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类话语一开始传播，社会上的论调便朝着两级发展，然而极端分子的调侃已日渐让人不忍卒读。正如罗斯福执政期间，此类调侃一般都会关注非正常的性行为，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子孙儿女，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那些曾经模仿罗斯福上流阶层口音的人的儿子们现在转而模仿肯尼迪的口音，他们开始讲起这样的故事来：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穿过罗马的下水道一直接到白宫；他使用了千奇百怪的方式挥霍自己父亲钱财；还有一个女人自诩为他的正牌夫人——乔·肯尼迪应该是花钱摆平了这件事，甚至包括他生病一事。阿瑟·施莱辛格指出肯尼迪处处都招人怨恨：“他的外貌、他的宗教、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顾问以及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坚决推行冷战以及拒绝投掷原子弹的决心。”只要和总统相关的任何事，极端分子都简单粗暴地表示痛恨。
此类报道不计其数。有时候，第一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似乎吸引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注意力。肯尼迪的传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登上了百老汇大舞台，甚至被谱曲演奏成颂辞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1962年，此类书籍超过上百种；有些书籍收藏家为了买到附有作者签名的《当仁不让》，甘愿多掏些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戴维·塞西尔勋爵关于墨尔本的传记，就足以让这本传记由受冷遇变得畅销；有报道说总统喜爱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一书，弗莱明就一跃成了百万富翁。自从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之后，就有3家电影杂志采用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一期的封面都要刊登一张卡罗琳母亲的照片。
自从人们知道总统通过快速阅读课程使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200个词之后，教授该课程的机构数量立即增加了10倍。美容学校专门指导广大女性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蓬松发式。因为她的丈夫很少戴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丹伯里这个制帽业中心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据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总统最喜爱的鸡尾酒名叫“台克利”，于是，瓶装酒的店铺货架上便摆满了瓶装台克利鸡尾酒所需的各种配料。肯尼迪的妻子杰基认为在家中举行小型宴会更加明智。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举行的大型宴会都因之黯然失色。有消息传出说，政府要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泰勒将军等人始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晚间或者周末则是在罗伯特·肯尼迪位于弗吉尼亚的邸宅举行的讨论会）提升个人修养。这一消息传到亚历山大市和阿灵顿，紧接着又传到乔治敦市和克利夫兰公园，现在类似于约翰逊兄弟那样的公司也开始为其公司高级管理层开设提升自我修养的课程。
肯尼迪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白宫之中再未出现过如此热衷于提倡锻炼的总统。运动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在海恩尼斯湾出海以及杰基喜欢的划水运动。肯尼迪家的人似乎对所有运动都有极大的兴趣：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垒球、肌力均衡体操、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之前徒步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天生就虎背熊腰，体育锻炼则让他的身材更加浑圆结实了，这件事让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几乎与美国人的形象背道而驰。总统与他进行俯卧撑挑战比赛，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为了皮埃尔，肯尼迪曾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人减重5磅。总统则按时出现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中进行锻炼，外出旅行时则待在酒店房间或是“空军1号”的地板上，进行特殊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人们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像着了魔一样。海恩尼斯湾式的触身式橄榄球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在蔷薇荆棘中接球实属危险之举；杰基自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停止了这项运动。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认识的一个秃顶的朋友，他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他在巡视各海军基地时，喜欢同海军战士们进行俯卧撑比赛。那些入住胡桃山的游客在早餐之前都期望能够打至少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们能够在布拉格堡攻克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课程后，他告诉自己的3个中年助理，希望他们也能照办。
那些天所经历的体育锻炼，后来变成大家熟知的“大远足运动”。这项运动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m·舒普发起的，他是肯尼迪的爱将之一。他从一堆档案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项指令，他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能够在20个小时之内行军50英里，最后的700码还要快步行进。他将此事写成备忘录呈递给总统，总统经调查研究之后回信说：“罗斯福总统并不只是仅仅对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提出此类要求，有可能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成员，甚至那些不幸的驻他国外交官。”随后，肯尼迪向海军陆战队发出了挑战邀请。他问舒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能否和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实际上，他们能够赶得上，而且也确实赶上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完成了从切萨皮克到俄亥俄运河这一线的全部行程；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及秘书们都纷纷仿效。该消息登上报纸之后，一时间人们对这项活动发了狂。长途旅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件事。那些不愿意走出从扶手椅到鸡尾酒柜台这段距离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受惊的内科医生们提醒大家对运动过度的热情投入是危险的。总统在医生的请求之下，告诫大家千万别过了头。塞林杰刚刚莽撞地同意率领白宫记者团进行50英里的步行，听到这番告诫后，他感激地撤销了这项行动。
