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是胡言乱语。”

梅希亚神父记下了我的回答，将那组打油诗命名为“我的胡言乱语”，署名“加比托”，并事先征得了“主人公们”的同意，预备刊登在下一期校刊上。应同学们的要求，在之后两期校刊上，我又发表了另外一组打油诗。甭管愿不愿意，严格来说，这些儿时的诗作是我的处女作。

嗜书占用了我的业余时间和几乎所有的课堂时间。我能背出哥伦比亚所有脍炙人口的诗作，以及西班牙黄金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的佳篇，其中很多诗也出现在正在学的中学课本里。以我的年龄，这些脱口而出的知识让师长们恼火。他们在课堂上刁难我，而我总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说得他们难辨真假。梅希亚神父说：“这孩子爱咬文嚼字。”他其实想说：“这孩子没法儿忍。”我从不刻意去记，读三四遍，诗歌佳作自然铭记于心。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就是教务长奖给我的，因为我非常流利地背出了加斯帕尔·努涅斯·德阿尔塞的五十七节八音节十行诗《眩晕》。

课堂上，我明目张胆地把书放在膝盖上读，没挨过批，只能说是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缘故。无法靠朗朗上口的打油诗逃掉的，唯有每天早上七点的弥撒。除了创作“胡言乱语”系列，我还在合唱团当领唱、画讽刺漫画、在隆重场合朗诵诗歌，还做其他杂七杂八的事。谁都不明白我哪儿来的时间学习，原因很简单：我不学习。

我不务正业，忙得很欢。奇怪的是，关注我的老师从不关注我糟糕的拼写。妈妈不同，我的信，她会藏几封吊爸爸胃口，其余的修改好后再寄还给我。有时，她会表扬我语法有长进，用词得当。只可惜两年过去了，成效甚微，拼写问题遗留至今。我永远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字母不发音，有时两个字母发一个音，还有那么多没用的规则。

接下来要讲的事让我发现了一项伴随我一生的爱好：跟学长交流。即便今日，参加年轻人的聚会时，哪怕他们足以做我的孙辈，我也得努力调整，才能感觉自己不比他们小。我和两位学长交上了朋友。后来，他们陪伴我度过了人生中几个重要的时期。一个叫胡安·b．费尔南德斯，巴兰基亚《先驱报》三位创始人和业主之一的公子。我从《先驱报》开始涉足新闻界，他在《先驱报》从学写文章干到总经理。另一个叫恩里克·思科佩尔，古巴一位传奇摄影师的公子，住在巴兰基亚，后来也当上了摄影记者。我之所以对他心怀感激，不是因为我们一块儿跑新闻，而是因为他会鞣制行销半个世界的野生动物皮，我头几次出国，他送了我一张三米长的鳄鱼皮。

“这块皮子很值钱，”他的口气一点儿也不夸张，“但我劝你，饿不死，就别卖。”

至今，我仍在问自己，睿智的基克·思科佩尔究竟知不知道，他给了我一张永远的护身符。在动辄挨饿的日子里，我多次动过出手的念头，但它至今还在我身边，尽管落满灰尘，硬得像石头。自我把它装进箱子，周游世界起，我就再也没缺过吃饭的钱。

耶稣会老师上课时一本正经，下课后则判若两人，会迫不及待地把课上不能教但其实特想教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在我那个年纪，孰轻孰重，我相信自己已然分得清。路易斯·波萨达神父是内地佬，年轻，思想进步，做了多年工会工作，有一套百科知识卡片，关于作家和作品的部分最全。伊格纳西奥·萨尔迪瓦神父是巴斯克山里人，等到他年事已高，住进了卡塔赫纳的圣佩德罗·科拉瓦修道院，我还常去看他。爱德华多·努涅斯神父当年有本哥伦比亚文学史巨著即将杀青，后来此书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年长的曼努埃尔·伊达尔戈神父教唱歌，已然十分老迈的他能慧眼识珠，看出谁有音乐天赋，还会介绍一些出人意料的世俗音乐。

我跟校长皮耶斯查孔神父偶尔聊过几次。他选择的话题、大胆的解释，都让我坚信：他当我是大人。简单的地理障碍让我看不懂教义问答，厘清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我的一生至关重要。校长不教条，解释得很大胆，让我豁然开朗。上帝所在之处即为天堂，反之则为地狱，仅此而已，没有更多复杂的神学解释。有两回，他向我坦承他的困惑，说他想不通为什么“地狱里始终有火”。多亏这些课外知识，而非一本正经的课堂知识，我在学年末得了一大堆奖章。

我在苏克雷的第一个假期始于某个周日下午四点。码头装饰着花环和彩球，广场成了圣诞集市。我刚上岸，一位美若天仙的金发女郎便无比自然地搂住我的脖子，乱亲一气。她是爸爸婚前的私生女卡门·罗萨，来这儿和陌生的家人生活一阵子。同来的还有爸爸的另一个儿子阿维拉多，他是个巧手裁缝，在中心广场边开了家裁缝铺，他是我青春期的人生导师。

