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作为自电视问世以来电影界最具票房号召力的电影，迈克尔·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已值播出的第三个年头。这部电影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50年代末正如儒勒·凡尔纳所处的19世纪70年代一样，交通运输是特大新闻。当时，全世界正在明显地逐渐缩小，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人造地球卫星的问世。1958年10月4日，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将喷气式客机用于跨越大西洋的航线。两个月后，也就是12月10日，美国喷气式客机也开始在全国航空公司进行其首次国内飞行，从纽约飞往迈阿密。圣劳伦斯河的内河深水航道于1959年4月25日通航。在玛米·艾森豪威尔给第一艘核动力商船“萨凡纳”命名后，当时作为美国海军最后一艘战舰的“威斯康星”号便被封存起来。核潜艇已超越了凡尔纳在书中描述的潜入海底两万里的最大胆的幻想，可以在水下绕地球一圈并在北冰洋的冰层下穿过北极。1959年6月，耗资1.1亿美元的世界最大潜艇“乔治·华盛顿”号首次悄无声息地潜入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泰晤士河，并携带16枚装有固体燃料的北极星导弹，这是苏联无法以洲际弹道导弹偷袭美国核基地的保证。
这时，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投入使用的电话已达1亿部，占全世界电话总数的一半。1951年11月10日，长途直接拨号设备引入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并逐渐扩展到海外通话。海底电话、无线电话、越地平无线电，以及不久将加入的电讯通信卫星（贝尔系统第一个实验性通信卫星）把美国与海外190个国家及地区连接在一起。当markcross鳄鱼皮手提包制造商宣布，向祖鲁兰（南非地区）捐助一笔资金用于鳄鱼繁殖时，便展示出当代美国商业的全球性。与此同时，缩短的贸易航线使美国汽车商遭遇海外新的竞争力。在美国，外国汽车销售量所占比例为10%，领头者有来自德国的大众汽车（1958年售出102035辆）、来自法国的雷诺汽车（售出47567辆）、来自意大利的菲亚特汽车（售出23000辆）以及来自英国的希尔曼汽车（售出18663辆）。日本、瑞典以及荷兰都计划将其小型汽车打入美国市场。最终，底特律面对现实，准备制造美国自己的小型汽车。为了和海外小型汽车相区别，将其取名为“便捷车”。
有人问美国人到达月球时，会在上面发现什么，爱德华·泰勒冷酷地答道：“苏联人。”1959年1月初，苏联人发射了月球卫星1号。这颗重达3245磅（约1471.91千克）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卫星，到达了距离月球仅5000英里的地方。尽管美国开始采取首步措施迎头追赶，但苏联已在空间探索上领先一步，并且继续迅猛发展。卡纳维拉尔角的工作人员最终用陆军的丘比特c型火箭将一颗美国卫星送入轨道。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资金，提高在科学、数学和外语上的教育。1958年，国会创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测验人类在外太空的忍耐性，空军上尉乔·基廷格创下史上距地面最高的跳伞纪录：从76400英尺的高空跳下。在空中降落63360英尺后，他打开降落伞上的气压装置，最后在新墨西哥州沙漠安全着陆。1959年4月10日，各报头版向全美国介绍了一批新式名流——“水星计划”宇航员，皆为32~37岁的试飞驾驶老兵。他们是艾伦·谢泼德、沃尔特·斯基拉、弗吉尔·格里索姆、斯科特·卡彭特、小约翰·格伦、戈登·库伯和唐纳德·斯莱顿。他们都是白人，都有孩子，都来自美国小镇，并且都是新教徒。这7个人中有6个人留着平头。
20世纪30年代，美国两边的海洋曾让孤立派高枕无忧，而它现在已变成能够涉水而过的小溪。1958年8月，那些谈论放射性尘埃危险性的科学家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地球上任何核爆炸都会对所有美国人身体里的每根骨头造成影响。1959年7月10日，两名美国军事顾问在距离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20英里的边和市遭到杀害，还有一名负伤，这使得遥远的中南半岛变得不再那样遥远。这三名军官当时正在一家餐厅用一部家庭投影机观看珍妮·克雷恩的电影《褴褛衣衫》。恐怖分子就在这时将该餐厅包围，趁一名中士开灯换片时，向他们开了枪。
现在第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已成过往云烟，那些社会名流也随之一同消失。1957年3月2日，参议员乔·麦卡锡死于酗酒。（乔治·索科尔斯基写道：“他十分沮丧，认为自己遭到了背叛。他尤其觉得是被自己曾经深信不疑的副总统尼克松出卖了。”）其遗孀琼·克尔·麦卡锡继续生活在华盛顿，4年后，她嫁给了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弗兰克·劳埃德·赖特89岁时去世，留下一个势将引起争论的定时炸弹：纽约市耗资300万美元修建的所罗门·古根海姆博物馆。娱乐界去世的名人包括埃洛尔·弗林、马里奥·兰扎、马克斯韦尔·安德森以及卢·科斯特洛。约翰·刘易斯辞去了矿工联合会主席一职。货运司机工会的戴夫·贝克进了监狱，留下其继承者吉米·霍法继续与参议院调查委员会的约翰·肯尼迪和该委员会首席顾问罗伯特·肯尼迪斗争不休。35岁的玛丽亚·卡拉斯离开意大利百万富翁乔瓦尼·梅内吉尼，转而投向船业大亨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的怀抱。有一些闲言碎语说，53岁的奥纳西斯对她而言太老了。
