们家庭中的“同志”的因素，突出我们家与其他家庭的不同，用鄙夷的目光看别人，在三娘娘面前很放肆，使用“小市民”这个字眼去评介事物，虽然在我们居住的区域里，人们对“小市民”这个贬义词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反应迟钝。这是我对上海这城市极其矛盾的心情，自卑和骄傲混杂在一起，使我的思想左右摇摆，前后不一。但无论是自卑还是骄傲，都是我心感孤独的原因。
照相簿里有外婆的照片，她穿着高领镶边的缎衣，这和我们一整个家庭的格调很不投入，使我感到新鲜。我家保姆看了这张照片，很是明眼人地说：只须看看她胸前的这朵珠花，就可断定不是小家子的女儿。这话又从另一方面满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虚荣心从小就使母亲很头痛。我立即很势利地承认了她是我的外婆，并且时常翻出她的照片看看，想象一下我与她的血缘关系。我发现外婆容貌十分端正，温柔娴雅。她的气质还很高贵，仪态万方。她和母亲简直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很难相信她就是外婆。关于外婆，我缠着母亲问了有上百个问题，回答却很简单：她在母亲三岁那年死了，死于白喉。白喉直到今天还是可怕的疾病，每到白喉流行的季节，社会上就要大力开展预防白喉的卫生运动。关于外婆，只有这一桩事是我熟悉的，其它我一概不知。不过，无论如何，我有一个外婆，这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否则我就显得更加出格了。这点令我安慰。在我七岁那年的清明时分，我们忽然间要给外婆去上坟了，外婆的坟好像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这城市。母亲说新近才找到外婆的坟。怎么找到的?母亲也不说，我东猜西猜也猜不出个名堂。上坟使我欢欣鼓舞。这一天，我们全家好像春游，穿上过节的衣服，母亲捧了一束白花，还让保姆提着草篮，里面有酒菜之类的祭品。这天我们出游的时候，楼上阳台上有一个阿太一直在注意我们，过后她对我说：以鲜花祭祖是西洋的规矩，而奠酒奠食则是中国风俗，这两种不能合二而一，混淆一处。由她这样一说，我们给外婆上坟就好像掺了假，我们的外婆也好像掺了假。我又羞惭又愤怒，本来我在给外婆上坟这一桩事上寄托了许多幻想，现在全被她破坏殆尽。这老人闲来无事，好像专门在挑我们家的不是。她的笑使我刷的一下红了脸，我连连向她翻着白眼，她一点不在意，还笑容可掬。话再说回去，上坟那天风和日丽，我们一家盛装走出弄堂的情形，使人羡慕无比，人人瞩目。坟地在城市的郊外，那里粉蝶飞舞。外婆的坟很小，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四周长了野草。这是我第一次去墓地的经验，不了解墓地的真实含义，我们在人家的墓坪上跳来跳去，兴高采烈。外婆这一码事早被我们忘得干干净净。给外婆上坟这一回事发生在我七岁的时候，真是可惜，我很快就把给外婆上坟的印象糟蹋掉了。我完全不能了解上坟这一件事的重要和美丽，我错过了实地体验生死的机会。七岁那年上坟的印象使我将上坟这一桩事看得很轻佻，很游戏，我就只好从书本上去了解其间的意义。后来，外婆所在的墓园夷为平地，变成街道和楼房，成为我们这城市的一角，我们就无处可去上坟。其实上不上也无所谓，上坟这一件事在我们家庭生活里，本来就带有即兴的色彩，就像一个旅游项目。母亲一是对外婆毫无记忆，感情疏离；二是作为一个“同志”，她对“上坟”这桩民俗活动兴趣也不大。所以，给外婆上坟，在我们家庭的现代史中，犹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只有在我感到极其孤独的时候，才会从记忆中挖出这件事来安慰一下自己。
