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夫像老家具般疲惫不堪地从吊床上坐了起来，总算像个人了，他跟我们快速握了握手，他的手很烫。他注意到我的反应，告诉我说：“一年来，我一直在发烧，原发性的。”紧接着，他从吊床上下来，坐到床上，气息奄奄地对我们说：
“这个镇子经历了什么，你们怎么也想不到！”
只这一句总结了一辈子的话，足以让我看出，大夫还是老样子，既孤独又悲伤。他又高又瘦，发质好，带金属光泽，胡乱剪剪就成，黄眼珠炯炯有神，我小时候最怕见到他。下午放学后，我们趴在他卧室的窗台上，越怕，越想往里看。他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晃得很高，好让自己凉快一些。我们就这样死死地盯着他，直到他发觉，猛地回头，眼里直冒火。
第一次见他，我才五六岁。一天早上，我和同学溜进他家后院，去偷树上的大芒果。院子一角有个木板搭成的厕所。突然，厕所门开了，他一边系裤带，一边往外走。他穿着白大褂，在我眼里，像外星人，苍白，瘦削，那对黄眼睛仿佛地狱里狗的眼睛，永远盯着我。别人都从小门跑了，只有我被他盯得愣在原地。他看看我从树上摘下的芒果，伸出手，喝道：
“给我！”他眼神十分轻蔑，将我上下打量，“院子里的小毛贼！”
我把芒果扔到他脚下，落荒而逃。
他是我的噩梦。一个人走，我会绕很远的路，为的是不从他家门口过。跟大人走，我也只敢偷偷地往药店瞟一眼：阿德里亚娜永远坐在柜台后面，缝纫机边，仿佛在服一种无期徒刑；隔着卧室窗户，只见大夫躺在吊床上晃来晃去，晃得很高，看一眼，就足以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二十世纪初，大夫和无数委内瑞拉人逃离胡安·比森特·戈麦斯暴政，从瓜希拉省入境，来到阿拉卡塔卡镇。两股相反的力量让他加入了先驱者的行列：他们国家暴君的残暴和对我们国家“香蕉热”的幻想。大夫来到镇上，靠仁心仁术——当年叫临床眼光——赢得声誉，成为外公外婆家的常客，那时家里常设流水席，招待乘火车来的客人。妈妈是他大儿子的教母，外公也教那孩子防身术。我在委内瑞拉先驱者的陪伴下成长，后来又在逃离内战的西班牙流亡者的陪伴下长大。
妈妈和我坐在离床不远的地方，听大夫絮叨将镇子摧毁的悲剧的种种细节，而早已被人遗忘的大夫当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激起的恐惧所残留的最后一点儿痕迹，此时也消散了。在热得透不过气的房间里，他说得绘声绘色，每件事情我们都仿佛亲眼所见。万恶之源当然是军队屠杀香蕉工人，但历史真相如何，死了三个还是三千个，依然迷雾重重。大夫说，也许没死那么多，可每个人都根据自身的伤痛将数字往上加。如今，香蕉公司早已一去不复返。
“美国佬永远不会回来了。”他下了定论。
唯一铁板钉钉的是，他们卷走了一切：钱、十二月的清风、切面包的餐刀、午后三点的惊雷、茉莉花香和爱。只留下灰头土脸的巴旦杏树、耀眼的街道、木头房子、生锈的锌皮屋顶，以及被回忆击垮、沉默寡言的人。
那天下午，锌皮屋顶上噼里啪啦，如雨点在敲，吓了我一跳，大夫这才第一次正眼瞧我。“是秃鹫，”他说，“成天在屋顶上走来走去。”他又有气无力地指着关好的门：
“晚上更糟，能听见死人在街上走。”
他留我们吃午饭，没有理由拒绝，卖房子只需签署正式合同就行了，买主就是房客，细节都通过电报事先谈妥了。时间够不够？
“足够！”阿德里亚娜说，“如今连火车什么时候来都没准儿。”
于是，我们一起吃了顿克里奥尔风味的午饭。粗茶淡饭，跟钱没关系，大夫过日子——包括饮食——崇尚简朴。清汤入口，沉睡的世界在记忆中醒来。儿时的味道，离开镇子后久违的味道，又一勺勺原封不动地喝回来了，一阵阵让我揪心。
刚开始聊，我就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趴在窗台上嘲弄他的孩子，所以当他用跟母亲说话时那种既严肃又亲切的口吻跟我说话时，吓了我一跳。小时候情况不妙、心慌意乱时，我会快速、连续地眨眼。大夫一看我，我就不由自主地条件反射，快速、连续地眨眼。酷热难当，我走了一会儿神，不禁纳闷：如此和蔼、恋旧的老人怎么会是我儿时的噩梦？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不知说到什么无关紧要的话题，他露出祖父般的笑容望着我。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了不起的加比托。”他问我，“在念什么？”
为了掩饰我的心慌意乱，我魂不守舍地历数学业：在公立寄宿学校念完中学，成绩优异；在法律系念了两年多大学，乱七八糟；做新闻，边干边学。妈妈一听，想让大夫帮腔，赶紧开口。
“您瞧瞧，大妹夫，”她说，“他想当作家。”
大夫眼睛一亮。
“太棒了，大姐！”他说，“老天有眼。”他转头问我：“写什么？写诗？”
“写小说和故事。”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顿时来了精神，问我：“读过《芭芭拉夫人》吗？”
“当然，”我回答道，“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全部作品我几乎都读过。”
精神振奋的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说，罗慕洛·加列戈斯在马拉开波做讲座时，他去听过，深感他人如其文，对他仰慕之至。事实上，当时，我满脑子都是密西西比河的家世小说，开始觉得我们的本土小说存在种种缺陷。不过，能和儿时的“大恶魔”交谈甚欢，已是奇迹，索性随了他的兴致。我跟他聊我在《先驱报》上的每日“长颈鹿专栏”，首次披露了我们即将创办一本杂志的意图。我越聊越自信，不仅聊到刊物定位，还提前透露刊名为“纪事”。
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
“你文笔如何，我不知道。”他说，“不过听你的口气，已经是个作家了。”
妈妈赶紧解释，我想当作家，谁也没拦着，只要能拿个学位，这辈子有个保障。大夫才不管这么多，只谈作家这个话题。他说自己当年也想成为作家，但他的父母和我母亲的理由一样，劝他当兵不成，又逼他学医。
“您瞧，大姐，”他最后说，“我当了医生，手上死的病人，上帝唤走多少，我害死多少，根本说不清。”
妈妈没辙了。
“最糟的是，”她说，“我们辛辛苦苦供他上学，好端端的法律系，他居然不念了。”
但大夫反倒觉得这恰恰是个人志向无法动摇的明证，只有爱情的力量可以与之媲美。尤其是艺术志向，最为神秘，让人甘愿奉献一生、不求回报。
“个人志向与生俱来，背道而行，有碍健康，”他说，伴着共济会终身会员的爽朗笑容，“顺势而行，妙药灵丹。”
大夫居然言我所不能言，我惊呆了。妈妈恐怕也这么想，她默默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欣然认命。
“怎么跟你爸爸说？”她问。
“就照大夫的话说。”我答。
