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是不看我。

“好吧，”终于，他叹了口气，“他倒没有，他有个兄弟因为小偷小摸被逮捕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我顺水推舟，“丽塔又不是跟这个结婚，她是跟不在牢里的那个结婚。”

他不说话了。从回答第一个问题起，他就越过了诚实这条底线。他也知道，有个在牢里的兄弟是不实的传言。他理屈词穷，死死攥住最后一点儿尊严。

“好吧！要结赶紧结，我可见不得家里的孩子谈恋爱谈得没完没了。”

我接得飞快，丝毫不留情面，这辈子都挺过意不去的：

“那好，就明天，一大早就办。”

“喂！有这么夸张吗？”爸爸吓了一跳，但面露笑容，“让小姑娘穿什么？”

帕姨快九十岁了，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一个热浪滚滚的下午。她事先没打招呼就一身重孝，缠着黑色裹头布，提着小箱子，乘出租车从里奥阿查赶到了卡塔赫纳。她幸福地走进家门，张开双臂叫道：

“我要死了，来跟大家告别。”

我们让她住下，毕竟她是帕姨，还和死神交情不浅。她住在仆人房——她只愿意睡在那个小房间里——等待大限来临，最后带着处女的芬芳合眼，终年约一百〇一岁。

那是我在《宇宙报》最充实的一段日子。萨巴拉将政治智慧传授与我，教会我如何在畅所欲言的同时，通过审查。他第一次对我由来已久的撰写专题报道的想法产生兴趣。不久，一条特大新闻浮出水面：马尔贝亚海滩，鲨鱼袭击游客。最离奇的是，政府悬赏，每杀死一条鲨鱼，赏金五十比索。次日，巴旦杏树上都挂不下夜里捕到的鲨鱼了。埃克托尔·罗哈斯·埃拉索笑得死去活来，在波哥大《时代报》新开的专栏上撰文一篇，讽刺滥捕鲨鱼的荒谬行径。于是，我灵光一闪，想写一篇有关夜捕鲨鱼的报道，萨巴拉全力支持。可是，我一上船，计划就泡了汤。他们问我晕不晕船，我说不晕；问我怕不怕海，其实我怕，但我说不怕；最后问我会不会游泳——应该最先问——我说不会，没敢说假话。不管怎样，我在陆地上跟水手们聊过，他们是去距卡塔赫纳八十九海里的灰烬之口，向无辜的鲨鱼下手，满载而归后，去领五十比索一条的昧心钱。特大新闻当天就没了声息，我的专题报道也打了水漂。于是，我只好刊登了我的第八个短篇《纳沃，让天使们等候的黑人》。至少有两位严肃批评家，以及我在巴兰基亚的那几个苛刻的朋友说它是个良好的转折。

我不认为我的政治成熟度足以使我受到影响，问题是我再次消沉，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唯一的娱乐就是在城墙边的“拱顶大厦”里跟醉汉们唱到天亮。殖民时期，这里住过军妓，后来关押过政治犯。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桑坦德将军被志同道合的战友流放到欧洲前，也曾在此服刑八个月。

那是一座古迹，看守是名退休铸排工。每天报社关门后，在职铸排工会去找他，喝以盗马贼的技艺酿制、地下酒坊出售的细颈大肚瓶白甘蔗酒。他们生于排字世家，有学识，精于语法，喜欢在周末痛饮。我和他们打成一片。

他们中年纪最小的名叫吉列尔莫·达维拉。尽管有些地区领袖不让内地佬入行，他还是光荣地在加勒比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也许是因为技艺精湛。他除了技术好、颇具个人魅力，还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能让办公桌抽屉里飞出鸟儿，提前为付印前刚交的社论留好空白位置。工作认真的萨巴拉老师也会暂时忘记帕德雷夫斯基和无产阶级革命，让大家为他鼓掌，同时总是警告说——说了也白说——下不为例。至于我，每天与魔术师共事的经历可以说是总算让我发现了生活的真相。

在“拱顶大厦”共度的那些日子中的一个清晨，达维拉说，他想办一份二十四乘二十四大小——四开纸的一半——的报纸，在下班高峰期免费发放。那将是世界上最小的报纸，十分钟就能读完。《袖珍报》就这样诞生了。早上十一点，我写一小时，达维拉在两个小时内排版、印刷，出去分发的胆大的报贩子只须吆喝一声，众人便会一拥而上。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袖珍报》问世，出人意料地空前成功，更加出人意料地昙花一现：一共就三天，出了三期。达维拉向我坦言，即使用黑魔法，也很难想出成本如此之低、开张如此之小、操作时间如此之短、消失如此之快的好主意。最离奇的是，第二天，有那么一刻，我被街头的哄抢和读者的热情所迷惑，居然以为这或许就是我的求生捷径。美梦只做到星期四。经理说，再出一期，就会破产，即使刊登商业广告——必须又小又贵——也不实际。《袖珍报》的特色就在“袖珍”二字，开张大小恰恰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卖得越多，越难以为继。

我有点儿进退两难。离开《纪事》周刊后搬到卡塔赫纳是恰逢时机的好事，这里的环境非常有利于继续创作《枯枝败叶》。特别是住在家里，家人奇思妙想，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儿都有可能发生。记得有次吃午饭，我们和爸爸聊天，说许多作家在什么都不记得的时候写回忆录困难重重。这道难题被六岁的库奇轻松化解：

“既然这样，”他说，“作家应该趁什么都记得，先写回忆录。”

