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回他：爷们儿也得撒尿放屁，可我发现，自己没胆量开这种会丢了小命的玩笑。这时，他打开枪膛，取出仅有的那颗子弹，往桌上一扔：是颗空弹！我没有长舒一口气，而是恨不得找个地洞钻下去。
不到四点，雨势变小。由于紧张的对峙，我们两个都精疲力竭。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让我把衣服穿上。我庄重地遵从。他又坐下，这时我才发现，哭的人居然是他。他一点儿也不害臊，哭得稀里哗啦，像是在显摆他泪腺发达。后来，他用手背擦干眼泪，捏着鼻子甩掉鼻涕，站起身来。
“知道为什么你能活着走出这扇大门吗？”他先问我，又自问自答，“因为只有你父亲治好了我的淋病。三年了，别人都没办法。”
他在我背上狠狠地拍了一下，把我推出门去。雨还在下，街上溪流成河，我只好蹚着齐膝的水往前走，惊讶地发现我还活着。
妈妈不知从哪儿听说了这件事，之后一直唠叨，劝我晚上别出门。与此同时，她拿对付爸爸的办法来对付我，想方设法让我分心，但成效甚微。她寻找我在外脱过衣服的痕迹，闻出子虚乌有的香水味，在我出门前准备丰盛的饭菜，民间有种迷信说法：消化负担太重，老子儿子都不敢脱了衣服乱动。终于，有天晚上，她找不出借口留我，坐在我对面，对我说：
“听说你和一名警察的老婆好上了，他赌咒发誓，要给你枪子儿吃。”
我让她相信，没这回事儿，可谣言还是满天飞。“女巫”托人带话，说她孤身在家，男人出任务，好久了，连影子也见不着。我总是尽量躲着她男人，而她男人总是大老远急切地跟我打招呼，像和解，也像威胁。第二年放假，我最后一次见他。一个醉酒的夜晚，他让我喝一口纯甘蔗酒，我不敢不喝。
不知中了什么邪，老师、同学们原本说我腼腆孤僻，到了五年级，又说我是在卡洛斯·马丁的宽松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可恶的诗人。莫非是因为我十五岁就在学校抽烟，更符合诗人的形象？第一次抽烟时很难受，闹了半宿，在厕所吐得死去活来，第二天早上精疲力竭。难受归难受，我对烟却不反感，忍不住抽了又抽，成了老烟枪，甚至到了嘴上无烟、笔下词穷的地步。学校不许在课堂上抽烟，我每节课都要申请两三回，去厕所过烟瘾。二十根一包的烟，一天抽三包，夜里要是兴奋，得抽四包。有段日子——当时已经不上学了——我嗓子干，骨头疼，人快疯了，于是下决心戒烟，但只坚持了两天，就熬不下去了。
不知是否因为这个，我才得以放开手脚，越来越放肆地去写卡尔德隆老师布置的作文，去读几乎是他硬塞给我的文学理论著作。如今回头再看，虽然当年最早接触的是《一千零一夜》，并惊为神作，熟读多遍，但对故事的理解十分粗浅，甚至认为山鲁佐德讲述的神奇故事确实在她生活的时代天天发生，因为后人不信，过分拘泥于现实，那样的事就不再发生了。同样，现代人也不再会相信，坐在一张毯子上可以飞越城市和群山，或卡塔赫纳的一名奴隶受罚在一只瓶子里活了两百年，除非写故事的人有本事让读者相信。
我讨厌上课，文学课例外。我对文学烂熟于胸，上课总爱唱独角戏。我讨厌学习，一切听天由命。凭直觉，我能猜出每门功课的重点和几乎每个老师的兴趣点，其余听之任之。我是真不明白，干吗要花时间和精力去学那些索然无味、对人生百无一用的知识，况且，那还不是属于我的人生。
我斗胆认为，大部分老师给我打分的依据是人，不是试卷。试卷都是临场发挥，瞎编乱造，胡说八道，老师们居然也能接受。当我跌跌爬爬、力不从心地读完五年级，对自身所短已全然看清。中学一路走来，都有奇迹相伴，但我的心却在提醒我：读完五年级，有道迈不过去的坎在等着我。现实赤裸裸地摆在那儿：我无意志、无志向、无章法、无金钱、无拼写，迈不过大学那道坎。这么说吧，光阴荏苒，将来要谋什么出路，我毫无头绪。又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这种挫败感也有用处，无论今生来世，对作家而言，凡事皆有用。
国家局势也好不到哪里去。保守派疯狂施压，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辞去共和国总统职位，国会任命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完成最后一年任期。耶拉斯用安神定心的嗓音发表了措辞优美的就职演说，开始履行安抚公众情绪这一痴人说梦的任务，以期迎接下一届大选。
校长通过新总统的堂弟洛佩斯·耶拉斯争取到一次总统特别会见，希冀申请政府资助，组织大西洋海岸游学。我也不明白校长为何选我陪他同行，条件是我必须修理我那乱蓬蓬的头发和魔鬼般的胡子。同行的还有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阿尔瓦罗·鲁伊斯·托雷斯，一个是总统的朋友，一个是诗人劳拉·维多利亚的侄子，这位鼎鼎大名的女诗人作品主题大胆，耶拉斯·卡马戈和她是同一代新派诗人。我别无选择：周六晚上，当吉列尔莫·格拉纳多斯在宿舍里高声朗读一本和我的情形扯不上半点关系的小说时，一名当过理发师学徒的三年级学生帮我剪头发、修胡子。那个礼拜，我的新造型遭到住校生和走读生们的耻笑。一想到要进总统府，我就浑身冰凉。我想错了，总统府体现神秘威权的唯一标志是天国般的宁静。我们在装饰着哥白林挂毯和缎子窗帘的前厅稍候片刻后，被一名一身戎装的军人带进了总统办公室。