当胡桃山草坪上的喧闹宴会接近尾声时，衣着整齐的塞林杰却被扔进了胡桃山的游泳池内。泰德·肯尼迪乘兴而来，也跟随塞林格跳进了游泳池。该消息见报之后，那些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颓废意味。本来开设私人游泳池就违反了新教伦理。除了泳衣以外，穿着任何衣服下水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1961年6月17日，这一天是司法部长结婚12年纪念日。他和妻子艾塞尔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围着游泳池摆了一圈桌子，艾塞尔坐着的那张桌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临时搭建的游泳池过道上；在等待上餐期间，阿瑟·施莱辛格和其女伴决定去跳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踏上过道那张临时搭建的板子时，其一端翘了起来。女主人艾塞尔的椅子滑下了水，水花四溅，艾塞尔也喝了一肚子泳池中的水。施莱辛格大惊失色，随后也跳下水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照常进行。然而，那些对肯尼迪心怀怨恨之人则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按他们的说法，围绕着游泳池所发生的事情就如《旧约》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一样。今后一年之中，艾塞尔每次都要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情的真相，她似乎还有一种不被相信的不安感。
像罗斯福一样，肯尼迪逐渐感觉到那些心怀憎恨之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散布有关他和他家人的恶意谣言，但这反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这些流言冒犯了正派的美国人，对他反而是有利的。他猜测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他1964年大选中的竞选对手，他要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明确他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他生前还未来得及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他谴责了那些将“空话与现实”混为一谈以及那些主张“辱骂即胜利”的人。他去世时，兜里还装着这份演讲稿。在此之前，他曾这样评价过那些人：
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他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中，在我们对饮用水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背叛行为。他们不愿正视来自外部的危险，却执着地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无论赖特·米尔斯和h·斯图尔特·休斯如何辩解，共产主义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威胁；而无论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做，威胁始终来自苏联，而并非像对饮用水添加氟一样。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足以再次产生强烈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感会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说来奇怪，这种情况竟然发生在1962年10月那个灿烂美好的秋天。
通常情况下，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并不是个多疑之人。但当他得知从佛罗里达州古巴难民口中传来的消息后，整个夏天他都坐立不安。大家都知道古巴的武装部长，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曾于7月2日到过莫斯科。当月下旬，古巴港口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自黑海驶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抵达马列尔——一个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船上所载货物不明，但令人怀疑。这些船吃水不深，但舱口非常宽。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8月底，古巴的苏联人多达5000余人。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接受讯问的难民所言，他们曾经目睹卡车护送一些由防水帆布包裹的管状物体。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曾亲眼看见该物体的尾部，并画有一张简图。同一个星期之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的一间酒吧里吹嘘道：古巴现在拥有装着原子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消息传到奥帕洛卡就变成了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很可能与导弹相关的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参议员基廷对这些消息究竟了解多少。但是当月，他多次在演讲活动中向大家提及苏联正在集结军队这一事实。10月10日，根据他那号称“绝对可靠”的告密者们提供的消息，这个岛上正有6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在建造。
政府部门仍然对此表示怀疑。苏联从未在任何国家放置过导弹，即便是在因《华沙条约》而受苏联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也未曾安放过。在这个铁幕的两边，卡斯特罗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不可靠的盟友。赫鲁晓夫会把用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真不可思议。尽管卡斯特罗已经发表了宣言，但当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将古巴视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古巴与苏联相隔甚远，美国可以迅速地切断他们之间的交通以及通信联络线。最后，苏联人终于明白了任何此类的活动都会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激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正在接受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p·摩根与约翰·斯卡利的电视采访。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特别助理，他被要求对基廷的控告做出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古巴人与古巴政府会与苏联政府联合起来配备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人也都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基廷受骗了。众所周知，古巴告密者的不可信已是臭名昭著。毫无疑问，那些长条管状物就是萨姆地对空导弹，曾经在苏联境内将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击落到200英里远的地方。苏联人曾经也提供过这种导弹给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导弹正在运给卡斯特罗的途中。这些都是防御性导弹，大家不用担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与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不同。结束蜜月旅行回到首都之后，他发现由于在古巴西部发现了防空导弹阵地，古巴西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行航空侦察了。因为谁也不愿冒着另一架u–2飞机被击落的危险到那里进行侦察。麦克恩说，这个赌必须要打。于是10月4日，他要求对整个岛屿进行空中侦察摄影，尤其对岛屿西端加强戒备。由于目标区域上空有云，也为了指导新的u–2飞机驾驶员，侦察被迫拖延了几日。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两名空军少校驾驶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他们已得知可能会有来自地面的炮火袭击。然而，萨姆导弹队要么无人坚守，要么就是射手睡着了。这两名空军少校因此得以安全返回。在返回途中，他们拍摄的影像就已被送往华盛顿的影像处理实验室。技术专家已开始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研究放大的影像。