我羞于承认，在写《枯枝败叶》时，我也遭遇了写《家》时重技巧、轻主题的困境。在兴冲冲地写了一年后，我被困在了既无入口也无出口的环形迷宫中。如今我知道原因何在了。为锐意创新提供了出色范例的风俗主义，最终使正在试图打开紧急出口的国家重大题材变得僵化。事实是我再也无法承受那种举棋不定，一分钟也不行。核对信息，再做一些文体方面的决定，小说就能杀青，但我还是感受不到它的生命。我在迷雾中摸索多时，早已迷失其中，以致眼看着那本书要沉没，却不知道哪些地方有裂口。最糟的是，写作到了这个阶段，谁也帮不了我，因为裂缝不在文本里，而在我心里，只有我能看见，只有我能感觉到。也许，正因如此，还完《先驱报》的预支稿费——拿去买家具了——我没多想，就把“长颈鹿”专栏给停了。

不幸的是，机智、坚持、关爱都无法战胜贫穷。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年后，人口普查办公室关门大吉，留下的窟窿，《宇宙报》的薪水填补不了。我没有回法律系，尽管一些老师千方百计地帮我，劝我就算不喜欢，好歹把大学念完。家里每个人都缺钱，不过这个窟窿太大，我从来也没有填满过，而没希望比没钱更令我沮丧。

“要是我们全得淹死，”一天，我痛下决心，午饭时宣布，“我先自救，然后帮你们找救援，哪怕只是一艘需要自己划桨的救生艇。”

他们只好随我，坚信救生艇一定会来。就这样，十二月的第一周，我又搬回巴兰基亚。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坐在打字机前，见我不请自来，走进《先驱报》的老办公室——《纪事》周刊由于资金短缺，已经无法维持——顿时心知肚明，像见了鬼似的叫道：

“您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来了！”

这辈子，我很少说这么靠谱的实话：

“大师，我烦得不行。”

阿方索定下神来。

“好吧！”他还是那副姿态，引用哥伦比亚国歌的歌词回答道，“幸好，全人类都在锁链下呻吟。”

他丝毫不好奇我为何回来。似乎他和我心意相通，几个月来，只要有人问起我，他一律回答：“他会回来的。”他一边穿外套，一边幸福地从桌边站起：我是天降救兵。他约了人，已经晚了半小时，第二天的社论还没写完，让我帮他接着写。我只来得及问他主题是什么，他一溜烟地跑到走廊上，漫不经心地——谁叫我们是朋友呢？——答道：

“看了不就知道了！”

第二天，《先驱报》办公室里又面对面放着两台打字机，我在同一版面继续发表我的“长颈鹿”专栏。当然，稿酬不变。阿方索和我依然如故，许多社论我写两段，他写两段，混在一起，难以分辨。新闻或文学专业的学生查阅档案时试着区分过，没分出来，除非题材特殊。我们的区别不在文风上，而在文化信息方面。

在“第三个人”，小偷朋友遇害的消息让我悲痛不已。一天晚上，他和平常一样出门干活儿，入室行窃时心脏中弹。就这些，具体情况不详。遗体被他姐姐认领了，她是他唯一的亲人。葬礼由慈善机构资助，送别的只有我们和酒馆老板。

我又在阿维拉姐妹家住下，再次跟梅拉·德尔玛成为近邻，在黑猫妓院过得不好，就去她那儿寻求平静和净化。她和妹妹艾丽西亚性情相似，有如双胞胎，和她们在一起的时光周而复始。姐妹俩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与文学小组成员交往，每年至少请我们吃一回愉悦身心的阿拉伯大餐。她们家时有名人意外造访，从各类大牌艺术家到迷惘诗人，不一而足。阿维拉姐妹和佩德罗·比亚瓦老师将我对音乐的爱好引上正道，把我带进艺术界的快乐群体中。

如今想来，巴兰基亚的环境更利于《枯枝败叶》的创作。有了打字机和办公桌，我立即开始精力充沛地修改。这时候，我大着胆子，把誊清的一稿——明知不是定稿——拿给文学小组的朋友们看。先前已经就它聊过多次，不用再费口舌提醒什么。阿方索在我对面写了两天稿，对我的新作只字未提。第三天下午工作结束，他把稿子摊在桌上，读出用百事贴标出的那几页。他没做评价，而是梳理出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帮我提炼风格。意见条条在理，我一一接受。只有一处，在我告诉他那是儿时的真人真事后，他还是觉得有些牵强。

“写得差，真亦假。”他笑得前仰后合。

赫尔曼·巴尔加斯的方法是：要是文句还行，别急着评价，先给一颗定心丸。他感叹道：

“棒极了！”

可之后几天，他对那部小说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晚上在酒桌上，他会更加兴奋地给出中肯的意见。平时，他对稿子不满意，会和作者单独见面，既坦率又诚恳地跟对方谈，对方即使想哭，也不得不由衷地向他表示感谢。他不这样对我。直到一天，赫尔曼突然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评论我的稿子，我这才把悬着的一颗心放下。

阿尔瓦罗从哈皮咖啡馆销声匿迹，大约一周后，突然在玻利瓦尔大道上用车拦住我的去路。他心情大好，冲我叫道：

“我操，大师，上车！”

这话是用来麻醉人的。大伏天，我们在商业中心漫无目的地兜圈子，阿尔瓦罗激情澎湃地吼出他鞭辟入里的看法。每当在人行道上看见熟人，他便先打住话头，亲热地招呼一声或开个玩笑，然后继续激情澎湃地扯着嗓子吼。他头发乱蓬蓬的，眼球突出，像是透过圆形监狱的铁栅栏看着我。后来，我们去“巴旦杏”的露天座上喝冰啤酒，被街对面青年队和竞技队的球迷吵得头昏脑涨，随后，体育场里涌出一大群因踢成二比二平而垂头丧气的人，他们狂呼乱叫着占领了酒馆。最后一刻，阿尔瓦罗从车窗探出头来，吼出对稿子的总体评价：