有时候我也认真地问过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强烈的孤独感?想到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了楼上那老是在阳台上窥伺我们的阿太，我心怀成见地认为，我的孤独感全是她一手造成的。很早以来，她就用慈爱的口吻对我说，她曾经带着我去过老城隍庙，当时我坐在一架童车里，她推着我，就这样去了老城隍庙。我觉得她是在暗示我，去老城隍庙这样的重要旅行是由她率领的，因此我应当对她感激不尽。而我却并不领情，相反还觉得阿太把我的老城隍庙之行弄得过于草率了。我矢口否认有这次经历，她便进一步说，曾给我买过什么样的吃食，而我又是如何欢欣鼓舞，手舞足蹈。她把我描绘得这样没有见识，伤害了我的自尊，我便咬死了说没有这样的事。保姆她打圆场说：她一定是忘了；阿太却说：她没有忘。她这样确信老城隍庙之行于我意义深刻，用意是在强调我的严重缺课。凡是在此城市里生活的人们，话里总要提及老城隍庙。星期天，许多家长带了孩子去老城隍庙，还有大世界，还有静安寺，还有大自鸣钟。我们的父母带我们去电影院看描写战争与建设的影片，去公园看动物，去某某会堂和“同志们”举行联欢活动。像老城隍庙，大世界，静安寺，大自鸣钟这样的名字，对我来说，包含有一种秘闻般的奇特内容，是上海这城市的秘闻。阿太总是有意地在我面前提到这些地名，看着我的眼睛，好像在问：去不去?我故意不看她的眼睛，不搭她的话茬。她还常常以纠正我的用语习惯，来对我的孤独处境进行强调。在我们的使用普通话为语言的家庭中，对事物的命名称谓往往是一种书面化的，并且是具新时代特征的书面化用语。比如我说：昨天我们去吃西餐；阿太就说：你们昨天吃大菜去了?还比如我说：妈妈到办公室去了；她就一定要说：妈妈到写字间去了?她以强调语言的不同来强调我们外来户的身分。有时候，她心情好，又正遇上我性子比较和顺的时候，她就领我上楼去玩。她让我参观她家的红木家具，床上铺的台湾席，一摞配有铜锁的樟木箱。下楼再回到我们家里，看着我们家从单位租借来的白木家具，便觉得又寒碜，又临时，好像我们在这个城市只是来歇歇脚的，歇过了马上就要开拔似的，而在我内心里，却早已一厢情愿地和上海这城市认同了。这便是我的痛苦所在。阿太还送我一个旧的八音盒，粉红的底上描着草叶花纹，打开盖子，便响起叮咚的乐声，这首乐曲后来我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圣母颂》。这个八音盒在当天晚上，就被下班回家的母亲让保姆上楼去送还了。我隐隐地感觉到，母亲和阿太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凭着我的聪敏和小心眼儿，我还感觉到，阿太对我做的一切其实是做给母亲看的，这就使我对她更加反感。送回八音盒的第二天，阿太在阳台上看着母亲走出家门，就下楼来故意压低声音对我说：来，给你玩八音盒。我很有骨气地回答：不要玩!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这可怜虫一直担任着一个倒霉的角色，那就是充当母亲和阿太明争暗斗的武器，她们双方都利用我的说来十分可怜的矛盾心情，就是说一方面我割舍不了一个上海新市民对这城市的认同；另一方面，我又割舍不了一个孩子对母亲的认同。我想不起来她们这场明争暗斗是从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开始的。反正她们越演越烈，毫不顾惜我的心情。我对上海这城市的了解便在这种斗争中逐步加深，同时加深的还有我的孤独感。阿太其实是没有诚意领我加入上海这城市的，她想的只是难倒我，难倒我母亲。这使我非常悲观，但这已足够让我认识到我们家的严重缺陷，我无法为这缺陷命名，为这缺陷命名是个大难题，这缺陷使我对我们家很失望，这就是我孤独的原因。这样，在传统的节假日里，即使有“同志”的家庭与我们家串门，也驱赶不了我心中的寂寞了。我觉得，我们家就好像这城市里的一个孤岛，我父亲说着令人惊奇的口音，我母亲明明会说上海话却偏偏要说普通话。我们无亲无故，只有男男女女的“同志”。“同志”这样的关系和普通话一样，带有人工的痕迹，有失于天然。给外婆上坟使我产生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家在这个城市里，一定还有一种自然的血缘的关系，问题是要将这关系寻找出来，困难重重。有几次我凝视外婆的照片，还有几次我去那大房子，我时常等“三娘娘”上门，而“三娘娘”却销声匿迹，不知去向。我们家只有我一个人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其他的人，你说他们在孤岛上，可他们比谁都欢喜，都安心，因为他们都比我现实，承认一切存在的合理性。过年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发愁。
