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很可能会挑选《时代周刊》来看，因为他知道里面会有关于他的报道。头版就有他的一张生活照（他当时已50岁，但看上去只有40岁），连照片一同刊登的还有一篇采访，其中引用了他谈论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话：“若越南战争变味，明年越南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若一切正常，那就不会。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却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同道人缺乏表达同情的基本礼节。”

从不讨好共产主义者的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处在领先地位，而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在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削弱了他的获胜概率。就在11月的第3个星期里，戈德华特通过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一次宴会上的一席话，在他的一个本党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纲领所创造的是“1026天里白白浪费的开销、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当的干涉、空泛的理论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猛烈抨击肯尼迪时，记者们总是要求总统做出回复。“还不是时候，”肯尼迪总是笑嘻嘻地回应道，“还不是时候”。但是，显然他对将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一事是很享受的。

在这次助其竞选的重要人士中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处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劝说她丈夫在人群聚集处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勤处的忠告，让轿车司机驶离了他的摩托车护卫队，绕道穿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就在总统的轿车等红绿灯时，一个业余摄影师突然猛冲到肯尼迪的车边按下了相机快门。一个纽约的警官对记者说：“那人万一是一名刺客呢。”

这是技术革新的一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机”，宝丽莱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也出现了。底特律的秋季车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倾斜式后窗为特色的款式，即所谓的“斜背式”；鱼形车的斜顶后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将一类邮资从4美分涨到5美分，并突然提出了将使用邮政编码系统，弄得人们糊里糊涂、怨声载道。白宫的电话号码由“national8–1414”变为“456–1414”，这标志着数字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贝尔系统的主要电话线路图上，表示长途电话已转为可直接拨号的阴影部分面积正像个大肿瘤一样快速扩散着；1963年，使用长途电话直接拨号的贝尔系统用户人数已达4420万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学生们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写上了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人——请勿将我折叠、拉长或截短。”

芭比娃娃的销量在1963年首次达到了高峰。在两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后才出现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销售线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权利一样，还在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到底该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么样仍然让玩具厂商争论不休。相当多的父母反对芭比有结实的小乳房。大众对此的态度还是相对保守的。在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上，人们还是认为“那不是好女孩会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题为《性与大学女生》的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女孩都这样做了。（在格林小姐的书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令当时的人们十分震惊，她描述了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女孩一边疯狂地哭叫，一边故作表情痛苦假装爬墙，喊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做爱了。”）

美国的一些女大学生经常与人上床，但她们的母亲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儿对性那么随便。后来，家长们愤怒地反对男女混住式宿舍楼，却差点被校园生活中更为惊人的事实吓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的报告显示，性病已对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样的事实不禁让人目瞪口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种。但在1963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花花公子》那时每星期平均会收到50封年轻女孩寄来的申请书，这些女孩都热切盼望着自己的裸照能出现在该杂志的折叠插页里，而且在编辑们看来，她们的火辣身材确实也够资格入选。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于公众舆论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还不敢登出模特的阴毛。但是，该杂志在1963年时刊登了一张模特赤裸着上身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那模特的样貌几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东西在当时既不是时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3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芬妮·希尔》一书裁定为淫秽小说，并将其列为禁书。法官指出：“尽管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但也改变不了它是本淫秽书籍的事实。”“肮脏的东西包装得再漂亮也还是改变不了其肮脏的本质。”琳达·拉芙蕾丝在当时还只是个生活在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区爱吃棒棒糖的12岁女孩，谁料到10年后她凭借在电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跃成为超级巨星，这着实让人唏嘘。

还有很多人是新闻中未曾报道的，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摄影公司总经理的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当时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却仍在酝酿中。《时代周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报道：“目前，没有人比那些已成为社会稳定象征的40来岁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有十来岁的孩子和事业成功又极具责任心的丈夫）更喜欢叫嚷着表示不满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嘈杂声却不曾察觉。七女大联合会为那些“准备参加家庭外活动”的读过大学的主妇们开设了职业培训班，但仅有50个人报名。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人认为男人十分不堪。所开设的职业培训班主要讲授教育、图书管理学、社会工作以及被视为突破的公共关系等内容。七女大联合会主管安妮·克罗宁就男人对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姐妹失败以后采取的自卫态度有何想法的问题展开了实际调查。她告诉新闻记者：“只有少数丈夫对妻子又回归职场感到很恼火。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还是对这事儿抱着严肃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在拆散任何维持得不错的家庭。”