“大师，不管怎样，还是有不少风俗主义的痕迹。”

我感激地也对他吼道：

“但有福克纳的精华！”

他放声大笑，未言明的、未思虑的，全都浓缩成这一句：

“你小子，别浑了！”

五十年后，每当想起那个下午，我就会听见阿尔瓦罗在滚烫的街道上如石子落地般爽朗的笑声。

我明白，他们三个都喜欢那部小说，虽然各自持有或许言之有理的保留意见，只是没有过多地说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那是一种简单易行的策略。谁也没提出版的事情，这点也很符合他们的个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写得好，其他都是出版社的事儿。

换言之，我又回到了属于我们的巴兰基亚。糟糕的是，这一回，我没有心思把“长颈鹿”专栏写下去。其实，专栏早已完成了逼我每天像匠人那样去工作的使命，使我得以从零开始，持之以恒地去学习如何写作，胸怀炼成一位与众不同的作家的狂热抱负。多少次，我无从下手，当我意识到题目太大，就会换掉它。总之，这是在我成为作家的道路上的基本功训练。我很坦然，它只是我汲取营养的一个源泉，无须承担什么历史责任。

头几个月，每天光是找素材就让我痛苦不堪。没时间干别的：花几个小时研读其他报纸，记录私密谈话，迷失在干扰睡梦的胡思乱想中，直到遇见现实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幸福的经历莫过于一天下午，我从公共汽车上看见某户人家的大门上贴着一则简单的广告：“出售葬礼掌声。”

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敲门，好问问情况，可惜没好意思。就这样，生活本身教导我，最实用的写作秘诀之一是在不敲门、不发问的情况下，学会读懂现实的象形文字。近几年，重读四百多篇“长颈鹿”专栏，与衍生出的一些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这一点愈发清晰。

圣诞节，《观察家报》高层——社长堂加夫列尔·卡诺带着他所有的儿子：经理路易斯·加夫列尔、副社长吉列尔莫、副经理阿方索和正在当学徒的小儿子菲德尔——来巴兰基亚度假，同行的还有绰号为“尤利西斯”的爱德华多·萨拉梅亚。他刊登过我的短篇，撰文介绍我入行，对我有知遇之恩。新年第一周，他们有组队去普拉多马尔浴场——距巴兰基亚十西班牙里——泡吧的习惯。在那场纷乱中，我只记得“尤利西斯”让我刮目相看。我在波哥大常遇见他，开始在风车咖啡馆，几年后在自动化咖啡馆，有时在大师德格雷夫的聚谈会上。记忆中的他有着金属般的嗓音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我以为他不好惹，大学城里的忠实读者们无疑也都这么想。好几次，我避免跟他接触，为的是不破坏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错了。我发现只要他愿意——脑子愿意或心里愿意——他可以十分热情，十分周到。他和堂拉蒙·宾耶斯、阿尔瓦罗·穆蒂斯或莱昂·德格雷夫个性不同，但和他们一样具有随时随地授学的天赋，而且拥有非凡的运气：该读的书他都读过。

我在《观察家报》当记者时，和卡诺家的儿子——路易斯·加夫列尔、吉列尔莫、阿方索和菲德尔——情同手足。在普拉多马尔度过的那些夜晚，大家吵来吵去，说了什么，全忘了，但他们对新闻和文学的“走火入魔”，却是怎么也忘不了的。他们当我是自己人，是由他们挖掘、为他们自己而培养的短篇小说作家。但我不记得——他们说了那么多——有人提议我去他们那儿工作。我不遗憾，处于人生低谷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即使让我选，我也会一片迷惘。

阿尔瓦罗·穆蒂斯被卡诺一家的热情所感染，也兴致勃勃地回到巴兰基亚。他刚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公关部主任，想劝我跟他回波哥大。然而，他此行的真正使命更富戏剧性：当地经销商犯下大错，使汽车燃料被当成飞机燃料，加到了飞机上；加错了燃料，飞机能飞走才怪。穆蒂斯必须连夜纠正这个错误，此事为绝密，不得惊动机场工作人员，更不得惊动媒体。他办成了。我们在巴兰基亚机场一边喝威士忌，一边聊了四个小时，等燃料更换完毕。时间宽裕，我们无所不聊，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可能会出版我即将完成的小说。阿尔瓦罗·穆蒂斯直接从该出版社驻波哥大分社新任社长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那儿听说了这个消息，比列加斯曾是秘鲁政府的一位部长，不久前来哥伦比亚避难。

我从未这么激动过。洛萨达出版社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优秀的出版社之一，填补了西班牙内战造成的出版空白。编辑们每日提供的新书既有趣又非同寻常，我们看都看不过来。订购的图书，书商会充当幸福使者，准时送货上门。这样的出版社有可能出《枯枝败叶》，光是想想我都激动得发狂。我刚把穆蒂斯送上加对燃料的飞机，就火速赶回报社，将稿子又彻底修订了一遍。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全心投入，疯狂检查，如痴如醉。区区一百二十页，双倍行距，被我左改右改，反复调整，到最后我都不知是改好了还是改糟了。赫尔曼和阿方索把重要章节又读了一遍，他们心肠好，没有提出无法补救的修改意见。我又心急火燎、提心吊胆地检查定稿，最后心平气和地决定：不出了。后来，这成了一种癖好。一旦对已完成的作品感到满意，我就会绝望地担心自己再也无法写出更好的。

幸好阿尔瓦罗·穆蒂斯猜到了我为何磨蹭，坐飞机来巴兰基亚，不等我读最后一遍，就把唯一一份誊清的原稿带走，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时候还没有商用复印机，我手里只剩初稿，空白处、行与行间用各种颜色的笔改得惨不忍睹，被我扔进了垃圾堆。我心绪不宁地等待出版社的答复，枯等了两个月。