新家又添家具又添丁，一派节日的气氛。弟弟海梅五月出生，双子座（好兆头），是个六个月的早产儿，我到家才知道，因为我本以为爸妈决定不再年年生孩子了，但妈妈急忙跟我解释，说弟弟是献给圣丽塔的礼物，谢谢她给家里带来的幸福和成功。妈妈青春焕发，喜气洋洋，比往日更爱唱歌。爸爸心情也很舒畅，诊所病人爆满，药店货品齐全，尤其是每到周日，附近山里的人也会前来问诊。不知他是否知情：门庭若市、生意兴隆的确是因为他有“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之名，但乡村的人没有将其归功于他顺势疗法的小糖丸和神奇的水，他们都以为爸爸会施巫术。

苏克雷如今更胜从前。依照传统，圣诞节期间，市民分成两大阵营：南边的苏丽雅区和北边的孔戈维奥区。小比赛不说，还要举办花车大赛，宿敌之间展开一场艺术较量。圣诞前夜，花车聚集在中心广场，公众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年度冠军花落谁家。

卡门·罗萨的降临是圣诞庆典一道亮丽的风景。她时髦、妖娆，被追求者争抢，成了舞会皇后。妈妈对女儿们严加管束，对她则不然，甚至支持她谈情说爱，给家中增添了些许不同寻常的气氛。妈妈和她是闺蜜，和自己的女儿们则从未有过这样的关系。阿维拉多一个人过，裁缝铺只有一间屋子，用屏风隔开。他手艺不错，但重色轻艺，躲在屏风后卿卿我我的时间长，坐在缝纫机前百无聊赖的时间短。

那个假期，爸爸突发奇想，让我学做生意。“没准儿今后用得着。”他提醒我。他先教我如何替药店上门讨债。一天，他派我到郊外有客就接的时光妓院去收几笔账。

有一间朝街的房子门半开着，我探头进去，只见房里有个女人光着脚，正躺在充气垫上睡午觉，衬裙短得遮不住大腿。我还没开口，她就在床上坐起来，睡眼惺忪地看着我，问我有何贵干。我说帮我爸爸给老板堂埃利希奥·莫利纳带个口信。她没说老板在哪儿，而是让我进去，把门关好，冲我勾了勾食指，意思很明白：

“过来。”

我走过去。我走得越近，她的呼吸就越急促，像河水涨潮，淹没了整个房间，直到她右手抓住我胳膊，左手滑进我裤裆。我怕，又有快感。

“这么说，你是小糖丸医生的儿子。”她一边说话，一边用五个指头，不，好似有十个指头，灵巧地在我裤裆里摸来摸去。她脱掉我的裤子，一面不停地在我耳边呢喃软语，一面从头上脱掉衬裙，仰面躺下，浑身上下只剩花内裤。“这件你来脱，”她说，“这是男人应该做的。”

我去扯内裤边儿，太急，扯不下来。她只好把腿伸直，游泳般快速扭动，帮我一把。之后，她撑着我的胳肢窝，让我趴在她身上，姿势十分规范。其余的由她来做，我在她小母马般骚味十足的大腿间扑腾，差点儿没死过去。

她侧躺着不说话，盯着我看。我也盯着她看，不怕了，想再来一次，做久一点儿。她突然说，我并不是有备而来，两个比索的服务费不收了。之后她躺平，仔细端详着我的脸。

“对了，”她说，“你是路易斯·恩里克那个一本正经的大哥，是不是？你们俩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天真地问她怎么会认识路易斯·恩里克。

“别傻了！”她笑了，“我这儿还有他一条内裤，上次是我帮他洗的。”

路易斯·恩里克才那么小，她胡说。可她拿内裤给我看，没错，是弟弟的。后来，她带着芭蕾舞的优雅，光着身子从床上跳起来，边穿衣服边说，堂埃利希奥·莫利纳在左手那间屋里，最后问我：

“第一次，对吧？”

我的心漏跳了一下。

“谁说的？”我胡扯，“都七八回了。”

“不管怎样，”她的表情在笑话我，“让弟弟教你两招。”

第一次性爱经历在我体内激起无限活力。假期从十二月持续到二月，我反复问自己要不要弄两个比索回去找她。弟弟路易斯·恩里克已经对肉体那点事儿很老练了，他说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要为这种两人做、两人乐的事情付钱，这也太好笑了。

按照拉莫哈纳地区的封建思想，领主享有初夜权，可以占有少女，享乐几晚，再把她们交还给命运。舞会过后，广场上有四处拉客的女人可供挑选。但过完假期，我却像怕电话那样怕女人，当她们是水中月镜中花。我的第一次冒险纯属偶然，它在我体内留下的那种孤独感让我时刻不安。返校后，我的脾气变得古怪，相信根源就在这儿。甚至今天想来，我也不认为这是夸大其事。我完全折服于波哥大天才诗人堂何塞·曼努埃尔·马洛金的胡言乱语，他的诗从第一节起就让人大跌眼镜。