耶拉斯·卡马戈本人和照片上不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穿着合体的高档英伦西装，背呈倒三角形，颧骨突出，脸色像羊皮纸一样白，一口淘气包的牙齿，很合漫画家的心意。他慢慢悠悠，盯着我的眼睛，伸出手。我不记得当年的我认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的，只觉得他和所有的总统都不一样。时光流逝，我对他了解得更多，发现他更像一位迷途的诗人，这一点，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校长先说，总统似乎听得特别专注，之后适当评论了几句，但直到听完三个学生的谈论，才做决定。轮到我们三个学生说时，他一样专注，对我们如对校长，同样和蔼，同样尊重，这让我们很开心。他最后两分钟的表现让我们坚信，他对诗歌比对内河航运了解得多，无疑，对诗歌，他更有兴致。
我们的要求他全部答应，还承诺四个月后来国立男子中学参加学年结业典礼。后来，他真的来了，像来出席最重要的政府活动。我们为他编排了搞笑剧，他笑得比谁都欢。在最后的招待会上，他形象大变，跟学生一样开心，还忍不住在分发酒水的小道上伸出腿绊人，服务生差点儿避让不及。
学年典礼结束后，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和家人共度五年级的假期。首先听到的是特大喜讯：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在教养院里关了一年半，回家了。我再次为他的好脾气感到惊讶。被关了那么久，他却一点儿也不记仇，提起不幸的遭遇，还一如既往地嘻嘻哈哈。他在教养院里冥思苦想，得出的结论是父母约束他也是出于好心。虽然有大主教庇护，他在里头的日子也不好过。到头来，他非但没堕落，反而变得更幽默、更坚强。
他回家后的第一份工作是给苏克雷市市长当秘书。后来，市长突然胃不舒服，有人给他推荐了新上市的特效药：“我可舒适”养胃泡腾片。他没泡水，当常规药吞了，差点儿噎死，药片在胃里一个劲儿地冒泡，把他吓得够呛，自己给自己放了几天的假。出于政治考虑，他将代市长的几个合法人选晾在一边，所有事务都由弟弟临时代理。路易斯·恩里克还不到法定年龄，莫名其妙地被赶鸭子上架，成为苏克雷史上最年轻的市长。
那年假期，唯一让我闹心的是，全家打心眼儿里把未来全部寄托在我身上，只有我百分之百明白，到头来，他们只是空欢喜一场。爸爸在饭桌上用只言片语提醒我：我和家人同呼吸，共命运；妈妈也赶紧帮腔。“再这么下去，”她说，“迟早要回卡塔卡。”爸爸瞄了她一眼，她又改口道：
“去哪儿都行。”
明摆着家里又在商量搬家，不是因为这里风气不好，而是想让儿女们有更广阔的未来。之前，我总认为自己的挫败感源于故土、乡亲，乃至家人，但爸爸的戏剧性反应再次证明：凡事都能找到替罪羊。
家里的气氛更加凝重了。妈妈似乎只关心小儿子海梅，他提前三个月出生，先天不良。酷热难耐，妈妈大部分时间都伤心地待在卧室，和海梅躺在吊床上。妈妈一犯懒，家里全乱了套。弟弟妹妹没人管，三餐不定时，饿了就吃。爸爸原本最顾家，却整天守着药店，盯着广场，下午去台球厅打球散心。有天，我神经绷得受不了，也爬上吊床，躺在妈妈身边——小时候没在她身边躺过——问她家里气氛怎么这么怪异。她深呼吸，免得声音发抖，跟我说了大实话：
“你爸爸在外头有个儿子。”
说完，她松了口气，我这才发现，妈妈一直在期待我问她。一个年轻的女仆兴冲冲地回来，说看见爸爸在电报所打电话，便让妈妈窥得真相：陷入忌妒的女人无须知道更多。全城只有一部电话，只能打长途，需要事先预约，有时还会延误，按分钟计，话费很贵，只有发生特别严重的事情才会用。只要打过电话，无论时间长短，就会惊动广场上的人。爸爸回家后，妈妈什么也没说，暗中观察。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撕掉，是张传票，告他滥用职权。妈妈等到机会，冷不丁地问他跟谁打电话。她这么问，爸爸一时找不到更好的借口，只能坦白：
“跟律师。”
“我已知情。”妈妈说，“我需要你以我应得的坦诚亲口告诉我。”
妈妈事后承认，担惊受怕的人是她，她怕自己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揭开了爬满蠕虫的罐子；如果爸爸敢说实话，那是因为他认为妈妈早已知道了一切，或是因为他不得不告诉她一切。