“不行，那样没用。”她又想了一会儿，“你就别担心了，怎么跟他说，我自有办法。”
不知她有何办法，还是后来又想了别的辙，不过，争论到此为止。钟敲了两下，像滴了两滴水，妈妈一激灵。“天啊！”她说，“我把来这儿的正事给忘了。”她起身告辞：
“我们得走了。”
站在街对面，我看了老宅第一眼，跟记忆中大不一样，哪里还是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宅子？门前的两棵巴旦杏树——多少年来，它们就是家的标志——早已被连根拔去，孤零零的宅子暴露在风吹日晒中。烈日底下只剩区区三十米宽的门面，一半是砖坯墙外加瓦片屋顶，让人想起玩具屋，另一半是没有刨平的木板。门关着，妈妈先慢慢敲了几下，后来使了点儿劲，隔着窗户问：
“有人吗？”
门慢悠悠地开了一条缝，一个女人站在阴影里问道：
“请问有何贵干？”
妈妈的口气不由得威严起来：
“我是路易萨·马尔克斯。”
门大开。一个骨瘦如柴、面容苍白、身穿丧服的女人好似从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客厅尽头，有个老人坐在轮椅上晃来晃去。作为这里多年的房客，他们提议把房子买下来。可他们不像能买得起房子，而房子也没什么卖相。妈妈收到电报，房客说愿意先付一半现金，她开收条，余款等年内办完手续再付。但他们谁也不记得安排了这次会面。说了半天，等于鸡同鸭讲，唯一弄明白的是，不存在任何协议。妈妈说晕了，也热晕了，汗如雨下，环顾四周，不禁叹了口气。
“可怜的房子就快倒了。”她说。
“早该倒几百回了。”老头说，“没倒，是因为我们花钱做了维护。”
他们有一份维修拖欠款清单，租金能抵一部分，算来算去，我们倒欠他们钱。妈妈虽说心慈手软，遇上生活的险阻也能迎头而上。她据理力争，但我没帮腔。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发觉买家有理。电报里并未说明售房日期和售房方式，这些都有待商榷。老毛病：家里人又在瞎蒙。我能想象出当时的场景：收到电报后，在饭桌上拍板。不算我，还有十个拥有相同权利的兄弟姐妹。最后，妈妈东拼西凑了几个比索，收拾了一个她学生时代的书包上路，身上带的钱只够买一张回程票。
妈妈和女房客决定从头理论，不到半小时，我们就发现，这买卖没法儿做。有些问题根本解决不了，我们都忘了这房子做抵押贷了一笔款，好多年后才能结清，结清了才能卖。女房客又想扯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妈妈毅然决然地拦住了她的话头。
“这房子我们不卖了！”她说，“就当我们生在这儿，也要死在这儿！”
那天下午余下的时间里，在火车到站之前，我们以怀旧之情回忆起有关那座充满鬼魂的宅子的点点滴滴。整栋宅子都是我们的，但只有临街出租的部分还能住人，外公曾在那儿办公。其余墙面千疮百孔，锌皮屋顶锈迹斑斑，蜥蜴爬来爬去。妈妈站在门槛旁，目瞪口呆，十分坚决地叫道：
“房子不是这个样子的！”
她没说该是哪种样子，儿时，关于老宅的历史，大家各执一词，至少有三个不同版本。听外婆说，这里最早是印第安人的棚屋，她的口气很不屑。后来，外公外婆将它翻盖成泥巴苇子墙、棕榈叶屋顶的宅子，客厅宽敞明亮，餐厅像露台，花团锦簇，卧室有两间，庭院里种着一棵参天栗树，菜园精心打理过，山羊、母鸡和猪在牲口圈里和平共处。按最普遍的说法，这栋宅子在某年的七月二十日，独立日庆典时，被落在棕榈叶屋顶的烟火烧成了灰烬。那些年战事频仍，到底哪年谁也说不清。大火过后，只留下水泥地和两间朝街的房子。“老爹”任公务员的时候，常常在那里办公。
余烬犹温，家里人便建造了这最后的栖息地。八间房一字排开，长长的走廊，栏杆旁一溜秋海棠，女眷们趁下午凉快，坐在那里绣绣花，聊聊天。房间式样简单，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一眼就看出，我一生中的那些重要时刻就隐藏在这些房间无数的细节里。
第一间是会客室兼外公的私人办公室。屋里有开合式书桌、沙发转椅、电风扇。空荡荡的书柜里，只有一本硕大无比的绽了线的书：一部西班牙语词典。紧邻的是外公的金银作坊，他在那儿制作身子会动、镶着绿宝石眼睛的小金鱼，不为糊口，只凭兴致，度过了最美好的时光。他在那儿接待过大人物（特别是政治家）、丢了饭碗的公务员和退伍老兵。两位历史人物也在其中，拉斐尔·乌里韦·乌里韦将军和本杰明·埃雷拉将军分别来家里吃过饭。乌里韦·乌里韦将军饮食有度，让外公终生难忘：“他吃得像小鸟一样少。”
根据加勒比文化，女眷禁入办公室和手工作坊，正如法律明文规定，镇上的酒馆禁止女性入内。可是后来，办公室居然变成了病房，佩特拉姨姥姥在里面去世，“老爹”的姐姐、久病不愈的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临终前几个月也是在那儿度过的。再后来，那儿又变成女眷专用客房，许多女眷曾在那儿暂住或久住，儿时的我有幸成为唯一能在两个世界里都得到优待的男性。
走廊拓宽一段，便是餐厅，女眷们坐在栏杆旁绣花。餐桌可坐十六人，客人每天中午乘火车到来，有意想之中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妈妈重回旧地，看着残破的秋海棠花盆、腐烂的花根和被蚂蚁蛀空的茉莉花树干，缓过神来。
“茉莉花香有时浓郁得让人无法呼吸。”她望着炫目的天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可从那以后，我最怀念的是午后三点的惊雷。”
我听了一惊。我也记得惊醒午睡的那声巨响，像石头连续滚过。不过，我从未意识到雷声只在午后三点响起。
走廊后面还有一间会客室，只在特殊场合使用。日常待客，男宾在办公室，女宾在秋海棠长廊，一律用冰镇啤酒招待。神奇的卧室世界从那儿开始：头一间是外公外婆的卧室，门很大，面向花园，雕花木板上刻着落成年代：一九二五。在那里，出乎意料地，妈妈给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她用胜利的口吻叫道：
“这儿就是你出生的地方！”
我要么之前不知道，要么就是忘记了。而我睡到四岁的那张婴儿床在下一间卧室里，外婆一直留着。我原本把它忘了，但一见到它，我就回想起自己穿着簇新的蓝色碎花连衫裤、大哭大闹叫人来换装满屎的尿布的场景。当时，我只能勉强抓着那张婴儿床的围栏站立。床又小又不结实，像婴儿睡篮。亲戚朋友们老笑话我，说我这个小屁孩着急起来的样子像个大人。我说，那么着急，不是因为大便恶心，而是怕弄脏簇新的连衫裤。换言之，不是爱干净，而是爱漂亮。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是身为作家的我最初的记忆。
那间卧室没有祭坛，摆放着真人大小的圣徒像，比教堂里的更逼真、更阴森。外公的表妹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梅希亚一直住在这儿，我们叫她“婶婶”。在她父母双亡后，她俨然成了家里的女主人。我睡在旁边的一张吊床上，长明灯下，圣徒眨巴着眼睛，把我吓坏了。那盏灯等到所有人都去世后才会灭掉。妈妈没出阁前也睡在这儿，也被圣徒们吓得够呛。