现在吠狗，现在叫鸡，

现在晓拂，现在鸣钟，

嘶驴，啼鸟，

曲吹，哼猪

霞粉，野金，

珠露当我泪滴，

冷身，炙魂，

我息叹，下窗。

我不仅随意篡改一大堆诗，还学会了天知道是哪里的方言，说得很溜。上课提问，我乱答一气，要么搞怪，要么搞笑，气得老师不再管我。要是我在考卷上答对一道题——尽管开头会让人看不懂——别人反倒会担心我的心理健康。那些只是玩笑而已，图个开心，根本没有恶意。

我发现神父们跟我说话，有点儿神神道道，我也就顺着他们，将错就错。还有一件了不得的事：我把歌词改了，神圣的合唱变得一点儿也不神圣了，还好没人听懂。经父母同意，指导老师带我去看专家，做了一个特别费脑子但特别有趣的测试。专家思维敏捷，待人随和，方法得当，让人跃跃欲试。他让我阅读并理顺一大堆复杂的长句。我做得津津有味，他也按捺不住，陪我一起做。我们还想出其他测试方法，记下备用。他事无巨细地盘问我的各种生活习惯，最后问我手淫的频率。我脱口而出：没做过，不敢做。他不信，看似轻描淡写地说，对于健康的性生活而言，恐惧是负面因素。他的严重怀疑刺激了我。我觉得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长大后，我在《先驱报》当记者，想去找他，私下问一问那个测试结果究竟如何，而我收获的唯一消息是他已在多年前移民美国。他的一位老同事再明白不过，他饱含深情地对我说，要是这位专家被关进芝加哥精神病院，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他常说，自己比病人更疯。

他的诊断结果是饭后读书，神经疲劳，建议我每天静养两小时消食，同时加强体育锻炼。我至今仍觉奇怪，爸妈和学校老师居然一一照办：他们规范我的阅读习惯，上课在桌子底下看书，书不止一次被没收；功课难，就免做；每天必须多锻炼几小时。就这样，其他人上课时，我一个人傻乎乎地在篮球场上边投篮边背诗。同学们从一开始就意见不一：有的说我自始至终疯疯癫癫；有的说我贪图享乐，装疯卖傻；有的说疯子必有过人之处，继续跟我交往。后来传出谣言，说算术老师在黑板上写比例习题时，我冲他扔墨水瓶，因而被学校开除了。幸好爸爸没把这当回事，决定不等学期结束，就让我回家，也不必浪费时间和金钱在这种小病上了，也许只是肝病。

对于哥哥阿维拉多来说，一切人生难题都能在床上得到解决。妹妹们只知道同情，我去裁缝铺，哥哥给我开了个神奇的方子：

“你需要和女人有一腿。”

他说到做到，几乎每天都去街角的台球厅待半小时，把我留在裁缝铺的屏风后，会他的各种红粉知己，天天换人。那段日子，我创意无限，胡作非为。阿维拉多的诊断没错，第二年，我就神清气爽地回学校了。

圣若瑟中学的同学对爸爸的小糖丸顶礼膜拜，对我的归来热烈欢迎，让我永生难忘。我没回巴尔德布兰克斯表哥家——他们添了个儿子，家里住不下——改住在奶奶的兄弟堂埃列塞尔·加西亚家。他诚实、善良，在银行工作到退休，终生热爱英语，让我深受触动。他学了一辈子英语，从拂晓学到深夜，说得字正腔圆，直到年事已高，仍尽力说到最好。每逢过节，他都去码头跟游客练口语，英语程度赶得上母语。不过，他生性腼腆，跟熟人从不说英语，他的三个儿子——都比我大——和女儿巴伦蒂娜都没听他说过。

巴伦蒂娜是我的好友，读书很有灵气，是她让我发现了“沙子与天空”。一群年轻诗人决定以巴勃罗·聂鲁达为榜样，革新加勒比海岸的诗歌，说白了，就是“石头与天空”的本地版。那些年，“石头与天空”统治了波哥大诗人聚集的咖啡馆和爱德华多·卡兰萨主编的文学增刊，在西班牙诗人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影响下，意气风发，希望一扫十九世纪暮气沉沉的诗风。他们是五六个刚走出青春期的年轻人，强势闯入沿海地区的文学增刊，被寄予了很大的艺术期望。

“沙子与天空”的舵手名叫塞萨尔·奥古斯托·德尔巴列，二十二岁，热情高涨，不仅要革新诗歌的主题与情感，还要革新拼写和语法规则。语言纯正主义者视他为异教徒，院士们骂他白痴，古典派说他偏激。其实，除了那极具感染力的斗争精神一如聂鲁达外，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浪漫派。

周日，巴伦蒂娜表姨带我去塞萨尔家，他和父母住在最闹腾的圣罗克区。塞萨尔骨骼健壮，不胖，浅黑色头发，大兔牙，和同时代诗人一样，头发凌乱不堪。他家属于中产阶级下层，四面书墙，再多一本也放不下。他父亲不苟言笑，说愁眉苦脸更确切，一副退休公务员的派头，被儿子所谓的“高尚”追求折磨得死去活来。他母亲招呼我时有些扼腕，因为我跟他儿子一个毛病。为儿子，她流过太多眼泪。