星期一下午，他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足以证实基廷是正确的。截至目前，只能在u–2飞机在苏联上空拍摄的空中侦察影像中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附近已经修建起梯形的场地。场地的4个角落都建有导弹发射场，保卫着发射台。影像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专家确定有导弹运输车、安装工以及射手。这项证据虽然不足以下结论，但是需要立即引起美国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重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离开五角大楼的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些，因为他要去胡桃山大学参加研讨会，因此国防情报局长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到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公寓。当时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刚过。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衣服，打算前往泰勒将军所在的麦克奈尔堡赴宴。时间已经晚了，索性再晚点儿吧。他说他想再研究一下影像。两个分析师将录影带来给他。他看完影像，发布了相应命令后，便前往将军的晚宴。晚宴中间，重要的客人都依次被叫去接电话，他们被告知一些警戒级别极高的机密消息，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所有呈递给总统的报告都要经过麦乔治·邦迪，而邦迪当时正在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e·波伦举行宴会以示庆贺。8点30分，邦迪接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电话。他决定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此事。即便现在报告了，除了让总统肯尼迪一宿不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他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因此，鉴于你白天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觉得一个宁静的夜晚和一个好觉才是最好的准备。”
国务院8楼的宴会厅里的第三个宴会是由迪安·腊斯克主持的，当时他正与来自联邦德国的尊贵宾客，时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进行交谈，他被叫到食品室接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片刻，便问：“你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现在只是初步分析，不过据我记录的通话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行为稍有失常，便会流言四起。尽管腊斯克现在烦恼至极，也只能遵循外交礼节回到宴会上招待宾客。第二天清晨，他们将开始面临长达13天的危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连夜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影像进行重新检查与分析，麦克纳马拉于早晨7点30分看了这些照片，邦迪8点时才看到。邦迪径直走向总统的卧室，向正在阅读早报的肯尼迪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古巴安装了进攻性导弹，证据的具体内容稍后会呈递给你。”总统吩咐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早晨11点45分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出席11点45分的会议人员除了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科麦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在国务院中与吉尔帕特里克地位相同的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驻法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阿德莱·史蒂文森、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及保罗·尼采，还包括三个现已不在政府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j·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或者简称为执委会成员）被记录到历史篇章中。
技术人员呈递的报告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地还有10天左右即可竣工。届时，它将会使美国的预警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为2~3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是令人震惊。”人们日渐认识到，美国做出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加剧局势的恶化，但是仍然没有听任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下去更加糟糕。总统下令增派更多的u–2飞机。其他执委会成员将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法——用腊斯克的话说，他们将“从全方位探索可行的方法”。国务院将向拉丁美洲和欧洲同盟国寻求可能的支持；国防部则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案：时间因素、部队军种以及各军事方案中需要的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只剩下一个选择：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肯尼迪递给自己的兄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东条英机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时的感受了。”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保持表面的镇定，总统信守承诺前往康涅狄格州参加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深夜才离开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成员们都在国防部7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开会。新的u–2飞机的证据出现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苏联技术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照片中的导弹现在已清晰可见。一星期之内将会有16个或32个导弹发射场完工。现在除了有证据证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确安装了中程导弹（1000英里射程）之外，还发现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哈瓦那的中部交界处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同样建有中程导弹发射基地（2200英里射程）。这些中程导弹及场地将于12月1日准备就绪。它们就是军队中所谓的“先锋”武器。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将可以向西至蒙大拿州的美国本土一次性发射40枚原子弹头。
在哥哥缺席期间，鲍勃·肯尼迪暂时担任执委会的议事领导。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空袭，它有一个委婉提法：“外科手术”。空袭的主要提倡者是邦迪和艾奇逊。麦克纳马拉提出另一选择：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投弹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是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避免流血与杀戮。一次空袭会炸死约2500名古巴人，还有许多数目难定的苏联技术员。如果有苏联人被炸死，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将成为必然。