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将这10年与20世纪20年代做比较。20世纪50年代虽然也很荒唐，但直到1958年还没有任何可以与弹尤可里里或坐在旗杆上相比的事情。这时，两名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加布里埃尔的年轻玩具商出色地弥补了这一遗憾，他们合伙创立了惠姆–奥玩具制造公司，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理查德·科内尔和阿瑟·梅林。“二战”后，他们以不到1000美元的资金开始制造弹弓。1957年，他们靠制造飞盘赚得了人生第一桶金。飞盘是一种很轻的塑料碟子，一个人将其抛向空中，它会缓慢地掠过天空并由另一人接住。在1958年纽约举行的一次玩具展览上，一个陌生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已在澳大利亚迅速流行，孩子们将这种圈套在臀部转着玩。回到公司后，两人便开始制作这种大木圈。然而，制作了20个以后，他们停了下来，因为他们不喜欢木头，想用塑料试试。5月，他们做出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色彩亮丽的聚乙烯管制成的直径三英尺的圈，每个圈能在市场上卖到93美分，得到16%的毛利。惠姆–奥玩具制造公司给这个新玩具取名为“呼啦圈”。
要给呼啦圈申请专利不太可能，因此，十几家公司便在劳动节时以其他商标名仿制呼啦圈。惠姆–奥玩具制造公司到9月初共售出200万个呼啦圈，净利润超过30万美元。接着，成年人也开始用呼啦圈锻炼身体。这样一来，惠姆–奥玩具制造公司的记账员都无法记录下产品销售数字了，公司忙得不可开交，工人开始实行三班倒的工作制。若将美国国内外销售的呼啦圈仿制品包括在内，那么这年秋天，其销售量估计有几千万个。由于呼啦圈的广泛使用，欧洲一些医学杂志警告不要过度使用呼啦圈，以免造成伤害。这方面的事例举不胜举。在荷兰莱登市，一名妇女被推进手术室接受阑尾切除术。医生发现，真正的病因在于她太过使劲地转动呼啦圈，从而导致腹肌受到损伤。在英国，呼啦圈销售量已达25万个，英国医学会发出警告：“心脏病患者严禁使用呼啦圈，平常缺乏锻炼的人也不宜剧烈转动呼啦圈。”在日本，急诊室里到处都是因玩呼啦圈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或骨头脱臼的人。自一名孩童在追逐滚到马路上的呼啦圈而遭遇车祸后，日本便禁止在街上玩呼啦圈了。尽管如此，日本呼啦圈的销售量还是超过了300万个。许多日本人排队购买呼啦圈，在银座，队伍排到了几个街口之外。岸信介首相在62岁生日时，还收到一个呼啦圈。
约旦的扎伊奈太后从欧洲旅游回国时，其行李箱里也装了一个呼啦圈。这本应该能证明呼啦圈是个体面的玩具，但一些玩具商还是紧张起来。转呼啦圈之所以吸引成人观看，是因为人们玩呼啦圈时扭动臀部表现出的挑逗性。那年秋天，橄榄球比赛带给人们一些意想不到的愉悦，那就是观看啦啦队队长狂野地扭动腰部，成千上万的观众为此欢呼。一位名叫雅克·德·圣–法贝的法国呼啦圈制造商担心这可能会引起教会的注意和反对。在呼啦圈问世之前，雅克一直靠为医院和实验室制造塑料管为生。为保护自己的名誉，他说服法国名流带上呼啦圈拍照。在芬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举行马拉松比赛，参赛者必须同时用脖子、臀部以及膝盖转动呼啦圈。
无论观看者有怎样下流的想法，美国的这个新玩意儿在其他地方依旧风靡。在德国，职业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和妻子安妮·奥德拉引发了呼啦圈热。没有孩子的德国人没有什么好借口买玩具，为避免尴尬，他们便叫商店将玩具打包好，在夜间送至家中。比利时一支前往南极的探险队表示，他们的行李中有20个呼啦圈，这笔花销被列入文娱费用的开支。在一些国家，呼啦圈严重脱销。在约翰内斯堡，呼啦圈的零售价为65美分，记者在那里报道称，只有白人才买得起，但当地人也不免眼热，最后慈善机构便开始派发免费呼啦圈。阿姆斯特丹的《自由人民报》上指出，荷兰需要塑料管的工厂已缺料停工。在华沙，一家专为青年人创办的周报说：“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啦圈，那么我们在呼啦圈市场上就会严重落后，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但这两个部门仍旧不慌不忙，因此呼啦圈就通过民主德国走私过来。
之后，呼啦圈热潮开始急速消退，正如其来势汹汹一样。1959年夏，废弃的呼啦圈开始塞满城市垃圾场，但呼啦圈的风行阐明了一点：即使是美国大众文化中的琐碎之事，也会给全球其他地方带来巨大影响。
在欧洲，英法外交部将苏伊士运河灾难归咎于杜勒斯，在华盛顿，艾森豪威尔政府里的一群工作人员也同意他们的说法。但考虑到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中东的局势，对于华盛顿下一步应采取怎样的行动，大家持相同看法。根据冷战信条，世界上任何一个值得争夺的地方要么属于共产主义世界，要么属于自由世界。舍曼·亚当斯于1961年写道：