对我来说，塞萨尔家是另一个世界，十四岁的我也许臆想过，但它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那天是我第一次上门，之后便频繁拜访，占用了他太多时间，至今我也不明白他怎么受得了。我甚至认为他那些天花乱坠、让人眼花缭乱的文学理论，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瞠目结舌但又随和的听众。他借诗作给我看，虽然从未听过那些诗人的名字，我居然无知者无畏地跟他讨论。尤其是聂鲁达，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我烂熟于胸，为的是回校惹耶稣会老师发飙，这些“冷门”知识他们从不涉足。那些日子，梅拉·德尔玛致卡塔赫纳的诗成为沿海地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巴兰基亚文化圈为之沸腾。塞萨尔·德尔巴列读给我听，措辞精妙，声音悦耳，读完第二遍，那首诗就印在了我的脑子里。

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交谈。塞萨尔用他自己的方式进行创作。他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游走于房间和过道，酷似梦游症患者，每隔两三分钟就从我面前经过，突然坐下，在打字机上敲出一句诗、一个词，或一个分号，然后站起身再走。我看着他，终于发现了诗歌创作的不二法门，心头一阵窃喜。于是，我在圣若瑟中学打下修辞学基础后，也如此这般初试文笔，抒发胸臆。两年后，我在波哥大得知了这位令人难忘的诗人最后的消息。巴伦蒂娜发来电报，寥寥数语：“塞萨尔已故。”无签名。

在巴兰基亚，无父母管束，我的第一感觉是自由。走出校门后，和老同学们依然关系亲密，其中有课后跟我唱副歌的阿尔瓦罗·德尔托罗和常跟我溜去书店和影院的阿特塔兄弟。埃列塞尔舅公行使监护权，我住在他家唯一要遵守的是：晚上八点前必须回家。

一天，我去塞萨尔·德尔巴列家时，他不在，我就在客厅边读书边等。一个超凡脱俗的女人也来找他。她叫玛蒂娜·丰塞卡，或许是他的情人，一个按黑白混血女人的模子雕刻出的白人姑娘，聪明，自立。我和她聊了两三个钟头，心情十分舒畅，直到塞萨尔回来，他们两人一同外出——没说去哪儿。直至那年的圣灰星期三，我才和她重逢，望完大弥撒，见她坐在公园长椅上等我。我以为那是个幽灵。她穿着亚麻绣花长袍，清丽脱俗，胸前戴着一根装饰性项链和一朵火红色的花。我记得她不假思索地邀请我去她家，根本不在意我们俩额头上还涂有神圣的圣灰十字。她丈夫是马格达莱纳河上的一名领航员，正当班，每班十二天。她不就是请我周六去她家喝巧克力，吃奶油鸡蛋饼吗，有什么要紧？只是这项礼节一直持续到那年年底，只要她丈夫上船，总是在四点到七点，雷克斯影院青少年场时间。我以此为由，向埃列塞尔舅公告假，和她厮混。

她的职业专长是辅导小学教师竞岗晋级，有空会邀请成绩优异的学生来家里喝巧克力，吃奶油鸡蛋饼。因此，周六多了个新学生，叽叽喳喳的街坊四邻并不在意。偷情顺利得让人吃惊，欲火疯狂地从三月燃烧到十一月。两个周六过去，我就忍不住渴望成天跟她如胶似漆。

我们的交往没有任何风险。她丈夫回城时会给信号，告诉她轮船正在进港。第三个周六，我和她正在床上，远处传来一声吼叫，她顿时紧张了起来。

“要镇定。”她对我说。又传来两声吼叫。我很怕，以为她会从床上跳起来。她没有，反倒不动声色地说：“我们还有三个多小时。”

她把丈夫描绘成“身高两米一的巨形黑人，老二威猛如高射炮”。我难压妒火，差点儿违反游戏规则，可不是小打小闹：我想把他宰了。她比我成熟，问题由她化解。此后，她领我走过现实生活的沟沟坎坎，像领着一匹披着羊皮的小狼。

我在学校表现极差，根本没有心思念书，玛蒂娜救我于水火之中。她很诧异，我怎么会那么孩子气，居然为一时贪欢荒疏学业。“这很正常。”我对她说，“如果学校是这张床，你是老师，我不仅会是全班第一，还会是全校第一。”她深以为然。

“行，咱们就这么做。”她对我说。

她没费多大劲儿，就安排出固定时间帮我补习：解决作业难题，预习下一周的功课。她既跟我在床上亲热，又像妈妈似的数落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对。要是作业没有保质保量地完成，那就每三个错罚一个周六不见面。而我顶多犯两个错。我的转变被老师和同学们看在眼里。