那个年代，女性的时装款式既不大胆，也不前卫。那时还没有长裤套装，就连工作辛劳的空乘小姐也无此装束。后来杰奎琳·肯尼迪开始引领时尚——圆筒形礼帽、尖头细高跟鞋和蓬松微卷的齐耳短发。那时，裙子的长度通常是刚过膝，没有腰身的紧身装十分流行。这一切都极大突出了女性特质。男人至上的风气盛行。加里·格兰特和玛娜·洛伊在午夜场电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虽然没有遇到任何的抗议，但是也没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兰丁夫人在她的香巢里可能会做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简介，其中把多萝西参加1936年环球之旅比赛的事描述成了一个新闻噱头，并公然评价：“多萝西毕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莱明的书《爱我的间谍》发行了平装本，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

女人都喜欢半强奸式的爱，或抢夺式的爱。这种爱甜蜜又紧张刺激，使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在一种紧张危险的情绪中产生。感激心理和女性天生对勇士的向往之感叠加，使得女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的偶像，我一辈子对他都怀着感激。

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氛围的报道。报道称，大学生编辑们发现，他们的同学通常对万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能在事业上有作为；而且比起重大社会时事，他们更关心安全和自身生活问题。电影《人猿泰山》就是当时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学正试图重燃人们对橄榄球赛的热情。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就刚进行了30个小时的橄榄球赛，最后两队以664∶538的比分收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女大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出“抢裤衩”的好戏——所有大学的学生宿舍其实是男女分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向来走在两性问题的前沿，他们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然而，他们对此并未争取到底，尽管该要求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事实上却没人再关注了。

《卡米洛特》于1963年1月结束了在百老汇的演出。《汤姆·琼斯》获得了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凭借《原野百合花》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帕德里夏·妮尔也因演出《赫德》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63年11月票房大卖的电影是《玛丽，玛丽》和《疯狂世界》。热播的电视节目有《基尔代尔医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豪门新人类》以及《阴阳魔界》等。全国广播公司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电影是《雨中曲》——之后未播出。

据《广告时代》杂志的哈里·麦克马汉介绍，那一年，“埃贾克斯的白衣骑士”和“白色龙卷风”（“纯净得就像白色龙卷风！”）两则商业广告最为流行。皮尔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归来”作为广告创意。麦斯威尔速溶咖啡的广告创意则是“一杯加半杯”。雪佛兰汽车广告中汽车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驶，而赫兹公司的广告则是将人倒进了敞篷汽车里。当时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神龙帕夫》和《在风中飘荡》。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体》、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纳的《驼队》以及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风波》。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引发了生态环保运动的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两本备受在那一星期即将发生的周末大事件影响的书——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式死亡》和维克托·拉斯基的《约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话》。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曾参照《美国式死亡》一书为哥哥选择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该书具有了某种历史意义。而位居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的拉斯基的书则被认为是有诽谤性质的作品，后来被其出版商从书店下架。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大学在大学橄榄球赛中拔得头筹。那个赛季，达雷尔·罗伊尔球队出了个奇才，托尼·克洛斯比，他是个光脚射门手。就在肯尼迪总统飞去达拉斯的前一个周末，克罗斯比还凭借一记42码开外的长距离射门得分帮助球队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球员吉米·布朗一时傲视群雄。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即将结束之际，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一较高下；最终芝加哥队以14∶10的比分夺得冠军。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决赛中，圣迭戈战马队以51∶10击败了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杯”。在冰球界，底特律红翼队的戈迪·豪可谓大名鼎鼎。他在参加过1132场比赛，牙齿被打掉12颗，累积受伤共缝了300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较量中第545次进球得分，这也创下了纪录。在篮球方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的赛季后便正式告别了赛场。他的退役让大家觉得凯尔特人队从此将不堪一击，但是，自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1963年的赛季开始已经有两个月了，凯尔特人队仅输了一场比赛——只丢了一分。这多亏了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6英尺10英寸）。