英法两国企图通过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而遭到挫败，由此，两国在中东的威信和政治势力暂时受到削弱……总统表示，除非美国保证去填补这一真空，并向全世界表明这一举动，否则苏联必将插手中东，从而使我们自己陷入难以忍受的境地。
总统告诉国会领袖：“我只是不相信，我们会在中东留下真空。”他在一次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请求获准在中东地区使用美国军队，以“确保那些为抵抗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之国家所发动的外来武装侵略而要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政治完整和政治独立”。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就像罗斯福于1940~1941年不宣而战、杜鲁门在决定派遣美国士兵前往朝鲜时未征求国会意见，以及1955年关于中国台湾的决议一样，艾森豪威尔主义朝着能够动用总统权力将美国武装力量派到任何地方的方向又迈进了一大步。
亚当斯指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中的一个弱点。他写道：“美国在试图阻止海外共产主义扩张时都将遇到的一个困难在于，如何设法证明以国家主义斗争形式出现的内部动乱确实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下产生的。”支持该主义的决议很快便在众议院通过，但在参议院却遇到些麻烦。正如在中国台湾决议的争论上一样，持反对意见的参议院内部出现了分歧。一些人认为白宫正尝试分担本应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的责任，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想获得发动战争的权力。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和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对此感到十分忧虑。拉塞尔告诉杜勒斯：“这是要我们不顾后果地承担义务。”杜勒斯回答说，这是考验忠诚。他对拉塞尔说：“如果我们对每一件事情都较真，如果国会不愿意相信总统……那我们就不可能打赢这场仗。”
但这场仗在哪儿打呢？英法两国已经放下武器，中东仅有的危险之处就是阿拉伯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上的争端了。历经两个月的讨论，参议院以72票对19票通过决议。亚当斯后来写道：“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发生了一系列爆炸性事件，并且都直接或间接涉及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应用。”事实上，该主义并不适用于这些事。约旦引起的麻烦属于典型的中东式麻烦：反对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使整个阿曼惊慌不安，迫使年轻国王侯赛因的首相辞职。于是侯赛因向艾森豪威尔求助，宣称这场危机是“国际共产主义和其追随者的责任”。杜勒斯认同了，总统便派遣第6舰队到地中海东部进行了一次开炮示威。在大炮的庇护下，侯赛因选择了一个忠于他的政府。暴民被驱散了，新首相幸免于难。谁也不知道，没有那示威的军舰相助，结果会有什么不同。
叙利亚爆炸案随之而来，这次事件充满了滑稽歌剧的味道。杜勒斯渴望在大马士革打响自己的旗号，但叙利亚人民并不买账。叙利亚政府倾向苏联，反对派成员是反美官员，都希望相互独立。沙特阿拉伯国王沙特向艾森豪威尔保证，这里的长期不和与意识形态无关，没有一个真正的阿拉伯人会加入共产党。总统回复说，他曾经听过这些话，戴高乐也曾告诉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法国人会成为共产党人。”“很显然，这场动乱是共产党煽动的。”亚当斯写道，“但与约旦局势不同，叙利亚政府并不想向西方寻求任何帮助，因此艾森豪威尔在此不可能大做文章。这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存在弱点的一个明证。”
1958年7月14日早晨，华盛顿一觉醒来，意识到中东的周期性痉挛又发作了。前一天夜间，伊拉克亲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们占领了巴格达广播电台、邮局、电报局以及底格里斯河上的桥梁。他们向王宫进攻，杀死了国王和王储。首相努里·赛义德试图化装成一名妇女悄悄逃走，仍被抓住并处死。这样一来，杜勒斯的巴格达条约刚签订不到半年，其主要人物便垮台了。sup/sup这也使黎巴嫩总统卡米勒·夏蒙惊慌不已。不久前，夏蒙还控告他的政体中混迹着大量阿拉伯共产主义人士。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曾亲自带领联合国观察小组对此指控展开调查。然而，他们并未找出证据证实夏蒙所担心的事情。现在，由于夏蒙相信自己是纳赛尔下一个要对付的目标，便正式要求美军派遣部队到贝鲁特。艾森豪威尔予以批准。