当天，大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6种选择或者“捷径”。捷径一就是目前先按兵不动。捷径二是派遣使者与赫鲁晓夫见面，尝试私下解决此事。捷径三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本月的理事会主席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捷径四也就是执委会称之为“缓慢捷径”的海上封锁。捷径五是空袭。捷径六则是入侵古巴。最后一条方针被搁置重议。现在大家摇摆不定，因为这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得以实行。不过，一切准备已经开始。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古巴现在拥有的导弹发射能力能够达到整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一半。影像分析结果表明古巴的导弹正对准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攻击，将会有800万美国人在几分钟内毙命。根据情报局在早晨11点执委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将在18个小时之内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一个星期我得做对得起我的薪水的工作。”当他和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舒普将军说：“总统，这次你的处境相当糟糕。”肯尼迪马上回答：“你也一样。”
总统很久之前就已经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有个约定。他信守自己的约定，与葛罗米柯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给予其一切可以澄清导弹一事的机会，可是葛罗米柯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葛罗米柯事先就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腊斯克向执委会建议，将10月23日定为行动开始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发射台仍然没有修好，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武力予以清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强烈赞同军事进攻。总统反问勒梅，如果这样做，苏联会作何反应呢。勒梅向他保证，苏联一定会毫无反应。肯尼迪疑惑地说：“和我们一样，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从他们多次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绝不会在我们带走他们的导弹并消灭大批苏联人之后依然安之若素。倘若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那就会在柏林。”麦克纳马拉继续寻求实行封锁的支持者。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并建议将封锁改名为“隔离”也许会更加合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方案。肯尼迪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说，一想起珍珠港事件，他就觉得美国不能发动出其不意的空袭，这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为之付出生命。他说，175年以来，美国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国家，出其不意的空袭与美国的传统相悖。
那天晚上，腊斯克在国务院8楼设宴为葛罗米柯接风洗尘，与此同时，执委会也在召开晚间会议。记者们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到来，察觉到一丝反常。他们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克恩是来赴宴的。为了避免再次与记者碰面，会议接近尾声时，9个执委会委员——他们的车辆牌照非常显眼——一同挤进了国防部长的豪华轿车。他们到达白宫之后，总统知道了封锁趋势仍然在继续。曾是一名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岑巴赫，现在被命令寻找能够支持封锁古巴的法律依据。
10月19日星期五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总统为了履行职责，不得不再次离开华盛顿，去芝加哥帮助竞选。在首都境内，下午1点2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域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在华盛顿停留6个星期，以便商议“预算方案”。卡岑巴赫也报告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边封锁命令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于是，总统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相关电视声明——如果有一些必要步骤需要提前准备，那么星期一已是最快的日子。
星期五白天以及晚上，执委会委员们一直都在召开会议。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表明了赞成封锁的态度，所以艾奇逊不得不撤回自己的意见。其他人则分为几组，将自己的意见分别记录下来，然后彼此交换参考。如此，一个详细计划的轮廓就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便是寻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实行封锁这一计划的担保。为此，在20个美洲国家组织中获得2/3国家的投票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倘若寻求支持成功，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就会相信其结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苏联人非常认可合法性这一特征。还有一个附带事件是，鲍尔将危机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正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唐·威尔逊。威尔逊下令让贝尔公司经理为西班牙语广播电台的运转扫除一切障碍，但并未告诉贝尔公司具体原因。
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正在芝加哥喜来登酒店的哥哥，告知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一切相关计划的事宜。总统将塞林格召唤进喜来登酒店的总统套房，并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偏高一度。天气阴冷，潮湿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休养。”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便向新闻媒体发布了总统生病的消息。登上“空军1号”之后，塞林格向总统问道：“你的身体应该安然无恙。对吧，总统先生？”肯尼迪回答：“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罗伯特·肯尼迪在安德鲁机场见到了总统的行政专机。当天下午2点30分，执委会便在白宫二楼召开了会议。总统做出了封锁的最终决定。美国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即便是一次意外空袭，也未必能够摧毁古巴所有的导弹发射场以及核武器，这席话打消了总统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
当天到达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总统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回导弹，那么美国将会撤回土耳其的导弹并放弃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大家对此建议一致持反对意见，史蒂文森当时备感难堪，这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其他一切事宜进展顺利。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星期一总统发表演讲之前制订一系列计划方案——向美国驻外使馆传达指令，向国会领袖解释相关事项等。艾奇逊做好一切之后便被召了回来，并同意转告麦克米伦、戴高乐以及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相关准备。为了做好详细安排以及准备相关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参与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消息渐渐地透露到新闻媒体那里。于是，许多原定计划只得作罢，许多声明听起来莫名其妙，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却在深夜里灯火通明，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找借口不出席本该到场的宴席，有的来了又中途离开。《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追踪事件真相，赖斯顿基本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应总统的个人要求，这两人都同意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对他们知晓的事情有所保留。
