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那是片面之词，我认为不能用作证据。

理查森主席：这就是证据。

波特：虽然我们知道我们的要求会被驳回，但我们仍要求让被告或她的辩护律师知道这些恶意中伤来自哪里。

理查森主席：当然，这无济于事。如果这些证据是真实的，就不是谣言或是中伤了。我们很难公开这份证据。

波特：是在发誓后采证的吗？

理查森主席：那倒没有。

委员会委员：证人是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为哥伦比亚特区的共产党活动调查提供了很多信息。

贝利小姐：我很担心，如果我在这里认罪，会不会就让这位证人真的成了可靠证人。但这绝不可能，因为这些指控根本不成立，这里所说的一切都不能增加这些指控的可靠性。

贝利小姐的上诉被驳回了。被告指出委员会流程是对宪法保障的公然蔑视，而理查森却以“政府服务是一种特殊情况，不涉及权利”这样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推卸责任。然后，他看看日程表，开始钻研另一批未处理的控诉，与同事商议。这就是反共分子主持下的司法。

在官僚政治的漫长历史上很少出现这样浪费时间和纸张的现象。即使是在理查森私设的法庭上，像贝利小姐的案子这样，所有证据都对被告不利而被判罪也极为少见。实施忠诚调查的5年里，联邦调查局共调查了300万名美国人，并进行了1万起全面调查。初步控告案有9077起，其中有2961起案件在地区忠诚审查委员会审理，且有378人被解雇。一位国会委员要求理查森总结调查结果时，他说：“还未发现哪个案件或是证据直接指明当事人是间谍。在联邦调查局找到的证据中，还未说明任何一个案件涉及间谍。”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写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如今《共产党宣言》问世100周年，同样的幽灵降临美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理查森曾向国会议员吹嘘：没有发现间谍，肯定是搜查人员把他们吓跑了。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不仅让联邦雇员遭殃。伊雷娜·约里奥–居里来纽约参加科学研讨会时，就被拘禁在埃利斯岛上一夜，因为几个匿名电话说她可能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帕内尔·托马斯sup/sup在《自由》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原子弹工厂里的红色分子》，暗指所有科学家都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而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政府都无法聘请到年轻的核物理学家。订阅《苏联医学评论》（由美苏医学学会出版的专业杂志）的医生们，只好要求该杂志用白纸包起来邮寄。

那些积极配合防卫工作的企业日子也不好过。有一家公司花了300万美元重新添置保险箱、保险柜，用来存放政府交托的机密文件；各大学既要对国家忠诚，又要保障学术自由，不免左右为难。一个接一个的立法机构要求教师们宣誓效忠，仅仅在加利福尼大学，就有1.1万人；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解雇了175名拒绝宣誓的教授。各地教师的忠诚宣誓由学校董事会主席、家长教师协会会长以及警察局局长监督执行。在很多地区，退伍军人协会或是海外退伍军人协会还负责查看教学课本中是否有煽动性内容。

除了教育行业外，受打击最大的恐怕要数娱乐行业了。纽约的三名前联邦调查局探员，在美国无线电艺术家协会反共分子的怂恿下，出版了《反击》一书，其中列出151名演员、导演和作家的名字，都是曾出现在国会各个委员会档案中的人物。《反击》在各家广播公司的高级管理层中被广为阅读，外界督促他们解雇榜上有名的人，并在雇用新人前认真对其调查。接着这三人又出版了《红色渠道》，该书罗列了更多的有可疑亲友或关系的播音员和演员。《反击》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共产党员最认可的广播公司”，震撼了整个娱乐业，副总经理们只好将《红色渠道》保存在书桌底部的抽屉里。在美国广告业中心麦迪逊大道以及整个好莱坞，这本书都被称为“黑名单”。

10多年中，“黑名单”成了娱乐业的代名词。这一次要挟正中要害，吓坏了靠公众舆论为生的娱乐业管理层。时间已经冲淡了这个时代的一些触目惊心之事，但不能原谅那些公司经理，如果他们不软弱屈服，不至于让自己陷于遭受威逼的境地，也不至于如此不堪。通常情况下，他们知道一位明星是因遭到竞争对手妒忌才被列入黑名单的。而对于低等级的人，经理们会立即解雇一些布景工人或化妆人员，理由是这些人“不忠诚”或是“危害安全”。但如果有一位高管能真正挺直脊梁，那些所谓的反击者也不会得逞。

琼·缪尔的经历就是典型例子。前一天她还主演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奥尔德里奇的家》，第二天她的名字就上了《红色渠道》，当天下午，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终止了她的合同，把她赶了出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媒体的解释让原本就堕落的时代更加陷落，其他公司也开始效仿它的做法。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发言人圆滑地说，缪尔当然不是共产党员，她一直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但可惜她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而争议会让赞助商感到惊慌，也会激起民愤，从而影响公司。简言之，解雇她的原因是有人在背后中伤她。从那时起，“有争议的”几乎便成了“不忠诚”的代名词，同样能让一个人的前途尽毁。渐渐地，大多数人开始质疑那份“黑名单”。但如果有人打抱不平，周围总会有人摇摇头，令人恼火地说：“无风不起浪。”