我们隔壁还有户人家，他们有一个极其庞大的家族，共有四代人在一起生活，最上一辈的代表是一个老太太，小脚，驼背，耳聋眼花，终日对了镜子梳她那日益稀薄的头发。他们家里时常有亲戚上门，从他们那里，我才了解到亲戚关系的多种性质：舅公，叔公，舅爷，叔爷，姑婆，姑奶，姨婆，姨奶，表舅，表孃，等等。有时候看他们家呼啦啦的一大群出得门去，心中就很羡慕，比较起来，我们家就这么几个人几条枪，形单影只，无援无助。他家有一个男孩，与我同龄，平日言语中总显示出他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渊源，他开口就是：嗯奶带我去舅公家吃表叔的喜酒。“嗯奶”是宁波人对祖母的称呼，吃喜酒就是参加婚礼。我对吃喜酒心怀向往。我从未吃过喜酒，“同志”式的婚礼，总是联欢加喜糖。这样的婚礼上，只有一件事叫我喜欢，就是收集糖纸。我在桌子底下，大人的腿间，爬来爬去地拾糖纸，收获糖纸使我欢喜却也心感无聊。自从在男孩那里听到“吃喜酒”这个词，就被这个词打动，其中包含了一种红火火的喜庆景象，是任何联欢都比不上的。男孩虽然只和我一样大，却已经有多次吃喜酒的经历。他不仅有“吃喜酒”的经历，还有“大殓”的经历。“大殓”是富有悲剧意味的活动，“大”字当头便说明了其场面的隆重与壮观。当他“大殓”归来，站在弄堂里，口沫横飞地描绘他们全体穿了白色孝服磕头的情景，我激动得喉头哽塞。我对他渐渐地心生崇拜，他这样小小年纪就阅历丰富可真是了不得。我话里笑里都有点讨好他，想做他的朋友。这一切都须背着我的父母，母亲不喜欢我成为上海的弄堂孩子中的一员。前边已经说过，母亲希望我做个闺秀和革命接班人，这两者都要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素质和作风。母亲确信，弄堂里只能培养出市侩之子。无论从哪个立场，母亲都深恶市侩。这就是她不让我和邻家男孩来往的原因。可是那男孩对我的诱惑使我顾不得母亲的禁令。我从男孩那里得到的知识真是无穷无尽，我还了解到“宁波”这个地方。“宁波”是他们的老家，他家的嗯奶说一口纯粹的宁波话，把床叫做“眠床”，小菜叫做“下饭”。他家的“下饭”又咸又腥，一派宁波风范。宁波那地方，常有亲戚来他家，用一种荸荠状的带盖的竹篮，装着糕饼进门来。这使得他们家的一切都有根有据，不像我们家无根无由。
我曾经问过母亲，母亲的家乡是哪里?母亲说：杭州。后来有一次我们全家出游杭州，是在建国十周年的大庆里，我们的家庭活动往往是和国定纪念日联系在一起。在杭州我们住的是旅馆，陪伴我们的依然是“同志”。我没有看见一个亲戚，所谓家乡本应该是亲戚聚集的地方。因此“杭州”在我脑子里，只是个旅游胜地。没有家乡的悲哀涌上我的心头，我想我们是多么不幸啊，连个正式的家乡都没有。男孩家还有一个祭祖的日子，到了这一天，家里便香烟缭绕，气氛庄严。关于祭祖的故事，那男孩说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在他的故事里，祖先们不仅面目可怖，而且举止轻佻，以骚扰晚辈为快事。男孩是个故事家，我以为祭祖的传统是他想象力的发源地。男孩有时会给我吃他们家乡的一种印糕，不灰不白小小的一块，十分坚强，用力一咬，刹那间崩塌，弥漫了满满一嘴，呛得眼里流泪。那糕有一股淡淡的霉味，这霉味使我联想起他家的祭祖活动。整整一天我都感到不舒服，有一股凉气从我脚底森然而起。我吃完了糕，坐在家里，望着窗外流动的阳光，隐约觉得身在了另一个世界。最初的历史的感觉是以鬼魂的形式进入我头脑的。鬼故事对我的吸引几十年不灭，这其实是丧失了历史的人们为自己编造往事，可悲的自我安慰。人家祭祖的日子，我最感空虚，看外婆的照片安慰不了我。照片上的外婆年纪轻轻，没有一点祖先的威仪，无法使我心生敬仰。