一天，我在《先驱报》报社接到一封信，信被错放在主编桌上。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的信封，我心里一惊，没好意思当场拆，回到自己的小隔间里。幸亏回来，我才独自面对了这封言简意赅的《枯枝败叶》退稿信。还没读完，我只觉晴天霹雳，差点儿死掉。

退稿信是编委会主席堂吉列尔莫·德托雷的权威意见，理由简单，行文语气怎么看都是一副卡斯蒂利亚白人腔，只有结尾出人意料，令人宽慰：“必须承认，作者有非凡的洞察力和诗人潜质。”然而，时至今日仍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撇开我自己的羞愧与懊恼不提，信中最尖酸刻薄的异议似乎都言之有理。

退稿信在巴兰基亚的朋友们中间传了好几个月，他们找各种理由安慰我。信没留底，我也不知其下落。五十年后，当我想找一份复印件，为回忆录提供资料证明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一丝痕迹也没找到。我不记得退稿的事情是否以一则新闻的形式见报，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打算，但我知道在大发怒火又气急败坏地写了封回信之后过了好久，我的情绪才慢慢平复。回信未经我同意，直接见报，更让我心烦意乱。我最终决定采纳有用的退稿意见，依照自己的判断，能改则改，向前迈进。

赫尔曼·巴尔加斯、阿方索·富恩马约尔和阿尔瓦罗·塞佩达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在公共市场的一家小饭馆里找到了阿方索，那儿是他闹中取静的读书场所。我向他请教，小说是维持原样，还是换个结构重写，因为我感觉后半部分没有前半部分紧凑。他听得有些不耐烦，说了自己的看法。

“听着，大师，”他像个真正的师长那样总算开口，“吉列尔莫·德托雷自以为受人尊敬，其实对当代小说知之甚少。”

那些天另一次闲聊时，他安慰我说吉列尔莫·德托雷早在一九二七年就退过巴勃罗·聂鲁达的诗稿，就是那本《地上的居住》。富恩马约尔说，要是我的稿子落到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手上，境遇一定不同。不过，要是博尔赫斯也退稿，对我的伤害会更大。

“算了，您就别再多想了。”阿方索下了定论，“您的小说，我们都觉得挺好。您现在要做的只是继续写。”

赫尔曼一向谨慎，他没有言过其实。在他看来，我的小说既没有差到不能在美洲大陆出版——何况，这里的小说创作正陷入危机——也没有好到能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反响，因此，唯一遭受损失的只是初出茅庐、默默无闻的作者。阿尔瓦罗·塞佩达则再次以夸大的言辞点评了吉列尔莫·德托雷的做法：

“西班牙人就是这么愚蠢。”

当我发现小说没有留下改清的底稿时，洛萨达出版社通过第三者抑或第四者告诉我：根据规定，来稿一律不退。幸运的是，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把稿子寄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前留了副本，他把副本寄给了我。于是，我以朋友们的意见为基础进行新一轮的修改，删去了女主人公在秋海棠长廊观看下了三日的暴雨那一大段——后来被我改写成短篇《伊莎贝尔在马孔多观雨时的独白》；我还删去了香蕉种植园大屠杀前外公和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之间一段多余的对话——差不多有三十页，从内容到形式皆破坏了小说的整体结构。近二十年后，在创作《百年孤独》的过程中，那些我原以为淡忘了的片段帮助我维系着乡愁记忆。

我正要将打击抛在脑后，突然听到消息，说给我寄来退稿信的洛萨达出版社决定出版的哥伦比亚小说是爱德华多·卡瓦列罗·卡尔德隆的《转过背的耶稣》。这要么是搞错了，要么就是恶意伪造的事实。这不是一场征文比赛，而是洛萨达出版社通过哥伦比亚作家进军哥伦比亚的市场发展计划。我的小说不是被别的小说比下去的，是堂吉列尔莫·德托雷认为它不能出版。

当时，我心里比自己承认的还要堵得慌，不先说服自己的话，根本没勇气面对。于是，我没打招呼，直接去塞维利亚香蕉种植园——距卡塔赫纳只有几西班牙里——找儿时的伙伴路易斯·卡梅洛·科雷亚。那几年，他在那儿当业余监工兼账房。我们聊了两天，跟往常一样，又把童年回忆了一遍。他的记性、直觉和坦率让我有些害怕。他一边聊，一边拎着工具箱在家里修修补补；我躺在吊床上，吹着风摇来摇去；他的妻子拉内纳·桑切斯在厨房里乐得合不拢嘴。我们瞎说时，她会纠正；我们记不起来时，她会提醒。最后，我们在阿拉卡塔卡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平心静气地散了散步，我的情绪终于平复。无疑，退不退稿，《枯枝败叶》都是陪妈妈回乡卖房子后我想写的那本书。

聊完，我兴致勃勃地前往人间天堂巴耶杜帕尔去找拉斐尔·埃斯卡洛纳，想去寻根。没什么好惊讶的，所有遇到的景、发生的事、认识的人都似曾相识，仿佛今生而非前世经历过一样。后来，在一次旅行中，我认识了拉斐尔的父亲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上校。从第一天起，他的老派举止、长者风范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瘦削，腰板笔直，皮肤黝黑，骨头硬朗，形貌威严。外公外婆翘首以盼老兵退伍金，等了多年，到死都没等到，他们在等待中显现的焦灼和体面很早便困扰着我。然而，四年后，当我在巴黎一家老旧的旅馆里终于开始创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时，脑海中重现的不是外公的形象，而是堂克莱门特·埃斯卡洛纳。