走廊尽头的两间房大人们不让我进。外间住的是胡安·德迪奥斯舅舅婚前的私生女萨拉·埃米莉亚·马尔克斯表姐。她由外公外婆一手带大，自小天生丽质，个性鲜明，有全套卡列哈精美童书，彩色插图，它们勾起了我最初的文学兴趣。可她怕我把书弄乱，怎么也不让我碰。这是身为作家的我最初的失落。
里间是杂物间，堆着没用的箱子和其他物品，我好奇了好多年，就是没办法进去寻宝。后来我才知道，当年妈妈放假约同学来玩，外公外婆专门购买的七十个便盆也放在里面。
隔着走廊，那两间房的对面是大厨房，有原本石砌的小灶和外婆后砌的大灶。外婆是专业面包师加甜点师，小动物形状的糖果大清早香气扑鼻。厨房是女人们的地盘，她们在这儿干活，也在这儿生活。外婆的活儿头绪多，大家边唱边忙。了不起的洛伦索是外曾祖父母留下的鹦鹉，恐怕有一百岁了，会喊反抗西班牙的那些口号，唱独立战争时的歌曲。它瞎得厉害，掉进过汤锅里，幸好水刚开始烧，这才让它捡回了一条小命。某年的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它凄厉的叫声差点儿把房顶掀翻：
“公牛！公牛！公牛来了！”
男人们都出门去参加国庆斗牛比赛了，家里只剩下女人，她们都以为鹦鹉老年痴呆，胡说八道。她们知道怎么跟鹦鹉交流，但直到一头从广场上的牛栏里逃出来的野牛怒吼着冲进厨房，瞎撞一气，她们才明白它在叫什么。做面包的家什和灶台上的锅都遭了殃。女人们吓破了胆，一阵风似的往外逃。我正往厨房走，被她们一把抱住，躲进了食品储藏室。那头失控的牛在厨房里的怒吼声加上走廊水泥地上急促的牛蹄声震得房子一个劲儿地晃。突然，天窗里探进牛脑袋，它灼热的口气和硕大的眼睛吓得我手脚冰凉。长矛手赶来，把牛带回牛栏，如火如荼的讨论就此展开。咖啡一壶壶地煮，布丁一盘盘地上，戏剧性的场面一遍遍地说，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叽叽喳喳，有滋有味。每说一遍，劫后余生的女人们的形象就又高大一些。
庭院看起来好像不大，树的种类却不少，一个没有屋顶的洗澡间，外带一个水泥砌成的蓄水池用来接雨水，还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平台，要爬一架三米左右、不太结实的梯子才能上去。那儿放着两只大桶，外公大清早摇手摇泵，将水打满。再过去是马厩（木板没有上漆）和仆人房，最后是开阔的果园。家里唯一的粪池也在那儿，印第安女佣日复一日地在这里倒尿盆。最郁郁葱葱、热情好客的当数那棵早已跨越时空的栗树。上世纪打了那么多场内战，至少有两位退役上校是在那棵古树下撒尿时死去的。
在我出生前十七年，外公外婆把家搬到了阿拉卡塔卡。当时，联合果品公司垄断全球香蕉市场的骗局刚刚上演。一同搬来的还有他们二十一岁的儿子胡安·德迪奥斯、十九岁的女儿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德阿拉克盖和当时五岁的我的妈妈路易萨·圣地亚加。妈妈出生前，外婆怀过一对双胞胎，四个月时意外流产。怀上妈妈后，她说四十二岁了，生完这个，再也不生了。过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同样年龄的妈妈在同样的情况下说了同样一番话，呱呱坠地的埃利希奥·加夫列尔是她第十一个孩子。
举家迁往阿拉卡塔卡，是想忘记过去。尽管奴隶制已经废除，他们还是按一人一百比索的价钱买来了两名瓜希拉印第安男仆阿利尼奥、阿波利纳尔和一名印第安女仆梅梅。上校曾在捍卫荣誉的决斗中杀过人，事后追悔莫及。往事不堪回首，他带上必需品，想逃得越远越好。多年前，他曾途经此地，当时还在打仗，他以总军需官的身份前往谢纳加，出席《尼兰迪亚协定》的签署仪式。
新家没有给他们带来平静，贻害无穷的自责情绪甚至会传染给某个误入迷途的玄孙。外婆米娜眼睛瞎了，脑子也有些糊涂，时常激动地回忆往事，我们这才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年，谣言满天飞、大祸临头时，只有她是事后才得知决斗这回事。
事情发生在巴兰卡斯。它坐落在内华达山脉的支脉上，是个太平繁荣的小镇。上校在这里跟他的父亲和祖父学会了金匠手艺，签署停战条约后，他回归故里。对手是个大个子，比他小十六岁，跟他一样，是个死心塌地的自由党人，天主教徒，农民。大个子家境贫寒，结婚不久，有两个孩子，听名字就是个好人：梅达多·帕切科。最让上校痛心的是，与战场上遭遇的无数不知名姓的敌人不同，他们是老朋友、党内同志兼“千日战争”战友。太平年代，两人却要生死相搏。
那是现实生活中第一桩激发我创作灵感的事，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自懂事起，我就发现此事对全家举足轻重，然而，细节始终云山雾罩。妈妈当年只有三岁，老觉得那是一场不着调的梦。大人们当着我的面闪烁其词，说法不一，让我永远琢磨不透。最可信的说法是：梅达多·帕切科的母亲听说外公出言侮辱了她，便唆使儿子去报仇，替她挽回名誉。外公当众辟谣，向母子俩做了解释。谁知梅达多·帕切科积怒未消，出言反攻，说外公身为自由党人，行为可耻。是何行为，我也不甚清楚。外公颜面扫地，约他择日决一死战。
上校从挑战到决斗期间的所作所为堪称表率。他悄无声息地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命运只有两种安排：要么死，要么入狱。无论怎样，他都要确保家人的安全。他不慌不忙地变卖了最后一次战争后仅剩的家产：金银作坊和他父亲留下的、他用来养山羊和种甘蔗的一小块土地。六个月后，他把所有资金压在箱底，静候决斗日的到来。日子是他定的，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二日，发现新大陆纪念日。
梅达多·帕切科住在镇外，他不会错过那天下午纪念圣女皮拉尔的宗教游行，我外公知道。出门前，梅达多·帕切科给妻子留下一封情深意切的短笺，告诉她钱放在哪儿，对儿女的将来也各有规划。他把信放在两人共用的枕头底下，妻子睡觉时一定会看见。他没有和任何人告别，便出门去迎接他的恶时辰。
就连那些最不可信的说法也一致认为：决斗发生在十月的一个星期一，那天是典型的加勒比天气，乌云压顶，凄风苦雨。梅达多·帕切科身着节日盛装，刚拐进一条死胡同，就被马尔克斯上校拦住。两人都有武器。多年以后，外婆说胡话时，总说：“上帝给过亲爱的尼古拉斯机会，让他饶了那个可怜人的性命，可他不知道抓住机会。”外婆这么想，恐怕是因为上校跟她说过，他突然拦住梅达多·帕切科时，看见他眼里闪过一丝痛苦。上校还说，他硕大的身躯倒在灌木丛里，发出呻吟，没有言语，“像小猫落水时的惨叫”。“老爹”去向镇长自首，套用了一句对仗工整的俗语：“荣誉之弹战胜了权力之弹。”很有当年自由党人的风度，但我觉得这不像是外公说的话。问题是没有证人。外公和双方证人的呈堂证供本该是最权威的说法，只可惜卷宗即使存在过，也已不知所踪。我听过无数版本，没有任何两种雷同。