海军调遣180艘军舰到加勒比海域。b–52轰炸机装满核武器，按照指令在空中巡航；当一架飞机着陆后，另外一架飞机会迅速接替其空中的巡航位置。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向佐治亚州的装货港口进发，其他5个师也同时进入全面作战状态。
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43份递交给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公函都已经起草完毕，正等待总统签名。除此之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封信将与他的演讲稿副本一起寄给赫鲁晓夫。美国驻外使馆接到通知，要为示威游行以及暴动做好准备工作。美国大使将于次日下午6点，也就是总统发表演讲的前一个小时，收到相关事宜的详细电报。星期日，美国护照办理处专门只为一位游客服务——迪安·艾奇逊，他的护照必须签署生效。
这个秘密很快就会人尽皆知。整个华盛顿都弥漫着危机的气息。新闻界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但是，应麦克纳马拉的请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有关消息报道只字不提，但是其他报社会随时将该消息予以披露。英国大使馆已探听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他外交官员开始对传闻打探证实。星期日晚上，迪安·腊斯克建议大家都去小睡一会儿。他说：“先生们，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处令人焦头烂额的危机之中了。”
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时分，塞林格宣布总统将于下午7点发表电视演讲。演讲话题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劳伦斯·f·奥布赖恩打电话给两党的20位国会要人，通知他们总统下午5点要接见他们。凡是来不及搭乘商务航空飞机的国会政要们，都由空军飞机接来，甚至还动用了喷气式战斗机。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会议对肯尼迪来说居然成了最艰难的危机。这些国会政要都斥责肯尼迪，认为选择隔离–封锁的办法太过软弱。他一怒之下离开了房间。后来，当他和弟弟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才稍显冷静，尽管现在国会领袖们反应非常激烈，但回想6天前自己听到导弹之事时的反应，其实和他们也相差无几。
外交安排方面可算是天衣无缝。按照之前的计划，分别向46个盟军的外交官、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者发出了相关情况的简报。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事。”下午6点钟，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20分钟之后，多勃雷宁出来了，脸色铁青。（美国官员们后来才相信多勃雷宁对古巴导弹一事确实不知情。）在法国，艾奇逊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交了申请，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解决“古巴秘密装备了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导弹”一事，这些导弹“能向北美和南美的大多数地区发射热原子弹头”。
起初，这些行为引起的反应的确鼓舞人心，甚至那些中立国家的政府反应也是如此。苏联人对此非常惊讶。只有一个盟军领导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他就是加拿大领导人约翰·迪芬贝克。
下午7点，肯尼迪的演讲在各个电视频道和西班牙语广播中同时播放：
“晚上好，我的同胞们。为了履行承诺，美国政府一直对苏联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情况予以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星期之内，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正处于修建过程中。其目的正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他详述了苏联人原来的承诺，如今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蓄意欺骗”。他保证说，消除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有必要，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威胁的相关措施，u–2飞机正在加强对古巴上空的监视。肯尼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警告：任何从古巴发射的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定会对苏联实行全面报复性反击。美国海军将会击沉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
演讲完毕之后，总统收到一份来自麦克纳马拉的秘密报告，上面列出了进一步军事行动需要的资源：能够向古巴目标发动2000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一支由9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组成的入侵队伍以及25万人次的增援部队。此次入侵活动的伤亡人数预计将会达到约25000名。
出乎意料的是，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苏联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将它们的飞机在机场上一字排开，翼尖对着翼尖，像21年前美国飞机在珍珠港等着被击毁时一样的造型。肯尼迪下令让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勘察。他说：“倘若我们也这么做，那么将会很有趣。”不出意料，美国的飞机也是同样的停放造型。于是，空军部队迅速将这些并排停放的飞机疏散开来。
10月23日星期二
乔治·鲍尔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彻夜难眠。醒来之后，他发现迪安·腊斯克正俯视着他，而且脸上挂着一星期以来的首次微笑。腊斯克说：“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而且你我都还活着。”事实上，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的确没有成为事实。苏联人并没有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行轰炸，也没有对柏林实行封锁，或者转而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总统现在已经对苏联的战略了如指掌。
已经过去13个小时了，莫斯科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不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收到一张控告美国“海盗行为”的文件，并极力澄清古巴导弹的设置并非用于军事目的。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已经流露出举棋不定的迹象。赫鲁晓夫猝不及防，似乎正在拖延时间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但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能运筹帷幄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已经签署了实行封锁的公告，次日早晨即将生效。公告中将进攻性导弹、导弹的原子弹头和电子装置、轰炸机等都列为违禁物品。海军已经开始在加勒比海域对苏联潜艇实行追踪。驶向古巴的25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其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受苏联传来的数量众多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于上午9点召开会议，迪安·腊斯克坐在美国的席位上。通过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赢得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投票支持，即总票数的2/3。爱德华·马丁认为，此次投票正好可以赢得14张票。部长则希望他的出席可以让票数更高一点。结果确实比预想票数理想。5点刚过，会议以全票通过支持隔离行动议案，只有乌拉圭选择弃权。据报道，苏联人对此次投票结果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以及塞内加尔的大使们都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排除苏联原子弹头流入古巴的可能性。各东道主政府都同意拒绝给予苏联集团飞机飞往古巴途经的落地权。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来自联合国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11个国家中获得了7票的支持。