当年新闻未曾报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国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河、人民公园、美莱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国、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群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而位于华盛顿国务院旁的水门办公公寓两用大楼已在建设中；之后肯尼迪总统的送葬队伍也将在此经过。旧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区海特–阿什伯里是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海特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的一些嬉皮士用语，如：通过吸毒逃避现实、超级巨星、吸服迷药致幻、迷药致幻、大麻香烟、激发性欲、上床、偷抢、退学、群居组织、捉弄、临时住屋、发火、醉酒、淫乱聚会、嬉皮士的集会、分享、和平与爱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张、垃圾、锅柄公园、迷幻的美国荧光艺术、角色扮演、打群架、唤起回忆、街头剧、迷幻状态下的恶魔崇拜以及神性感应。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其伦敦分社发回来的报道，报道称：“英国一个由4个流行音乐男歌手组成的乐队如今大受欢迎，引发了无数青少年的狂热追捧。”他们就是甲壳虫乐队。1964年2月，他们远赴美国演出，那时，他们发行的3支单曲早已在美国广为流传了，歌名分别是：《她爱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里》。

据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发动了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们希望美军撤换掉哈金斯将军，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他们相信哈金斯将军一定能履行其打败越共的诺言。民众对美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区举行的商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美军拥有绝对的杀伤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会自取灭亡。

法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妮科尔·阿尔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诉。夏尔·戴高乐对英国进入共同市场持否决态度。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通过了大陪审团裁定的判决，认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学给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学资格而引发的骚乱应该由联邦政府全权负责。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在拍摄电影《埃及艳后》时因戏生情，如今两人正设法摆脱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员的重重护卫下，名画《蒙娜丽莎》在美国进行了展出。

1963年时，美国人口达到了189242000人（到1973年，人口将达到209000000人），其中就业人数为70000000（1973年将达80627000人），失业率为5%。美国的人口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塞勒姆以东4英里处，在20世纪50年代里已向西移动了57英里，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婴儿潮”让美国人年龄值的中位数降到了29.5岁。

劳工组织的数量变化也让人吃惊：1960~1962年，工会成员减少了近50万。工会工人的比率从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连一向不反对工会的默里·肯普顿也开始说工人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原因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已忘却20世纪30年代那些工人罢工的英勇事迹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正在发生改变。在战胜日本之后的岁月里，蓝领工人的数量减少了400万，而白领职员——如经理、专职人员、售货员、办公室职员等，增加了近1000万。

此外，在1963年11月，蓝领工人的境况和20世纪30年代受压迫的他们父亲那一辈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语。1963年6月时，生产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时间略多于40小时，平均工资为100美元——是大萧条时期同类工人的工资的4倍。现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7000美元。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已经从人们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觉得物价在上涨，但这其实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衡量社会繁荣长期影响的最佳场所便是教室了。爱德华·f·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综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到肯尼迪总统任职末期，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倍，达到每年390亿美元。

这项举措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国适龄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学。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为32%；肯尼迪上台后，人数占到40%，到他去世时则达到了50%。据安德鲁·哈克计算，如今有60%~70%的美国人进入了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其价值观也正是曾经那些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强大，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美国的社论作者曾惊叹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其实，更大的经济奇迹正在美国国内发生。一些数据足以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规模。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百万富翁仅有27000人，但如今，美国有近9万的百万富翁，而且该数字正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增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由120亿美元跃增到800亿美元。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就有17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美国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德国1964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前者为1220亿美元，后者为1000亿美元。自“二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投资额已从460亿美元增加到了4110亿美元；华尔街的公关人员热切谈论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词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约2000万美国人手中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认为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学者，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利益的分配应该有所改变，但实际上他也不否认经济富足是件好事。兰尼·布鲁斯在1963年时只是个逍遥法外的粗俗喜剧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也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任教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的观念认为，威胁美国的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技术和规模庞大的各类机构——而且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庞大只不过是一种冗官冗员，而这种观念在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者仍坚信政府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说道：“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就是变革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儿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美国社会更加明显了。由于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他们，加之技术的革新，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人口大迁移在战后依然持续着。美国1963年的农业产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的总时间却从2000万小时缩减到900万小时。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美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75%。“农业集团”已不再是国会议员的心腹大患了。“大农庄”也丧失了其政治力量。

