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是您写的。”
没错，我在某篇未署名的社论中随手写过，但写完就忘了。这个段子在巴兰基亚的朋友们中间流传多年，我从未能使他们相信这是真事。
阿尔瓦罗·塞佩达一次偶然的波哥大之旅，让我从新闻中抽身了几日。他想拍部电影，而他只想到名字：《蓝色龙虾》。路易斯·维森斯、恩里克·格劳和摄影师内雷奥·洛佩斯居然当真，实在是一开始就搞错了。我一直没参与，直到维森斯把剧本草稿寄给我，让我在阿尔瓦罗的想法的基础上有所增添。我忘了我增添了什么，但我认为故事有趣，且很疯狂，是我们的风格。
每人都多少出了点儿力，贡献最大的是路易斯·维森斯，他把在巴黎学到的那点儿东西全用上了。我当时在赶一篇烦人的报道，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等我抽身出来，电影已经在巴兰基亚开拍。
作品青涩，全凭直觉，而这似乎是最大的亮点，或许也是阿尔瓦罗·塞佩达的保护伞。电影在巴兰基亚私底下放映多回。有一回，意大利导演恩里克·富尔基尼奥尼也观看了。令我们惊讶的是，他心太软，竟然说电影很棒。阿尔瓦罗的妻子蒂塔·马诺塔斯凭借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使《蓝色龙虾》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的非主流电影节中参展。
有这些事忙着，我们有时会注意不到国内严峻的局势。自从武装部队打着各党派和平共处的旗帜执政以来，哥伦比亚自认为摆脱了游击队。谁都觉得国家有所改观，直到发生了第七大道屠杀学生事件。渴望建功立业的军人们想向记者证明：不同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另一场战争正在上演。我们卷入其中，何塞·萨尔加尔揣着一个可怕的主意走到我桌前，对我说：
“准备准备，去看战场。”
受邀去看战场的记者在不明详情的情况下，于清晨五点准时集合，前往距波哥大一百八十三公里的比利亚里卡村。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会在他经常停留的休息点梅尔加军事基地举办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将在下午五点前结束，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带第一手资料和照片返回。
《时代报》派出了记者拉米罗·安德拉德和摄影师赫尔曼·凯塞多，还有四个我不记得了。《观察家报》派出的是丹尼尔·罗德里格斯和我。有些人穿着户外装，据说可能会在热带雨林里走一段。
我们乘车抵达梅尔加，然后分三架直升机飞越中央山脉崇山峻岭间的无人峡谷。印象最深的是年轻的飞行员小心翼翼地避开某些危险地带；前一天，游击队在此击落一架直升机，击伤另一架。心惊胆战地飞行了十五分钟后，我们降落在比利亚里卡空无一人的大广场上，硝石地面似乎不够结实，难以承受直升机的重量。广场周围的木屋是废弃的商店和无人的住宅，只有一栋刚粉刷过，动乱前，是村里的旅舍。
站在直升机前，能看到许多小山尖，透过沿飞檐漫布的薄雾，唯一一栋房子的锌皮屋顶隐约可见。据随行军官介绍，驻守在那儿的游击队有足够的火力把我们撂倒，我们只能猫着腰，之字形前进，这是基本防护，避免山那边放冷枪。我们跑进旅舍，才发现这里已经改成军营。
一位上校——一副战场装束，有着电影明星般英俊的面容，以及洋溢着智慧的平易近人的态度——不慌不忙地解释说，山里那栋房子中驻扎着游击队先头部队，他们是好几个星期前来的，夜袭了好几回比利亚里卡村。军方确信，看见直升机在广场上降落，他们必会有所企图，士兵已经集结完毕。没想到，挑衅了一个小时，动用了高音喇叭，对面也没动静。上校泄了气，派出一支巡逻队，去查看房子里还有没有人。
气氛有所缓和。记者们走出旅舍，到附近街上转悠，包括广场周边疏于把守的街道。摄影师、我和其他几个人沿着狭窄崎岖的山路往上爬。在第一个拐弯处，草丛里伏着士兵，准备射击。一位军官说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让我们回广场，但无人理会。我们想继续往上爬，去发现游击队的先头部队，以便爆出重磅新闻，不枉来这一天。
根本没时间反应。突然间，双方同时发令，密集扫射。我们卧倒在士兵旁，他们对准飞檐上的房子开火。混乱时刻，罗德里格斯不见了，他去找中意的拍摄视角了。交火时间短，强度高，之后一片死寂。
回到广场，我们正好看见巡逻队抬着一具尸体从热带雨林出来，队长非常激动，不许我们拍照。我用眼神寻找罗德里格斯，他在我右手五米处出现了，端好相机，准备拍摄。巡逻队没看见他。那一刻，我紧张得不行，既想冲他嚷嚷，叫他别拍了，万一挨枪子儿怎么办，又出于职业本能，希望他不惜代价，拍到才好。还没来得及细想，只听见巡逻队队长断喝一声：
“不许拍照！”
罗德里格斯不紧不慢地放下相机，来到我身边。巡逻队从近旁经过，我们能闻到活人酸腐的气息，感受到死人的悄然无息。等他们走过，罗德里格斯对我耳语道：
“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可惜登不了。邀请记者看战场的活动以悲剧收场。士兵受伤两人，游击队至少死亡两人，尸体已被拖回驻地。上校性情大变，语气吓人，简单地通知我们：活动取消，半小时内吃完午饭，立即坐车返回梅尔加，直升机要运送遗体和伤员。双方伤亡人数从未公布。