就这样，爸爸全招了。他说收到传票，有人告他在诊所给女病人注射吗啡，麻醉后施行性侵犯。事情应该发生在某个被遗忘的偏远地区，他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给没钱的病人看病。爸爸自我辩解道：麻醉和强奸是敌人胡乱编造的罪名，不过孩子是他的，在正常情况下受孕。
暗中策划的人很难对付，妈妈好不容易才把事情压住，没闹大。已经有阿维拉多和卡门·罗萨这两个先例，他们分别在不同时期跟我们住过，和大家相处愉快，可他们是婚前私生子。然而，妈妈最终还是咽下了丈夫不忠、婚外生子这口苦水，公开支持爸爸，和他并肩作战，直到推翻了莫须有的性侵犯指控。
家里又太平了。然而，没多久，从同一地区再次传来可靠消息，说爸爸承认另一个女人的女儿也是他的，那孩子生活条件极差。妈妈不想花时间乱猜、争吵，直接把孩子接回了家。“爸爸遍地都是私生子，米娜也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妈妈说，“而且从来不后悔。”她自己想办法，波澜不惊地托人把孩子接来，在大家庭里住下。
当这些都已成为过往，弟弟海梅在另一个村子参加聚会时，看见一个小伙子酷似古斯塔沃。当年的官司就是因他而起，他的妈妈对他娇生惯养。但我们的妈妈拼命张罗，把他接到家里住——当时家里已经有十一个孩子——还让他学了门手艺，使他的生活步入正轨。忌妒心极强的妈妈能这么做，实在让我大跌眼镜。她的回答我一直铭记在心：
“跟我孩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绝不能散在外头。”
每年放假，我才能见到弟弟妹妹们，每次回家都很难认，临走时还得再记一个。我们除了洗礼时起的名字，还有家里叫着方便的名字，不是名字的非正式缩略形式，而是信手拈来的别名。从我出生那一刻起，他们就叫我加比托——瓜希拉沿海加夫列尔的不规则缩略形式——我总觉得这是本名，加夫列尔才是昵称。既然叫得如此随意，有人惊讶地问：为何父母不在洗礼时就一劳永逸地给我们起别名。
妈妈起名随意，对两个大女儿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却管教严格，堪比外婆当年为了不让她和爸爸苦恋而施加的那份严厉。她想搬到其他城市，平时一听搬家，二话不说，立马收拾行李闯荡天下的爸爸这次却不乐意。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妈妈要搬家是因为两个女儿恋爱了。男朋友都叫拉斐尔，不过当然是两个人。是他们告诉我的，我想起爸妈当年遭过的罪，不禁莞尔，跟妈妈一提，她却说：
“不是一回事儿。”
“就是一回事儿。”我坚持。
“好吧，”她让步，“是一回事儿，但一下子冒出俩。”
就像妈妈当年那样，好说歹说都没用。玛尔戈特和阿依达都采取了保密措施，可爸妈还是知道了，真是想不通。而目击者往往出人意表，她们有时会安排更小的弟弟妹妹陪在身边，为她们的无辜作保。最令人吃惊的是爸爸也盯过梢，只是没有那么直接，和外公尼古拉斯当年一样，对女儿采取消极抵抗。
“我们去跳舞，爸爸要是发现两个拉斐尔在那儿，就会走进去，领我们回家。”阿依达·罗萨在接受采访时说。不许散步，不许看电影，不许独自出门，必须有人盯着，寸步不离。两人找借口出去约会，总有人暗地里告发。妹妹莉西亚背上了间谍加告密者的罪名，她为自己开脱，说手足之间的忌妒是另一种形式的爱。
那个假期，我想劝爸妈别再犯外公外婆当年对他们犯下的错，而他们总是能找到复杂的理由不去理解。最可怕的是那些贴在公共场所、揭开惊天秘密的匿名帖——有真的，有编的——连最清白的人家也会遭殃。那些帖子上写着谁是谁的私生子，谁和谁不要脸地通奸，全是道听途说来的——比看帖子稍微费劲些——床第丑闻。揭发者从不暴露身份。丑事藏得再深，迟早也会被挖出来。一位受害者说：“被贴帖子的都是自作自受。”
爸妈没有想到，女儿们会用他们当年的法子对付他们。玛尔戈特被送到蒙特里亚念书，阿依达自愿去圣马尔塔念书，二人都住校，自由活动时间都有专人陪同，但她们总会想方设法，和远方的拉斐尔取得联系。不过，妈妈做到了外公外婆当年没做到的事。阿依达平平淡淡地在修道院过了半辈子，直到对男人没了感觉。玛尔戈特和我结成同盟，小时候她吃土，大人不让，也是我替她把风。后来，她像妈妈那样照顾大家，尤其是库奇，他最需要她，她一直陪在他身边，直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
如今我才发现，妈妈情绪糟糕，家里气氛紧张，和国家尚未浮出水面的致命矛盾息息相关。耶拉斯总统必须在第二年组织大选，前途未卜。把洛佩斯赶下台的保守派跟继任者耶拉斯玩着双面游戏：一边恭维他做事不偏不倚，一边激化“省”内矛盾，以期以理或以力服人，夺回政权。
苏克雷市民不尚暴力，记忆中几次暴力事件均与政治无关。一次是华金·维加遇害，他是当地乐队颇受欢迎的上低音号乐手，被害当晚七点，他在影院门前吹奏，脖子鼓出一块，被一位亲戚一刀割喉，倒地失血毙命。两人在城里都人缘极佳，唯一的解释——都这么说，未经证实——是为荣誉而战。当时，家里正在为妹妹丽塔庆祝生日，噩耗传来，筹备多时的活动就此泡汤。