有一天，母亲意外地向我提到了她的祖母，是以一种忆苦思甜的方式。那一天我很不乖，欲望无边，态度浮躁，母亲严肃地叫我坐下，给我讲述了一段童年往事。母亲在往事中提到了她的祖母，说她祖母带她怎样艰苦度日，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了今天没明天。这故事本身并没有吸引我的太大注意，在黑暗的旧社会，水深火热的故事基本大同小异，学校里天天都有教导。使我兴奋的是母亲的祖母这个人的出场，她于我是三代以上的长辈，作为祖先当之无愧。理所当然，我把她安排在了母亲的家乡杭州，在风和日丽的西湖畔上活动。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家族的背景。当然，和男孩相比，我的家族实在太过抽象，不像他，个个都有生动的实体。他的曾祖母每天坐在破镜子前梳她小得不能再小的发髻，要吃这要吃那，折磨着她的儿媳妇——男孩的嗯奶。男孩的嗯奶成日价忙到东忙到西，烧饭洗衣，拿出自己的私房钱，给男孩到老城隍庙去买玻璃弹子和香烟牌子。我有生以来第一回看到香烟牌子是从男孩那里。他对香烟牌上的古人熟同今人。他们横刀直马威武而立，他们的身世和战绩，被男孩描绘得栩栩如生。老城隍庙就好像是男孩的家似的，他说去就去，说来就来了。我还不曾斗胆与他去一回老城隍庙，这对我就好像历险一般，一旦想起，我便激动得打战，临到做时却怎么也下不了决心。
这一切都使我这个生性轻浮的孩子生出了一股自卑心。照我的本性，我是可骑爬到一切人头上去的，我日子过得热热闹闹，前途也很光明，而这一切使我心情有了暗淡的机会。心情暗淡的机会其实也不可多得，思想这一样深刻的东西，都是在心情暗淡的时刻产生。有时候，我们这些“同志”的孩子聚在一起，聊天玩耍，我本应当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结果却正相反。我发现我的普通话很不标准，他们具有的自信、优越，我也一点没有。他们彼此间很相熟，说这说那乐乐陶陶。我与他们有些格格不入，自觉得身上沾染了不少俗气，当他们批评“小市民”的时候，我会多心多疑。这种情形相当糟糕，我和他们在一起行动拘束，心情紧张，我说话不敢随便说，生怕他们看出破绽。我的处境变得十分为难，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没有人可以与我做伴，我成了这世界上顶顶孤家寡人的一个，谁都不认我了。有时我想弄个明白，究竟是怎么到这一步的，却也弄不明白。男孩可说是我惟一的伙伴，可是爸爸妈妈不让我和他玩。他精于上海这城市的一切游戏，比如香烟牌子，玻璃弹子，陀螺——他称之为“贱骨头”，这个称呼很有道理，你手执鞭子，越下力抽，它转得越欢。他有过人的灵巧，什么玩意儿在他手里，转眼间便玩出了精。这些弄堂里的把戏统统为我的父母看不上眼，他们要我从小学习英语，背诵唐诗，明辨是非，提高觉悟。我父母的意志主要由我母亲来体现并且执行。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把母亲作为我们家正宗传代的代表，这其实已经说明我的追根溯源走上了歧路，是在旁枝错节上追溯，找了半天结果找的却是人家的历史。这是混乱不堪的地方，不过也可证明在上海这城市里，妇女的地位上升，父权观念下降。母亲把我管得很严，有时候为了把我从家中叫出去，男孩费了好大的难，他学鸟叫，学蝉叫，学猫叫，学蟋蟀叫，学这城市里可以学得到的所有动物的叫。听到他的叫声，我便心旌摇曳，坐立不安。母亲最最看不得我这副作派，于是就招来严厉的训斥。他为什么要找我玩而不找别人，是因为除了我，他也没有别的伙伴。在上海这城市，人很小就面临了找不到伙伴这一问题。大部分的游戏都须两个人以上才可开展，假如没有伙伴，这世界上就会有许多游戏消失。男孩这个游戏的好手，为了保护小朋友们游戏的遗产，就只有来联合我了。