没人再提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的记者招待会。我们乘六人吉普从他位于梅尔加的住所前经过，后半夜才到波哥大。整个编辑部都在等我们，共和国总统府新闻办公室打过电话，说我们会坐车回来，但是死是活，他们没说。
直至那时，军政府只对波哥大市中心屠杀学生事件进行过新闻审查的干预。上届政府的最后一任审查官受不了记者们的欺骗和捉弄，几乎哭着离开后，编辑部里再无审查官。我们知道新闻办公室始终盯着我们，动不动就会打电话来提个醒，苦口婆心地劝两句。军政府一开始对新闻界彬彬有礼，后来神出鬼没，封锁消息。但仍有一条线索暗自浮现出来：听说——真假不明——托利马省新组建的游击队的队长是个二十二岁的大学毕业生，名叫——同样真假不明——曼努埃尔·马鲁兰达·贝莱斯或“神枪手”佩德罗·安东尼奥·马林。四十多年后，我去军营向马鲁兰达核实，他说当年是不是他，他也忘了。
没办法获得更多消息。从比利亚里卡回来后，我四处寻找，却找不到任何门路。总统府新闻办公室封锁消息，可恶的比利亚里卡事件彻底被军方掩盖。已经没希望了，突然，何塞·萨尔加尔故作冷静——他从未如此冷静——站在我桌前，给我看一封刚接到的电报。
“你在比利亚里卡没见着的东西在这儿。”他说。
电报上说的是武装部队为了剿灭托利马省的游击队，在无计划、无物资的情况下，从各村庄、各教区撤走儿童酿成的悲剧。孩子们被军队从父母身边带走，没时间登记身份，许多孩子自己也说不清。我们从梅尔加回来后，这出悲剧就拉开了序幕，先是一千两百名成年人被带往托利马各村镇，胡乱安置，任其自生自灭。单纯从后勤考虑，约有三千个大大小小、不同情况的孩子与父母分离，被分散送到全国各地的孤儿院。他们当中，只有三十个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其中有一对只有十三天大的双胞胎。新闻审查严格，行动绝对保密，直到《观察家报》记者从距比利亚里卡一百二十公里的安姆巴莱玛发来电报，提供了初步线索。
五个多小时后，我们在波哥大儿童福利院找到了三百名五岁以下儿童，许多都没有登记，父母不明。艾利·罗德里格斯只有两岁，只知道自己叫什么，其余一概摇头，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为什么来，也不知道父母名字，对于寻找，他们给不出任何线索。唯一的安慰是他可以在福利院生活到十四岁，政府相关部门每月拨给每个孤儿八十生太伏。第一周就跑了十个孩子，他们想扒火车回托利马，我们找不到他们的任何踪迹。
福利院为了方便管理，利于区分，按地区给不少孩子取了姓氏。可孩子太多，彼此相像，自由活动时间跑来跑去，还是无法分辨。特别是最冷的几个月，他们得在过道和楼梯上跑步取暖。福利院之行让我痛心不已，我不得不问自己：在战场上杀死士兵的那些游击队员会给比利亚里卡的孩子带来如此深重的灾难吗？
我们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分几期控诉了后勤部队的胡作非为。审查机关保持沉默，军方采取一贯的托词，回应说“比利亚里卡事件”是共产党反抗军政府广泛行动的一部分，武装部队被迫以战争方式还击。军方声明中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可以直接从素未谋面的共产党总书记希尔韦托·比埃拉处获得第一手资料。
下一步究竟是经报社允许还是个人行为，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试了好几个办法，想跟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以便了解比利亚里卡的局势，都没成功。主要是因为军政府对地下党展开了空前围剿。我联系了一位共产党朋友，两天后，另一名手表推销商出现在我面前，上门收取我在巴兰基亚尚未付完的分期付款。我有多少付多少，并假装不经意地说：我有急事，想找大领导。他当然回答联系不到，他也不知道谁能联系到。可当天下午，我在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拿起电话，听到一个轻松、悦耳的声音：
“您好，加夫列尔，我是希尔韦托·比埃拉。”
比埃拉是哥伦比亚共产党最杰出的创始人，但直至当时，他既没流亡，也没蹲过监狱。尽管两边电话都有被窃听的风险，他还是把秘密住处的地址告诉了我，让我当天下午去。
他住在六楼的一套公寓里，客厅很小，堆满了政治和文学书籍，另有两间卧室。楼梯又黑又陡，爬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不仅因为楼层高，还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一步步地向国家重大机密靠近。比埃拉跟妻子塞西莉亚及刚出生的女儿生活在一起。妻子不在家，他手边就是摇篮，孩子哭闹，他就暂停说话，不慌不忙地摇一摇，摇很久。他跟我聊政治，聊文学，尽管不怎么幽默。很难想象这个秃顶、气色红润、眼神清澈锐利、表述清晰的四十岁男人是国家情报部门的头号通缉犯。