应总统的要求，罗伯特·肯尼迪拜访了苏联大使馆的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摊开双手，据他所知，古巴并没有安放导弹。返回白宫之后，鲍勃获悉总统已经将隔离线从800英里缩短至500英里，以便给苏联人更长的考虑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告知其u–2飞机拍摄的最新影像表明，古巴的导弹发射场仍在继续建设。
听了该消息后，肯尼迪总统变得紧张不安。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话，速度也快了起来，眉头紧锁，就像是眯眼望着太阳那样。伯特兰·罗素拍来一份电报说：“你的行动注定是绝望无边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不喜欢大规模屠杀行动……请停止此种疯狂行动。”肯尼迪回信说：“我认为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盗贼的身上，而非那些抓获盗贼的人。”
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封锁线全面展开。星期一下午，第136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全速前进，以便对5条可以从大西洋中部到达古巴的船只通航航道实行全面封锁。现在他们已经全速到达距离古巴东端500英里处的海域，并各就各位。13艘驱逐舰在前方形成警戒线，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的两侧又各有两艘巡洋舰，总数达到19艘。向他们径直驶来的是25艘苏联商船，海军侦察机已经完成目标侦察。其中，“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两条商船已经逼近了警戒线，距离只有几英里。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潜入这两艘商船之间的位置。执委会委员们在华盛顿等待着第一次拦截的发生——也许就在中午之前。
帮助u–2飞机对古巴实行特殊低空侦察任务的航拍相片表明，古巴地面上的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作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8~10个导弹发射基地分别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以及大萨瓜等地。每个基地大概有4个发射器。现在古巴至少有30枚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以及20架以上仍在集装箱内的能够向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发射原子弹的伊留申–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在新近拍摄的照片上能够清晰辨认出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存储掩体。几天之内，就会有几座发射台能够投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分别向肯尼迪总统以及赫鲁晓夫发送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件，力劝双方在两三周之内停止封锁以及运送武器。在苏联同意拆除并撤离导弹发射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与其谈判。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美国实业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做客，他发现赫鲁晓夫筋疲力尽，状态欠佳。苏联总理说让他捎个信到华盛顿。赫鲁晓夫看起来像整晚未睡似的，有时候会语无伦次，他要其捎带的信息也并非什么要紧事。
在去执委会开会的路途中，肯尼迪总统对自己的弟弟说：“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卑鄙，是不是？但当时真的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也这样卑鄙地对待我们，那么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鲍勃告诉他：“我的确想不出别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当时你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会受到各种弹劾。”总统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将会受到弹劾。”
上午10点32分，希望的曙光出现了。20艘苏联商船都已经停留在海面之上。先是6艘，然后12艘商船开始掉头了。腊斯克用胳膊肘推了推邦迪，缓缓地说：“咱们互相瞪了这么久，看来还是他们先眨眼。”
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公布隔离议案的22个小时之后，苏联船只“布加勒斯特”号油轮被拦截在海面上，这是第一艘被拦截的船只。该船通过无线电报上自己的代号，并声明船上货物全为石油之后，便收到了穿越美国军舰隔离线的指令。上午8点35分，民主德国客船“人民之友”号载着20名学生，也获准通过了隔离线。总统下令一定要给予各船船长足够的时间以便向莫斯科请示。
形势依然严峻。古巴导弹发射基地仍在继续建设，且速度惊人。伊留申–28号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仍然承受着压力。对于一切妥协建议，他的回答依然是对方必须拆除导弹和轰炸机，否则一切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犯了一个错误：即质疑阿德莱·史蒂文森，让其拿出与导弹相关的证据。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史蒂文森一脸鄙夷地转向佐林说他有证据。但他要求佐林先否认古巴设有导弹基地。突然他厉声问道：“有还是没有？不要等待翻译，到底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又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史蒂文森说：“你现在处于世界舆论的法庭之上。你可以回答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佐林却没有针锋相对：“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答案。”史蒂文森继续步步紧逼：“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会等着你的答案，直到地狱结冰。但现在，我依然准备在这间屋子里给你展示所谓的证据。”说着，史蒂文森便掀掉了画架上的蒙布，导弹发射场地的放大照片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
10月26日星期五
早晨7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距离拿骚东北方向大约180英里的公海上，与“马卢克拉”号货船进行通话。肯尼迪号驱逐舰升起“奥斯卡11月”的国际信号，示意其“必须停船”，“马卢克拉”号照做了。在不到一小时之内，由美国水兵组成的武装搜查队对其进行了搜查。船上并没有违禁物品，因此很快就被放行。此事表明莫斯科已经示意苏联船长接受检查，这的确鼓舞人心。
然而，执委会委员们依然感到闷闷不乐。因为苏联人仍然在古巴风风火火地建设导弹发射场。约几小时之后，第一枚导弹就能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做出相关评论，说苏联技术员明显企图“尽可能快速地获得全面运营能力”。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能“师出有名”。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大使，总统最多能再拖延48个小时左右。