拉斐尔·埃斯卡洛纳说，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在拉巴斯做见习医生，专门给穷人看病。拉巴斯距巴耶杜帕尔只有几公里，我们决定去看他。我们傍晚到达，那里气氛沉重，让人透不过气来。萨帕塔和埃斯卡洛纳提醒我，仅仅二十天前，警察突袭了村子，奉命推行政府意志，散播恐怖。那是个黑色之夜，警察滥杀无辜，放火烧毁了十五栋房子。

因为有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我们全都蒙在鼓里。但当时，我甚至没有机会去想象那样的画面。当地最棒的乐师胡安·洛佩斯自黑色之夜起便一去不返。我们去他家，请他的弟弟巴勃罗弹奏一曲。他不动声色，简单回答道：

“这辈子我再也不唱歌了。”

我们这才得知，不光他，村里所有乐师都把手风琴、鼓和其他瓜恰拉卡民间乐器收起来了，为死者哀悼，不再弹唱。这么做情有可原，连身为老师的埃斯卡洛纳和开始当村医的萨帕塔·奥利维利亚出面，也劝不动任何人。

面对我们的坚持，村民们据理力争。其实，他们打心眼里明白，悲伤不会持续很久。耳边别着红玫瑰的女人说：“这就好比和逝者一块儿死了。”人们点头称是。于是，巴勃罗·洛佩斯自认为应该带头拧断悲伤的脖子。他二话不说，回去拿来手风琴，唱得出神入化。唱着唱着，其他乐师陆续前来。有人打开对面商店的门，给大家提供喝的。别的商店也在哀悼了一个月后开门营业，灯火通明，欢歌笑语。半小时后，全村人放声歌唱。空荡荡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月来第一个醉汉。他扯着脖子，唱的是埃斯卡洛纳的歌，献给埃斯卡洛纳本人，感谢他神奇地唤醒了整个村庄。

幸好，生活在别处继续。收到退稿信两个月后，我认识了胡利奥·塞萨尔·比列加斯。他和洛萨达出版社掰了，成为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驻哥伦比亚代表，该出版社专门出售百科全书和科技类书籍，允许分期付款。比列加斯是个头最高、身体最壮的男人，面对现实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也最有办法。他喝最贵的威士忌千杯不醉，十分健谈，擅长写寓言故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普拉多酒店的总统套房。当晚，我拎着推销员的手提箱出门，箱子里塞满了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的宣传册、彩绘版百科全书样书，以及医学、法学和工程类图书。两杯威士忌下肚，他就同意让我在帕迪亚省，从巴耶杜帕尔到拉瓜希拉推销分期付款的图书，所得百分之二十的预付款归我。除去日常开销和酒店费用，这些钱足以让我过得衣食无忧。

这次旅行被我自己披上传奇色彩，因为我有个难以纠正的缺点：不能及时斟酌形容词。传奇之处在于：依打算，这是一次神秘的寻根之旅，去先辈的土地上，沿着妈妈当年走过的那条浪漫之路——外婆带妈妈离开，以躲避阿拉卡塔卡电报员的纠缠。而事实是，我的寻根之旅走了两次，每次都短暂而令人迷乱。

第二次，我只去了巴耶杜帕尔附近的村庄。一旦到了那儿，我当然打算沿着当年恋爱中的母亲走过的路，一直走到维拉角。可是，我只走到距巴耶杜帕尔几西班牙里的马纳乌莱·德拉谢拉、拉巴斯和比亚努埃瓦，没去圣胡安·德尔塞萨尔，没去巴兰卡斯——外公外婆在那儿结婚，妈妈在那儿出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那儿杀死了梅达多·帕切科——也没去家族的发源地里奥阿查，直到一九八四年，贝利萨里奥·贝坦库尔总统从波哥大邀请了一帮朋友，派去里奥阿查给塞雷洪煤矿剪彩。那是我第一次去想象中的瓜希拉。这片我之前从未涉足的土地正如我时常描写的那般神奇，尽管我认为那些描述并非凭空杜撰，而是源于印第安仆人——外公搬到阿拉卡塔卡后，以一人一百比索的价钱买来的——的记忆。当然，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初见里奥阿查。这座有沙有盐的城市孕育了四代人：高祖父母在这儿出生；外婆在这儿看见雷梅迪奥斯圣女轻轻吹熄炉火，以防面包烤焦；外公在这儿打仗，为爱锒铛入狱；爸妈在这儿度蜜月，怀上了我。

在巴耶杜帕尔，我用于推销图书的时间并不多。我住在位于主广场边上的欢迎酒店。那是幢令人惊叹的殖民时期建筑，保存良好，院子里有条棕榈长廊，摆放着古朴的酒吧桌，挂着吊床。

酒店所有人维克多·科恩警觉如刻耳柏洛斯，兢兢业业地维护酒店的秩序和名声，避免受放荡不羁的外国人的威胁。他崇尚语言纯正，会带着口齿不清的卡斯蒂利亚口音慷慨激昂地背诵塞万提斯的语句，会质疑加西亚·洛尔卡的个人操守。我欣赏他对堂安德烈斯·贝略了如指掌，将哥伦比亚浪漫派诗歌倒背如流，不欣赏他在酒店里守什么纲常礼义，让人雷池难越。我和他交往再容易不过，他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的老朋友，愿意跟我聊聊往事。

对我来说，院子里的绿色长廊仿佛人间天堂。我时间充裕，中午天气闷热，我就躺在吊床上读书。饥肠辘辘时，我甚至会从外科学著作读到会计学手册，根本不考虑这些书对我的作家生涯是否有益。推销图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大部分客户多少都和伊瓜兰或科特斯家族沾亲带故，我只需登门拜访，叙叙旧，吃顿饭，事就成了。有些人不看合同就匆匆签字——手风琴都拉上了，其他人正等着我们吃午饭。不到一个礼拜，我在巴耶杜帕尔和拉巴斯争取到大批客户，我感到世上只有这片土地是我真正懂得的，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回到了巴兰基亚。