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自我在巴兰基亚《民族报》报社买了那块表起，他就对我的生活了如指掌。我登在《观察家报》上的报道他都读过，连不署名的社论，他都辨认得出，还能读出言外之意。他也认为，我为国家做贡献的最好方式是继续当记者，不被任何人扯进任何党派。
我刚说明来访目的，他就直入主题。他十分了解比利亚里卡的局势，仿佛一直待在那儿一样。有审查制度在，相关新闻一个字也不能登。不过，他给我提供了重要消息，让我意识到，那只是半个世纪小打小闹后，持久战即将来临的序曲。彼时彼地，他的言论不太像出自他放在床头阅读的马克思，更像出自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因为他涉及的解决办法似乎也不是无产阶级夺权，而是底层大众团结起来，与统治阶级做斗争。那次拜访使我不仅看清了祖国正在发生什么，对局势的理解也更透彻。我如实将情况转告吉列尔莫·卡诺和萨拉梅亚，我没有关闭这扇门，说不定哪天这篇没有完成的报道的结尾就会出现。不用说，比埃拉和我结下了深情厚谊，甚至在开展地下工作最艰苦的日子里，他仍跟我保持联系。
另一出成人悲剧在暗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五四年二月，报纸披露一名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典当勋章换取面包，丑闻才破墙而出。他只是四千多名老兵中的一个，在哥伦比亚难以想象的历史时期，出于偶然应征入伍。当年，农民迫于政府暴力，在枪口下背井离乡，有出路已算幸运。他们涌入城市，城市人口膨胀，生活没有着落。无论社论还是街头，咖啡馆还是家里，哥伦比亚人几乎天天在说：在这个国家，日子没法儿过。对于许多流离失所的农民和无数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来说，朝鲜战争是一条个人出路。于是，他们一窝蜂地去了那里，没有具体要求，草草体检，跟当年西班牙人涌入美洲时的情形很像。后来，这支杂牌军一点点回国，终于有了个共同身份：老兵。几个老兵打架，屎盆子会扣在所有老兵头上。工作的大门向他们关闭，理由很简单：他们精神失常，没资格工作。另一方面，不计其数的人战死沙场，变成两千磅骨灰被运回国内，凄惨程度无以复加。
典当勋章的报道和十个月前的另一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当时，最后一批老兵带着差不多一百万美金现钞回国，去银行兑换，将哥伦比亚美元对比索的汇率从一比三点三拉低到一比二点九。可是，老兵们越是面对国内现实，声誉就越低。回国前有林林总总的说法：他们能拿特别奖学金，读最有前途的专业；终生享用退伍金；可以去美国定居。现实却大相径庭：回国不久后退伍，口袋里只剩下日本情人的照片，在战场休假时，他们去会日本军妓，那些女人还在军营里等着他们。
老兵的悲剧不可能不让我想起等了一辈子老兵退伍金的外公马尔克斯上校。我甚至认为，这种吝啬是对一名曾浴血奋战，反对保守派霸权的叛军上校的报复。另一方面，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幸存者反抗的是共产主义事业，成就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帝国梦。可回国后，他们的名字没有出现在社会版，却出现在法制版。一名老兵开枪打死了两个无辜百姓，他问法官：“我在朝鲜半岛杀了一百个人，为什么不能在波哥大杀十个？”
和其他老兵罪犯一样，他应征入伍、走上战场时，停战协议早已签署。然而，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也成为哥伦比亚人酷爱比较男子气概的牺牲品：国民以杀死朝鲜老兵为荣。第一批老兵回国不到三年，至少有十二人死于非命。原因不一，好几个刚回来，就在毫无意义的打架中把命丢了。其中一个因在酒馆的电唱机上不停地放同一首歌而引起口角，被人捅死。士官坎托尔名副其实，爱唱歌，与吉他为伴，回国仅仅几周后，便中弹身亡。另一名在波哥大被捅死的老兵全靠街坊邻居集资，才得以入土。在战场上丢了一只眼和一只手的安赫尔·法比奥·戈艾斯，被三名陌生人杀害，凶手迟迟没有落网。
记得——仿佛近在昨日——我正在写这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报道时，桌上的电话响了。我立刻听出是玛蒂娜·丰塞卡热情洋溢的声音：
“你好！”
我的心怦怦直跳，扔下写到一半的报道，去街对面的大陆酒店跟她见面。十二年没见，站在酒店门口，我很难从在拥挤的餐厅里吃午饭的众多女人当中认出她来。她扬起手套，跟我打招呼，她的穿着打扮一如既往，颇具个人风格。还是那件大衣，肩膀上搭着褪色的狐皮围巾，戴着猎人帽。岁月开始在她身上刻下深深的痕迹：皮肤皱纹满布、晒得干枯，眼睛失去光泽，整个人未老先衰，缩了一圈。我们俩都意识到十二年对于她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彼此掩饰得很好。初次到巴兰基亚，我四处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听说她在巴拿马生活，她的水手丈夫在巴拿马运河上做领航员，不过，我没跟她提起这个事，不是因为自尊，而是因为腼腆。