只可惜，她在补习中传授给我的那个屡试不爽的方法，我读到中学最后一年才想起来用：上课认真听讲，作业独立完成，不抄袭，我就能取得好成绩，空闲时间想读什么就读什么，自己安排，用不着辛辛苦苦熬通宵，也用不着白白担惊受怕。服了这一剂灵丹妙药，我在一九四二年勇夺年级第一，获得优秀奖章及各种荣誉。但我暗暗感激的是那些帮我治好疯病的“医生们”。庆祝会上，我意识到往年的荣誉因为受之有愧，别人夸奖，我会姿态丑陋地千恩万谢；最后一年实至名归，别人夸奖，我倒理直气壮地照单全收。不过，作为回应，在结业典礼上，我全文背诵了——不用提词——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的《古罗马竞技场》，虽然比面对狮子的基督徒还要害怕，但绝对发自内心。

那年过得很顺，假期我想回阿拉卡塔卡看望外婆特兰基利娜。谁知，她却紧急来到巴兰基亚，做白内障手术。再见到外婆，我很开心，特别是她还捎来外公的词典，作为给我的礼物。外婆视力衰退，却不自知，或自知，却不承认，直到连门也出不了了。仁爱医院立即给她动手术，做完后，说很成功。拆去纱布那天，她坐在床上，睁开闪闪发亮的眼睛，像绽放了第二次青春，满脸喜悦，开心地说：

“我看见了。”

医生想知道她究竟看见了多少。外婆用全新的目光扫过房间，历数每件物品，精确得令人发指。医生傻了，只有我能听懂，外婆历数的物品不在病房，而在老宅卧室。有哪些东西，放在哪里，她都记得。外婆的视力此后再也没有恢复。

爸妈非让我放假回苏克雷，顺便把外婆带过去。外婆比她的实际年龄所指证的要苍老许多，脑袋稀里糊涂，但她更爱唱歌了，音色越发甜美，歌声也越发动人。妈妈当她是个大洋娃娃，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很显然，她有意识，只是停留在过去。特别是收音机，唤起了她孩童般的兴趣。她认出主播们是她年轻时在里奥阿查的朋友，因为阿拉卡塔卡老宅没有收音机。她对他们的某些评论或不满或批评，就各种话题与他们展开讨论，骂他们有语病，仿佛对方就站在床边。主播们不说再见，她就不换衣服。他们说再见时，她也会非常礼貌地对他们说：

“先生，祝您晚安。”

她自言自语，解开了许多有关失踪的物品、保守的秘密或禁忌话题的不解之谜：阿拉卡塔卡老宅失踪的水泵，是谁偷偷拿走藏在了她的箱子里；玛蒂尔德·萨尔莫纳的父亲究竟是谁，那可怜人的兄弟们认错了人，把他一枪崩了。

见不到玛蒂娜·丰塞卡，我在苏克雷的假期也难挨，但她绝不可能跟我回家。我不敢相信要跟她分开两个月。她却不这么认为。相反，我刚提出这个问题，她就一如既往地成竹在胸。

“我正想跟你谈这事儿。”她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俩太黏糊了，你去别的地方读书，对你我都好。你会发现，咱们俩的故事只是一段过往。”

我以为她在说笑。

“我明天就走，三个月后回来找你。”

她用探戈舞曲回答：

“哈，哈，哈，哈！”

我这才明白，说“是”，她多半会答应；说“不”，则没得商量。于是，我乖乖听话，泪流满面，决定如她所想，改头换面，重新做人：换城市、换学校、换朋友，甚至换一种方式生活。我有一大把奖章壮胆，几乎不假思索、一本正经地对爸爸说，我不想回圣若瑟中学，也不想回巴兰基亚。

“老天有眼！”他说，“我一直纳闷，你怎么会浪漫到愿意有一帮耶稣会老师。”

妈妈当没听见：

“不去巴兰基亚，那就去波哥大。”

“哪儿都别去，”爸爸立即反驳，“咱们家没钱养公子哥。”

奇怪！不念书曾是我的梦想，如今真要不念了，我反倒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据理力争，求助于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

“有奖学金。”我说。

“有很多，”爸爸说，“但只给有钱人。”

他说得也对。倒不是因为有徇私现象，而是奖学金申请手续复杂，具体条件又没有很好地广而告之。政府实行中央集权，申请人必须去波哥大。波哥大在千里之外，去一趟要八天，花销基本等于一所好学校三个月的住宿费。再说，去了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妈妈火冒三丈：

“钱匣子一旦打开，就别想合上。”

花钱的地方多的是。路易斯·恩里克小我一岁，先后在本地两所学校报了名，都是没念几个月就辍学。玛尔戈特和阿依达在修女小学成绩挺好，打算去附近城市找个学费不贵的中学继续念。古斯塔沃、莉西亚、丽塔和海梅暂时还不着急，可一个追着一个疯长。这些弟弟妹妹（包括后来出生的三个）都把我看成家里来去匆匆的过客。

那年对我来说十分关键。每辆花车最大的看点是精挑细选的扮成王后代表两区赛诗的美女。我是半个外乡人，可以保持中立，我也向来如此。可那年，扮成王后登大花车的是姐姐卡门·罗萨，孔戈维奥区的船长们请我给她写几首诗。我欣然应允，但我根本不了解游戏规则，出言不逊，惹出了乱子；没辙，只好再写两首诗和解：替孔戈维奥区的美女圆场，让苏丽雅区的美女息怒。事件轰动一时，人尽皆知。市民几乎没听说过的无名诗人成为当日英雄。我借此进入公众视野，和南北两区缔结友谊。之后，我忙不迭地写儿童剧、参加慈善义卖和慈善抽奖，甚至帮竞选市政官员的人撰写演讲稿。