六月十三日一早，我在公共汽车上得知，政府失控，全国陷入混乱，武装部队已趁机夺权。前一年的九月六日，一群保守派恶棍和身穿制服的警察在波哥大放火焚烧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纸《时代报》和《观察家报》报社大楼，武装袭击前总统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和自由党主席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的住所。后者个性强硬，名声在外，决定与武装分子交火，最后却不得不取道邻家，翻墙逃走。自四月九日起官方暴力横扫全国，局势已经岌岌可危。

六月十三日黎明时分，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将军将代总统罗伯托·乌达内塔·阿韦拉埃斯逐出总统府。当时，总统劳乌莱亚诺·戈麦斯谨遵医嘱，正在休养。他试图坐在轮椅上重掌政权，打算再发动一场政变，回到总统府，按宪法将剩下十五个月的总统任期完成。可是，罗哈斯·皮尼利亚及手下既然来了，就没想过离开。

宪法大会宣布此次军事政变合法，国民立即一致表示支持。罗哈斯·皮尼利亚就任总统，直至次年八月，总统任期结束。劳雷亚诺·戈麦斯举家迁往西班牙东海岸贝尼多姆，留下其残暴统治业已结束的假象。自由派领袖呼吁全国武装同仁支持国民和解。之后几天，报纸上最有意义的照片是自由派先锋队在总统卧室的阳台下唱着柔情蜜意的小夜曲。《时代报》社长堂罗伯托·加西亚·培尼亚带头庆祝，他是倒台政府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说到底，那些天最激动人心的照片当属自由派游击队在东部平原地区排队缴械，队伍长得一眼望不到头。游击队队长是瓜达卢佩·萨尔塞多，政府暴力让哥伦比亚人苦不堪言，萨尔塞多的侠盗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们是新一代游击战士，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千日战争”残部，反对保守党政府，与自由党合法领袖光明正大地往来相处。

游击队队长瓜达卢佩·萨尔塞多成为新的传奇人物，对国家各个层面造成了或好或坏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投降四年后，他还是遭到警方射杀，地点在波哥大，具体地址不详，情形不详。

官方记载的死亡时间为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他的遗体被安葬在波哥大中央墓园的一孔编号墓穴里，葬礼庄严肃穆，知名政治家到场祭奠。瓜达卢佩·萨尔塞多坐镇军营、指挥作战时，就和遭遇不幸的自由派领袖保持密切的政治和社会往来。然而，关于他是如何死的，至少有八个不同版本。无论当年还是现在，一直有人持怀疑态度，认为那具遗体不是他的，墓穴中安葬的人不是他。

带着这样的思绪，我先跟比列加斯确认帕迪亚省平安无事，然后踏上了我的第二趟公务之旅。跟上回一样，客户是事先确认好的，图书在巴耶杜帕尔很快销售一空。我和拉斐尔·埃斯卡洛纳、彭丘·科特斯去比亚努埃瓦、拉巴斯、帕提亚尔和马纳乌莱·德拉谢拉拜访兽医和农学家。有些人跟上回的买家聊过，已备好订单，等我上门。随时都可以跟这些客户和他们友善的朋友聚会狂欢。我们和出色的手风琴师一起唱到天明，而这并没有耽误签合同、支付紧急账单。玩归玩，闹归闹，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在比亚努埃瓦遇到一个手风琴师和两个鼓手，他们似乎是我们儿时在阿拉卡塔卡聆听过的某位乐师的孙辈。那次出差让我顿悟：儿时的喜好会陪伴终生。

那次，我去了马纳乌莱。它坐落在大山中央，是个美丽、宁静的村庄，在我的家族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妈妈儿时患间日热，吃药无用，曾来此疗养。关于马纳乌莱，关于那儿五月的午后和药膳早餐，我听说过很多次，以至于第一次身临其境，便感觉似曾相识，像前世早已来过一般。

村里只有一家酒馆，我们正喝着冰啤酒，一个树一般结实、绑着骑行护腿、腰间别着左轮手枪的男人走了过来。拉斐尔·埃斯卡洛纳为我们互相介绍，他握着我的手，盯着我问：

“您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什么关系吗？”

“我是他外孙。”我回答。

“既然这样，”他说，“您外公杀死了我外公。”

这么说，他是被外公在公开决斗中杀死的梅达多·帕切科的外孙。他没有给我时间害怕，他说得眉飞色舞，似乎这样也算沾亲带故。我们在他的双层卡车里疯玩了三天三夜，喝滚烫的白兰地，吃半生不熟的山羊肉，缅怀各自已作古的外公。几天后，他才向我坦白，原来是他和埃斯卡洛纳串通，成心吓唬我的。关于先人的玩笑再开下去，他于心不忍。其实，他叫何塞·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是个为人正直、心肠好的走私犯。为此，我特地将《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斗鸡场用长矛杀死的对手取名为普鲁邓希奥·阿基拉尔。

糟糕的是怀旧之旅结束，我推销的图书依然迟迟未到。书没到，我就收不了预付款，就会身无分文。酒店催得紧，苦日子比好日子难熬，维克多·科恩仅剩的一点儿耐心也快耗尽，他听信谣言，认为我欠债不还，却在蹩脚乐师和廉价妓女身上挥霍。让我回归平静的只有堂费利克斯·b．凯涅特的广播剧《出生权》中令人扼腕的爱情，该剧大获成功，重新点燃了我在伤感文学方面的创作欲望。《西班牙语生活》杂志刊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我碰巧读到，惊喜万分，终于从颓废中走了出来。