估计她刚跟某人吃完饭，那人走了，留下她单独见我。我们喝了三杯特浓咖啡，抽了半包劣质香烟，小心翼翼地摸索着怎样才能开展无声的交流。终于，她壮着胆问我可曾想念她。我实话实说：我从未忘记她，可她走得那么突然，我连生活方式都变了。她比我更心软：
“我从未忘记，你就像我的孩子。”
她读过我写的社论、短篇和唯一的长篇，谈起它们，她的目光清澈而犀利，或许只有饱含着爱与恨，才会有如此洞察力。然而，我和所有男人一样自私、怯懦，只会躲避怀旧的陷阱。等到气氛有所缓和，我才敢开口问她：一直想要孩子，有了吗？
“有了，”她高兴地回答，“都快小学毕业了。”
“像他爸那么黑？”我心里酸溜溜的，小气地问道。
她脾气还是那么好：“像他的妈妈这么白。我怕他爸爸气得不回家，但他没有，反而和我更亲近了。”见我一头雾水，她笑得迷人，向我保证：
“别担心，孩子是他的。我们还有两个彼此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儿。”
她很高兴能来看我，跟我聊了几段与我无关的过往。我虚荣心作祟，以为她在等我给出更暖昧的答复。但我和所有男人一样，弄错了时间和地点。我在要第四杯咖啡和一包烟时，她看了看表，毫无预兆地突然起身。
“好了，孩子，很高兴见到你。”她最后说，“读了那么多你写的东西，我实在忍不住，想来看看你现在什么样。”
“我现在什么样？”我斗胆问道。
“哦，这可不能说！”她笑得开心，“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直到坐在打字机前，喘过气来，我才发觉，长久以来，我既想见她，又怕与她终生厮守。从那天起，好多回，电话铃一响，我就怕得要死。
对记者来说，一九五五年的新年是从国家海军“卡尔达斯号”驱逐舰上的八名水手遭遇风暴、落海失踪开始的。四天前，这艘驱逐舰在美国亚拉巴马州的莫比尔结束几个月的常规维修，起航回国，在只差两小时就抵达卡塔赫纳时遭遇风暴。
所有记者都放下手中的工作，收听电台发布的第一条灾难公告。吉列尔莫·卡诺坐在转椅上，转过来盯着我，指令就要出口。何塞·萨尔加尔正往印刷室走，听到新闻，神经紧绷，也停在我面前。一小时前，我刚从巴兰基亚回来，准备再次报道灰烬之口的悲剧；眼下，我已经在想下一班飞往沿海的飞机何时起飞，以便去写有关八名溺水者的最新报道。然而，电台发布的公告说得很清楚：驱逐舰将于下午三点抵达卡塔赫纳，没有新消息，八名水手的尸体尚未找到。吉列尔莫·卡诺一下子泄了气。
“加博，这都什么事儿啊！”他说，“煮熟的鸭子飞了。”
灾难报道仅限于一系列官方公报，只说向因公殉职的海军士兵致敬，别无其他。周末，军方披露：水手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乘坐一只无桨的木筏，十天水米未进，奄奄一息地漂流到了乌拉瓦的一处海滩，饱受暴晒之苦，但可以康复。大家全都一个心思：要是能拿到独家报道，哪怕只采访半个小时，也会成为年度新闻。
根本就采访不到他！军方安排他住进了卡塔赫纳海军医院，使他与世隔绝。机灵的《时代报》记者安东尼奥·蒙塔尼亚假扮医生，混进医院，和他待了几分钟，貌似只拿到几张铅笔绘图，画的是遭遇风暴时，贝拉斯科在驱逐舰上的位置，外加只言片语。显然，他接到命令，消息不得外泄。“早知道他是记者，我会帮他一把。”几天后，贝拉斯科表示。他一康复，就在军方的陪同下，接受了《观察家报》驻卡塔赫纳记者拉希德斯·奥罗斯科的采访。他的收获很有限，没能如我们期待的那样，弄清一阵风是怎么刮死七个人的。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必须服从铁纪，住在波哥大父母家，也不能随意走动，随便说话。巡航舰中尉吉列尔莫·丰塞卡十分亲切地回答任何技术或政治问题，同样十分亲切地回避任何关键信息，即我们唯一感兴趣的事故真相。为了争取时间，我就贝拉斯科回到父母家的情况写了几篇报道。军方陪同人员还是不让我跟他说话，却准许一家地方电台采访，其采访内容无聊至极。显然，我们在受一帮擅长冷处理的官方人士的控制，而我第一次震惊于这样的念头：他们在向公众隐瞒有关海难的惊天内幕。如今想来，那不只是怀疑，更是预感。
那个三月，天灰蒙蒙的，寒风刺骨，淫雨霏霏，让我愈感愧疚。我一败涂地，回编辑部前，先去了街对面的大陆酒店，在冷清的吧台要了杯双份酒，小口小口慢慢啜饮，连厚实的正装款大衣都没脱。突然，耳边响起一个甜美的声音：
“独自喝酒，也会独自死去。”
“愿上帝听见，美人儿。”我痴痴地回答，以为是玛蒂娜·丰塞卡。
声音在空气中留下一缕温热的栀子花香，可惜不是玛蒂娜。我目送着她走出旋转门，和那把难忘的黄伞一起消失在细雨迷蒙的大街上。喝完第二杯酒，我也过街，借着两杯酒的酒劲回到编辑部。吉列尔莫·卡诺见我回来，高兴地大叫，好让所有人都能听见：
“来瞧瞧，了不起的加博给我们捉来了什么鸭子？”
我说实话：
“没有鸭子，只有死鱼。”
这时，我才发觉，看见我穿着湿漉漉的大衣，一声不吭地走过，编辑部里无情的嘲笑者们开始心生怜爱，谁也狠不下心来笑话我。