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开始调转方向，偏向干涉主义。不管怎样说，都不能说美国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在第6舰队的70艘军舰和420架战斗机的掩护下，90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登陆黎巴嫩，可谓美国武装部队在和平时期最大的一次集结。接着，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解释道：“这些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因为约有2500名美国人在黎巴嫩。”然而，没有丝毫证据表明当时有任何美国人（甚至黎巴嫩人）处于危险之中。而且，总统这样说，实际上是承认这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毫不相干。杜勒斯试图说服国会领袖，这其实与艾森豪威尔主义有关。如果美国不按夏蒙的要求出兵，国务卿警告道：“我们的声望将荡然无存，没人会再相信我们所说的话——永远没有。只有我们率先到达那里，才可能不会出现共产党干涉。”他又说，如果不采取行动，自由世界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中东地区和自由世界在那里近3/4的石油资源，还有非洲和非共产党统治的亚洲。这段对话后来被冷战分子一再引用，以证明在任何国际危机中，包括越南问题在内，使用武力都是正当之举。1954年，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抵制。这次，抵制的力量来自国会的领袖们。他们坦白地表明，不想为黎巴嫩行动分担任何责任。
对于所有目的和利益来讲，艾森豪威尔主义就此结束。4个月后，夏蒙的位置由持中立主义的新总统和首相接替，在他们的要求下，驻扎在黎巴嫩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撤退。亚当斯总结说，这个插曲“对艾森豪威尔而言就是一次令人沮丧且不愉快的经历”。当时这件事所蕴含的意义比他们认为的还要深远。总统曾对参众两院发出警告，表明他可能会冒险在中东发动战争，而不会事先和国会商量。“在那种情况下，”他说，“如果要对这次行动进行公开辩论，那么采取行动便无意义。”因此，这是进一步同意扩大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的先例。
对美国而言，对世界另一端实施炮舰外交实属新鲜。这意味着一个帝国的出现，正如《欧洲市场上的美国》的作者赖纳·赫尔曼和《美国的挑战》的作者赛尔旺·施赖贝尔一类的欧洲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看见其西边的地平线上有东西正冉冉上升。战前，对欧洲人而言，美国是一个土地富饶、喜欢自吹自擂的国家，在那里，人人都看上去像贾莱·古柏和琴逑·罗杰斯，他们的孩子则像米基·鲁尼和安·拉瑟福德。sup/sup美国就是个充满理想、天真纯洁、犹如仙境并且令人羡慕的地方。美国人除了在遭遇自然灾害时乐善好施，其他时候都不怎么参与世界事务。
如今，全球都有他们的影子。“第四点计划”、非洲经济委员会和各种技术援助计划已延展到非洲和亚洲。美国国会已批准为非发达国家成立发展贷款基金、富布赖特奖学金，以及为42个未包含在富布赖特奖学金里的国家提供史密斯·蒙特留学生交换项目。出国旅游的美国人每年增加12%，20世纪50年代后期，超过200万美国人去遥远的国度旅游，他们每年在那里的花费超过20亿美元。
然而，这些花销并不总是那么明智、得体。要是有一个欧洲人和丘吉尔说的一样：“我喜欢美国人。他们出手都是如此大方。”那么就会有一个或者更多欧洲人像让–保罗·萨特一样轻蔑地说道：“那些美国人从来不懂什么是存在主义。”欧洲大陆以及亚洲古老文化的拥护者已感觉到美国化蔓延所带来的威胁。他们对于美国青少年文化，尤其是音乐对全世界青年的吸引感到不安。几乎在世界各个角落都能听到爵士乐。年轻的泰国国王正在为百老汇的歌舞剧《西洋镜》写歌词，柬埔寨的国王则在自学热情如火的萨克斯管。接着就是美国的无酒精饮料。在曼谷，总理是可口可乐的代销商，警察局局长则拥有百事可乐的特许经销权。艾德莱·史蒂文森将他们之间的竞争称作“冷冰冰的冷战”。无论是在泰国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可口可乐都处于领先地位，真是堪称“日不落”。在美国之外，可口可乐每日销量惊人，足够使一艘轻型巡洋舰漂浮起来。
塞尔旺·施赖贝尔写道：“我们如今所面临的不是由征服欲驱使的老式帝国主义，而是由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压力’不均所导致的剩余力量。”美国工业已投资575亿美元到海外工厂，年总产值约为1000亿美元。塞尔旺警告：“美国公司正陆续在欧洲西部建立总部，以协调他们在那里的各项活动。”
随着美国巨头日益壮大，欧洲人、亚洲人以及非洲人对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越发感到好奇。然而，他们听到的所有事情并非都那么准确、可靠。仰慕苏联和新中国的人对于种族歧视十分痛恨，将蒙哥马利市公共汽车抵制事件和小石城事件描述为种族暴动。有关美国社会的大多数描述都在强调生活水平高，这正在成为痛苦的来源。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尤其是与新兴国家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1950年，巴基斯坦总理利雅卡特·阿里·汗在访问美国时说道：“我一考虑此事，就突然觉得美国像一个小岛——一个繁荣至极的小岛。而在这小岛周围，我看到了充满绝望、贫穷以及肮脏的可怕海洋，在那里，数百万人正挣扎着露出水面。此时此刻，我为这个伟大的国家感到担忧，正如为好朋友担心一样。”