另一次决斗发生在更久远的年代，但在市民心中无法磨灭。决斗双方是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和迪奥尼夏诺·巴里奥斯。普利尼奥来自令人尊敬的古老家族，魁梧伟岸，玉树临风，糟糕的是，他一沾酒，就化身堕落天使，惹是生非。他清醒时颇具绅士风度，喝多了却动辄拔枪，腰系马鞭，看谁不顺眼就甩鞭子过去，连警察都敬而远之。自家人——明明是好人家——疲于次次拖他回家，索性让他醉酒后自生自灭。
迪奥尼夏诺·巴里奥斯正相反：他胆小怯懦，容易被人欺负，不会吵架，天生滴酒不沾，跟谁都无冤无仇，直到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取笑他“脓包”。他能躲则躲，有天和巴尔马塞达狭路相逢，对方一时兴起，用马鞭抽他的脸。于是，他战胜胆怯，挺直腰板直面厄运，约对方开枪决斗。一眨眼的工夫，两败俱伤，都是重伤，但只有迪奥尼夏诺丢了性命。
不过，苏克雷历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发生在普利尼奥·巴尔马塞达——又是他——和塔西奥·阿纳尼亚斯之间，那次两人都丢了性命。塔西奥·阿纳尼亚斯是工作一丝不苟的模范警察，是毛利西奥·阿纳尼亚斯的孝顺儿子。毛利西奥和华金·维加同属一个乐队，华金吹上低音号，他打鼓。这是一次当街正式决斗，又是两败俱伤，都是重伤，回家后，二人各自挨了好长一段日子才闭眼。普利尼奥几乎马上清醒，开始担心对方的安危，为他祈祷，阿纳尼亚斯十分惊讶。于是，两人都为对方祈祷，家人也在他们断气前互通消息。全市人民提心吊胆，尽全力让他们多活几天。
他们挣扎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教堂响起丧钟，有个女人刚刚过世。两人躺在床上，听见钟声，都以为是对方咽了气。阿纳尼亚斯为普利尼奥痛哭，哀伤过度，撒手人寰。普利尼奥得知，泪如泉涌，两天后也随他而去。
在这样一座和平友爱的城市，那些年的暴力事件送命不多，危害却不小：出现了匿名帖！大户人家整天战战兢兢，担心第二天一早厄运来临。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一纸檄文，没提到自己，会松一口气，提到别人，会幸灾乐祸。爸爸恐怕是我所认识的最与世无争的人，连他也会擦亮那把令人胆寒的左轮手枪——他没扣过扳机——在台球厅里放话出去：
“谁想碰我女儿，”他嚷嚷道，“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好几户人家搬走了。他们先是担心匿名帖，后来又担心警方行凶。为了让反对派胆寒，警方在内地荡平了好几个镇子。
紧张的气氛日渐成为常态。大家偷偷组织巡逻队，想找出谁贴了匿名帖，更想在黎明撕帖前，看看帖子上写了什么。我们这群夜猫子见过一名市政官员凌晨三点坐在家门口喝饮料，想抓到谁贴了匿名帖。弟弟半开玩笑地跟他说有些帖子上写的是大实话。他拔出枪，扣着扳机，对准弟弟：
“有胆再说一遍！”
我们这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贴了张匿名帖，矛头指向他尚未出阁的女儿，所言非虚。其实，帖子上那点事尽人皆知，她家里也知道，唯一蒙在鼓里的人是他。
刚开始，匿名帖显然出自同一个人之手。同样的纸和笔，在与广场上的集市一样狭小的商业街区，只有一家商铺出售这些东西，店主忙不迭地证明自身清白。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朝一日，我会为此专门写本书。那些帖子的内容没什么意思，几乎总是无人不晓的流言蜚语，我要写的是关起门来，家家户户的惶惶不可终日。
二十年后，我创作了第三部小说《恶时辰》，于情于理，我都不想用真事或有迹可循的事，尽管现实比虚构更精彩。再说，也没那个必要，因为我关注的不是受害者的个人遭遇，而是这种社会现象。小说出版了我才知道，我们那些中心广场的住户招人记恨，对穷困的非中心广场住户来说，匿名帖就是一出好戏。
事实上，匿名帖只是故事发展的起点，我并未着墨深究，因为我在小说里试图表明的是：归根究底，这是政治问题，而非常人所想的道德问题。我始终认为“女巫”的丈夫是《恶时辰》里军人镇长的完美原型，但写着写着，我被他人性的一面吸引，没有了让他死去的理由。我发现，严肃作家绝不会没有充分理由就让人物死去，我也没有。
如今我意识到，这本小说可以换种方式写。当年，我在巴黎拉丁区库哈斯大街的一家学生旅馆进行创作，那儿离圣米盖尔大街一百米。日子一天天无情地溜走，我在等一张永远等不到的支票。写完后，我卷起稿纸，用领带扎上——日子好过时，我有三条领带，这是其中一条——藏在了壁橱后面。
