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村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木棉树，每到第五天，他们就会聚在树下赶集。到时会很有看头！所有女士都来这儿卖卖东西、斗斗嘴。她们会摆出青香蕉、粉芭蕉，在纸上堆起一堆堆大米和其他白色的东西、洋葱、胡萝卜，甚至花生（要是那天是我们的幸运日的话），或者一碗碗小番茄，奇形怪状，但十分珍贵。甚至还能见到一瓶瓶浅橙色的汽水。我想应该是有人从利奥波德维尔一路步行携带而来的，由于接下来还要走更长的路，于是决定在这里卖掉所有的东西。有位女士在卖一块块焦糖色的肥皂，看上去令人垂涎欲滴。（露丝·梅偷咬了一口，然后就哭得很凶。我觉得她哭不是因为味道不好，而是她大失所望。孩子爱吃的糖果之类的东西在这儿极其少见。）有时候，我们还会见到巫医，他有阿司匹林、粉色药片、黄色药片和动物脏器，全都一排排干净利落地摆在黑丝绒布上。他会听你说哪儿不舒服，再告诉你是需要买药片、买张好运符，还是直接回家别再胡思乱想。赶集日属于每一个人。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周边买些东西，还不能彻底放心地走进里面去买买买。但低头瞅瞅一排排货物，再抬头看看那些身着斑斓缠腰布、俯身审视着摆在地上的东西的长腿女人，还是很有意思的。女人伸手接钱的时候，会把嘴唇往上拉到鼻子那儿。你感受着那里做买卖时的喧嚣，再眺望远方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看到羚羊在平展的树冠底下吃着草，就会觉得前后两者毫不搭调，像同时在播放两部电影。

不赶集的日子里，村民们有事没事就会聚到主广场上：理发、修鞋，或者干脆躲在树荫底下八卦。有个裁缝在树下摆了台脚踏缝纫机接订单，就这么简单。理发就是另一码事了，复杂得出奇，毕竟女人们都谈不上有真正的头发。她们用错综复杂的方式将长长的头发分成很多绺再编起来，结果脑袋看上去就像几百颗黑色羊毛球被奇妙地编在了一起。如果她们头发不怎么长的话，理发师就会用黑线把头发小撮小撮地扎起来，使之像一把把小尖刀似的立着。玛玛·波安达二号就是那样。理发这门生意总是能吸引观众。有句谚语好像是这么说的，要是你自己长不出头发，那就看看别人的头发。老头老太就喜欢待在一旁瞅着，活动活动牙龈，穿着和皮肤一模一样颜色的衣服。那身行头都是洗了又洗，穿了又穿，但还是有许多洗不净的污渍。从远处看，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穿，只是一片留着雪白头发的朦朦胧胧的影子，仿佛杰克冻人轻轻摸了摸他们的脑袋似的。他们看起来与这世界一样古老。各色鲜艳的东西，比如塑料桶，他们拿在手里，就特别显眼。他们的相貌和现代化的世界格格不入。

玛玛·洛是头牌理发师。她还同时做棕榈油生意，先让小男孩们用她自制的榨汁机把红色油棕果压榨出油，再卖给其他村民。每天也就能榨一点点，用来炒蔬菜和不管什么东西。玛玛·洛没有丈夫，虽然她起早摸黑地干活。照这里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来看，应该会有男人抢着要她，毕竟对男方来说，会添一笔不小的财富。我得承认，她不怎么好看，眼神悲戚戚的，嘴角噙着皱纹。她就这么从早到晚地给每一个人理发，嘴唇也一天到晚都紧闭着。至于她怎么给自己理发仍是个谜，因为她总是在头上缠着块布头，布头上是孔雀羽毛的图案，快要炫花人的眼。那些活色生香的羽毛和她的个性还真不相配，但和穿女式运动衫的塔塔·波安达一样，她似乎也没意识到那身打扮有多讽刺。

我发现，如果我在村子的广场边上随便找个树桩坐下来，他们或迟或早就会把我遗忘。我喜欢坐在那儿，打量那个顶着个白色大手提包的女人，玛米·艾森豪威尔购物时可能就拿那样的包。她把手提包顶在脑袋上，得意扬扬地穿过村子。我也很喜欢看男孩们爬棕榈树，割油棕果。高高的树上，红褐色的阳光落到树干和男孩们细瘦的四肢上，他们看上去那么美，似乎受到了主的仁慈的抚触。不管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会摔下来。棕榈叶在他们脑袋四周晃悠着，犹如鸵鸟的羽毛。

有两次，我看见蜂蜜男从树林里出来，赤手空拳地捧着一大坨滴着蜂蜜的蜂窝——有时蜜蜂什么的都在里面！他嘴里那根冒烟的叶卷就像一根硕大的雪茄。他边穿过村子，边柔声对蜜蜂哼着歌，孩子们都追着他跑，因蜂蜜而心神荡漾。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这甘甜，好似蜜蜂般震颤着、嗡嗡着。