这件事让镇上的家家户户吵翻了天，连死者家人也持不同观点。有些提议复仇，有些却把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和她的儿女们接到自己家里去避风头。儿时，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背着上一代人的罪过，深切自责，直到如今，落笔之时，我依然更同情死者家人，而非自家人。
保险起见，“老爹”先被带到里奥阿查，又被带往圣马尔塔，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半年监禁，半年监外执行。他刚出狱，就带全家去谢纳加玩了几天；后来又去巴拿马，留下了一笔风流债和一个女儿；最后他在阿拉卡塔卡落脚，在地方财政部门任收税官，工作既危险又不受人待见。他不再持枪上街，哪怕香蕉工人暴动、时局动荡时也没有，只把左轮手枪压在枕头底下以备自卫防身。
经历过梅达多·帕切科的噩梦，阿拉卡塔卡也远非梦想中的乐土。这里原本是奇米拉族印第安人农庄，位置偏远，时运不济，既不受上帝眷顾，也不受谢纳加市法律制约，没有在“香蕉热”的光环下，而是在其阴影里被载入史册。阿拉卡塔卡（aracataca）不是镇名，而是河流名。在奇米拉语里，阿拉（ara）的意思是“河”，卡塔卡（cataca）是族人对首领的称呼。因此，我们当地人不把镇子叫阿拉卡塔卡，而是按原来的称呼，叫它卡塔卡。
当外公为了唤起家人的热情，说这儿遍地钞票时，米娜说：“钱是魔鬼拉的屎。”对我母亲来说，这里简直是恐怖王国，她对此地最初的记忆是蝗灾。当时她年纪还小，蝗虫把粮食全毁了。“你可以听到蝗虫飞过，就像刮了一场夹枪带棒的狂风。”回去卖房子时，她说。当时，吓坏了的居民们只能躲进屋里，自然灾害只有巫术能化解。
干燥的飓风随时可能席卷而来，掀翻屋顶，摧残刚栽不久的香蕉树，给镇子留下厚厚的一层灰。夏天，大旱让牲畜奄奄一息；冬天，暴雨让街道水流成河。美国佬工程师乘橡皮艇，在溺水的床垫和死去的母牛间穿行。联合果品公司将河流改道，人为改造灌溉系统是河水泛滥的罪魁祸首，最严重的一次，洪水甚至冲出了墓地里的骸骨。
人祸甚于天灾。一列玩具似的火车将来自四面八方、打定主意在此立地生根的冒险家们运送到这片灼热的沙土地，冒失的繁荣造成了人口增长和社会混乱。这里距丰达西昂河上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劳改营地只有五西班牙里，犯人们经常在周末溜出来捣乱。阿拉卡塔卡一点儿也不像西部片中的新兴城镇。奇米拉人的棕榈叶和芦苇茅屋渐渐变成了联合果品公司的小木屋，双坡锌皮屋顶、挂着粗麻布窗帘的窗户和遮阳棚上爬着藤蔓植物，花朵上沾满灰尘。人们在大道上支起帐篷。男人们当街更换衣服，妇女们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一头头的骡子被丢弃，饿死在旅店的马厩里。在这一群陌生的面孔间，我们这些最早的居民反而成了新来的客人，成了永远的异乡客，外来户。
死亡不仅源于周六发生的口角争执。一天下午，街上有人大呼小叫，只见一个无头人骑着骡子经过，原来，香蕉种植园之间结算账目的过程中，他被人用大砍刀砍了，脑袋被灌溉水渠里冰凉的水流冲走了。当晚，我又听到外婆嘀咕：“这么可怕的事只有内地佬才干得出。”
内地佬在高原地区土生土长，和旁人比，不仅萎靡不振，恶习缠身，而且自诩为“上帝的使者”，面目可憎，以至于来自内地的军人疯狂镇压香蕉工人罢工后，我们不称军队里的人为士兵，而是直接叫他们内地佬。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政权唯一的既得利益者，而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现得嚣张跋扈，仿佛事实的确如此。不说这些就无法解释传说中“阿拉卡塔卡黑色之夜”的恐怖，那次屠杀在众人记忆中的痕迹十分模糊，是否发生过，并无确凿证据。
事情发生在一个比平时更糟的周六。一个本地人（没有留名的良善人）牵着一个小男孩走进酒馆，给孩子要了一杯水。有个独自在吧台喝酒的外乡人不让孩子喝水，非要他喝甘蔗酒。孩子父亲试图阻止，但外乡人坚持让喝。孩子吓坏了，不小心一巴掌把酒打翻。外乡人想都没想，一枪将他打死了。
这是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另一个阴影。跟“老爹”去酒馆喝饮料时，他常提起。事情匪夷所思，连他都不敢相信。当时，他应该刚到阿拉卡塔卡不久，因为我母亲只记得家里的大人被吓得够呛。因为只知道行凶者带安第斯山区的做作口音，镇里人的报复对象不仅是他，还有无数持同样口音、同样可恶的外乡人。许多人举着甘蔗砍刀，冲向昏暗的街头，在影影绰绰的人群里随便抓个人过来，喝道：
“说话！”
单凭口音，就将他大卸八块，根本不考虑口音千差万别，这样做不公平。姑姥姥维内弗里达·马尔克斯的丈夫堂拉斐尔·金特罗·奥尔特加是地道的内地佬，他之所以能活到近百岁，是因为当时外公把他关进了食品储藏室，等事态平息后才放他出来。
来阿拉卡塔卡两年后，家里的掌上明珠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撒手人寰，全家人心碎不已。她的照片多年来挂在客厅里，名字如同众多家族标志一样，代代相传。最近那几代年轻人应该不再会被那个身穿波浪裙、脚踏小白靴、长辫及腰的小公主所打动，他们绝对不会将如此精致的形象跟一位外曾祖母搭上关系。但我总觉得，与悔恨和幻灭相比，神经紧张对外公外婆而言，几乎相当于太平日子。无论在哪儿，他们都感觉像异乡客，直到闭了眼。
他们的确是异乡客，但混在从世界各地乘火车赶来的人群里，倒也没那么显眼。带着和外公外婆家同样的想法，菲尔库森、杜兰、贝拉卡萨、达孔特、克莱亚纷纷举家前来，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纷至沓来的还有意大利人、加纳利人和叙利亚人（我们称之为土耳其人），他们越过省界，前来追寻自由和在故土丢失了的生活方式。芸芸众生，形形色色。有些是魔鬼岛——法属圭亚那监狱——的逃犯，他们并没有作恶，只是持有异见。其中一个叫雷内·贝尔文诺伊特，法国记者，政治犯，他逃到香蕉种植园来撰写大作，披露监狱生活的种种不堪。阿拉卡塔卡鱼龙混杂，从一开始就是个没有边境的地区。
然而，最令人难忘的是委内瑞拉人。两名少年学生曾经前来度假，住在一户委内瑞拉人家里，大清早往头上浇凉水洗澡。他们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和劳尔·莱昂尼，半个世纪后，先后就任该国总统。委内瑞拉人中，接生婆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跟我们走得最近。她气色很好，讲故事水平高超。我正儿八经听过的第一个故事《布拉班特的格诺费瓦》就是她给我讲的。她把许多世界名著改编成儿童故事，像《奥德赛》、《愤怒的奥兰多》、《堂吉诃德》、《基督山伯爵》、《圣经》等的片段。