路易斯·恩里克弹吉他天赋异禀，后来果然成长为一名吉他手。他教我弹高音吉他，我们俩和菲拉戴尔佛·贝利利亚变成了小夜曲之王，最大的奖赏莫过于讨得姑娘欢心，她们快快地穿好衣服，打开家门，叫醒邻家女孩。而我们的狂欢继续，闹腾到吃早餐为止。那年，该组合又喜迎何塞·帕伦西亚的加盟，他爷爷家财万贯，一掷千金。何塞天生就是乐师，任何乐器，到手就弹。他有电影明星的派头，舞技超群，聪明绝顶，情场得意，让人又羡又妒，却恨不起来。

我却是个舞盲，在罗伊塞乌姐妹家都没学会。罗伊塞乌六姐妹先天残疾，坐着轮椅，教舞蹈却是一流的。爸爸向来在意名气，如今对我另眼相看，互不了解的我们有了促膝长谈的机会。其实，回望过去，我和爸妈从阿拉卡塔卡到巴兰基亚、卡塔赫纳、辛塞、苏克雷，一起生活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这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有助于我深入了解他们。妈妈对我说：“你能和爸爸成为朋友，真好！”几天后，她在厨房煮咖啡，又对我说：

“爸爸很为你骄傲。”

第二天，妈妈蹑手蹑脚地把我叫醒，对我耳语道：“爸爸要给你一个惊喜。”果不其然，我下楼吃早餐，爸爸当着所有人的面，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收拾东西，去波哥大。”

我第一反应是失望透顶，情愿留下来夜夜笙歌，但还是乖乖听话的好。波哥大气候冷，衣服不是问题。爸爸有一件黑色苏格兰羊毛外套和一件灯芯绒外套，两件腰围都小了，我们去找神奇裁缝佩德罗·莱昂·罗萨莱斯按我的尺寸改。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位已故参议员的驼皮大衣。她在家给我量大小时，天生有眼力的妹妹莉西亚悄悄告诉我，参议员的魂灵夜里会穿着大衣在家中游荡。我没理她，但她的话真的应验了。我在波哥大穿上那件大衣照镜子，看见了那位已故参议员的脸。我去慈悲当铺，当了十个比索，再没去赎。

家庭气氛好了许多，以至于临别时，我差点儿落泪。可计划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不容伤感。一月第二周，我先在马甘格自由自在地住了一晚，随后登上哥伦比亚航运公司的旗舰“大卫·阿朗戈号”。同舱旅友重两百二十磅，浑身无毛，盗用了“开膛手杰克”的名号，是小亚细亚飞刀马戏家族唯一的后代。我第一眼看到他，觉得他会在梦中把我掐死，后来发现他外强中干，是个心肠特别好的大娃娃。

第一晚，官方安排了庆祝活动，乐队伴奏，晚餐丰盛。可我却逃到甲板上，最后一次欣赏——原以为会挥一挥衣袖，没有悲伤地遗忘——那个世界的灯火，痛哭了一场，直到天明。今天，我敢说，我想变回孩子的唯一理由是想重新享受那段旅程。之后，我念了四年中学加两年大学，那段路来回走了若干次，关于人生这门课，每次走这段路都比在学校学得多、学得好。雨季水量充足，从巴兰基亚到萨尔加港，逆水而上需要五天，再从萨尔加港坐一天火车到达波哥大。旱季，要是时间不赶，最有意思，旅程会长达三周。

船名都很好记，过目不忘：“大西洋号”、“麦德林号”、“卡罗船长号”、“大卫·阿朗戈号”。船长们似乎来自康拉德笔下，说一不二，为人和善，胡吃海喝，独自在尊贵的船长室里无法入眠。轮船慢吞吞地行驶，旅途中惊喜不断。乘客们整日坐在甲板上，看着被人遗忘的村庄，看着张嘴静候昏头蝴蝶的短吻鳄，看着受船尾水波惊吓振翅飞翔的成群苍鹭，看着从内陆沼泽游来的鸭群和河口沙洲上边喂养幼崽边唱歌的海牛。在整个旅途中，人们清晨在长尾猴和小鹦鹉的喧哗中醒来，溺死的奶牛恶心的臭味常常熏得人睡不成午觉。奶牛在水里一动不动，肚子上站着一只孤零零的秃鹫。

如今，在飞机上很难结识朋友。当年在轮船上，学生们就像一家人，每年都会约好一块儿走。有时，轮船能在沙滩上搁浅十五天，可谁也不担心，继续闹腾。船长出证明，盖上戒指章，晚到学校的话，以此为凭。