埃本·阿克塞尔罗特难得出现在飞机场边窝棚里的那几天，我也会去那儿窥视他，姐妹们都知道这一点。有时候，艾达也会来，尽管她一般更爱独来独往。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实在太有诱惑力，他能激起别人夹杂着厌恶的好奇心。我们藏身于香蕉树间——他的茅厕四周长满了香蕉树。我们只要想到这儿茂盛的树木都是靠这个恶心男人的粪便催肥长成的，心里就一阵阵发毛。然而巨大的香蕉树叶正好抵着窝棚脏兮兮的后窗，留下极窄的缝，那里是窥视的绝好之地。观察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其实很没劲。每天，他都会睡到中午，然后继续打盹。你能看出来他这人没救了。但他的那堆东西都很棒：枪、玩具、军服，甚至还有无线电之类的东西，那玩意儿他就藏在一只富乐客军鞋里。我们能隐隐约约听见无线电发出的静电噪声，以及遥远而诡异的英语和法语说话声。父母亲告诉我们在村子方圆一百英里之内根本就没无线电。（为安全起见，他们很想弄一台，但迄今为止，无论是传教联盟还是主，都还没提供给我们。）可见他们并未意识到阿克塞尔罗特先生就有无线电。由于我是偷看才知道的，所以没法对他们说。

父母对他避而远之。母亲确信我们没人愿意走近他住的房子，也就懒得发出禁令。这样一来，我就走运了。如果没人直截了当地说窥视阿克塞尔罗特先生是罪，那严格意义上说，或许上帝也不能反对我。哈迪兄弟为了做好事而窥探别人，我向来觉得自己也是这么回事。

九月中旬的一天，露丝·梅取得了进展。那天下午，我窥视完回来，发现她正在和村里一大半的孩子玩“妈妈，我可以走吗”游戏。我大惊失色。我家小妹妹就站在我们的院子中央，那些黑黝黝的孩子围成半圆跑来跑去，把她围在中间。那些孩子静静地咂着甘蔗，眼睛连眨都不眨，盯着露丝·梅的样子就像被透镜汇聚的阳光。我心想她身上可别着火啊。

“你，那个，”露丝·梅朝一个孩子伸出四个手指，“走四步剪刀步。”

被选中的孩子大张着嘴巴，唱起升调四个音符的歌：“玛——达——梅——伊？”

“对，可以。”露丝·梅亲切地回答道。

小男孩两腿交叉，先微微后仰，然后才一扭一摆地向前走两步，再走两步，简直像只会数数的螃蟹。

我在一旁看了很长时间，震惊不已地发现露丝·梅竟然背着我搞出了这么多名堂。这些孩子每一个人都能跨大步、踏碎步、走剪刀步，甚至还会一些露丝·梅发明的步法。她勉强让我们加入了游戏，我们也勉强玩起了游戏。于是在接下来的好几天下午，乌云密布的天空下，我们几个——包括常常“趾高气扬的”蕾切尔——都在玩“妈妈，我可以走吗”。我试图把自己想象成正在完成某种传教的任务，才让小孩子们聚到了身边。因为那些孩子身高只到我腰际，要我承认自己在和他们玩稚气十足的游戏，实在好尴尬。但那时候我们对自己、对彼此都腻烦了，有人做伴一块儿玩实在让人难以抵挡。

但我们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因为毫无悬念——刚果孩子总是超过我们，赢得游戏。当我们想方设法用剪刀步或随便什么步法来增加距离时，姐妹们和我有时候会忘了问“妈妈，我可以走吗”这句话。而其他孩子根本就不会忘。对他们来说，喊一句“玛——达——梅——伊”是他们死记硬背下来的游戏步骤中一个烂熟于心的环节，而对我们来说，那就像“是，夫人”和“谢谢你”之类的话一样，是句可用可省的礼貌用语。如果你好好想一想，就会发觉在刚果孩子对这游戏的理解里，并没把礼貌或粗鲁考虑进去，一如玛土撒拉对我们的谩骂或诅咒。看着游戏是如何让懂得规则却不懂上帝训诫的人获胜，总让人有种奇怪的失落感。

但“妈妈，我可以走吗”打破了坚冰。当其他孩子摸清了露丝·梅颐指气使的脾气后，就渐渐跑开了。只有一个男孩留了下来。他叫帕斯卡，或类似这样的名字。他激烈夸张的手势语言俘获了我们。帕斯卡是我的恩昆迪：我在刚果的第一个朋友。他的身高差不多能达到我三分之二的高度，但他比我壮得多。对我们俩来说都很幸运的是，他拥有一条卡其布短裤。虽然这短裤的后面有两个磨损出来的破洞，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屁股，但这也没什么。我很少会跟在他后面，除了爬树。比起纯粹的赤身裸体，这样的效果根本不会让我觉得有多难为情。我认为自己还是不可能和一个完全光着的男孩交朋友的。