外公无权无势，却备受尊敬，连香蕉公司的地方主管也对他仰慕不已。他是自由党老兵，多次参加内战，签署最后两个条约后解甲归田。本杰明·埃雷拉将军起到了表率作用，每天下午，他的尼兰迪亚庄园都传来忧伤的华尔兹舞曲，是他用单簧管吹奏的。
妈妈在这片脏兮兮的土地上长大成人，斑疹伤寒带走玛格丽塔·马里亚·米尼亚塔后，她集全家人的宠爱于一身。妈妈原本体弱多病，童年过得心惊胆战，三天两头间日热，退完最后一次烧，病好了，彻底好了。她九十七岁高寿，膝下有十一个子女，外加爸爸另外四个私生子、六十五个孙子、八十八个曾孙和十四个玄孙（不知道的还未统计在内），于二〇〇二年六月九日晚八点半无疾而终。当时，我们已经在打算为她庆祝人生的第一个一百年。她去世那天，几乎在同一时辰，我写下了这本回忆录初稿里的最后一个句号。
妈妈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巴兰卡斯，家人刚走出战乱，开始新生活。她全名中的第一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上校的母亲路易萨·梅希亚·比达尔，那天距她去世正好过了一个月。第二个名字源于一个圣日，纪念在耶路撒冷被斩首的使徒大圣地亚哥。她觉得太男性化、太引人注目，藏了半辈子，谁知被我这个不肖子写进小说，泄露了天机。
妈妈读书很用功，除了学钢琴。钢琴是外婆逼她学的，在外婆心中，弹不好钢琴，就做不成淑女。路易萨·圣地亚加乖乖学了三年，在热浪滚滚、昏昏欲睡的中午练琴，日日如此。一天，她烦透了，果断放弃。阿拉卡塔卡的电报员年轻傲慢，芳龄二十的妈妈与他坠人情网，不能自拔。正是凭借倔强的个性，她才顶住了来自家人的压力。
关于那段坎坷的恋情，父母单独或一起说过无数次，让年轻时代的我惊讶不已，二十七岁的我创作第一部小说《枯枝败叶》时，早已对其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但我依然觉得，如何下笔，仍需学习。他们俩擅长讲故事，回忆起那段甜蜜的爱情，心潮澎湃，不能自已。年过半百的我决定将它写进《霍乱时期的爱情》，真假虚实，难以分辨。
妈妈说，他们是在给一个孩子守灵时初次见面的。到底是哪个孩子，两人均语焉不详。妈妈和女孩们在院子里唱歌，按风俗，要给夭折的孩子唱九夜的情歌。突然，有男声混入合唱。她们回头一看，全呆了：小伙子真帅！“我们要嫁给他。”她们打着拍子唱出副歌。妈妈对他印象不深，只说：“又是个异乡客。”没错。他来自卡塔赫纳，初来乍到，本是医药专业学生，没钱，只好辍学，不久前当上电报员，在附近几个镇子收发电报，过着普通的日子。看当年照片，他就是一穷小子：四排扣紧身时尚深色塔夫绸外套、浆领、宽领带、有檐窄边草帽，时髦的细架圆框眼镜的镜片是纯天然玻璃的。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夜不归宿、放荡不羁、四处留情。其实他烟酒不沾，活到长寿。
那是妈妈第一次见他，他却早在前一个周日八点的弥撒上就见过妈妈，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表姑姥姥陪着去的（妈妈放学后，她始终不离左右）。周二，他又见到她们俩在门前的巴旦杏树下做针线活。守灵当晚，他已经得知妈妈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的女儿，而他手里有好几封致上校的推荐信。在那之后，妈妈也得知他单身多情，口才不凡，出口成章，舞技高超，小提琴拉得凄婉动人。妈妈说，清晨听他拉琴，总会潸然泪下。他的小夜曲保留曲目是浪漫至极的华尔兹舞曲《当舞会结束》，这也是他的社交名片。多才多艺加上平易近人帮他敲开了外公外婆家的门，他成了午餐桌上的常客。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来自卡门–德玻利瓦尔，而他出生在附近的辛塞。表姑姥姥听了，与他一见如故。妈妈虽在社交聚会上和他玩得开心，却没想到他另有所求。他们俩之所以走得近，甚至是因为他和妈妈的同学偷偷约会，妈妈负责打掩护，还答应在他们的婚礼上做教母。后来，他叫她教母，她叫他教子。在一场晚间舞会上，胆大包天的电报员从扣眼上摘下玫瑰，对她说：“玫瑰和我的生命，献给您。”妈妈有多惊讶，可想而知。
爸爸多次表示，那句话绝非随口一说。认识所有姑娘后，他认定心上人非路易萨·圣地亚加莫属。妈妈以为他爱献殷勤，以为玫瑰只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舞会结束后就把花扔了，这被他看在眼里。妈妈被人暗恋过，那是个怀才不遇的诗人。她只当他是好友，火热的诗句打动不了她的芳心。不知为何，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玫瑰却让她辗转反侧，愁肠百结。我第一次正式跟她聊这段恋情时，她已经生了一大堆孩子。她坦言：“我气自己居然在想他，气得睡不着。更恼火的是，越气越想，越想越气。”她既想见他，又不能见他，好不容易熬过了那一周。教母教子，形同陌路。一天下午，她们又在巴旦杏树下做针线活，表姑姥姥调皮地取笑她说：
“我听说有人送你玫瑰。”
又是这样，路易萨·圣地亚加的心事早已路人皆知，只有她自己不知道。我们聊过多次，他们俩都说这场死去活来的爱情有三个决定性的时刻。第一个是圣枝主日的大弥撒。妈妈和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坐在圣坛左侧的长椅上，听见砖地上传来爸爸的弗拉门戈舞鞋声。他从她身边经过，暖暖的润肤露香扑面而来。表姑姥姥装作没看见他，他也装作没看见她们。其实，他早有预谋，自她们经过电报所后，他就一直跟着。他站在靠门最近的柱子边，他能看见她的背影，她却看不见他。她憋了几分钟，没能憋住，回头往门边看，差点儿气死。他也在看她，四目相对。“正如我所料。”已至暮年的爸爸依然倍感幸福。妈妈则不厌其烦地对我说，她中了圈套，整整生了三天气。
第二个时刻是爸爸写给妈妈的信。她以为是这个天天偷偷摸摸为她拉小夜曲的人写来的情书，谁知是措辞强硬的短笺。他接下来那一周要去圣马尔塔，要她在那之前务必回复。她闭门不出，没有回复，决意斩断这根让她生不如死的情丝。后来表姑姥姥劝她悬崖勒马，乖乖就范，为了让她回心转意，还给她说了个故事：胡文蒂诺·特里略求爱不得，每晚七点到十点守在爱人的阳台下。爱人对他竭尽羞辱之能事，甚至从阳台泼尿下去，每晚如此，还是赶他不走。百般考验之后，爱人被他百折不挠的忘我精神感动，答应成婚。爸爸妈妈的故事可没这么夸张。
这场困境中的第三个时刻是一场盛大的婚礼，他们俩受邀做傧相。结婚的是她的近亲，她不能不去，被他料到了，他有备而来。她见他志得意满地穿过舞池，邀她跳第一支舞，她的心几乎跳到了嗓子眼儿。“不知是气还是怕，血拼命往上涌。”妈妈告诉我。他看在眼里，捅破了那层窗户纸：“您不用说‘我愿意’，您的心已经告诉我了。”