的确如此，没有风哪来的浪呢？并不是说多萝西·贝利和琼·缪尔有什么罪过。她们是无知和恐惧的殉葬品，正如1692年塞勒姆村的“女巫”一样。但令人寒心的是，真正的间谍早已把真正的秘密带走。斯大林一造出原子弹，很少人认为世界还有和平的机会，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就不这么认为，而苏联科学家能造出第一个核武器，完全归功于苏联副领事安纳托利·雅科夫列夫，她是聪明了得的间谍，在“二战”期间，她组织了从纽约至洛斯阿拉莫斯的精密谍报网。

若不是渥太华的古琴科叛变，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组织绝对不会暴露。即便如此，解开这个复杂的间谍网，加拿大骑警、苏格兰场sup/sup和美国联邦调查局三方联合调查了4年才完成。福克斯是破案的关键人物，他向苏格兰场在哈韦尔的一位督察坦白，供出了纽约的哈里·戈尔德。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在戈尔德的公寓里搜出了一张新墨西哥州地图，标出他与福克斯和戴维·格林格拉斯的会面地点。这一发现让戈尔德崩溃了，无法再否认。朱利叶斯·罗森堡从《纽约先驱论坛报》得知戈尔德被捕的消息后，拿着报纸去找露丝·格林格拉斯。他说，她和戴维必须离开美国，因为戴维很可能会牵连他们所有人，包括他的亲姐姐艾瑟尔·罗森堡。露丝说：“我们哪儿也不能去，我们还有个刚刚10天大的婴儿呢！”罗森堡答道：“孩子不会死。每天都有小孩在海上或是火车上出生，我的医生告诉我，只要带上足够的罐装奶，把水烧开，孩子就不会有事。”

朱利叶斯给了格林格拉斯夫妇1000美元，并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复杂的逃亡路线：从墨西哥城出发先到瑞典，再到捷克斯洛伐克，最后抵达莫斯科。他说，当地共产党会和他们会合，为他们引导每一段路程。格林格拉斯夫妇拿着准备好的护照照片，又一次迟疑了。露丝病了。朱利叶斯急疯了，又给了他们4000美元，但夫妇俩却告诉他，他们要留下面对惩罚。11天后，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戴维。他必须在妻子和姐姐之间做出选择，他选择了妻子露丝。于是在一个初夏的晚上，罗森堡夫妇正在收听《孤胆骑警》时，联邦调查局的人闯了进来。当时只带走了朱利叶斯，艾瑟尔则留下照顾两个儿子。后来她也进了监狱，不得不为两个儿子另作安排。他们在战时背叛了国家，等待他们的是在纽约新新监狱接受电刑。

这才是真正的背叛，不是那些逼着幼儿园教师和电影临时演员忠诚宣誓的狂热爱国者的妄想。毫无疑问，这个罗森堡–格林格拉斯–戈尔德–福克斯–纳恩–梅间谍链是国际间谍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在莫斯科，他们交出图表、公式和数百页的秘密资料，从在橡树岭分离铀235和铀238的气体扩散处理过程到导弹的设计蓝图都十分详细。尽管全身心地投入核武器的制造过程，苏联对其了解也不过如此。美国斥资20亿美元，集合了西欧和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动员美国工厂，花费了三年半的时间，终于在阿拉莫戈多取得巨大成功，在日本上空爆炸。那时，苏联情报负责人从福克斯的报告中已详细了解了整个原子弹制造过程，而目睹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沙漠爆炸景象的福克斯在报告里还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这个信息可是无价之宝。当时，苏联的物理学家们还无法制造出原子弹。他们虽然掌握了相关的物理理论，但是20世纪40年代的苏联还没有足够的工业资源去冒这么大的风险制造原子弹。这次叛变缩小了美苏之间的核差距，而这些英美叛徒也让冷战至少提前了18个月。

这些叛徒罪恶滔天，英美反间谍网又漏洞百出，让他们得以逃脱。当时的舆论完全可以要求唐宁街10号和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易主，但这样的恶性事件当时并未发生。对选民而言，整个事情可能不过是上帝的旨意。保密工作虽然差得令人哀叹，但两个国家都没有继续在实验室寻找替罪羊。一般人缺乏足够的科学素养，无法正确看待所发生的事情。因此，气体扩散过程不太可能引发选举争端。而且在这些罪犯中，除了共产党，无法证明他们与其他政党有什么关系。而共和党想要的就是在这伙将美国的秘密泄露给苏联的人里，找出一群新政支持者，或至少其中之一是新政派。