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的心里乐开了花，因为军方顾问不仅允许，还支持他做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广告。他在广播里说，他的手表经受得住恶劣的户外天气的考验，赚了五百美金和一块新表；他说他穿的网球鞋特别结实，饿极了啃过，怎么啃都啃不坏，网球鞋厂奖励了他一千美金。短短一天之内，他做了一场爱国演讲、收获选美冠军的香吻、作为道德表率与孤儿们见面。我都快忘记他了，突然——那天令人难忘——吉列尔莫·卡诺说贝拉斯科在他的办公室里，正准备签一份合约，说出完整的冒险经历。我觉得面子上特别挂不住。
“他现在不是死鱼，是烂鱼。”我还嘴硬。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我拒绝为报社做分内之事。吉列尔莫·卡诺无可奈何，二话不说，把贝拉斯科打发走了。后来，他告诉我，刚把这位请出办公室，他就开始思考，没法儿解释自己刚才的举动。于是，他请门房叫他回去，并给我打电话，说版权已买断，我无权拒绝。
一个沉没的案例被吉列尔莫死抓不放，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我很郁闷，但还是尽量态度良好地提醒他：我写这个报道，只是服从工作安排，不会署名。没想到对于那篇报道而言，这个偶然的决定歪打正着。我不得不用第一人称，以当事人的口吻和叙述方式去表达当事人的观点，署的自然也是当事人的名字。我老老实实地待在干燥、安全的岸上。也就是说，报道将是一篇讲述孤身冒险经历的内心独白，完全遵从事实。这个决定棒极了，因为贝拉斯科是个聪明人，情感与学识令人难忘，幽默感也恰到好处。最幸运的是，所有这些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没有缺陷的人物。
访谈变成了持久战，事无巨细地聊了三周，令人精疲力竭。我很清楚，最后见报的将不是原始访谈，而是加工后的专题报道。开始，我成心使坏，想引诱他陷入矛盾之中，以便挖出隐藏的真相。但我很快发觉，他毫无隐藏，我用不着挤牙膏。我就像漫步在鲜花盛开的原野上，可以随意采摘我中意的花朵。贝拉斯科下午三点准时来编辑部，坐在我桌前，先回顾前一天的内容，再按故事发展顺序往下讲。他讲一章，我晚上写一章，第二天下午登。原本应该这样：先把故事写完，厘清所有细节，修改完毕后再发表，这样更容易、更保险。可时间不等人，海难事件正在随着分分秒秒的流逝滑入遗忘的深渊，且随时有可能被另一条轰动性新闻淹没。
我们没用录音机。当年，录音机刚刚发明，最好的录音机有打字机那么笨重，录音带动辄如头发丝般缠成一团。只做笔录是件壮举。直到今天，我们都深知，录音机录音管用，但受访者的表情绝不能被忽视。一个表情，胜过千言万语；有时，表情和声音还会南辕北辙。我被迫用老办法，把笔记记在作业本上，正因如此，我相信我没有漏掉一句话或任何细节，还得以步步深入。头两天有点儿困难，贝拉斯科老想一口气把话说完。但他很快领悟，知道要按提问顺序和提问深度依次作答，尤其是他有讲故事的天赋，对这门“木匠活”有着天生的理解能力。
为了让读者做好下水前的热身准备，我们决定从起航前，贝拉斯科在莫比尔度过的最后几天讲起。我们还达成共识，不以登陆结尾，而是写到他在人群的欢呼声中抵达卡塔赫纳。这样一来，读者就能自行将他讲述的故事和已有的新闻接上。我们打算连载十四篇，让悬念维持两个星期。
第一篇发表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五日，报社在电台打了广告，那天的报纸一抢而空。第三天，我们指出了事件具爆炸性的症结所在，决定揭露灾难发生的真正原因——官方的说法是遭遇风暴。我想更细致地了解，请贝拉斯科细细道来。他对采访方式已经非常熟悉，回答前，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问题是，没有风暴。”
他明确指出是刮了二十多个小时的大风，这在当地那个时节十分常见，可是，指挥官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船员在起锚前领到了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最后一刻花得精光，采购了各种家电要往家带，船舱里都塞满了，冰箱、洗衣机、烤箱这些大件只能绑在甲板上——战舰上不允许这么做——占去了一大片空间。家电数量超乎预料，不过，没人慌神，也许是觉得航行既不正式，又只有不到四天的航程，据预报天气晴好，没什么要紧。他们已经干过那么多次，不是也没事儿？没想到运气真背：风比预想中稍大一些，阳光明媚，海面起伏，船身比预想中倾斜，草草绑住货物的绳子断了。要不是因为是艘军舰，“卡尔达斯号”早就不客气地沉了。可是，八名在甲板上值班的水手从船舷边滑落。因此，引发海难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官方从第一天起就一口咬定的海上风暴，而是贝拉斯科在报道中披露的家电超载——堆在一艘战舰的甲板上，还没绑好。
另一个被藏着掖着的问题是：落水船员能拿到什么样的救生筏，为何只有贝拉斯科死里逃生？据称，船上至少应有两种常规救生筏和他们一起落水。救生筏是软木和帆布做的，长三米，宽一点五米，中间有个保险仓，里面存放着食品、饮用水、桨、急救箱、钓鱼和航海用具，外加一本《圣经》。有了这些，即便不打鱼，十个人也能在海上生存八天。可是，“卡尔达斯号”上的小救生筏上无任何装备。根据贝拉斯科的描述，他那只就是什么也没有。这么一来，有个问题将永远悬而不解了：有多少落水船员上了置人于死地的救生筏？