就连推动变革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改变。火车站逐渐成为美国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车，就有3位乘客搭乘飞机。（到1973年，该比例将达到1∶13。）90%的地方运输是靠汽车；1963年，美国汽车行驶的总里程数达到了近8000亿英里。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现有17000多家废车处理场，而且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修建的直达、无交叉、高速州际公路网的竣工，美国的道路交通拥挤现象也开始在各州蔓延开来。

从破旧的火车站出来，街对面的那些有着旧式复斜屋顶的城市旅馆已逐渐淡去了光辉。自战胜日本以来，原来的城市旅馆中已有4000多家关门停业了。旅客如今抛开了城市旅馆而选择住在汽车旅馆的豪华小楼里，这些汽车旅馆由战前那些简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仅会为旅客提供各种传统的旅店服务，还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机成了众多汽车旅馆（只要不是最肮脏的）的标准配置（彩色电视机在当时还是种新鲜玩意儿）。那时，美国的电视机总数已达5640万台；而且，人口普查人员发现1960年美国只有8.5%的人没有收音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信息传播系统，任何国家大事都会得到及时播报。11月22日的午后，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里，所有信息都通过两名通讯社记者在医院征用的两部电话机向外界发布。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学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时，即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美国有超过7500万人获悉了该事件，占了人口总数的68%。到晚上时，获悉事件的人数已达99.8%。即使那些家中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也通过其他渠道听说了该事。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将其新闻播报时间增加到了30分钟。全国广播公司紧随其后也于9月9日增加了其节目播出时间，而这一举动将对越南战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填补额外增加的节目时间，电视报道中加入了新闻影像，其中就出现了美国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镜头。但是在1963年11月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像，当时西贡连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年，仅有17名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另有218人受伤。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从西贡发回的最有趣的消息是一则关于柯尔特公司新产品m–16式步枪的报道，这款枪比m–14式更加小巧轻便。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在游击战中反共部队轻松歼灭越共军队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新闻署制出的国外民意测验表显示，美国在1963年的海外声望极高。其他来自国外的消息包括了一则从加丹加省发回的报道，报道指出该地区将结束与刚果持续了两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则是对伦敦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的评论。评论指出，新政府是不稳固的；丹宁勋爵对普罗富莫丑闻的调查报告使英国人民极其震惊，而丑闻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时成为当年最出名的英国妓女。

在美国国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732点左右徘徊。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因为不肯向赞同种族融合的教会屈服而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驱逐出教。他们中还没人听说过贝里根神父兄弟俩的事。新闻中尚未提及的人还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杰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卢、阿奇·邦克、迈拉·布雷肯里奇以及巴尔的摩县官员斯皮罗·t·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处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当时谁也没听说过什么“耶稣迷”“《全球目录》”“《龙虾王》杂志”“《性交》杂志”“《金钱》杂志”“热裤”“水床”“电视节目《芝麻街》”“电影《爱情故事》”“黑人解放军”以及“同性恋解放运动”。

《读者文摘》1963年11月那一期转载了《好管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来预测未来：“安眠药和兴奋剂药丸——用时千万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注定是读者稀少的一期，玛丽·安妮·吉塔在那期杂志上分析了一些13岁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语，如：“卑鄙小人”“特别讨厌的人”“在舞会或聚会中‘玩得愉快’”“骗取”“太糟了，但也只好这样”“真相”“天哪老兄”“挂断电话”“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声”和“夸夸其谈的人”等。这些不到13岁的孩子到1973年便该是大学生了。吉塔小姐认为，这群孩子新创造的词并不逊色于他们的父辈，有时甚至更具想象力：“据可靠消息称，‘了不起’一词已经被用在了‘新边疆’政策中。”