在全球发生的40次主要暴乱中，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处图书馆以及文化中心都是攻击的主要目标。自发地袭击美国国旗已成了家常便饭，大部分时候都是由于因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反美情绪在示威者心中长期积压，最终爆发。仅在印度尼西亚，就发生过5次类似的骚乱。这类事件绝不局限于那些领导人对美国不满的国家。游行示威还发生在一些中立国的首都，例如阿尔及尔、开罗以及喀土穆，有的甚至发生在美国盟国的首都，例如里约热内卢、雅典、西贡和巴拿马城。
美国人困惑万分。正如利昂·凯泽林所写的，他们以为自己对外国援助项目十分慷慨，却未意识到美国用于国际经济合作与援助的资金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真实比例“小得让人提起来就脸红”。走在街上的普通美国人总是怀疑，那些暴徒是被煽动分子所误导。他认为，如果这些人明白自由企业的益处，也会对其十分渴求。然而，在美国人天真的想法中，忽略了促使美国走向成功的许多其他因素，比如自然资源和温和的气候等。美国人认为，如果其他地方的人知道美国是多么繁荣富强，便会对星条旗欢呼，而不会玷污它。但美国人从未想过，宣扬自己的国家有多么繁荣富强，或将被视为一种令人无法忍受的自大。
美国领导人也未曾想到这一层。在准备出国访问时，副总统尼克松记下了一些图表和数据，用以展示比起那些不怎么幸运的人民，美国人的生活有多么好。在结束其中一个访问后，他描述在与东道主国家讨论时，他如何急切地等待开口机会来说明他的论点：
我引用这些数据表明，美国4400万个家庭拥有5600万辆汽车、5000万台电视机、1.43亿台收音机，并且3100万个家庭都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接下来，我要提到许多人都忽略的一点。这些数据戏剧性地表现出：从财富分配的立场上看，作为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接近一个人人都富裕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
到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中期，大量海外人士都已听过这种论点，因为艾森豪威尔非常喜欢派遣尼克松夫妇进行国外访问。为建立国际友好关系，副总统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阿富汗以及埃塞俄比亚，在途中一直忍受腹泻之苦，在缅甸又遭受围堵，在卡萨布兰卡遭遇羞辱，之后还在墨西哥城一个出现故障的电梯中被困了一小时，全身大汗淋漓。
1958年春，在南美进行的长达18天的访问才是最煎熬的时候。尼克松先后到访乌拉圭、哥伦比亚、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这些出访意在显示睦邻友好，因此尼克松料到此行会有多么无聊。事后，他写道：“我作为副总统到访过许多国家，而我最不想去的就是1958年的南美之行。这并非因为我认为那次访问太过困难，而是因为与我当时在华盛顿的工作相比，这个任务相对次要且枯燥乏味。”中央情报局向他保证，这次访问一定平安无事。对于那些是否随尼克松出访而犹豫不决的新闻人士而言，他说，即使他们待在家里，可能也不会错过什么大事。
在访问之初，的确相安无事。在蒙得维的亚、布宜诺斯艾利斯、亚松森和拉巴斯迎接尼克松夫妇的南美的一些领导人，对于北美决策者不把他们当一回事儿已习以为常。在一直为杜勒斯关注拉丁美洲动向的助理国务卿亨利·霍兰的领导下，国务院一直不遗余力地为那里的国家提供贷款，目的是以防自由派一旦掌权，便可能试图控制商人，以打压商业士气。尼克松访问的第一批国家的掌权者都了解并重视这一情况，因此均无意打乱现状。
聚集在各个街头的年轻人举着标语，称美国副总统是“种族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和“狗娘养的”。有一张标语牌上写着让尼克松“滚回美国那片让你享受对黑人处以私刑并屠杀印第安人的地方”。作为一个直爽的政治家，尼克松尽一切可能解释他并非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帝国主义者，更不是狗娘养的，并表示他并不赞成实施私刑或屠杀他人。事实上，他也从未参与过这些事情。不过，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并不多。在他出访初期，的确有一些围堵，但范围之小让他根本没注意到。因为在每个恶意标语出现的地方，也会有人以拥抱来欢迎他的到来。他听到一些学生咏唱着“fueranixon”。翻译人员告诉他这是“尼克松滚回家”的意思。他却笑着说自己还不愿回去，因为这里的人们更加友好。