她想都没想，把他晾在了舞池中央。她这么做，他懂。
“那一刹那，我很幸福。”爸爸告诉我。
路易萨·圣地亚加大清早在甜蜜撩人的华尔兹舞曲《当舞会结束》中醒来，怒不可遏，第二天一早就把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礼物全部退回。婚礼现场，她拂袖而去，他无端受辱。消息不胫而走，覆水难收。大家都以为这场夏日的爱情风暴已经平息，更何况路易萨·圣地亚加儿时常患的间日热复发，被母亲带到位于内华达山支脉上的“人间天堂”马纳乌莱养病。两人都说那几个月没有联系，但并不十分可信，因为当她病愈归来时，他们俩看上去也和好如初了。爸爸说看到米娜发来回家的电报，便去车站等候。路易萨·圣地亚加跟他握手问候，他说收到了爱的信号，她说没那回事。回忆往昔，她总是赧然。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俩就大大方方地在一起了。又过了一周，表姑姥姥跟她在秋海棠长廊上绣花，终于对她说：
“米娜知道了。”
路易萨·圣地亚加总说，自那晚在舞会上拂袖而去，将追求者留在舞池中央，就已将感情压在心底，后来是因为家人的反对，感情才会决堤。那是一场鏖战。上校本想置身事外，米娜却认为他难辞其咎，把他骂了个狗血喷头。在每个人看来，很显然不能容人的是外婆，不是外公，即使实际上族规里曾经写着，任何追求女儿者，均为闯入者。如此陈旧的观念余孽未消，导致女人独身，男人偷情，满街都是私生子。
朋友们按年龄分成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立场不鲜明的也迫于形势，二选一。年轻人希望玉成此事，特别是他的朋友们。他也乐得扮演世俗偏见牺牲品的角色。上年纪的人则多半视她为千金小姐，认为外来的电报员发起追求，不为爱，只为钱。路易萨·圣地亚加原本千依百顺，感情受阻，居然凶相毕露。吵得最凶那次，米娜气疯了，对着女儿抄起切面包的刀。女儿面对利刃，毫无惧色。米娜突然醒悟：急火攻心，差点儿铸成大错。她大惊失色地叫道：“我的天啊！”然后扔下刀，把手放在炉火上，拼命惩罚自己。
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谴责声中，有人说他是私生子，他母亲十四岁就和学校老师好上了，生下了他，但一直单身。他母亲名叫艾尔赫米拉·加西亚·帕特尼娜，是白人，身材苗条，思想开放，既不结婚，也不同居，和三个男人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她住在故乡辛塞镇，咬着牙把儿女们拉扯大，她那种独立、愉快的精神正是我们孙辈在圣枝主日上所需要的。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完美地继承了家族里的穷光蛋气质，十七岁起，他结识过五位少女情人。这是新婚之夜，他们在里奥阿查海面遭遇风暴、被困在一艘风雨飘摇的小船上时，爸爸亲口跟妈妈说的。他说自己十八岁在阿奇镇做电报员，有个儿子，叫阿维拉多，快三岁了；二十岁在阿亚佩尔镇做电报员，有个女儿，叫卡门·罗萨，刚几个月，还没见过。他答应过会回去跟女儿母亲结婚，原本想说话算话，谁知爱上了路易萨·圣地亚加，走上了另一条人生路。他带儿子做过公证，以后也会带女儿去做公证。不过，这些只是走形式，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令人惊奇的是，爸爸的行为不端居然会让马尔克斯上校在道德上有所忧虑，要知道，除了三个婚生子，上校婚前婚后还有九个私生子，是和不同女人生的，但外婆一律视同己出。
长辈们的这些绯闻我什么时候知道的，我不记得了，也不在意。让我在意的是亲戚们独一无二的名字。先是妈妈这边的：特兰基利娜、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再是爸爸那边的：艾尔赫米拉奶奶，她的父母分别叫罗萨纳和阿米纳达布。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坚信小说人物必须名如其人，方能生动鲜活。
最糟糕的是，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是保守党积极分子——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尼兰迪亚协定》和威斯康星条约的签订只换来了部分和平，因为羽翼未丰的中央集权主义依然大权在握，而保守党和自由党要过很久才不再剑拔弩张。加夫列尔·埃利希奥的保守党倾向或许是受家庭影响，而非个人信仰。可别人偏偏咬住这点不放，对他聪明机警、诚实可靠等优良品质视而不见。
爸爸既难被看透，又难讨好，比他看上去还要穷很多。他一生与贫困为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凭借同样的勇气和自尊，他排除万难，和路易萨·圣地亚加苦苦相恋。爸爸蜗居在阿拉卡塔卡电报所后面的房间里，那儿总挂着一张吊床，他一个人睡的时候用。但是在吊床旁边还放着一张单身汉用的过了油的弹簧床，给夜晚可能来的任何人留着。他这种偷偷摸摸的猎人的生活方式一度让我十分羡慕。后来，生活告诉我，这种方式最孤独、最无趣。我很同情爸爸。
爸爸去世前对我说，在最难挨的日子里，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去上校家做客，所有人都有座位，唯独他没有。妈妈全家始终否认有过这回事，认为他是旧恨难平，或者至少是记错了。谁知，近百岁的外婆突然迷糊起来，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昔日。
“那个可怜的孩子站在客厅门口，亲爱的尼古拉斯就是不让他坐。”她真的痛心。
我时刻关注外婆神志不清时走漏的事情，赶紧追问她那人是谁。她突然回答：
“是加西亚，那个拉小提琴的。”
爸爸做过许多傻事，最不符合他个性的是买了支枪，以备不时之需，用来对付退伍军人马尔克斯上校。他买的是一支万人景仰的史密斯威森点三八口径的长筒左轮手枪，转手无数次，夺命无数条。唯一能肯定的是，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防身，爸爸都从没开过一枪。多年以后，我们几个大孩子在杂物柜里发现了这支枪，五颗原装子弹一颗不少，和拉小夜曲的小提琴放在一块儿。