两年后在墨西哥城，有人建议我以这本小说去参加哥伦比亚埃索石油公司举办的小说创作大赛时，我压根不记得稿子放在哪儿。当时在闹大饥荒，而奖金高达三千美元。哥伦比亚老友、摄影师吉列尔莫·安古洛知道我在巴黎完成的小说第一稿，也知道放在哪儿，专程给我送来。截稿在即，稿子还用领带扎着，我都没来得及把褶皱熨平，就抱着必输的心态，直接寄出。奖金高得都能买房，怎么会有我的份儿？没想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名士云集的评委会宣布获奖作品是我的那本小说。适逢二儿子贡萨洛出生，他带着饭票来到了这个世界。
还没来得及细想，我就接到了哥伦比亚语言学院院长、大赛评委会主席——大名鼎鼎的费利克斯·雷斯特雷波神父——的来信，问我小说叫什么名字。我这才发现，寄的时候太匆忙，忘了在扉页写上书名：狗屎不如的镇子。
雷斯特雷波神父大惊，托赫尔曼·巴尔加斯对我好言相劝，要我换个没那么粗俗、和小说氛围更搭调的书名。我和他多次交换意见，最后决定用没那么直白但在一堆古板书名中显得独树一帜的《恶时辰》。
一周后，哥伦比亚驻墨西哥大使、刚获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卡洛斯·阿朗戈·贝莱斯博士请我去他办公室，说雷斯特雷波神父恳求我换掉两个词：避孕套和手淫，说放在获奖小说里不太合适。大使和我都难掩惊讶之情，但我们希望能解决问题，让神父满意，给这场没完没了的创作大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行，大使先生，”我说，“二选一，我删一个，您来选。”
大使松了口气，选了“手淫”。问题解决，小说由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出版，印数大，销量不同凡响。皮质封面，纸张上乘，印刷精美。然而，我和出版社很快就闹翻了。我忍不住把书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发现我用美洲西班牙语创作的文字被译为——好似当年的电影——纯正的马德里方言。
我写的是：“asícomoustedesvivenahora，nosóloestánenunasituacióninsegurasinoqueconstituyenunmalejemploparaelpueblo.”西班牙编辑改得我直起鸡皮疙瘩：“asícomovivísahora，nosóloestáisenunasituacióninsegura,sinoqueconstituísunmalejemploparaelpueblo．”更严重的是，这是神父说的话，哥伦比亚读者会认为作者在暗示神父是西班牙人，这样一来，神父的行为会复杂化，总体上小说的基本风貌也会有所改变。校对不满足于梳理对话中的语法，直接大刀阔斧地改动文字风格，马德里韵味的句子比比皆是，和原文大相径庭。没办法，我只好宣布该版本遭到篡改，不予承认，收回版权，将待售书册付之一炬。相关责任人保持缄默，不予回应。
从那一刻起，我就当这本小说从未出版过。原稿只有一份，被我先寄去参赛，然后送到西班牙出版，所以，我只好花功夫埋头把它改回加勒比方言，改完后又修改一遍，交给墨西哥纪元出版社出版。印刷时特别注明：此为首版。
我永远琢磨不透，在我的所有作品中，为何只有《恶时辰》能将我送回那个满月当空、春风徐来的夜晚。那是个周六，云雾散去，繁星满天。钟刚刚敲完十一下，我听见妈妈在厨房里哼一首葡萄牙情歌，抱着孩子走来走去，哄他睡觉。我问她歌曲出自何处，她用她特有的方式答道：
“女匪屋。”
她见我穿衣服，准备出门去玩，没等我开口，就给了我五比索。临出门，她还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诉我院门不插，免得我半夜回来，吵醒爸爸。我没去女匪屋，而是进了巴尔德斯大师的木匠铺，参加乐队排练；路易斯·恩里克一回来，就加入了乐队。
那年，我加入乐队，弹高音吉他，和六位不知名的大师一起唱歌，直到天明。我一直觉得弟弟吉他弹得很棒，第一晚和他们排练，我才得知连他的劲敌们也说他技艺精湛。没有比这更棒的组合，所有人都自信满满。有人为和解或道歉，出钱请他们去唱小夜曲，巴尔德斯大师总会事先安慰道：
“别担心，我们会让她感动得痛哭流涕。”
巴尔德斯不在，假期截然不同。只要他出场，晚会一定热闹非凡；他和路易斯·恩里克、菲拉戴尔佛·贝利利亚合奏，绝对专业水准。那段日子，我以酒为友——酒是最可靠的朋友！——率性而为，白天睡觉，晚上唱歌，正如妈妈所言：肆意妄为。
人们对我议论纷纷，有谣言说我的信不寄到父母家，而是寄到女匪屋。我成了那里最可靠的顾客，喝虎胆汁、吃炖蜥蜴之类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吃完能熬三个通宵。我不看书，也不回家吃饭。妈妈唠叨得没错：我行我素。到头来，总是可怜的路易斯·恩里克背黑锅。他没听过妈妈那样唠叨，那时候他说：“现在他们就差说是我把你带坏了，好把我送回教养院。”