游戏是一件好东西，它可消除人的孤独。在游戏中，人们结成同盟或者敌手，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游戏还可产生戏剧性的事件，作为插曲，调剂我们平乏的人生。所以，母亲不让我们做游戏是很不对的。这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孤独全是母亲一手缔造的。母亲在我某一个成长时期里，成为我假想的仇敌，我总是在对她作出反抗。她要我东，我就西；她要我西，我偏偏东。我只能在一些没有意义的小事上反抗母亲，在大事上，比如和不和那个男孩玩耍，我却不敢违抗母亲的意志。因此，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处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走来走去，心里恨着母亲，觉得是母亲使我们一家都成了孤儿一样的人。母亲是孩子我在这世界里，最方便找到的罪魁祸首，她是我简而又简的社会关系中的第一人，她往往成为孩子我一切情感的对象物。孩子我对母亲的心情就变得很复杂：是她生我到这一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来，也是她，把我隔绝在四堵墙壁之中，上下左右都没了往来。她这样做是多么矛盾，一个孩子就在她亲手布下的矛盾中饱受寂寞之苦。事情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呢?那时我年龄幼小，见识不多，眼界很窄，不知道在上海这城市里，像我们这样无亲无眷的人家有许多许多，许多孩子在这样孤岛般的家庭中长大，也很健康，且有出息，像我这样苦闷的只在少数。糟糕的地方在于：我们家既不是像隔壁男孩家那样脉络清楚，根据确凿；又不像另外有些家庭一样干净利落，根除草尽。在我们家的周围，有一些蛛丝马迹，向我的好奇心招手。这些蛛丝马迹，从我童年时候起，就不间断地露头，一点又一点。比如说那幢大房子，比如说三娘娘，再比如说，患白喉死去的外婆，就在现在，白喉还没有灭绝，还有忆苦思甜活动中的曾外祖母形象，这一些，造成了一个故事的氛围。这就不能怪我疑神疑鬼，多思多虑了。而且，事情还仅仅是开头，远远没个完呢。
接着，一件在我看来是非同小可的大事发生了。这件事情，无论是于我们家的历史，还是于我们家的社会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开拓的意义。事情发生在一个晚上，家里正有几个“同志”在吃饭，挺热闹的。事情不知怎么都挤在一起了。有很多晚上，我们家没有客人也没有事情发生地过去了。忽然，电话铃响起，母亲去接电话，我看见母亲的表情一点一点地陷于迷茫。这时候，“同志们”正在热烈地干杯，兴高采烈，惟独我一个人注意到了母亲异常的表情。我警觉得像一条狗似的，时时留神家中有什么不寻常的情况发生。我心里开始激动，我想大约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要发生了。母亲在我眼睛里，是一个意志坚决的女人，很少有过表情迷茫的情形，她表情迷茫便意味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欢声笑语，觥筹交错，全都远去了，只听母亲低声惊呼了一下：你呀!母亲是用上海话叫这一声：你呀!然后母亲的脸红了，布满了又感动又欢喜的神情。母亲就带着这样的神情回到饭桌上，她说，她的一个孤儿院的老同学找到了她，“老同学”马上就要来了。听了这话，我不由战栗起来，我想：天哪，孤儿院的老同学，这是哪里的事啊!“老同学”在我们家的社会关系中是头一个；孤儿院呢，则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史中得到的印象，成千上万个孤儿在西方宗教温情脉脉的面纱背后遭到蹂躏与残杀。难道母亲就是其中幸存的一个?“老同学”也是一个?我们家的近代史忽然呈现出绮丽的色彩。母亲匆匆地吃罢饭，来不及招呼客人，便退了席。我看出她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她好几次说有人敲前门，然后走过月光照耀的天井去开门，铁门被她开得哐当地响，大弄堂里人影都没有一个。我趴在窗台上，看着母亲一个人站在门口的景象，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怜悯，我想：她是个孤儿啊!