无疑，正是由于这些十分重要的原因，官方才迟迟不对海难做任何解释，直到突然意识到，他们的声明根本站不住脚。其他船员已经回家，分布在全国各地，都会说出事故真相。到最后一刻，政府依然咬定“海上风暴”的说法，还在正式公报上发表严正声明。审查没有走极端，我们仍可登完报道。贝拉斯科尽量维持模棱两可的态度，谁也不知道之前他是否出于压力，没有说出真相，而他也没有要求或阻止我们将真相大白于天下。
登完第五篇，我们想把前四篇印成单行本，方便读者收集。忙得发疯的那些天里，没在编辑部里出现过的堂加夫列尔·卡诺从鸽子笼似的办公室下来，径直走到我桌边问：
“小加夫列尔，告诉我：海难报道还有几篇？”
我们正在写第七篇：贝拉斯科只剩一张名片可吃，他把名片咽下了肚。他想嚼东西，抱着鞋啃，没啃动。还差七篇。堂加夫列尔一听，急了。
“不行，小加夫列尔，不行！”他气急败坏，“至少要写五十篇。”
我说了我的理由，而他的理由是：报纸销量就要翻番。据他估计，销售数字有可能在国内报界创造新高。他临时成立编委会，研究资金、技术、报道等方面的细节问题，并商定可行的篇数：二十篇。也就是说，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六篇。
尽管我没有署名，我的工作方式还是传了出去。一天晚上，身为影评人的我去完成观影任务，影院门厅围绕海难故事展开激烈争论，争论者大多是观影后在附近咖啡馆与我交流看法的朋友。影评每周一篇，他们的看法有助于我厘清思路。对于遭遇海难的船员，他们普遍——极少数除外——希望他的故事越长越好。
在例外的极少数之人中，有一位英俊潇洒、老成持重的男子，穿着名贵的驼毛大衣，戴着圆顶硬礼帽。我从影院出来，独自回报社。他跟了我三个街区，同行的还有一个穿着同样考究、风华绝代的女人和另一个穿着没那么考究的男人。男子脱下礼帽，向我致意，并自报家门，名字我没记住。他没有转弯抹角，而是直接表示他对海难报道持不同意见，认为报道是在直接帮共产主义的忙。我实事求是地向他解释，那是当事人的叙述，我只管记录。男子自有想法，认为贝拉斯科是苏联派来打入哥伦比亚武装部队的间谍。直觉告诉我，对方是军队或海军高级将领。我很兴奋，想摸清他的身份。不过看样子，他只打算说这么多。
“不知您明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对我说，“无论如何，您帮了共产党，害了国家。”
他光彩照人的妻子警惕起来，挽住他胳膊，想拉他走，小声恳求道：“罗赫略，拜托！”他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同样彬彬有礼：
“我对您的文章十分仰慕，请相信我，我只能说这么多。”
他又跟我握了握手，被苦恼的妻子拉走了。另一位男同伴很吃惊，都没跟我道别。
这是一系列事件中的第一起，后来上街我们不得不谨慎。报社后面有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馆，通宵营业，在这个街区工作的人会去那儿吃消夜。几天前，两个陌生人无缘无故地袭击了在那儿喝夜里最后一杯咖啡的贡萨洛·冈萨雷斯。谁也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跟最与世无争的人作对，除非认错人了，误以为是我。我们俩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透着加勒比风范，他的笔名gog里又有两个g。不管怎么说，报社保安提醒我，城里越来越不太平，晚上不要独自出门。我倒很放心，下了班，总是一个人走回公寓。
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一天拂晓时分，街上飞来一块砖，砸碎了我卧室的窗户，掉了一地的玻璃碴，我以为自己大限已到。原来是亚历杭德罗·奥夫雷贡，他丢了家门钥匙，找不到醒着的朋友，酒店也没有空房间。他找不到地方睡觉，按我家门铃，门铃坏了，他就从附近工地捡了块砖头解决问题。我给他开了门，他几乎连声招呼都没打——免得彻底吵醒我，四仰八叉往地板上一躺，一觉睡到大中午。
报纸还没上街，报社门口便人头攒动，日复一日，愈演愈烈。在商业中心工作的人为了买报，推迟下班时间，在公共汽车上读最新报道。我觉得读者的兴趣最先出于人道主义原因，之后出于文学原因，最后出于政治原因。当然，兴趣得以持续靠的则是报道的内在张力。我怀疑，贝拉斯科描述的某些情节是他编造的，他在寻求象征或情感意义，比如第一只不愿离开的海鸥那段；飞机那段有着电影画面的美感。一位海员朋友问我怎么会对大海如此了解，我告诉他，我只是绝对忠实地照搬了贝拉斯科的观察。达到某种程度之后，我便无可补充了。
海军高层可没这么好的脾气。报道登完前，他们发来抗议信，说我们用地中海标准、不体面的方式评判在任何海域都可能发生的灾难。“报社不顾七个令人尊敬的哥伦比亚家庭和全体海军官兵的哀悼与伤痛，”信中称，“做出极不合适的决定，任由新手撰写系列报道，大量运用非技术性的、不合逻辑的词句与概念，还偏说出自于幸运、勇敢自救的幸存者之口。”鉴于此，海军申请共和国总统府新闻办公室介入此事，由一名海军将领协助，审查之后的事故报道。幸好，收到这封抗议信时，我们已经登到倒数第二篇，还可以装傻装到下一周。