从第一天起，我就注意到了一家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整天在头等舱的甲板上拉着手风琴散步，仿佛半梦半醒，让我艳羡不已。自从我在阿拉卡塔卡七月二十日国庆活动中听过“好汉弗朗西斯科”演奏的手风琴曲，就一直缠着外公给我买手风琴。外婆横插一脚，一如既往地荒谬，说手风琴是底层人的乐器。大约三十年后，我在巴黎国际神经学专家研讨会上认出了当年轮船上那个帅气的手风琴师。时光留痕：他长出了波西米亚式的胡子，穿的衣服大了差不多两码。但我不会认错，他昔日的风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没有自报家门，而是直接发问：

“手风琴师，您好吗？”

他十分惊讶地回应道：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赶紧道歉，说我认错人了，以为他是一九四四年一月上旬在“大卫·阿朗戈号”上拉手风琴的学生。他听了眼睛一亮，往事涌上心头。他是哥伦比亚人萨洛蒙·哈金姆，世界著名神经学专家。他弃艺从医，令人失望。

我注意到的另一位乘客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年轻壮实，脸色红润，戴眼镜，早早脱发，但打理得精致，像是典型的公子哥。第一天，他就霸占了那把最舒服的沙发椅，往茶几上堆了好几摞新书，从早到晚，一刻不停地读，直到被晚上的狂欢闹饮搅扰得无法专心为止。他穿花衬衫去餐厅，每天都不同款，一个人坐在角落，吃早饭、吃午饭、吃晚饭，边吃边读，似乎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我称他为“不知疲倦的读者”。

我忍不住去偷窥他读的书。大多是艰深难懂的公法著作，他早上读这些，圈圈点点，在空白处留批注；下午凉快，他就读小说。其中一本让我愕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我曾在巴兰基亚的一家书店偷过，没偷成。我发疯似的想读，想跟他借，又不敢。有一天，他读的是《大摩尔纳》，之前我没听说过，但它很快就成为我最爱的经典之一。而我只带了几本我读过的但还没机会重读的书，比如，科洛玛神父的《赫罗明》（从来没读完过）、何塞·艾乌斯塔西奥·里维拉的《漩涡》、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的《寻母三千里》和外公送我的那本词典（我会连续看好几个小时）。“不知疲倦的读者”的书多得读不完。我想说但没说出口的是：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跟他换。

我注意到的第三位乘客当然是同舱旅友“开膛手杰克”，他会在睡梦中说土语，叽里咕噜地能说好几个小时，很动听，我权当是清晨读书时的背景音乐。他不知道自己说梦话，也不知道那是哪种语言。小时候，他会用六种亚洲方言和马戏团走绳索的演员交流，母亲去世后他全忘光了，只剩下母语波兰语还记得。但我们能分辨出他说梦话时用的并不是波兰语。给杀气腾腾的飞刀上油、用粉红色舌头去舔刀刃的“开膛手杰克”是我最崇拜的人。

他唯一的麻烦，是第一天去餐厅，跟服务生说，不给他四份饭菜的话，他会饿死在船上。水手长说，要另外付费，但可以打折。他说他坐过世界各地的船，无论坐哪艘，都有权不被活活饿死。官司一直打到了船长那儿，船长用典型的哥伦比亚人的方式，决定给他提供两份饭菜，并让服务生工作疏忽，失手再多给他两份。他还自力更生，用勺子去取食欲不振的同桌或邻桌的饭菜，说些俏皮话逗人开心。除非身临其境，否则难以置信。

我无所事事，后来，在拉格洛里亚港上来了一群学生，他们晚上组织三重唱、四重唱，把博莱罗情歌唱成优美的小夜曲。我发现他们多出一把高音吉他，便自告奋勇地去弹，下午跟他们排练，一直唱到天亮，抒发胸臆，打发闲极无聊的时光，不唱歌的人无法想象唱歌多么让人愉快。

皓月当空的一个夜晚，岸边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克利马科·孔德·阿维略是位了不起的船长，他下令用探照灯寻找声源：原来是树倒了，母海牛困在树枝里，脱不了身。水手们跳下水，把它拴在起锚绞盘上，设法帮它脱困。海牛是种让人心疼的奇妙生物，它们既像女人又像奶牛，身长近四米，皮肤柔软，呈青色，长着大乳房的躯干让人想到《圣经》里的母亲。“要是继续屠杀河里的动物，世界很快就会灭亡”这种言论，我也是第一次从孔德·阿维略船长那儿听来的。他禁止从船上开枪。

“想杀人的回家去杀，”他叫道，“不准在我船上撒野！”

十七年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是个不幸的日子。朋友打电话到墨西哥，告诉我“大卫·阿朗戈号”在马甘格港起火，烧成了灰烬。我挂上电话，有种可怕的感觉：我的青春到此为止，思念之河的仅剩之物也随之逝去。今天，马格达莱纳河已死，河水腐臭，动物绝迹。历届政府反复提及的河流整治工作尚未开始：两岸亟须栽种六千万棵树，将占用沿海私有土地的九成面积，这意味着私人业主需要仅出于爱国，就放弃现有收入的九成。