后来，没人能清楚地记得何时那吟唱的歌声变成“mueranixon”（杀死尼克松）了。在访问的第5天，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人起哄，第6天在亚松森被喝倒彩，但总体上人们都还友善。玻利维亚人向他抛彩纸，他没有在那里看到危险的迹象。事实上，他已经很幸运了。一些身上绑着炸药带的游行者在一个矿区聚集起来，后来由于只是炸毁铁道断绝这个地区的交通，尼克松才幸免于难。在其他地区，警察一直保持警惕，驱散了那些原本准备展开暴乱的人们。然而，尼克松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5月7日星期三，访问第7天，他们第一次隐约感觉到在秘鲁首都利马，可能正有危险等着他们。
利马机场的接待十分礼貌，但当汽车队伍进城时，尼克松观察到街上行人不多，其中大多数也“似乎并未意识到”他是谁。与他同车的秘鲁官员解释说，为避免“出事故”，在这之前车队路线并未公开。尼克松回忆道：“这多少有些令人不安，因为我之前从未料到在友好的秘鲁会出什么事。”
谁也不知道策划这次事件以及之后发生在委内瑞拉的事件的主导者是谁。他们模糊不清，而在尼克松后来坚持认为他所遇到的所有麻烦都要归咎于统一指挥的共产党的阴谋后，就更让人搞不清了。他后来写道，在到达利马宏伟壮丽的玻利瓦尔大饭店时，他已对阴谋有所察觉：“显而易见，由于共产党人企图在我去乌拉圭、阿根廷和玻利维亚的途中制造混乱，但最终未果，他们便决定竭力使我和美国在圣马科斯大学难堪，因为该大学在整个拉丁美洲都很有名，这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将成为各地头条新闻。”他一边看着那些示威者，一边想：“他们如何能够把人们煽动到这种程度呢？接着我开始意识到，发生在这里的正是敌人随时在向我们施展的残暴、决心和疯狂。这就是我在那些暴徒脸上所看到的。这正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他还写道：“看着人群中的年轻人，对那些驱使孩童置身于这场荒谬境地的粗暴共产主义煽动者，我感到无比憎恨。”
这大部分都是一种猜测。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秘鲁和委内瑞拉与他作对的势力中有共产党人。共产党的《人民论坛》周刊头版将尼克松画成一个尖嘴獠牙、表情疯癫的人，显然在大众的心里起到了煽动作用。但以此推断出所有在他此次行程中抗议的拉丁美洲示威者均受到共产党情报特务的操控和指挥，说得婉转些，也未免太荒唐了。那些年，中央情报局远远达不到无所不知的程度（中央情报局对当时发生的伊拉克政变就毫不知情），但它居然会错失如此重大的事情，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那些认为自己遭遇不公的穷人看到了一个可以宣泄自己对有钱人的仇恨的机会，他们自然会抓住不放，这是可以理解的。共产党人和持其他信仰的极端分子便趁机在本来燃烧旺盛的反美怒火上添油加薪。
利马的暴徒虽然凶猛，但后来副总统一行还是有了几天喘息的机会。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的4天之行让他们得以重整旗鼓，准备迎接即将到达的最后一站，也是最危险的一站：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局势十分紧张，街上的气氛充满敌意，掌权不到4个月的军人政府并未采取必要的积极镇压措施。这个新政府不愿承认自己的无能，因此对于美国大使馆不时提出的疑虑，新政府一再保证，副总统不会遇到危险事件，万一有危险的话，他们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只有在加拉加斯，共产党反对尼克松的阴谋还可能是一个因素。南美共产党人对他们的组织能力备感骄傲，迎接尼克松的委内瑞拉暴徒也已准备就绪。5月13日星期二早上，当副总统所乘的飞机在迈克蒂亚机场上空准备降落时，5批人已占据各战略要地。一批在飞机场的出口，另外三批在位于机场至加拉加斯中心的英雄公墓广场之间长20英里的路上等候尼克松的车队，因为尼克松预先安排前往英雄公墓广场的西蒙·玻利瓦尔墓前敬献花圈。
最后一批，也是人数最多的一批集中在广场，身上都带着燃烧瓶。在任何有埋伏的地方，他们的头目都希望尼克松能被炸得粉碎、烧成灰烬。在委内瑞拉，这可能被看成最耻辱的死法。1月，一些警察为保护即将垮台的政府而终结了生命，那些幸存下来的警察对那次事件仍然记忆犹新，因此不愿挺身保护尼克松。
然而，官方的不负责任远不止如此，其中一些方面让人感到疑惑不解。报道副总统之行的美国记者比尼克松率先着陆，发现500名反尼克松的青年已经乘车到达机场，并排列在机场出口的观景台上。很显然，他们是来闹事的。之前他们就朝着尼克松乘坐的飞机挥舞拳头，大声辱骂。但当美国特工人员要求委内瑞拉治安负责人将闹事者驱散时，他却表示拒绝，并说：“他们不会闹事。他们有权进行示威。”接着，他又命令车队不像通常那样停在机场固定的地方，而是在远离机场出口的街上列队停好。这就意味着尼克松夫妇还必须穿过示威人群，步行100多码。那个负责人后来解释说光彩照人的豪华车队会使仪仗队失去光彩，简直是荒谬可笑。
那天的可疑人物还包括机场军乐队队长，因为他知道无论何时奏响美国或委内瑞拉国歌，副总统都不得不立正站好。负责保护车队安全的机构也很可疑，这些人都是最玩忽职守的。他们告诉负责副总统安全的美国警卫人员，在尼克松到达前一个小时，交通就已被管制。但这并非事实，路上一直车来车往。此外，三批伏击人员和相关物资已大量集中在埋伏地点，任何人随便一看便会发现他们。如果说委内瑞拉军人政府也参与此次阴谋是难以置信的，但要制造出有报道价值的新闻还是很有可能的。拉丁美洲的报刊编辑曾写道，发生在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骚乱已将美国人的注意力和援助都吸引了。如果惊动一下副总统能够打压美国对其南方邻国的嚣张气焰，在他们看来，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后来，尼克松发现这个解释对于那次安保工作的糟糕颇具说服力。他以值得称道的克制态度指出，那些相关负责人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暴民太多的情况。