孤儿这个词多么叫人伤心。我想，母亲三岁没了娘，那个祖母肯定也活得不长，否则她怎么会进孤儿院，做了一名孤儿啊!怪不得我们家无亲无故，原因都在于母亲是一个孤儿。原来我是一个孤儿的孩子啊!这个新发现叫我又痛心又感动，这个晚上我永远难忘，月色溶溶。有一个“老同学”将来我们家，也是一个孤儿，上海这城市原来还幸存有两个孤儿，其他的孤儿都死在帝国主义宗教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了。我竟是这幸存者之一的孩子，我是多么危险地、差一点就来不到地来到这世界上了啊!后来，“老同学”是从后门进来的，她一见母亲就用上海话叫：小鬼头!举座皆惊，我顿时觉得这一声叫揭开了我们家新的一幕，今后，我们家将在新的背景上演出我们的戏剧。母亲和老同学是在小房间里进行她们意义重大的会面。房门关着，我在门口走来走去，焦灼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当母亲开门出来取水添茶时，我如鼠一样地溜进了房间。起先我站在门口，老同学招手让我过去。她比母亲年长，也消瘦，戴一副黑边眼镜，态度和蔼。我有点胆怯，可好奇心驱使我向她走过去。她问我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这一类普通的问题。她抚摸我的手有些侷促，有些害羞似的，好像不知道怎么对待一个小孩子。作为小孩子的我，则在仔细地打量她，还大胆地去触摸了一下她腕上的一个小表，这使她惊慌了一阵，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候，母亲进来了，她意外地没有赶我走，于是我目睹了这场会面的尾声部分。老同学说别人传说母亲去了解放区，在战争中牺牲了。可是就在今天上午，她们医院清理病历卡，她在这城市一家著名的妇产科医院做一名护士长，清理病历卡时发现有母亲的一张。她久久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又怀疑这是一个同名同姓的人，要知道，这世界上不仅同名同姓，连外貌相同的人都是很多的。可是，她最后还是决定来找母亲，万一正是呢?她从病历卡上抄下母亲的工作单位，从工作单位问到我们家的电话。母亲自己都已经忘记了多年前曾经上那医院作过一次检查，是慕名而去，因为身体内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疑团。她仅仅去看了一次病，却留下了记录，这就是上海这城市的好处，这好处是档案工作很周全，给寻人提供了方便。她再三地说：小鬼头，你还活着啊!这使我心里充满了侥幸之感。一夜之间，我了解到母亲生命中度过了两次生死关头，第一重是帝国主义反动教会温情脉脉的面纱；第二重是战争的枪林弹雨。母亲和老同学亲密谈心的样子使我感动，她们说的都是上海话，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我对上海这城市的局外人心理。但是，母亲是一个孤儿这一个念头却占据了我的心，我甚至在那样小小的年纪就已经感觉到了，作为一个孤儿的寂寞是比做一个上海城市的局外人还要来得大，来得深，并且没有缓解的办法。
老同学找到母亲这一桩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了我们家的生活，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开始了频繁的互访活动。去老同学家吃饭，使我们全家欢欣鼓舞、兴致勃勃。我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大人和孩子手拉着手。老同学的丈夫是一个牧师，牧师这行当我那时并不了解。牧师他身材不高，偏胖，戴着金丝边眼镜，温文尔雅。他家没有小孩，老同学她独身很久，新近才嫁了牧师，他，却已过了生育年龄。她长久独身是因为她所供职的那个医院是个教会医院，规定护士不能结婚，要结婚必须离职，这是一种向上帝奉献的方式。这规定在解放以后才取消。上海是个教会医院很多的城市，这些教会医院给这城市留下多少独身和不生育的女人呢?没有小孩子和我玩，我并不觉得丧气，我和大人坐在一起，听他们说话。他们的话我多半听不懂，产生许多谬误，就是这些谬误，组成了我对母亲的孤儿院的印象。和老同学交往于我们家是一个新鲜的经验，我们由此了解到在“同志们”的战斗革命的生活道路之外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奋斗与发展有一种社会进化论的意味，和同志们所走的社会革命的道路不同。在我们家和她们家进行互访的同时，老同学家成为我们家一个热闹的话题，这是一个崭新的领域。从此，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就扩大了题材面。说真的，我很感谢老同学找到了母亲，否则，母亲忙忙碌碌的，不会有什么机会回顾往事。大部分人都不回顾往事就是因为没有机会。由于我们不能经常地、全面地回顾往事，我们生活与生命中的一些疑团，就失去了解答的线索，比如像我这种刻骨铭心的孤独疑团。可惜的是，我们家与老同学家的交往仅仅热烈了起初的一段日子，很快就疏冷下来。彼此的家离得远是一个原因；大家的工作忙又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想应当是除了回顾往事，再没有一个现实而需要的理由使这种交往保持密度。回顾往事，毕竟只是一种心情的需要，于我们现实的生活无关。所以，是家远，工作忙，缺乏必要性这三点原因使我们家和老同学家疏淡了联系。这其实是我们所居住的这城市的一个大问题，也是我们所以孤独的原因之一。所以，先前我认为老同学将揭开我们家新的一幕的预感，其实是夸大其辞了，事实上，这只是我们家庭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然而，不管怎么，孤儿院的这一段却从母亲隐秘的历史上揭露了出来。