面对家人的反对，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萨·圣地亚加没有屈服。开始，他们俩偷偷摸摸地在朋友家见面；遭到严加管束后，只能偷偷摸摸地鸿雁传书。凡是他参加的聚会，她都不许去，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再后来，特兰基利娜·伊瓜兰大发雷霆，没人敢跟她对着干，公共场合便再也看不到他们俩的身影。连情书也送不成了，但两人依然奋力自救。她把贺卡藏在给他定做的生日蛋糕里，他利用一切机会给她发密码电报，甚至用上了隐形墨水。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明目张胆地打掩护，还死不承认，这使她头一回在家里失去了威信，只能陪母亲在巴旦杏树下做针线活。于是，他就去街对面的阿尔弗雷多·巴尔沃萨大夫家，站在窗前打手语，向她传递爱意。她手语学得好，趁表姑姥姥不注意，能比画着跟心上人交谈。阿德里亚娜·贝尔杜戈是她的教母，足智多谋，胆大包天，想出无数办法帮她，这只是其中一个。
他和她备受煎熬，这些办法好歹是个安慰。结果有一天，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收到一封使他惊恐的信，来自路易萨·圣地亚加，逼他做出决断。信是匆匆忙忙写在卫生纸上的，跟他说了一个坏消息：父母决定带她去巴兰卡斯，遍游各镇，用非常手段治好她的相思病。这不是在里奥阿查坐船夜遇暴风雨，而是在内华达山脉那样的蛮荒之地骑骡、坐木轮马车，在辽阔的帕迪亚省境内颠簸劳顿，绝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旅行。
“当时，我宁愿死，也不愿走。”去卖房子那天，妈妈告诉我。她真的想死：把自己锁在房里，整整三天，只就着清水吃点面包，直到外公发火，她才害怕起来。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发现局势紧张、一触即发，也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好在可操作）。他从巴尔沃萨大夫家里出来，几大步迈过街，来到巴旦杏树下，站在两个女人面前。妈妈和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把针线活放在膝上，心惊胆战地等他过来。
“请让我单独和小姐待片刻，”他对表姑姥姥说，“我有重要的事要对她说。”
“放肆！”表姑姥姥反唇相讥，“她的事没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
“那么我就不说了，”他回答，“但我要提醒您，您要对此负责。”
路易萨·圣地亚加求表姑姥姥让他们单独待一会儿，出了事，她负责。加夫列尔·埃利希奥说，只要她立下重誓，非他不嫁，就可以和父母出门，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多久都行。她欣然应允，甚至自作主张、自担风险地加上一句：除非死，不然非他不嫁。
他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见证此情不渝，个中艰辛谁也无法想象。第一程为期两周，妈妈骑骡跟着骡队在内华达山脉穿行。随行的还有维内弗里达的女仆恩卡纳西翁，大家都亲热地叫她琼。从离开巴兰卡斯起，她就一直跟我们住在一起。山路险峻，上校却了如指掌。打仗时，他每晚换一个地方，在这儿留下了一大堆儿女。外婆坐船坐怕了，非要走她从没走过的山路。妈妈是第一次骑骡子，或烈日当空，或大雨倾盆，山崖边的雾气催人入睡，她提心吊胆地赶路，这样的经历简直是噩梦，而她脑子里还装着一个不能使她放心的未婚夫，午夜盛装，拂晓琴音，莫非真的在做梦？第四天，妈妈实在坚持不住，威胁外婆：不回家，就从悬崖边跳下去。米娜比她更害怕，决定回头。可是，骡队首领展开地图，说前进、后退一样远。走到第十一天，站在最后一段山崖上，看见巴耶杜帕尔阳光普照的平原时，大家总算松了口气。
心上人还没走完第一程，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就找到了和她保持联络的好办法。妈妈和外婆要经过七个镇子才能抵达巴兰卡斯。爸爸和这七个镇子的电报员都说好了。妈妈也自有办法。伊瓜兰和科特斯家族遍布全省，家族观念牢不可破，而亲友们都向着妈妈。从巴耶杜帕尔——他们住了三个月——到近一年后旅行结束，妈妈和爸爸浓情蜜语，鸿雁传书。她只要在经过每个镇子的电报所时，拜托热心亲友（多为年轻女子）收发电报即可。琼平日不言不语，作用不可低估。电报藏在她衣服里，妈妈既不担心，也不害臊。琼嘴巴严，而且不识字。
将近六十年后，我为第五本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搜集素材时，旧事重提。我问爸爸：电报所之间取得联系，有没有专门的行话术语。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enclavijar。词典上有这个词，但没有这层含义。不过，问题迎刃而解：电报所之间的联系本来就靠电报机操作盘上的摆针（clavija）。我没告诉爸爸为什么问这个词。可是，爸爸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一次媒体采访，记者问他想没想过写小说。他说想过，但在我问过他enclavijar这个词后，就不想了，因为他意识到他想写的就是我在写的那本。
那次，他还披露了一段差点儿就改变了命运的插曲。妈妈走了六个月，来到圣胡安–德尔塞萨尔。爸爸接到密报，说米娜此行肩负使命，是去打前站。梅达多·帕切科之死风波已平，全家打算搬回巴兰卡斯。太荒唐了！苦日子都熬过去了，香蕉公司又将这块福地建成了梦幻王国。不过，要是马尔克斯·伊瓜兰家族固执己见，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也要让女儿摆脱臭小子的纠缠，也情有可原。爸爸当机立断，申请调至距巴兰卡斯二十西班牙里的里奥阿查电报所。暂时没有职位，但领导答应一定考虑。
妈妈不懂外婆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又不敢跟她对着干。她发现离巴兰卡斯越近，外婆越期待，脾气越好。家里人谁都会把心里话告诉琼，可她从琼那儿也没打听出任何消息。妈妈想弄个明白，跟外婆说要在巴兰卡斯住下。外婆犹豫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妈妈感觉谜底就要揭晓，心里七上八下的，上街随便摸了几张纸牌，找吉卜赛女人算命。吉卜赛女人没说她会在巴兰卡斯如何，只说远方有个她刚认识的男人会爱她一生一世，她会长命百岁，跟他幸福一生。据描述，那个男人，特别是他的行为举止酷似她的心上人，这让她吃了颗定心丸。吉卜赛女人最后还断言：她会和他生六个孩子。“我吓坏了。”妈妈第一次提起这件事时说。她万万没想到，还会再多生五个。这次算命，让他们俩津津乐道，来往电文不再沉湎于空想，而是变为办法和实事。二人电报来往频繁，远胜从前。两人定日子，定策略，说好重逢后，无须任何人同意，无论何地，无论如何，结为夫妇。
路易萨·圣地亚加信守诺言。在丰塞卡，她觉得不经未婚夫同意，不便参加盛大的舞会。加急电报铃声大作时，加夫列尔·埃利希奥正在发四十度的高烧，躺在吊床上冒汗。发报的是丰塞卡电报所的同事。她想万无一失，便询问线路那头谁在发报。未婚夫惊大于喜，发送了一句暗语：“告诉她，我是教子。”妈妈心领神会，跳舞跳到第二天早上七点，飞快地换好衣服，赶去望弥撒。