尼克松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便开始像往常那样打量人群，想看看自己可能会受到何种待遇。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他朝那些尖叫的年轻人看了一眼便知道，“我们将在这里遇到和之前所有到访地完全不同的情况”。译员对他说：“副总统先生，那些人很不友好。”尼克松不需要懂西班牙语也能明白这一情况，喧闹声震耳欲聋，以至于他几乎无法听见国歌和为他鸣放的19响礼炮声。在105发礼炮放完之前，他就决定免去在机场举行的其他仪式，尤其是互致欢迎词和答词的环节。他对译员说：“我们等会儿就不到麦克风前讲话了。”又转身对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奥斯卡·加西亚·卢廷说：“让我们免除一些惯例上的讲话，直接上车吧。在这伙暴徒的吵闹声中没人听得见我们讲话。”
但他并未发现豪华车队。他朝着车队应该停放的位置望去，却发现红色地毯一直铺到航站楼，并穿过大楼直达另一端。他远远看到那些车正闪着光。在通向那里的路上，愤怒的青年排成队列，挥舞着腐烂的水果和其他乱七八糟的垃圾。仪仗队的刺刀可能在这时还会派上用场，但他们的指挥官却不见踪影了。
就在情势迅速恶化之际，美国人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盟友：机场上的30名机械工人。当其他人都在嘘声不断时，这些工人却一直对尼克松欢呼，这一举动让他们很是扎眼，以至于迅速吸引了人群的目光。这让美国人抓住机会逃离了航站楼。从大楼出来后，尼克松和夫人刚走到观景台下，乐队指挥竟再次奏响了委内瑞拉国歌。尼克松夫妇只好又呆呆地站在那里。尼克松之后回忆说：“当时的感觉就是天上下起了雨。”后来，他才意识到那都是唾沫星子。头顶上那些人正吐着唾沫，有些人还嚼着烟草。尼克松夫人专为此次行程准备的红色新装因而沾上了不少棕色污点，一个橡胶吹笛直接打在了尼克松脸上。国歌结束了，尼克松挽着夫人帕特的手臂，紧跟在特工人员和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组成的楔形队伍后面，挤进拥挤的人群，朝车队走去。
这支楔形队伍突然猛地一冲，将尼克松挤进了第一辆车，夫人帕特则坐上第二辆车。特工人员和译员紧随其后。就在他们迅速摇上车窗并擦掉脸上和衣服上的唾沫时，男主人和女主人也分别赶上车来。外交部长卢廷与尼克松同车，卢廷夫人则和帕特同车。外交部长夫妇都备感难堪。卢廷文雅、温和，他想擦去尼克松衣服上恶心的唾沫，尼克松则尖刻地回应道：“不用麻烦了，我一脱下这些衣服就会将它们烧掉。”外交部长则极力解释：“委内瑞拉人民由于长久得不到自由才会表达得如此强烈，做出出格的事。在新政府的统治下，我们不想做出任何可能被曲解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事情。”尼克松答道：“倘若你们新政府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控制住刚才在机场的那种暴徒，那么不久，委内瑞拉的任何人都没有自由可言了。”
前往加拉加斯之行真可谓惊心动魄。他们的车队由一辆警卫车和一辆新闻车开道，一路上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现代化的双车道高速路上，示威者则骑着摩托车和小型摩托车在车队中穿梭，对第一辆车叫喊着、吐唾沫、扔烂水果。车窗不得不一直关着。由于车内没有空调，空气变得令人窒息。一到市区，尼克松便注意到人行道上行人稀少，商店全都上了锁，还安装了窗板。就在他想说这可是不祥之兆时，一声沉闷的重击声传入他的耳朵。他的第一反应是司机把车开进了坑里。然后，他又接连听到两声重击，原来是车被飞来的大石块击中了。这时司机猛地将车刹住，滑行一段后停了下来。他们已到达市区，并遭遇了首次埋伏。一大群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少突然从附近一个昏暗的巷道涌到街上，用力向他们投掷大石块。由于这里还设着路障，司机便从旁边绕了过去，但几分钟后，他又刹住了车。车停在一个斜坡上，公路由此拐向市中心，往上连着苏克雷大街。该街道由一个中央分隔带分开形成6车道，穿过加拉加斯最贫穷的居民区，第二个埋伏点就在这里。一辆大型翻斗车和若干辆公共汽车以及小汽车停在街心，车内空无一人。另外一群衣衫破烂的人举着标语牌和棍棒跑出来，向停留在此的车队大喊大叫。这里也有人扔石头，一些目露凶光的示威者直接向尼克松那辆车冲了过来。
这里又发现一条便道，于是车队便沿着这条路紧张沉默地行驶。直到快到加拉加斯市中心，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地时，车队又被精心设置的路障挡住了去路。公共汽车、卡车和小汽车在路中心排成三行，直接挡住了尼克松的车队。司机根本无法越过中央岛，因为那里是和车队反方向的单行道，而且路上几乎围得水泄不通。几秒钟过去了，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寂静得令人害怕。接着，特工杰克·谢尔伍德低声说道：“他们来了。”