母亲的孤儿院坐落于我后来独自居住的一条街上，我每天要从这条街上走至少两趟，一趟是上班，一趟是回家。这条街上没有一扇门和一扇窗透露出孤儿院的痕迹。那是英国人办的孤儿院，以英语会话，嬷嬷给每个孩子起一个英文名字，都是花的名字。我母亲的名字是“怀娥丽特”，就是紫罗兰。在孤儿院里，除了祷告以外，就是学做女工。嬷嬷们对她们的教导合起来只有两个字，就是“奉献”，奉献给上帝。母亲和许多女孩子坐在长桌边，低头做着女工的时候，她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上帝是谁。我母亲的现实精神使她拒绝接受一切抽象的东西，这就是她后来成长为一个无神论者的基础。上帝使她迷惘得要命，如不是因为这个，也许她就在孤儿院里呆了下去。因为对于一个孤儿来说，有一张床和一日三餐，就再无所求了。可是上帝这个题目天天在伤着她的脑筋，原罪的说法也在伤着她的脑筋。由此她就觉得上帝是一个惩罚者，惩罚使她联想起阴曹地府的惨烈景象，这是她祖母给她灌输的思想。说她今生做了错事，要下油锅上刀山地受煎熬，凭她实际的头脑还可接受，而认定她前世已经做了错事——这就是她对“原罪”这词的理解——前世的错处今世要来赎还，是她怎么也想不通的。她还隐约觉得，在做祷告和学女工之后，会有残酷的惩罚等着她，祷告和女工只不过是个序幕而已。这些念头使她日益苦闷，还有一些亵渎的念头缠绕着她，她在精神上备受折磨。我想，这大约就是帝国主义教会温情脉脉的面纱后面的杀人真相。所以母亲宁可在街头流浪，也不愿在孤儿院里衣食无忧。我后来居住的这条街道经常阳光明媚，下雨的日子里也很明亮。梧桐树长得很好。只有两路公共汽车往来，自行车也较稀少。这是上海这城市里少有的几条宁静马路中的一条。我选了一幢尖顶红瓦的楼房作母亲的孤儿院，因那尖顶有点像教堂的钟楼。前边还有一个花园，许多衣服晾在横七竖八的竹竿上，告诉人们那里居住有七十二家房客。我好像看见母亲排在一队女孩里面，走过草地，去到尖顶楼房，也就是教堂里面去做祷告，钟声当当，很悠扬。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悄无声息地、像猫似的溜过草坪，去进行向上帝奉献的仪式。上帝做了她们的父母，将她们集合起来，彼此做姐妹，使这些孤儿们彼此也都有些亲眷可以走走。我想，从这一点上说，上帝的用心也还是好的。只是母亲从小没有父母，她不想让一个面目暧昧的家伙来做她的父亲。像母亲这样没有管束的孤儿，是不会喜欢有人做她的父亲。孤儿的生活其实也不错，无牵无挂，自由自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想母亲离开孤儿院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坚持要做一个孤儿。
我觉得母亲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孤儿的习性，比如她不喜欢寻访亲戚，她只和“同志”在一起。同志关系是一种后天的再造的关系，亲戚则是与血缘有关的。母亲这人对血缘的问题没兴趣，她不太去想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类追根溯源的问题。这就苦了我了，我天天都在想，人是从哪里来的?母亲帮不了我的忙，就再没有人能帮我的忙了。母亲具有孤儿的特征还表现在她独立、坚强、自信、凡事不求人。这样一来，即使有“同志”，却也构不成命运的更趋紧密的关系了。命运的关系其实是以互相需要为基础的，而上海这城市的服务设施却有计划有系统地解决了人们的需要。比如抽水马桶漏水，只需往房屋修理处报告。假如没有这些服务，我们会去找一个亲眷，抑或是一个同志，请他来治理漏水问题，我们会对他生出感激之情，“谢谢”说个不停，他则说：下回再来找我。可到了下回，却是他来找我们，因为他家电线漏电，而我们恰恰在实践中学得了电的知识，这回就是我们帮他的忙。渐渐地，我们与他就建立了一种息息相关的情义，我们彼此解决水与电的问题。水与电是这城市里的命脉，将我们牢牢联合在了一起。这就是命运关系建立的过程。如今，日益完善的保修部门解决了命脉的问题，使这种产生命运关系的机会消失。这为人的独立自强提供了条件，这是孤儿特别易于生存的地方，它甚至可以把一个本来不是孤儿的人锻炼成一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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