预订图书同时寄到，可以交给买主，收取预付款。所有人都按时付款给我，可我在酒店欠下的房钱是预付款的两倍多。比列加斯警告我，再过三周，我将身无立锥之地。于是，我去找维克多·科恩好好谈了谈，他让我找个担保，给我赊账。埃斯卡洛纳那帮人不在身边，老天有眼，突然冒出一个朋友，只是因为喜欢我在《纪事》周刊上发表的一个短篇，就愿意无偿替我担保。但是说真的，谁的钱我也还不了。

多年以后，那张借据成为文物，维克多·科恩会拿出来给朋友和客人看，不是当作把柄，而是战利品。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年近百岁，又高又瘦，头脑清醒，幽默如故。当时，我去给孔苏埃洛·阿劳霍诺盖拉的儿子当教父，在洗礼仪式上，又见到那张阔别近半个世纪、至今未还款的借据。维克多·科恩还是那么殷勤友好，谁想看他都给。让我惊讶的是，借据由他执笔，表述清晰，从我厚颜无耻的签名上，看得出我有债必还的决心。当晚，维克多跳了曲巴耶纳托，舞姿优美，有殖民时期的风范，“好汉弗朗西斯科”之后还没有人能将那舞跳得那般优雅。最后，朋友们对我表示感谢，说幸亏我欠债不还，才有了千金不换的那晚。

比列加斯博士继续蛊惑人心，不过这次不卖书了。他忽悠债主的本领堪称一绝，令人难忘；他不按时付款的理由，债主总是欣然接受。当时，巴兰基亚作家奥尔加·萨尔塞多·德梅迪纳的小说《封路》轰动文学界，社会反响巨大，在本地实属罕见，让他十分动心。我追了整整一个月的广播剧《出生权》，越追越有兴致，很受启发。身为作家，不可能不关注万人追捧的现象。我从巴耶杜帕尔出差回来，不提债务，先跟比列加斯讨论这个话题。他建议我趁热打铁，借费利克斯·b．凯涅特的东风，将《封路》改写成广播剧，继续壮大已有的听众群。

我闭门造车两个礼拜，似乎比预想的效率还要高，改写出了一部对话精彩、扣人心弦、时空变幻的广播剧，和以往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写对话，我没经验——至今仍是弱项——这是难得的练笔机会。相比挣到的，学到的东西更让我心生感激。再说，收入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比列加斯向我预支了一半现金，并向我保证，广播剧的第一笔收入就能帮我还清债务。

录制工作在大西洋电台完成，找了当地最棒的配音，由比列加斯执导，尽管他无经验、无章法。至于叙述者，赫尔曼·巴尔加斯是受荐人选，他稳重，不像当地电台播音员那么聒噪。出人意料的是，他居然答应了，但从第一次排练开始，就说自己并不合适。于是，比列加斯亲自上阵，他的安第斯口音使那场勇敢的冒险听上去很不自然。

制作过程苦多乐少，对于想用各种方式讲述故事的我而言，为我在这个方面不知满足的雄心上了精彩的一课。录制时我在场：犁一样的针直接在又黑又亮的空白胶片上刻录，一簇簇头发丝模样、几乎看不见的细丝落在一旁。我每晚带出一把“头发丝”，作为难得一见的战利品散发给朋友。磕磕绊绊、粗制滥造一番后，广播剧终于按时播出，发起者自然欢欣庆祝。

没有人告诉我他喜欢，我连一句客气话都没听到，好在收听率和广告收入足以让我挽回颜面。这种文学形式似乎正飞速发展，前途不可限量，给我注入了新的能量。我对堂费利克斯·b．凯涅特钦佩不已，心怀感激。约莫十年后，我以拉美新闻社驻古巴记者的身份在哈瓦那住过几个月，希望能对他进行一次个人采访。可是，找了各种理由和借口，都没见着他，但他在一篇访谈中说过的一句话让我获益良多：“人总有哭的欲望，我只是替他们找到了借口。”比列加斯的魔力到此为止，别无其他，他先跟洛萨达出版社闹翻，后又跟冈萨雷斯·波尔图出版社闹翻，宏图大志没能实现，索性回国去了，使得我都没法儿跟他算清最后几笔账。

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将我从炼狱中拯救出来。他一直想学以致用，将美国式现代办报理念用在《民族报》上。当时，除了偶尔为《纪事》周刊撰稿——清一色的文学作品——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到的知识只在寄给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体育新闻》的精简短文中用过。一九五三年，我们的朋友胡利安·戴维斯·埃昌迪亚——阿尔瓦罗的第一位雇主——终于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全面接管晚报《民族报》的各项事务。阿尔瓦罗曾亲自向他介绍过自己从纽约归来后的宏伟计划，彻底俘获了他的心。接下这个大项目后，他叫上了我，没有给我明确的职务和头衔，但预支了第一份薪水。用不了那么多，我就能活下去。

这是一次灾难性的冒险。阿尔瓦罗完全遵循美国模式制定计划；戴维斯·埃昌迪亚高高在上，大无畏地推动本地报业，追求轰动效应，是我所认识的最让人猜不透的人。他出身良好，与其说他富有同情心，不如说他爱感情用事。记者们个个大牌，英勇无畏，全是共事多年的好友。理论上，各人职责分明，但实际上，谁都无所适从，不知该如何启动这个大项目。报纸只出过几期，谁是幕后英雄无人知晓。开印时，不是铅字乱了套，就是急需的材料人间蒸发，气得人直跳脚。在我的印象中，那份报纸从未按时印出，且总是再三修订，印刷室里会出各种各样的状况，谁也不明就里。主导原因还不算太坏：报纸换了新面孔，思想僵化的老工人看不惯，故意使坏，直到把事儿彻底搅黄。