下午1点30分，危机真正出现第一个突破口，整件事情开始显得不同寻常。约翰·斯卡利是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他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位熟人的电话，此人名叫亚历山大·s·福明。据悉，他是大使馆参赞，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斯卡利说他很忙。福明激动地说道：“这事非常重要。请于10分钟之内到西方酒店与我见面。”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是否愿意就以下3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拆除古巴境内的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入侵古巴。斯卡利说他会郑重考虑。7点35分时，这两人又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碰面了。斯卡利已经与腊斯克谈论过这个提议，于是他告知这个苏联人，美国政府对此提议很有兴趣。福明听完马上就走了。
下午6点（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从连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上传送过来一份来自赫鲁晓夫的声情并茂的长信。苏联总理首次承认在古巴设有导弹。他说了他的提议：如果肯尼迪同意不再攻打古巴，那么他们将不再向古巴输送导弹，同时，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或者拆除，或者销毁。这就是福明所提出来的基本条件。下午10点，执委会就此事召开讨论会议。会议决定：通过正式照会接受以上条件，并于次日早晨予以答复。国务院里的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将夜以继日对此事加以详细甄别。同时也对福明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10天以来，这是总统第一次在就寝时，坚信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27日星期六
还在危机的高峰期。给赫鲁晓夫的回信正在起草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件公开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赫鲁晓夫以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作为他撤除古巴导弹的条件。执委会对他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可行性予以了充分考察，然后拒绝了这个条件。尽管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已经不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些基地将被彻底清除），但土耳其人却将其当作美国对土耳其承诺的象征。很多人相信，以廉价变卖同盟国武器的方式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不仅会动摇，更可能会粉碎整个西方国家的联盟。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差别甚大，文风与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甚相符，读起来就像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一般。据联邦调查局报告，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理智的桥梁似乎濒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抑郁的消息。一架美国u–2飞机被击毁于古巴上空，这表明导弹发射场地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接下来就能发射导弹了。参谋长也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主张在星期一发动空袭，之后便入侵古巴。除了总统本人，执委会委员的其他人都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说：“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第一步……而是双方上升到第4步、第5步的时候——恐怕不会到第6步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踏上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议他们可以忽略第二封信，而仅对第一封信予以回复。于是，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卢埃林·汤普森等人按这个要求起草了各式各样的信件。然而罗伯特对这些信件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那你自己动手起草好了。”于是，罗伯特和汤普森就起身离开会议室去起草信件了。他们两人在彼此起草的两封信件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字眼，并表示出对福明所提的一个建议的赞同，但恐怕赫鲁晓夫永远都不会考虑这个建议。总统看完之后，批准了这封信，并于晚上8点5分将其寄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告知全世界，他已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条件。然后，罗伯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去一趟司法部，并告知苏联大使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几个钟头了。多勃雷宁对整件事情抱着悲观的态度，他说，克里姆林宫对卡斯特罗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白宫，总统强调，事情的后果对他而言可能一触即发。事情朝“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返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大声感叹着不知还能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则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回不了家，首都又要疏散人员的话，他会提前通知她和孩子们到哪里与他会合。
10月28日星期日
这又是10月里灿烂美好的一天。临近上午9点（苏联首都时间下午4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9点钟将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提议，那么美国就会马上派出军队。估计到时候麦克纳马拉手下的伤亡人员将达到4万~5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播报苏联做出的答复。其中，第三段是关键部分：
为了尽快消除危及和平事业的矛盾……苏联政府……已经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及其装备，并将其装箱运回苏联。
因为此事没有事先咨询卡斯特罗的意见，所以他宣称自己遭到了背叛，并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即便他能延长危机结束的期限，也无法最终阻止危机的结束。尽管这些导弹安放在古巴境内，但其所属权仍归苏联，况且古巴无人知晓应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第136特遣舰队下达命令：停止所有船只登陆，停止一切武力展示。执委会所有会员开始欢呼雀跃，此时总统却说赫鲁晓夫能做出如此让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警告所有人员不许发表任何有关美国胜利的消息。总统经过反复斟酌，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言辞恳切：
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核武器在地球以及外层空间的扩散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携手为禁止核试验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当天晚上，肯尼迪兄弟对这13天以来的危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剧院看场戏了。”兄弟两人放声大笑。紧接着，鲍勃说：“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