在报道全部登载完毕前，我们颇有先见之明地请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有相机的战友名单及住址，他们发来了在航行中拍摄的照片。拍什么的都有，大部分是在甲板上的集体照，背景正是一箱箱家电——冰箱、烤箱、洗衣机——连牌子都看得一清二楚。这番好运足够我们推翻官方的否认。政府果断而迅速地回应，增刊销量空前，打破了所有纪录，超过了所有预期。不可战胜的吉列尔莫·卡诺与何塞·萨尔加尔只有一个问题：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做？”
那一刻，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我们无言以对。相比之下，其他所有新闻似乎都不是新闻。
《观察家报》刊登系列报道十五年后，巴塞罗那图斯盖兹出版社推出了硬面精装单行本，大卖热卖。出于对英雄海员的崇拜之情，在正义感的召唤下，我在前言的结尾写道：“有些书不属于作者，而属于经历者，比如这本。因此，本书的版权将属于在救生筏上困了十天十夜、水米未进的那位不具名的同胞。没有他，这本书不会出现。”
这不是一句空话。按照我的吩咐，图斯盖兹出版社连续十四年将稿费全额支付给了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直到波哥大律师吉列尔莫·塞亚·费尔南德斯让他相信，他在法律上享有该书版权，尽管律师心知肚明，版权并不属于他，而是我为了向他的英雄行为和叙事才华致敬，向友谊致敬而做出的决定。
我被告上了波哥大第二十二号民事法庭。律师朋友阿方索·戈麦斯·门德斯请图斯盖兹出版社再版时删去前言最后一段，法庭宣判前，停止支付路易斯·亚历杭德罗·贝拉斯科任何费用。出版社一一照做。出示人证、物证，就技术问题展开长时间的辩论后，法庭宣判，我是此书的唯一作者，驳回了贝拉斯科的律师提出的诉求。也就是说，出版社之前支付给他的所有费用的根据，不是他和我合作完成此书，而是我身为作者，自愿决定由他领取稿酬。我做出另一个决定：之后将全部稿酬捐给一家教育基金会。
这样的故事可遇而不可求，它不是在纸上杜撰的。是生活创造了它，凭借的几乎总是出其不意。后来，我们吸取了经验。那一年，安蒂奥基亚省伟大的自行车选手拉蒙·奥约思第三次获得全国冠军，我们想报道他的一生。我们根据海难报道的经验，重磅推出，连登十九篇，最后才发现，读者更喜欢的是现实生活中，在山间骑行、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拉蒙·奥约思。
一天下午，出现了再创辉煌的希望，只是很渺茫。萨尔加尔打电话给我，让我赶去大陆酒店的酒吧和他会面。他和一位老朋友在一起，后者为人严肃，刚介绍他认识了自己的一位同伴——工人打扮，是个百分之百的白化病患者，须发皆白，在昏暗的酒吧里闪闪发光。萨尔加尔的朋友是位知名企业家，其同伴是位采矿工程师，正在距《观察家报》报社两百米处的空地上挖掘传说中属于西蒙·玻利瓦尔将军的宝藏。这位同伴——之后成为萨尔加尔和我的好友——向我们保证传说属实。但故事过于简单，令人生疑：落败后的解放者命不久矣，打算离开卡塔赫纳，继续最后的旅程。他在独立战争的穷困时期聚敛了可观的个人财富，足以安享晚年。在继续苦难的旅程前——不知去加拉加斯还是欧洲——谨慎起见，他把宝藏藏在了波哥大，设置了当年十分流行的斯巴达式密码，这样，需要时，不管他人在哪儿，随时都能寻回。我在创作《迷宫中的将军》时，带着无法抗拒的渴望想到了这次报道，原本想把宝藏的故事作为主线，可惜资料太少，可信度不够，用在虚构文学上似乎也显得拙劣。传说中的宝藏，主人从未取回，搜寻者正在热切地寻找。我不懂他们为何要把这件事告诉我们，萨尔加尔跟我解释，他的老朋友喜欢海难系列报道，想给我们提个醒，让我们追踪这条新闻，好再登一系列同样备受关注的报道。
我们去了挖掘现场。那是记者公园西边唯一一块空地，离我新搬的公寓很近。萨尔加尔的老朋友告诉我们，在一张殖民时期的地图上，宝藏的具体坐标被标出，位于蒙塞拉特和瓜达卢佩山之间。这个故事令人着迷，要是运气好，会和海难报道一样轰动，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反响。
我们隔一段时间就去现场看一眼，随时掌握情况，一边喝柠檬烧酒，一边听工程师没完没了地说上好几个钟头。我们感觉离奇迹越来越远，直至很久以后幻想破灭。后来我们猜测，宝藏故事是未经许可在波哥大市中心采矿——很值钱的矿——的幌子。不过，也说不准采矿是保住解放者宝藏的幌子。
那段日子不适合做梦。自从撰写了海难报道，真真假假的死亡威胁通过各种方式向我们涌来，朋友们建议我出国避避风头。当路易斯·加夫列尔·卡诺突然问我下周三有何打算时，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出国。他和往常一样，不动声色地对我说：要是没别的打算，准备文件，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日内瓦下周召开的四国首脑会议采访。
我先打电话告诉妈妈。她觉得这是大事，问我日内瓦是哪个庄园。我告诉她：“是瑞士的一座城市。”面对儿女们的意外举动，妈妈永远保持镇定。她丝毫不乱阵脚，问我待多久，我说最多两个礼拜。其实会议只开四天。然而，出于某些无关乎我的意愿的原因，我待了不止两个礼拜，而是近三年。于是，我成了那个需要“救生艇”的人，哪怕每天吃一顿也好。不过，我很小心，家人并不知情。一次，有人对妈妈胡说八道，说儿子骗她，说好只待两个礼拜，却在巴黎花天酒地。