“贝托恩基图塔萨拉？”他会以打招呼的方式来问我，“我们干点什么呢？”这是个好问题。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由帕斯卡来告诉我我们见到的任何一样东西的名字，包括那些我从没想过会见到的东西。比如，班加拉，就是差点让我们死翘翘的毒木树。最后，我学会了怎么去发现、避开它那光滑亮洁的叶片。他还跟我讲了恩贡迪，就是各种天气：玛瓦拉拉指远方下雨，这儿不下。当雷声隆隆，闪电照亮草地，便是努尼恩多罗；雷声不那么响，闪电不那么亮，就叫作恩卡兹恩多罗。意思分别是“男孩雨”和“女孩雨”，他说的时候就指着他的私处和我的私处，但丝毫没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还有其他涉及男孩和女孩的词，像右和左：字面意思就是男人手和女人手。我们成为朋友之后，这一类讨论持续了好几个礼拜。那是在帕斯卡发现我其实不是男孩，而是个穿裤子的女孩（于他而言完全是新鲜事物）之后了。这消息让他震惊不已，但我不想就他如何发现说得太多。总之跟在灌木丛里撒尿有关。但帕斯卡很快就原谅了我，这很不错，因为根本找不到和我年龄相当、性别相同的朋友，基兰加与我同龄的女孩都忙着拖木柴、扛水、带孩子呢。我搞不明白的是帕斯卡为什么可以自由自在地玩耍、闲逛，而他的姐妹们却不行。当小男孩们跑来跑去，假装互相射击，倒在路上装死的时候，看上去是小女孩们在经营着整个国家。

但帕斯卡是个好伙伴。我们面对面蹲着时，我就会打量他的大眼睛，尝试教他英语单词：palmtree（棕榈树），house（房子），run（跑），walk（走），lizard（蜥蜴），snake（蛇）。帕斯卡可以准确地把这些单词重复给我听，但他显然没想去记住。如果是他从没见过的东西，比如蕾切尔的天美时手表，上面有根长长的秒针，他就会多加留意。他还想知道蕾切尔头发的名字。嘿儿，嘿儿，他会一遍遍地重复，好像那是某种他阴差阳错从没见过的食物的名字。后来我才明白，我应该告诉他的是“金发”。

我们一成为朋友，帕斯卡就借来一把大砍刀，砍甘蔗给我嚼。他砍得很猛，把甘蔗砍成一根根棒冰的长度，再把大砍刀放到他父亲的吊床旁边。基兰加的大多数人一笑就露出黑色的牙床，毫无疑问和这里人吸甘蔗汁的习惯有关，母亲从来不会错过揭示这种关联的机会。但帕斯卡的牙齿很有劲，也很白，所以我也决定试一试。

母亲不在的时候，我就邀请帕斯卡来我们家的灶间玩。我们在弥漫着香蕉味的黑暗中潜行，打量着木柜台上方的墙面——母亲把杂志上撕下来的图片都用大头钉钉在上面。我觉得，这些家庭主妇、儿童、香烟广告上的帅气男人就是她的伴侣，如果主有机会引领父亲来到灶间，他肯定见不得这些画。但那是不可能发生的。母亲还在那儿钉了张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相片。在这一片昏暗之中，总统球茎似的苍白脑袋犹如电灯泡般闪着白光。艾克就是我们的电！但帕斯卡总是对掏摸面粉袋更感兴趣，他有时候能掏出一小把雀巢奶粉。我觉得那东西让人恶心，他却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好像那就是糖。

作为对初次品尝奶粉的回报，帕斯卡带我去看了一棵树，我们可以爬上去找鸟窝。我们掂量过那些粉嫩的雏鸟后，他就抓起一只塞进嘴里，吃枣子似的嚼了起来。他好像很享受，还抓了只雏鸟给我，打手势让我也吃。我很清楚他什么意思，但我拒绝了。看起来他不像是失望到要把那一整窝雏鸟全都吃下去。

有天下午，帕斯卡向我展示了怎么搭一座六英寸高的房子。他蹲在番石榴树荫底下，把一根根小树枝笔直地插进土里。他把小枝排成墙壁，又编篮子似的用一条条树皮在四周裹了一圈。他朝尘土吐唾沫，弄成红色的烂泥，再拍到墙上，直到把墙壁全部盖住。最后，他郑重其事地用牙齿把棕榈叶的两端咬掉，做成屋顶。搭完后，他蹲在脚后跟上，皱着眉头热切地瞅着自己的作品。我意识到，帕斯卡的这栋小房子和他住的那栋房子，无论材质还是设计都一模一样。只是大小上有差别。

让我吃惊的是，我们玩的游戏“妈妈，我可以走吗”“捉迷藏”和他玩的“找食物”“辨认毒木”“造房子”有极大的差异。他是个不过八九岁的男孩。他有个妹妹，不管去哪儿都背着家里的小孩子，还要在木薯田里和母亲一起割野草。我发现，“童年”的概念以及童年应该怎样度过的设想，完全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事实上，我觉得那或多或少像是白人发明出来的，犹如裙子上的一道褶边，被强行缝缀到了成人生活的前端。生平第一次，我对父亲让我成了佐治亚州白人牧师的女儿感到愤怒。这不是我的错。我咬着嘴唇，在番石榴树下搭着自己的小房子。但与帕斯卡游刃有余的才能相比，我的双手却像海象不知所措地舞动着的白鳍一般笨拙不堪。尴尬让我满面通红，强烈的窘迫被隐藏在了我的衣服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