美国人小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他是匈牙利著名科学家，1906年12月2日生于布达佩斯，和他齐名的科学家还有爱德华·特勒、约翰·冯·纽曼、尤金·保罗·维格纳等。但在其他几人致力于研发杀人技术之际，他却成为通信革命的领军者。那三位科学家为美国造出原子弹，他却将慢转密纹唱片和彩色电视奉献给了美国，展现了声音和色彩领域的崭新前景。
他出生在一个极具创造力的家庭。他的叔祖父卡尔·戈德马克是19世纪的歌剧作曲家，那时歌剧很引人注目。他的另一位叔祖父约瑟夫·戈德马克是红磷的发现者，而红磷是制作火柴头的主要原料。约瑟夫因抗议奥匈帝国政府而逃到美国，并参加了南北战争，为联邦军队发明了雷管，这对打败李将军有很大帮助。
彼得少年老成，从小便显露出像约瑟夫一般的特质。他占据了家里的浴室，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实验室，这让他的父母大为恼怒。未及成年，他便组装了一架大型电影放映机。随后，还是青年的他就告诉老师说自己在著名英国物理学家欧纳斯特·拉瑟福德的一篇论文里发现了错误。老师们刚开始都觉得荒唐，直到他当着老师的面重做了拉瑟福德的试验，证明了自己的论断是对的。
在一本杂志里，彼得看到一篇文章，作者约翰·洛吉·贝尔德，特立独行，是一个苏格兰的袜子推销员。此人于20世纪20年代便设计出一套原始的电视系统，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的赏识，英国广播公司也同意让他进行试播。这篇文章正是装配接收设备的说明，还有出售成套零件的广告。彼得于是买了一套。过了几年，彼得描述了结果：“接收到的图像呈邮票大小，闪得厉害，你几乎搞不清那是什么。还是彩色的——全是红色。但那却是生平最让我激动的事儿。”
这一情景依旧让人激动。他获得了柏林理工学院的工程学学位和维也纳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学位。在维也纳大学的许多次音乐会上，彼得都表演过钢琴和大提琴，这展现出他继承了卡尔·戈德马克的禀赋。然而，贝尔德的发明依然完全占据了他的想象力。《离子速率新检测法》是他的论文，他曾在维也纳科学院宣读过这篇论文，该研究为电视播放奠定了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他系里的同事们都请他留下来继续做物理研究，他礼貌地回绝了，他背着他的大提琴，来到了英国。
受聘于剑桥的派伊广播公司后，他制作了一部机械电视放映机。这台机器运转正常，但是派伊工作室似乎对它的发展并不感兴趣。两年后，他带着250美元的存款离开剑桥乘船来到了纽约。他申请了美国国籍，并向美国无线电公司申请工作。让戴维·萨尔诺夫很懊恼的是，他的全国广播公司的下属们居然没有雇佣这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匈牙利科学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后来聘请了他。
彼得的新上司不久就发现他在克莱斯勒大厦的屋顶上安装了电视天线。4年相对清闲的日子过去了。1940年春天，这位上司访问加拿大时，偶然走进电影院，发现正在放彩色影片《飘》。后来他说，他简直被那迷人的色彩震惊了，离开时他觉得“自己的黑白电视有低人一等的感觉”。3个月后，彼得就发明了彩色电视。
彼得的色彩系统是以一个透明的拥有红、绿、蓝三种颜色片段的转盘为基础的。这个转盘在影像管前端旋转。比如说，当屏幕上要出现绿色画面时，绿色的透明带就会在摄像头前端。而在检视器上又有一个转盘，与影像管前端的转盘同步转动，调出合适的颜色，这些颜色迅速地交替变换着，观众的眼睛就能自然地把各种颜色混合在一起了。1940年8月，彼得向哥伦比亚公司的高层进行了一次演示。他们看到一组实验性的机器连续放映出了一株可爱的百日草、黑眼睛的苏珊、夕阳中的红帆、披着红色围巾的棕发姑娘、追逐着彩色水球冲入巨浪的金发女郎，最后，他们看到像歌舞杂耍表演一样，一面美国国旗在劲风中飘扬。
战争打断了这一切。彼得带领着一群工程师去研究可以干扰纳粹雷达的装置。1945年，他又回去研究彩色电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40年代末期进行检修，彼得的彩色电视机色彩绚丽，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屏幕上却是一群绿色的猴子在吃蓝色的香蕉，这让戴维·萨尔诺夫感到十分尴尬。通信委员会采用了哥伦比亚公司的系统。萨尔诺夫高薪雇用了100名技术人员，拨给他们1.3亿美元，让他们调试出更好的色彩。
此时，彼得已经改良制造出了一种“荫罩管”。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采用美国广播公司的色彩，可是美广播公司却需要“荫罩管”来展现出合适的色彩，这样就不得不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缴纳特许权使用费。后来，苏联和美国宇航局的“阿波罗”飞行器也使用了彼得的原有系统。
战后的一个晚上，彼得正在和几个朋友听霍洛威茨演奏勃拉姆斯作品的唱片。“突然，”他后来回忆说，“在音乐正播放时，中间卡了一下，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听到的最恐怖的声音。其中一个人赶紧去换唱片，但大家的心情都被破坏了。我知道我必须得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
三年后，他发明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每分钟33又1/3转的密纹唱片，这种唱片表明覆盖了一层乙烯基树脂来减少摩擦带来的噪音。每分钟78转的旧式唱片，每英寸sup/sup有85~100道纹路，彼得把这个纹路数目提高到224~300道。这就是说，一张12英寸的唱片，正反两面就可以播放45分钟的音乐，也就是一首完整的协奏曲或是交响乐。萨尔诺夫宣布美国广播公司已经有了每分钟45转的唱片，因而对于放慢这一速度的必要性嗤之以鼻。但是哥伦比亚的第一张密纹唱片一经上市就大获成功，从巴赫到哈里·詹姆斯，从2.85美元的10英寸流行唱片到4.85美元的12英寸艺术珍品，各种乐曲应有尽有。美国广播公司的挑战失败了。
彼得50岁生日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委派了一位高层人员做他的总管。大家都叫他“照料彼得的副总”。这时，彼得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实验室主任。公司在离他家不远处的一块芳草如茵、可以俯瞰斯坦福的空地上，为他建造了一间实验室。弗兰克·斯坦顿说：“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就是为彼得建了一间实验室，供他随意使用。”这间实验室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得了上百项发明专利。其中一项是一种回响装置，它能够再现大音乐厅里才能出现的颤音，增强音响的深度。还有一种供盲人使用的唱片机，一种能够将胃里的情况播放给外科医生看的彩色微型摄像机——这是彼得在多重身份中，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用电子学教授的身份发明出来的。他最不同寻常的发明也许要数电子录像了，利用这种小装置，观众可以在家里的电视机上收看节目而不用接收商业广告。一卷7英寸的微型影片可以放映半小时的彩色电视节目或一个小时的黑白电视节目，影片可以像唱片那样会自动落在盘上，放完后还能自动收回去。
在康涅狄格郊区有关彼得的传奇故事越来越多：他晚上如何与自己的邻居本尼·古德曼开办音乐会、和别人下棋、他那令人羡慕的密纹唱片收藏馆、他的房子像一座教堂，里面到处都是巧妙隐蔽的喇叭，从各个角落传出唱诗班的歌声。如果一个秘书上班迟到了，并说她的车出毛病了，彼得会当场为她修好。他对自己的那辆梅赛德斯–奔驰牌轿车的保养十分在意，加油站的工作员擦过一遍后，他还会马上自己再擦一遍。彼得不分昼夜地工作，有时在凌晨3点或5点还会给助手打电话：“我突然想到一些事情，到实验室来见我。”然后就挂断了。
关于他的脾气也有很多传闻。他是那个年代少数关心社会的科学家之一。他会为失业的黑人们找工作、担任斯坦福反贫困办公室的领导人、花很长的时间改革公立学校，要他们使用电视进行教育。他给斯坦福江滨小学捐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电视演播室。由于彼得付出的一些努力，他1971年退休时，美国有大约1/3的学校用上了胶片、投影仪或是其他可视化教学工具。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的退休感到十分不安，这印证了彼得非凡的才能。公司提出聘用他10年，他不用做任何事情，而且每年给他75000美元，但是他拒绝了。他计划要将国内卫星和有线电视连接起来，要在美国东西海岸设置多达40个电视频道，他把自己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上面。他还设想，未来全美国范围内都有连成一线的影视节目转播频道、有免费电视频道供选民进行投票、学生在家就能上课、全美国的传真报纸可以通过电视进行传递阅览。
20世纪60年代后期，有一次，一位电视台记者问他是否想过心灵感应会替代电视。彼得顿了一下，扶了扶眼镜，回答说，一种尚未发现的脑电波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发现并利用。他又说：“但那还需要很久才能实现。”
播音室里一片沉寂。有彼得在，一切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实际上这句歌词是whattheheckdowecare?——编者注
卡罗琳，肯尼迪总统的女儿。——编者注
1英寸≈2.540厘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