当时还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总统外，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奇尼、弗雷德·汉普顿、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45865名将在接下来的9年里战死越南沙场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000名贫困儿童。这是她自儿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她让人把200加仑的可可和1万个甜饼分给她的小客人时，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队员昂首阔步地为他们演奏风笛。总统听到这动听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欣赏起了表演。10天后，当她回忆起丈夫当时满面春风的场景，便邀乐手们在他的葬礼上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无数回忆涌上她的心头，让她在达拉斯事件后慢慢回想、沉思、重温、回味以及哀叹。在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来为孩子们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带着不满3岁的小约翰参加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老兵节典礼。纵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走入队伍中影响其行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个严肃的场合。然而孩子的父亲却乐在其中，他对着孩子眉开眼笑的画面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孩子带来的。《展望》周刊专门用了一整版来刊登小约翰的照片；这似乎是总统不想让摄影记者空手而归而特意为他们提供的几个镜头。

华盛顿军区司令官菲利普·c·韦利少将当天也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了老兵节。12天后，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尸体解剖台旁，他俯视着肯尼迪的遗体，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运动员》中的几句诗：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把你抬在肩上为你送行，

轻轻放下你在家门口，

小镇为你肃穆宁静……

而近期的许多事都能让肯尼迪夫人联想到那场悲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连一件都没有。对他们来说，达拉斯的惨剧是突如其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总统去得克萨斯州了。只有当地人对他的到访有兴趣；他来只是为解决两位民主党人的内部争执，一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一位是与其意见相左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约翰·康纳利。直到“总统的车队在经过闹市区时遭到狙击，总统遇刺身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见报后，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民众才知道总统这一次的达拉斯之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试图去还原事件的全部经过。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的具体方位；才知道教科书仓库大楼在哪儿，狙击手就是在那儿开的枪；才知道帕克兰纪念医院的位置，总统和身受重伤的康纳利州长被火速送到了那儿救治；才知道惨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体身份和职能。很快，美国人民都忘记了暗杀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们其实并不知情，他们都是事后才了解事情详情的。

在当天的车队中，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记者专车就跟在总统座驾的后面，两者间只有4车相隔。华盛顿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刻，他就用所乘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当地分社发回了第一条简讯：“经过达拉斯闹市区时，先后有3发子弹射向了肯尼迪总统的车队。”1点34分时，合众国际社便已经在印制机上发排这则新闻了，此时离总统被送达医院仅过去了两分钟。1点36分时，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播了该新闻。1点40分时，哥伦比亚电视台中断了肥皂剧《地球照转》的播放，观众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心急如焚地转播着史密斯关于3发子弹的报道，并补充道：“据第一批报道的消息，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时，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也暂时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剧《单身老爸》而转播了切特·亨特利的报道。就这样，三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业广告，直到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之前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转播中了解到枪击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电视观众，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她正是暗杀者的母亲，她从达拉斯–沃思堡电视台看到了有关该事件的新闻。她住在达拉斯近郊欧文的儿媳玛丽娜也看到了新闻。在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正开着车收听wgms广播电台的广播。卡罗琳·肯尼迪是车上的乘客之一，她正准备去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里说“……头部中枪，他的夫人杰基……”时，她立即关掉了收音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地获悉此事的。他们要么是从路人那儿听说的，要么是从电话或公共广播里听说的，抑或是在餐馆听服务员说的，总之都是些不可靠的来源，毕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消息了，所以众人难免会不信。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们聚集在晶体管收音机、汽车收音机或酒吧电视机旁——总之是一切可行途径，去了解真相，最终知晓这是真的。

（然而，却有一些报道不够准确或让人误解。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又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距肯尼迪总统遇刺地点不远处，一名特工和一名达拉斯的警察也中枪身亡了。”这似乎证明了该事件是一场阴谋的说法。直到下午4点33分，该新闻才得到纠正。）

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医院方面宣布肯尼迪总统死亡。正式公告却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后才公布。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大家普遍猜测凶手背后有个更大的阴谋集团。下午2点26分，新总统从医院离开前往机场。6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了为总统完成最后仪式的达拉斯牧师奥斯卡·休伯神父的话：“没错，他已经死了。”接着，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也证实了此事。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达拉斯时间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电传打字机向全世界敲响了丧钟：