阿尔瓦罗一摔门，走了。我签的合同在正常情况下是保障，在非正常情况下就是枷锁。我急切地想从逝去的时光中汲取某种好处，坐在打字机前，试图尽可能快地写出站得住脚的东西：《家》的片段，对《八月之光》所展现的可怕的福克纳、对纳塔纳埃尔·霍桑的死鸟雨、对早已令我厌倦的侦探故事的拙劣模仿，以及陪妈妈去阿拉卡塔卡之旅留下的点滴创伤。凄凉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张斑驳的写字桌和一台苟延残喘的打字机，在这里，我任由思绪流动，一气呵成，写下了《周六后的一天》。初稿让我满意的短篇屈指可数，这是其中之一。

在《民族报》报社，我遇到过一位推销手表的流动商贩。那以前，我从没戴过手表，原因显而易见。他推荐了一款高档表，价格不菲。他自称是共产党员，卖表是假，筹款是真。

“好比分期付款，投资革命。”他说。

我好言好语地回答道：

“区别是手表马上就有，革命则不然。”

商贩没听出我在开玩笑。后来，纯属为了让他高兴，我买了一款最便宜的，分期付款，他每月上门来取。那是我这辈子第一块手表，十分精准、耐用，我至今还留着，作为那段日子的一个纪念。

那些天里，阿尔瓦罗·穆蒂斯回来了，说他所在的公司有一大笔文化预算，即将推出文学杂志《灯》，向我约稿。我提出紧急预案：“蛇村”传说。我认为要是有天我想讲述这段传说，无须修辞渲染，将它原原本本地从集体想象中复苏即可：一段有关地理和历史的真实故事。换言之，我总算可以写一篇伟大的专题报道了。

“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穆蒂斯说，“但您得写出来，这正是杂志寻觅的氛围与格调。”

我向他保证，两周后交稿。去机场前，他给位于波哥大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寄预付款。一周后，支票寄到，看得我目瞪口呆。后来，我去银行兑现，柜员见我穿得寒碜，请我去领导办公室。经理很客气，问我在哪儿工作。我一时没改过口，说在《先驱报》，尽管已经不在那儿了。他没再问别的，拿起桌上的支票，带着一份职业性的怀疑左看右看，总算拍板：

“支票没问题。”

当天下午，我刚动笔写《“蛇村”》，就接到银行打来的电话。我以为支票出问题了，在哥伦比亚，支票不能兑现的理由实在是数不胜数。银行职员用典型的安第斯口音向我道歉，他没想到，去兑现支票的叫花子正是“长颈鹿”专栏的作者。听完，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穆蒂斯那年年底又回来一次。他顾不上吃午饭，费尽心思帮我想怎样才能找到一份长期稳定、不必精疲力尽就能获得高薪的工作。最终，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卡诺一家请我就职于《观察家报》，尽管一想起回波哥大，我就头疼。但是，阿尔瓦罗帮朋友，一向不遗余力。

“这样吧！”他说，“我给您寄路费，想什么时候走、怎么走都随您，到了波哥大再说。”

他想得太周到了，让我无法拒绝。但我坚信，四月九日之后带我离开波哥大的那架飞机是我生命中最后一架飞机。此外，凭借广播剧获得的不多权利和发表在杂志《灯》显著位置的《“蛇村”》第一章让我有了些广告收入，除去自己的用度，我还能给卡塔赫纳的家人送去“救生艇”。因此，我又一次抵制住了搬往波哥大的诱惑。

《“蛇村”》第一章在杂志《灯》上发表后，阿尔瓦罗·塞佩达、赫尔曼、阿方索，以及来自哈皮咖啡馆和罗马咖啡馆的大部分朋友都给予好评。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题处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的危险边界，直接写成报道无疑最合适。阿方索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亲爱的大师，可信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讲故事时的神态。”我差点儿告诉他们，阿尔瓦罗·穆蒂斯建议我去波哥大，但我没敢开口。今天我才意识到，不敢说，是怕他们也建议我去。阿尔瓦罗·穆蒂斯又劝了我好几次，甚至帮我订好机票，事到临头被我取消。他向我保证，他不是为了帮《观察家报》或其他任何报纸或电台招募员工，只是希望——他始终没改口——我能定期为杂志撰稿，顺便就《“蛇村”》系列谈些技巧上的细节，它的第二章将刊登在下期杂志上。他确信新闻报道会在文学领域给贫瘠的风俗主义猛烈一击。他说了那么多条理由，就这条打动了我。

一个阴雨绵绵的周二，我发现想走也难，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只有花花绿绿的衬衫。下午六点，我在世界书店里找不到一个人，站在门口等。夜幕即将降临，黄昏一片忧伤，我泪光点点。街对面的橱窗里挂着正装，那家店一直在那儿，我却从未看见。我想都没想，冒着烟灰色的小雨冲到圣布拉斯街对面，毅然决然地迈进全城最贵的服装店，买了一套符合当年波哥大城市气质的灰蓝色羊毛立领西装、两件硬领白衬衫、一条斜纹领带和一双演员何塞·摩西卡入教前引领时尚的皮鞋。去波哥大的消息，我只告诉了赫尔曼、阿尔瓦罗和阿方索，他们都说这是个明智的决定，支持我去，条件是千万别变成内地佬。

“巴兰基亚文学小组”全体成员在“第三个人”为我提前庆祝生日，直到天明。赫尔曼·巴尔加斯作为圣徒历法的守护者，宣布三月六日，我就满二十七岁了。在好友的祝福声中，我感觉已经准备好去生吞剩下的七十三年，迎接我人生中第一个百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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