巴兰卡斯人对妈妈一家并无半点怨恨。相反，自悲剧发生过了十七年后，梅达多·帕切科的亲戚们原谅并忘怀过去，他们既往不咎，盛情款待。妈妈甚至动了这样的念头：既然阿拉卡塔卡又脏又热，周末血腥，亡灵飘荡，全家人不妨搬回山区过太平日子。她还暗示爸爸，只要他能调到里奥阿查，就这么办。爸爸对此表示同意。可就在那几天，大家总算明白了搬家的事有多不靠谱，除了米娜，没人愿意。米娜的儿子胡安·德迪奥斯写信给她，说梅达多·帕切科死了不到二十年，搬回去让他害怕。她回信说，那好，不搬。胡安·德迪奥斯对瓜希拉当地的宿命论深信不疑。半个世纪后，他的儿子爱德华多要加入巴兰卡斯的公共医疗服务队，他也反对。
最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短短三天，全线告急。就在妈妈向爸爸确认米娜不想搬回巴兰卡斯的那个周二，爸爸接到通知，里奥阿查的电报员突然身亡，他要的职位有了。第二天，米娜在食品储藏室里翻箱倒柜找剪刀，偶然打开了一个英国饼干盒，里面藏着女儿的电报情书。她气急败坏，骂出气急败坏时才会说的一句老话：“天主宽恕一切，但不听话，不可恕。”母女俩周末赶往里奥阿查，周日乘船去圣马尔塔。没想到二月狂风大作，那一夜惊心动魄。外婆万念俱灰，妈妈既害怕又幸福。
翻出情书后，米娜情绪失控，上岸时才冷静下来。第二天，她独自回到阿拉卡塔卡，把妈妈留在圣马尔塔，托付给了儿子胡安·德迪奥斯，好让她远离欲海情魔。谁知适得其反，爸爸从此频繁地离开阿拉卡塔卡，前往圣马尔塔，抓紧一切机会去见妈妈。胡安舅舅当年和迪莉娅·卡瓦列罗恋爱时，也曾遭到父母反对，他当时就想好了：等妹妹谈恋爱时，自己绝不做恶人。可事到临头，既要呵护小妹，又要尊敬父母，左右为难。他索性自作主张，好人做一半：可以见面但不能在他家里，不能单独行动，不能背着他擅自行动。舅妈虽不记仇，但往事难忘。她像当年对付公婆那样，想出各种高招，为小姑制造各种“偶遇”。加夫列尔和路易萨先在朋友家会面，后来胆子越来越大，渐渐在人不多的公共场合会面，最后竟敢趁舅舅出门，一个在客厅，一个在街上，隔窗会面。反正没在家里，没有违规。窗户仿佛专为相爱受阻的痴男怨女设计，隔着安达卢西亚风格的落地栅栏，窗棂上爬满了藤蔓植物，夜幕中还有淡淡的茉莉花香。迪莉娅未雨绸缪，甚至设口哨为暗语，请邻居帮忙打掩护。可惜有天晚上出了状况，一个警报都没吹响。胡安·德迪奥斯面对现实，乖乖认输。迪莉娅趁机将恋人请进客厅，窗户大开，将恋情公之于众。妈妈永远也忘不了她哥哥的那声长叹：“总算解脱了！”
那几天，爸爸接到正式任命，要去里奥阿查电报所就职。妈妈担心又要分开，便向当年的堂区神父佩德罗·埃斯佩霍大人求助，希望能不经父母允许，和爸爸结为夫妇。神父大人德高望重，被许多教民奉为神灵。有些教民去望弥撒，只想眼见为实，看他在举扬圣饼时，是否真能腾空几厘米。妈妈求助于他时，他再次表现出神职人员的智慧。外公外婆注重隐私，家务事不容外人插手。神父另辟蹊径，通过教会悄悄打听爸爸的家世。辛塞的堂区神父与人为善，绝口不提艾尔赫米拉·加西亚的自由主义作风，只说“家庭正派，略欠虔诚”。于是，神父大人找来这对苦命鸳鸯，先一起谈，又分别谈，谈完修书一封，动情地向尼古拉斯和特兰基利娜保证：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和路易萨·圣地亚加情比金坚，至死不渝。神职人员发话，外公外婆只好从命。他们愿意结束这段伤心事，授权胡安·德迪奥斯在圣马尔塔为二人举办婚礼。他们没有到场，只派弗兰西斯卡·西莫多塞娅去当教母。
爸妈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一日在圣马尔塔教堂结婚。当天，新娘忘了日子，八点多才被人叫醒，婚礼推迟了整整四十分钟。当晚，爸爸要前往里奥阿查电报所就职，两人又胆战心惊地上船，晕晕乎乎地在海上度过了新婚之夜。
妈妈十分留恋度蜜月时的住处。我们几个大孩子可以如身临其境一般，具体地描述出每间房。那些错误的印象至今依然深刻。然而，当年届六十的我首次踏上瓜希拉半岛时，却惊讶地发现，那间电报所和我记忆中的大相径庭。儿时心中的里奥阿查一片田园风光，可那只是外公外婆营造的幻境。街道被盐水浸过，越到海边，地势越低，海水里净是淤泥。更糟糕的是，亲眼见过又如何？心中的里奥阿查还是过去一点点想象出来的模样。
办完婚礼两个月后，爸爸发电报给胡安·德迪奥斯，告诉他路易萨·圣地亚加有喜了。消息传到阿拉卡塔卡，家里差点儿地震，还没从痛苦中走出来的米娜和上校决定既往不咎，欢迎新婚夫妇搬回家住。此事谈何容易。爸爸据理力争了好几个月，才答应让妈妈回娘家生产。
没过几天，外公去火车站接他们，对他说的话足以名垂家史：“我会尽量让您过得舒心。”外婆腾出自己的房间，整饬一新，给小两口住。就在那一年，爸爸辞去电报员这份不错的工作，自学成才，钻研一门没落学科——顺势疗法。外公出于感激或悔恨，向政府申请，将我们在阿拉卡塔卡居住的街道命名为埃斯佩霍神父街，该街名沿用至今。
就这样，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星期天上午九点，七个男孩和四个女孩中的老大在那栋宅子里出生了。当时天气反常，大雨瓢泼，金牛座从地平线上升起。婴儿差点儿被脐带勒死，家里的接生婆桑托斯·维耶罗在紧要关头慌了手脚。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更是方寸大乱，她奔到街上，仿佛失了火似的大叫：
“男孩！是个男孩！”接着又大声呼救，“甘蔗酒在哪儿？孩子喘不过气来呀！”
家人认为甘蔗酒不是用来庆祝的，而是给新生儿擦身、帮他捡回一条命用的。大救星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走进产房。她多次对我说，最危险的不是脐带，而是妈妈不正确的卧姿，她帮她及时纠正过来。救我可没那么容易，弗兰西斯卡表姑姥姥慌乱之中把我扔进洗礼用的水里。我应该叫奥莱加里奥，那天是他的圣日，可是谁也没有圣徒祭日表。情急之下，他们给我取名叫加夫列尔·何塞·德拉康科迪亚。第一个名字是父名；第二个名字用来纪念木匠若瑟，他是阿拉卡塔卡的守护神，三月也是他的守护月；第三个名字由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太太提议：我的出生意味着亲朋好友之间的和解。可这个名字在三年后的洗礼仪式上忘了被加上。
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其他小说
《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回到种子里去》《霍乱时期的爱情》《迷宫中的将军》《世上最美的溺水者》《爱情和其他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