新闻快讯

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达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把他的来复枪留在了教科书仓库大楼6层的狙击地点，走到街上乘坐一辆公共汽车经过了7个街区，后又转乘出租车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枪。下午2点15分，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将前来盘查他的达拉斯警官蒂皮特枪杀了。35分钟后，奥斯瓦尔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拘捕。警方的凶杀案调查组人员这才知道刚逮捕的这名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名管理员，事实上，也是案发当时唯一不在仓库的管理员。警方由此也逐渐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1号”上宣誓接任总统之职，旁边站着惊魂未定、身上还沾有血迹的杰奎琳·肯尼迪。9分钟后，飞机起飞前往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不到两个半小时，飞机便抵达机场。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随后乘直升机去了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护送他的棺木到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等候尸检，尸检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点34分，覆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木运回了白宫，被放置在东大厅的灵柩台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脸深埋在星条旗的繁星中。

日子就这样在混沌状态中过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星期六是一个分界，晕头转向的人们日后只记得此前一天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此后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谋杀。芝加哥大学的调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数人花了10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观众并没获得多少有效信息。总统的遗体还安放在东大厅；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前往那里吊唁。星期日，总统的灵柩由一辆马拉着的灵车载上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是一匹无人骑行的马，马镫上倒挂着一双皮靴，那是首领去世的象征。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达拉斯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监狱的途中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开枪打死。枪击就发生在70个身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眼前。由于全国广播公司当时正在电视上直播罪犯的移送过程，因此在第一时间实况转播了该枪杀事件的经过。总统的遗孀在返回白宫时获知了此事，并把这称之为“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总统的灵柩由灵车载往圣马修斯大教堂，举行完葬礼后，被送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以夏尔·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了葬礼。之后，他们出席了两场招待会，一场是在国务院举行的，另一场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周末从未真正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在努力尝试想弄明白其背后深意。这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意义重大的发生与报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在谈论着他们最初是怎样获知从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谈论着他们对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放长明圣火以及对小约翰向父亲灵柩行礼有何感想等话题。戴维·布林克利的结论是，这一刺杀案件让人难以理解，他说：“那些天发生的事极度不合时宜，不论发生在何处都是不应该的，这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来势汹汹，牵涉甚广。我们必须把其中的每个事件分隔开来单独看待。”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总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一些东西。卡纳维拉尔角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美国文化中心改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着手铸造5000万枚肯尼迪50美分硬币，这些硬币多被作为纪念品被珍藏起来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国各地的委员会纷纷提议更改当地地名来缅怀总统。不久，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也许哪天会坐车“经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肯尼迪中学”。这股风一直刮到了国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罗伯特·肯尼迪。做的最显眼的是英国，竟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伦尼米德草地划出3英亩sup/sup来作为肯尼迪圣坛，而当年《大宪章》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签署的。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开坛仪式，宣告将这片土地献给“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为人怀念”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回应说：“你有这份心意，我真的无比感动、备感安慰。”

当时，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美国人的来信，这些信流露出的真挚深情让人动容。戴维·贝尔形容这位已故的总统是“武士般的国王”；娜塔莉·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信中写道：“他是人民心中最优秀的人……他直到生命尽头都还在尽力把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回赠给人民。”

在成堆的信件中还夹着一封令人难忘的信，但这封信是很久以后才被看到并回复的：

理查德·m·尼克松

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810号

邮编：10021

11月23日

亲爱的杰基：

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和帕特都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悼念和祈祷将与你同在。

虽然命运让我和杰克的政治立场相左，但我们私下里仍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自1947年我们俩一同进入国会起便开始了，我一直很珍视这份友谊。这份友情在过去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我们被邀请参加你们的婚礼。

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足以为全世界人民对他的颂扬之词锦上添花。

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美国人民也将永远感谢你这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贡献。作为美国国家的女主人，你把魅力、美丽和优雅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也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一直会很荣幸为你效劳的。

你忠诚的，

迪克·尼克松

剪影：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1964年，在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跟阿列克谢·柯西金和尼古拉·波德戈尔内一起建立了“三驾马车”的集体领导制。——编者注

牛顿·米诺曾在一次演讲中将电视比作“广袤的荒地”，而这个比喻在演讲发表的50年之后还会不断被提及，成为一个文化典故。——编者注

1英亩≈4046.856平方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