圣诞节到了，我决定不去看一年一度的花车大赛，而是和两名好友去附近的马哈瓜尔。跟家人说好去三天，结果待了十天。全怪玛利亚·亚历杭德里纳·塞万提斯这个尤物。头晚认识后，我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无法自拔。直到星期天早上，当我睁开眼，发现她不在床上，就此消失了。多年以后，回顾往昔，我又想起了她，不为风韵，只为她悦耳的名字。我把她写进一本小说，让她当一家从未存在过的风月场所的老板娘，去保护另一名女子。
到家时凌晨五点，妈妈在厨房煮咖啡。她密谋似的悄悄告诉我留在那儿别走。爸爸刚醒，想给我一点儿教训：就算放假，我也没那么自由。妈妈给我倒了杯苦到极致的咖啡——尽管她知道我不爱喝，让我在炉边坐下。爸爸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走进来，见我抱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咖啡，吃了一惊，先问了句题外话：
“你不是说不喝咖啡吗？”
我无言以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先拿来用：
“这个点儿，我总是口渴。”
“醉鬼都这样。”他回我。
他没再看我，也没再提这个话题。但妈妈说，从那天起，爸爸的心情跌到谷底，认为我已经是个废人，尽管从未让我知晓。
开销激增，我决定去偷妈妈的储钱罐。路易斯·恩里克帮我把无理说成有理，他的逻辑是：偷爸妈的钱去看电影而非嫖妓，此为正用。妈妈一心维护我，不想让爸爸发现我已误入歧途。她难，我也不好受。事实就摆在那儿，有时，我会无缘无故一觉睡到中午，公鸭嗓子，还魂不守舍。一天，爸爸问了我两个问题，我都没听见。他冷酷无情地诊断道：
“你的肝出毛病了。”
即便如此，大场面上，我还过得去。无论是盛大的舞会，还是中心广场的住户偶尔大宴宾客，我都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些人家一年到头关门闭户，只有圣诞节学生回家时才会门户洞开。
那年出尽风头的是卡耶塔诺·亨蒂雷，假期他组织了三场盛大的舞会。那几天是我的幸运日，三场舞会，舞伴居然是同一人。第一晚，我没问她叫什么、哪家的、跟谁来的，直接请她跳舞。她是那么神秘，跳第二支舞时，我忍不住一本正经地向她求婚。她回答得更神秘：
“爸爸说，娶我的白马王子还没出生。”
几天后，我见她穿着一件亮闪闪的纱裙，牵着两个六七岁的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顶着正午十二点的日头走过中心广场的散步道。“孩子是我的。”我还没开口问，她就告诉我，笑得花枝乱颤。她说得这般狡猾，我怀疑求婚的事，她并非没往心里去。
从在阿拉卡塔卡的老宅出生起，我就学会了睡吊床，但真正习惯吊床是在苏克雷的家里。睡午觉、数星星、胡思乱想、肆意做爱，吊床堪称温床。我在外头鬼混了一个星期，回到家，学爸爸过去那样，在院子里找好两棵树，把吊床一挂，心安理得地睡下。妈妈总怕孩子睡死过去，傍晚会叫醒我，确保我还活着。之后，她躺在我身边，开门见山地和我谈起让她寝食不安的话题：
“你爸和我都想知道你怎么了。”
这话问到了点子上。我早就知道自己性情大变，爸妈忧心忡忡，妈妈还得编些站不住脚的理由去安慰爸爸。家里什么事都瞒不过她，而她出了名的脾气大。我花天酒地了一个礼拜，大白天才进门，她实在忍无可忍。我最好避而不答，或等待合适时机，但她心里雪亮：这是大事，一定要问个明白。
她说的话都在理：我天黑出门，打扮得像去参加婚礼，夜不归宿，第二天在吊床上一觉睡到下午；我不再读书，生平第一次不把家当家。“弟弟妹妹们，你连看都不看，名字和岁数全都对不上号。那天，你亲的是克莱门西亚·莫拉莱斯的孙子，居然以为那是你弟弟。”这时，她觉得有些言重了，索性把话说白：
“总之，你成了这个家里的陌生人。”
“说得都没错，”我对她说，“但理由很简单：我受够了。”
“受够我们了？”
我可以说是，但那样说不公平。
“受够了一切。”我说。
于是，我跟她说了我在学校的境况。学校只看分数，年复一年，爸妈也为我的成绩感到自豪。在他们眼里，作为学生，我无可挑剔；作为朋友，我最聪明，反应最快，为人最好。或者，如外婆所说：“这孩子十全十美。”
可是——我长话短说——其实不然。我之所以那副样子，是因为没有弟弟路易斯·恩里克的胆量和独立意识，无法只做自己想做的事。照此下去，我的幸福将不属于我自己，只能用来回报父母无尽的溺爱、莫名的担忧和乐观的期望。
妈妈傻了，他们一厢情愿缔造的美好未来顿时化为泡影。
“我不知该如何是好。”死一般的沉寂过后，妈妈说，“要是把这些告诉你爸，他会马上死掉。你难道没发现你是全家的骄傲吗？”
对他们来说，事情显而易见：爸爸当年捉襟见肘，无法完成悬壶济世的心愿。他们梦想着，就算我无望成为一代名医，最起码能做到术业有专攻。
“我会一事无成。”我下了定论，“我不想做的事，逼也没用。我不想听你们的，更不想听政府的。”