每次旅行都是重要的人生课堂，我们和沿途城镇的接触短暂而又难忘，许多人的命运和这些城镇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一个有名的医学系学生作为一个婚礼舞会上的不速之客，未经允许，邀请最美的女人跳舞，被其夫开枪打死。另一个喝得酩酊大醉，在贝里奥港娶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姑娘为妻，生了九个孩子，婚姻美满，家庭幸福。我们在苏克雷的朋友何塞·帕伦西亚在特内里费鼓手大赛中赢了一头奶牛，就地出售，赚了五十比索。这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在石油之都巴兰卡韦梅哈广阔的红灯区，我们意外发现安赫尔·卡西·帕伦西亚在一家妓院的乐队里唱歌。他是何塞·帕伦西亚的堂兄，一年前在苏克雷销声匿迹，音讯全无。乐队喧闹欢腾，直到天明。

记忆中最不愉快的事发生在贝里奥港一家昏暗的小酒馆里。警察棍棒交加，把我们四名乘客拉出去，不解释，也不听解释，以强奸女学生的罪名逮捕了我们。到警局后，他们发现真凶已经毫发无伤地落网：是当地的几个小混混，和轮船无半点儿干系。

轮船最后停靠在萨尔加港，乘客们凌晨五点下船。那儿海拔高，要穿暖和点儿。人们裹着黑呢外套加坎肩，戴着圆顶礼帽，胳膊上挂着大衣，和之前听着蛙鸣、闻着水臭——河里尽是动物尸体——的形象迥然不同。下船时，我吓了一跳。原来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最后一刻说服我妈妈给我准备了特别土气的铺盖卷：一张龙舌兰纤维做的吊床、一床羊毛毯和一只应急便盆，所有这些都卷在一张茅席里，用吊床挂绳绑在一起，打了个十字结。乐手朋友们见身处文明社会的我还带着这么土气的铺盖卷，忍俊不禁。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为我所不敢为：直接把铺盖卷扔进了水里。那次旅行令我十分难忘，最后一幕便是铺盖卷顺着水流，从何处来，归何处去。

从萨尔加港开出的火车最初四个小时顺着山脊往上爬，到最陡处，会向下滑增加向上的冲力，然后再试着上升，像条龙一样呼哧呼哧着。有时需要乘客下车，以减轻火车重量，爬过山头再上车。沿途的小镇冰冷凄凉，车站冷冷清清，只有一辈子都在那儿卖东西的人守在那儿，从车窗塞进煮好的又肥又黄的整鸡和可口的白色土豆。我就是在那儿第一次感到寒冷，那种感觉很陌生，看不见摸不着。幸好黄昏时，视野突然开阔，绿色的草甸似大海般伸到天边，美极了。世界安静了，动得快起来了，车厢里的气氛也为之一变。

我已经把“不知疲倦的读者”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却突然冒出来，急不可耐地坐到了我对面。简直不可思议。他喜欢我们晚上在船上唱的一首博莱罗，请我帮他写下来。我不仅写了，还教他唱。我惊讶地发现，他听力好，嗓子也好，单独唱第一遍的时候就既准又好。

“那个女人听了一定会晕死过去！”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我这下明白他为何急不可耐了。自从在船上听我们唱了那曲博莱罗，他就觉得那是对女友最好的表白。三个月前，他的女友在波哥大送他离开；那天下午，她会到车站接他。那首博莱罗他听过两三遍，能唱几句，见我一个人坐火车，决定请我帮个忙。我也壮着胆子，专门提到——无关其他任何事——有本书很难找，居然在他的桌子上看到了。他着实很惊讶，问我：

“哪一本？”

“《双重人格》。”

他开心地笑了。

“我还没看完，”他说，“但这是我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之一。”

他只说了这些，然后为那首博莱罗向我致谢，紧紧握手告别。

火车减速，经过堆满生锈物件的棚屋，停靠在一个阴暗的码头时，天渐渐黑了。我赶在人群把我撞倒之前，提着箱子往外走。正要出站，有人大叫：

“年轻人！年轻人！”

我回头看，好几个年轻或不那么年轻、跟我一起跑的人也回头看。“不知疲倦的读者”从我身边走过，没停下，递给我一本书。

“愿您喜欢！”他喊道，随后消失在人群中。

是那本《双重人格》。我懵了，都没反应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把书放进大衣口袋，顶着傍晚的寒风走出车站。我精疲力竭，把箱子放在站台上，坐在上面喘气。街上一个人也没有。站在海拔两千四百米的地方，寒风凛冽，呼吸困难，细雨裹着烟垢，只看得到冰冷阴森的街角。

我冻得要命，等了至少半小时。应该有人来接我，爸爸给他的亲戚、我未来的监护人堂埃列塞尔·托雷斯·阿朗戈发了封加急电报。那时令我忧心的不是有没有人来接，而是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坐在一只坟墓般的箱子上的恐惧。突然，一个男人下了出租车，他打着绸伞，穿着长及脚踝的驼皮大衣，很体面。尽管他对我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但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监护人，可我不敢跟他打手势。他跑进车站，几分钟后，又绝望地跑出车站。他终于看见了我，指着我问：

“你是加比托，对吗？”

我真诚地回答：

“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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