后来估计，那次暴民有200~500人。示威者们飞奔而来，一边吐着唾沫，一边挥舞着斧头、棍子和铁管。《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厄尔·梅佐在车队前面那辆新闻车上看着这一切，觉得它就像“法国大革命时的一个场景”。这是一伙少有的狂乱暴徒，简直都快杀人了。挡风玻璃上的唾沫横流，司机不得不打开雨刷器。肇事头目骑在别人肩上，一边发号施令，一边带领大家喊着：“杀死尼克松！杀死尼克松！”他们的目的显然就是将车窗弄开，如果车窗打不开，他们就将玻璃打碎，横竖要把尼克松拖出来。一块大石头击中了一面车窗并卡在了这块特制玻璃上，飞溅的玻璃碎片打在卢廷脸上。他哭喊着：“飞到我眼睛里去了！我的眼睛！”陪同翻译员身边的窗户则被一根铁管击中，尽管玻璃没有全碎，但一部分却溅到了译员的嘴上。舍伍德被击中后开始流血。一些玻璃碎片也打在尼克松脸上。另一根铁管刺进车窗，朝尼克松晃动着。
卢廷外长几乎歇斯底里地哭喊道：“这实在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尼克松则转向后窗。据他后来回忆，他当时看到帕特正和外交部长夫人聊天，“好像这次事件不过是和某天下午在好莱坞高速路上遇到交通堵塞差不多”，便放下心来。帕特的司机也镇定自若，将车子前的保险杆紧顶住前面那辆车，这样暴徒就无法通过后窗靠近副总统了。尼克松看到，那些示威者对帕特所乘坐的车并不感兴趣。无论如何，那是仅有的一丝安慰。暴力在此处已持续了12分钟，现在看来，似乎该事件只有一种结果。
他们在车里听到骑在别人身上的头目发出了一个命令，车子便开始晃动起来。对于那些了解暴徒做事方式的人而言，他们都知道，这是最可怕的阶段。无法进入车内的暴徒开始拼命摇晃车子，试图将车掀翻，把车烧毁，将车里的人都烧死。这时，尼克松边上的窗户打开了。坐在前排的舍伍德和另一名特工掏出了手枪。
1958年5月13日中午12点45分，就在这个时刻，理查德·尼克松知道自己逃生的机会比想象中的还要微小。在4个街区以外的玻利瓦尔墓碑处，包括一名特工、驻外使馆武官和副总统行政秘书在内的一批美国侦查人员早早地就在那里，以便了解献花圈仪式的安排。然而，他们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6000~8000名愤怒的人围堵在那里。正如在机场一样，这里的警卫早已消失不见。正等在苏克雷大街至关重要的角落的不是警卫，而是愤怒的示威者。他们对美国人的敌意显而易见。示威者向身着制服的武官拳打脚踢、口吐唾沫，甚至还与其厮打起来，使馆一辆旅游车的一扇车窗被打碎了。这些先遣人员全都惊慌失措，通过预先安置在加拉加斯警察局的无线电设备分别发出了三个警报密电。
在第三个路障处，尼克松的车队就散了。后面每辆车的司机只要能找到出路，就都调转车头向小道驶去，抛下受到围攻的副总统和他的警卫，让他们自生自灭。当时情况十分混乱，尼克松是如何逃脱那次危险的，至今仍是一个谜。据尼克松回忆，当时载着记者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想尽办法插入迎面而来的车流中，就像在橄榄球场上掩护带球人员一样给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这辆车的司机跟着把车开到马路另一边去，尼克松夫人的车紧随其后”。《先驱者论坛报》的梅佐当时就在那辆卡车上，他记得恰好就在暴力似乎要到达凶残的高潮时，“一些委内瑞拉士兵出现了。他们在交通阻塞处开辟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这时，车队仍然朝着英雄公墓广场驶去。在到达广场前的最后一个路口，尼克松告诉司机将车开进一个巷道，并朝反方向行驶。外交部长卢廷喊道：“我们不能没有警卫！”尼克松说：“如果是那样的警卫来保护我们，还不如不要。”当他们安全到达另一条大道，脱离了险境时，尼克松命令司机停车，以便和帕特谈论一下，并看看情况。领队的车已经破破烂烂：所有车窗都被打破，挡泥板也已被砸毁，车上的每个人不是被刮伤就是被刺伤，但大家的伤势都不严重。两位夫人没有受伤。前方的道路也畅通无阻。于是，他们驱车直接到达美国大使馆的住宅区，该地位于加拉加斯高级住宅区一个陡峭、易守的山顶上。在其12年的执政生涯中，尼克松第一次睡了午觉，完全是因为疲劳过度。其他人则忙着将这座小山弄成一个堡垒。除大使馆原有的海军陆战队和特工人员外，还增加了60名担任委内瑞拉武装部队教官的美军士兵。进入大使馆的所有电报、包裹和信件都要接受安保人员的检查。第二天下午3点，尼克松被安排提前9小时秘密离开加拉加斯，与此同时，迈克蒂亚机场的安保人员也做好准备，保护尼克松所乘坐的飞机免受可能遇到的袭击。
此时，华盛顿方面已发出命令，要执行一场非常救援任务。由于对尼克松方面的情况不甚了解，又被告知可能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艾森豪威尔总统便向委内瑞拉派出6艘驱逐舰、一艘导弹巡洋舰和一艘通过直升机输送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1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已在关塔那摩湾和波多黎各准备就绪，空军战斗机和轰炸机也整装待命。然而，尼克松对此一无所知。杜勒斯之前曾向尼克松发去电报告知消息，然而这些电报就像那天其他信息一样根本没到达目的地。尼克松夫妇当时正在大使馆的私人房间里吃饭，大使冲进房间。他通过新闻报道才知道，事情有了轰动性的新发展。五角大楼已于下午6点5分在公报中宣布：“部队调动正在进行中，以便委内瑞拉政府任何时候请求援助，这些部队都会随时准备与之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