那一周，我和妈妈有事没事接着吵。我相信，妈妈是想缓一缓再跟爸爸谈。这么一想，我又松了口气。一天，她貌似随口提了个建议，却让我大跌眼镜：
“听说若是肯花心思，你能成为优秀的作家。”
这话以前家里没人说过。凭兴趣，他们猜我会当画家、音乐家，会在教堂唱歌或在周末写诗。他们都知道，我的文章晦涩难懂，虚无缥缈。不过那次，我真是很吃惊。
“要当就得当最一流的作家，这年头，出不了什么大师。”我回答，“毕竟，要想饿死，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那些天的一个下午，妈妈没找我聊，她哭了，却没有眼泪。换到今天，我会慌神，欲哭无泪是伟大女人为达目的所用的撒手锏。然而，当年十八岁的我不知该跟她说些什么，我的沉默辜负了她咽下的眼泪。
“好吧！”她说，“至少答应我，尽全力读完高中。爸爸那边，我跟他谈。”
我和她都没让步，同时松了口气。我答应，为她，也为爸爸。我怕再不说好，他们会愤懑而死。后来，我们又快刀斩乱麻，说好读法律或政治。一来，无论干什么，都能有个不错的文化底子；二来，文科上午上课，下午能勤工俭学。那些日子，我怕妈妈心理负担太重，让她为我营造机会，我去跟爸爸面谈。她不答应，说我们俩非吵起来不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两个男人能比你和你爸更相像。”妈妈对我说，“越是相像，越是没法儿谈。”
我向来不以为然。直到今天，当我已经活过爸爸的年纪——他也是高寿——对着镜子，我才发现：我看上去比像自己还像他。
那晚，妈妈拿出了金银餐具。爸爸把全家人召到桌边，似乎不经意地宣布了这个消息：“咱家要出律师了！”妈妈也许担心爸爸当着全家人的面又要和我理论，便佯装不知，赶紧插话。
“家境摆在这儿，还有一大堆孩子。”她跟我解释，“我们觉得最好念你唯一念得起的专业。”
没她讲得那么简单，对我们而言，只是几害相权取其轻罢了。为了把这个游戏进行到底，我假模假样地问爸爸的意见。他回答得很爽快，而且全是真心话，让人心酸：
“我能有什么意见？我的心都碎了，可好歹还能助你一臂之力，让你如愿，这点骄傲总还是能希冀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我过得很奢侈，最奢侈的事情莫过于托何塞·帕伦西亚的福，头一回坐了飞机。他带着个大麻烦再次出现：在卡塔赫纳中学连蹦带跳念了五年，第六年卡了壳。我答应帮他在国立男子中学插班，让他好歹能拿到高中文凭。于是，他请我和他一起坐飞机。
飞往波哥大的航班每周两班，是哥伦比亚国航dc–3型客机。最危险的不是飞机，而是散养的奶牛：黏土跑道临时建在牧场，飞机有时要盘旋好几圈，才能把它们赶走，安全着陆。头一回坐飞机，我就患上了传说中的飞行恐惧症。当年，教会禁止飞机载运圣体，以免圣体毁于空难。飞行约四小时，无经停，时速三百二十公里。常走水路的我们从天空中俯瞰，下面是张以马格达莱纳河为中心的活地图。我们认出了小小的镇子、系着绳索的小小船、站在学校院子里幸福地向我们挥手的小小人。性感的空姐把她们的时间都用来安慰一路祷告的乘客、照顾晕机的乘客、让为数众多的乘客相信飞机不会撞上成群结队寻找河中腐尸的秃鹫。老乘客们一遍遍地讲述飞行经历，以炫耀自己做过多么了不起的事。没有保压装置，没有氧气面罩，飞越波哥大高原时，我的心扑通通地跳，机翼哗啦啦地响。飞机终于着陆时，无边的幸福洋溢在我的心头。最让我惊讶的是，人到了，昨天晚上发的电报还没到。
路过波哥大，何塞·帕伦西亚购置了组建乐队的全套乐器。不知是他早有预谋还是有先见之明，反正从埃斯皮蒂亚校长见他拎着吉他、鼓、沙球、口琴等气定神闲地进门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他被录取了。而我刚踏进门厅，就感觉到好大压力，今非昔比，我已经是六年级学生。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头顶着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光环，从大家凑过来的样子、说话的语气甚至稍显敬畏的态度一望便知。这一年也过得非常开心。拿奖学金的学生才能住校，何塞·帕伦西亚住在广场附近最好的旅馆里，女店主会弹钢琴。于是，对我们来说，日日都是星期天。
我的生活又有了一次飞跃。少年时代，妈妈给我买好改的衣服，实在穿不上了，就留给弟弟们穿。头两年最成问题，冷天穿的呢子衣服又贵又难改。虽然我的个头蹿得不是很快，但一年内要把衣服改成两个大小，怎么也来不及。要命的是，住校生互换衣服的传统没有得到发扬，因为衣服太过时，同学们对新主人的耻笑让人无法忍受。后来，埃斯皮蒂亚校长推行校服：蓝上衣、灰裤子，外头统一，里头随便，问题才得到部分解决。
三四年级时，我只有一件外套，苏克雷的裁缝帮我改过；五年级时买了件半新的，我很爱惜，但穿到六年级就穿不上了。爸爸对我的表现赞赏有加，出资让我去买件合身的新外套；何塞·帕伦西亚送了我一件他前一年穿过的九成新的全驼毛外套。不久，我就发现“人靠衣装”的说法有多么不靠谱。新外套和新校服换着穿，参加由加勒比海岸年轻小伙主导的舞会，我只交到一个女朋友，没等到花开就分了手。