“加比托不会骗任何人。”她笑得天真，“有时候是上帝安排，把两个礼拜过成两年。”
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自己和几百万迫于暴力背井离乡的人一样，没有合法证件。我没有身份证，没投过票；在巴兰基亚，用的是《先驱报》记者证，为了逃兵役——从两年前逃到那时——上面的出生日期是瞎编的；遇到紧急情况，就拿锡帕基拉电报员给我的明信片证明身份。一位朋友送来了及时雨，帮我联系了一家旅行社的代办，他让我预付两百美金，在十张空白水印纸的下方签名，保证在指定时间把我送上飞机。这时，我才惊喜地发现，我的银行存款数额惊人，原因是平时一心一意当记者，没时间花钱。除了日常开销——不超过一名穷学生的花费，唯一的支出是每月往家送“救生艇”。
航班起飞前一天，旅行社的代办坐在我面前，把证件一份份放在桌上，依次告诉我名字，免得我弄混，有身份证、兵役证、按时纳税证和天花、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最后，他跟我另要了一笔小费，给面黄肌瘦、用我的名字接种了两次疫苗的小伙子，多年来，他每天都代替匆忙出行的客户接种疫苗。
我飞到日内瓦，刚好赶上艾森豪威尔、布尔加宁、伊登和富尔出席的开幕式。我不懂外语，只会卡斯蒂利亚语；差旅费只够住三流酒店，好在有银行存款撑腰。出国前原本预计几周后就回国，可临走前，我鬼使神差地把公寓里的东西全送人了，包括在阿尔瓦罗·塞佩达和路易斯·维森斯的指导下，耗时两年收集的一整套经典影片。
诗人豪尔赫·盖坦·杜兰来向我告别时，我正在撕没用的纸。他很好奇地翻垃圾桶，想翻出点儿东西来，登在他的杂志上。他找到三四张拦腰撕开的稿纸，在桌上拼起来读了读，问我是哪儿的文章。我说是从《枯枝败叶》初稿中删掉的《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提醒他已经用过。这个短篇曾在《纪事》周刊和《观察家报》周日增刊上发表，用的是一模一样的题目，我记得是在电梯里匆忙答应下来的。盖坦·杜兰并不在意，把它登在了他的下一期《神话》杂志上。
吉列尔莫·卡诺家的告别宴极其喧闹而混乱，害得我误了回卡塔赫纳的飞机。那晚，我本该回家过夜，以便跟家人告别。幸好我登上了次日中午的另一架飞机。还不错，自上回离开，家里的状况改善不少，爸妈和弟弟妹妹们觉得没有我的“救生艇”，他们也有能力把日子过下去。日后在欧洲，我比他们更需要接济。
第二天一大早，我坐汽车前往巴兰基亚，去赶下午两点飞往巴黎的班机。在卡塔赫纳长途汽车总站，我遇到了“摩天大楼”令人难忘的门卫拉希德斯，当年一别，再未谋面。他冲过来，噙着泪，给了我一个发自内心的拥抱，不知该说些什么，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我们匆忙聊了几句，他的车来了，我的车要开了。分手前，他热忱地对我说：
“堂加夫列尔，我不明白，为什么您从来不告诉我您是谁？”
这话问到我心坎儿里去了。“哦，亲爱的拉希德斯，”我比他更伤心，“我没法儿告诉您，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几小时后，坐在前往巴兰基亚机场的出租车上，窗外忘恩负义的天空比世上任何地方的天空都更明朗，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位于“七月二十日”大道。回顾近五年来的生活，我灵光一闪，往梅塞德斯·巴尔恰的家望去。她就在那儿，像大门前的一尊雕像，身材曼妙，遥不可及，穿着当年流行的金边绿裙，头发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沉静如海，仿佛在等一个不会到来的人。我在心里忍不住大叫：在这个七月的星期四，时间还这么早，我却要永远地失去她了！我差点儿让出租车停下，去跟她道别。可是，结果难料，我又执着向前，还是不要节外生枝的好。
坐上飞机，我越想越后悔。当时有个特别好的服务：前方座椅靠背上有供乘客使用的便笺纸——这个简明的叫法仍在使用。金边信纸，亚麻纤维纸信封，有粉色、奶油色和蓝色，有时还带香味。之前几次飞行中，我用它们写告别诗，折成纸鸽，下飞机时放飞。我挑了张天蓝色的信纸，给梅塞德斯写了第一封正儿八经的信。早上七点，名花无主的她穿着漂亮的绿裙子坐在家门口，头发剪得像海燕的翅膀，我甚至没有想过大清早她为谁而装扮。以前我即兴给她写过闹着玩的便条，偶尔碰见时，她会口头给几句难以捉摸的答复。第一封信，我只写了五行，正式通知她我去日内瓦出差了。正要落款时，我决定最后加上一句有如正午的一道闪电让我眼前发黑的话：“一个月不回信，我就定居欧洲。”凌晨两点，我没有给自己时间思考，在荒凉的蒙特哥贝机场把信投入邮筒。那天是星期五。第二个星期四，我在日内瓦又开了一天徒劳无功的会——各国意见依然不一致——回到酒店，看见了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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