埃斯皮蒂亚对我过分关注，每周两节化学课，像专门为我讲的，一问一答，节奏很快，我只好聚精会神；答应过爸妈中学阶段善始善终，这算是个好的起点。余下的就全靠玛蒂娜·丰塞卡的独门秘诀：上课专心听讲，免得期末措手不及，点灯熬油。这办法的确管用，中学最后一年用上它，从此气定神闲，课堂提问小菜一碟，老师们也变得和蔼可亲。我发现，答应爸妈的话，很容易实现。
唯一困扰我的是继续做噩梦，继续惨叫。当时的纪律监督贡萨洛·奥坝波和学生关系特别好。第二学期的一个晚上，他摸黑蹑手蹑脚地走进宿舍；我忘了还他钥匙，他是专门来取的。他刚把手放在我肩上，我就凄厉地叫了一声，把全宿舍的人都吵醒了。第二天，我被安排到二楼的一个六人间临时宿舍。
他们这么做是想治愈我的夜间恐惧症，可也太吊人胃口了点儿：临时宿舍就在食品储藏室上方。四名同学溜到厨房搜刮食物，打算美美地吃顿夜宵。形象完美的塞尔希奥·卡斯特罗和胆子最小的我待在床上，有情况，好打掩护。一小时后，他们把半个储藏室都搬来了。那是漫长的住校生涯中吃得最欢的一次，可惜倒霉得很，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被发现了。我以为一切都完了，全靠埃斯皮蒂亚巧言善辩，多方协调，我们才没被开除。
那是国立男子中学最好的时期，也是国家最无望的时期。耶拉斯不偏不倚的政治态度无形中加剧了国内的紧张气氛，中学里第一次剑拔弩张。而如今我发现，国家早已在我心中，只是那时候，我才开始对我生活其中的国家有了意识。有些前一年保持中立的老师上课时会忍不住对自己支持的党派发表一些并不成熟的言论，尤其在总统竞选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后。
如果盖坦和图尔瓦伊坚持齐头并举，自由党将在执政十六年后于共和国总统大选中落败。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点日渐彰显。两名候选人针锋相对，仿佛隶属于两个政党。一方面，他们自己有错，另一方面，从第一天起就看清形势的保守党痛下决心，将候选人从劳雷亚诺·戈麦斯换成德高望重、有百万身家的工程师奥斯皮纳·佩雷斯。自由派四分五裂，保守派团结武装，奥斯皮纳·佩雷斯的当选毫无悬念。
从那以后，劳雷亚诺·戈麦斯就着手准备取代奥斯皮纳·佩雷斯。他动用官方军事力量，全面挑起暴乱，重现十九世纪哥伦比亚史。十九世纪的哥伦比亚没有和平期，只有短暂的休战期。八次全国内战、十四次地方内战、三次兵变，最后还要打一场“千日战争”，区区四千万人口，双方阵亡八万。说起来很简单：他们联手让国家倒退了一百年。
学期末，希拉尔多老师明目张胆地为我破例——我倒没觉得不好意思——准备了一份很简单的补考试卷，挽救我四年级起一直挂科的代数。他把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到处都是作弊工具，一小时后，他兴冲冲地回来一看，我还是考得一塌糊涂。他在每张试卷上从上到下画了个大大的叉，气愤地嘟囔着：“脑袋瓜锈掉了。”然而，在期末成绩那栏，我的代数是及格，我也不用低声下气地感谢老师，是他违背原则，放弃责任，故意偏袒我。
那年期末考试前，吉列尔莫·洛佩斯·格拉和我喝醉了酒，与贡萨洛·奥坎波老师闹了一次不愉快。何塞·帕伦西亚请我们去旅馆复习。旅馆是殖民时期建筑，风景绝佳，脚下是花团锦簇的公园，远方是大教堂。我们只剩最后一门考试，所以待到晚上才回学校，沿途又进了那些常去的小酒馆。那天正好轮到奥坎波当纪律监督，他批评了几句，责怪我们回来晚了，还醉得不像样。我们俩合起来痛骂了他一顿，他气急败坏，吵得宿舍里炸开了锅。
老师们一致决定，洛佩斯·格拉和我不得参加最后一门考试。也就是说，至少那年，我们无法毕业。老师们是如何秘密商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团结一心，统一口径，决不让步。埃斯皮蒂亚校长自担风险，做主让我们去波哥大教育部考试，并亲自陪同我们去了。笔试时，他也在场，当场阅卷，成绩很好。
学校内部的形势恐怕有些复杂。奥坎波没有出席庄严的毕业典礼，也许是因为校长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难题，我们成绩优异。最终，鉴于各方面的表现，学校授予我特别奖，奖品是一本令人难忘的书：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我不仅完成了爸妈的心愿，还是那届学生中的第一名，尽管同学们明白，我更明白，我并非是最优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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