20世纪中叶，美国政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找到他们想要的。也许这并不正确，但只要足够接近他们想要的结果，就可以分裂国家，让许多人毙命。如果那些“政府中的共产党”没有泄露原子弹计划，也只是因为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这种计划。实验室里的间谍都是一路货——他们聪明、敏感、理性、生于世纪之交后不久，而且对“一战”都留有恐怖记忆。他们见证了股市大崩盘后的经济危机，接着又看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中国、中欧遭受侵略以及慕尼黑事件的耻辱。欧洲的民主让他们感到绝望，于是他们投入共产主义的怀抱，相信共产主义能够重建世界。为了这一事业，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大多数人得不到物理学家们的黄金机遇，但认为所有人都能尽一份力。在行政机构的人可以窃取国家机密，如果是内阁以下级别，则会建议采取苏联的办法，例如击溃德国的鲁尔区。即使是个普通人，也可以做通讯员。哈里·戈尔德就是其中一个通讯员，惠特克·钱伯斯也是一个。

这是非常复杂的。时至今日，有些人尽管信仰不同，但都如此坚定，即使供状俱在，或者铁证如山，他们还是矢口否认；迪安·艾奇逊至死还相信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是无辜的，而“希斯事件”仍是一个谜。要理解1948年夏天发生的奇怪现象，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大家庭里，孩子们都坚持认为被魔鬼跟踪，家里的其他人则一再安慰他们说没有魔鬼。大家一遍遍地搜查房子，什么也没找到。孩子们坚持认为他们听上去荒谬的故事是真的，其他人却置之不理。直到一天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个小孩子注意到小房间的门是半开的，他猛地将门打开——一个真正的魔鬼走了出来，身高10英尺，满嘴獠牙。在加拿大的伊戈尔·古琴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三年后，美国叛逃者在华盛顿提供了这样的证据。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门不是开在小房间里，而是通向主卧室。

在“猜疑时代”早期，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都试图对这个红色妖怪付诸一笑。10年来，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一直败坏罗斯福新政的名声，以造成国家恐慌。要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现在出现，似乎难以想象。伊丽莎白·本特利在参议院行政部门经费委员会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做证时，《纽约客》记者李伯龄肆意嘲弄本特利道：“在希拉夫特糖的包装下，本特利小姐将利用废物制造合成橡胶的秘方（那时候还没发明出来）交给了艾尔sup/sup，也可能是告诉了他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大约日期（其实是多此一举，因为盟军参谋长一确定就会传达给苏联的同事）。我忘记她得到信息的地点了，但她确定那个传给她信息的男人说，是从罗斯福总统前行政助理劳克林·柯里那里得到的情报，但柯里发誓他对于破译苏联代码一事一无所知。”

那年8月，李伯龄无休无止地开本特利小姐的玩笑。于他而言，本特利小姐是“肉豆蔻”玛塔·哈丽sup/sup，而在《纽约世界电讯报》不再称她为“红色间谍女王”而是用“迷人”、“金发女郎”（她两者都称不上）形容她后，这位《纽约客》批评家就戏称她为“金发的红色间谍女王”。他后来的评论变得更加尖酸刻薄。笑话归笑话，这个女人的确败坏了正派人的名声。他写道，这种审讯“让人联想到一群低能儿在玩侦探游戏”。李伯龄认为：“编辑们对于本特利小姐的秘密资料，如果嗅不到合成橡胶燃烧的气味，那一定是对消息极不敏感。”如果认为他这是想贬低证词就错了，那完全不是他的风格，并且违反了他笃定的信念。然而，当傻里傻气的南达科他州众议员卡尔·蒙特说“证据太过模糊，还不足以轻信”时，李伯龄评价道：“我觉得报界忽视了审讯滑稽的一面。”

随着夏季慢慢过去，一切变得没那么可笑了。宣誓后，本特利小姐和惠特克·钱伯斯指证37位前政府雇员参与了苏联间谍活动，其中有17位拒绝发誓表示自己是否是共产党或间谍。他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名字像保罗·罗伯逊的老唱片《泥炭沼泽士兵》或《四位起议将军》那样，不怎么被人记起了。1948年以前，他们并不为公众所知，但他们全都是掌握实权且有决定权的人。还有6个人没被传唤。其余的人中，哈罗德·韦尔已在1935年去世；李·普雷斯曼和约翰·阿布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不是间谍；在美国国务院服务14年的老兵劳伦斯·达根在两个证人证实他是共产党员后，从曼哈顿一栋楼的16层窗户跳下或是摔下死了；前国务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在不利证据的压迫下死于心脏病；另外还有12人发誓，所有对自己的指控都是诬告。但其中有两人被指控做伪证，一个是威廉·雷明顿，被判决有罪，随后在监狱被谋杀；另一个是阿尔杰·希斯。

1948~1949年版的《美国名人录》记载了他的生平：

阿尔杰·希斯：律师，1904年11月11日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查尔斯·阿尔杰·希斯和玛丽·希斯(原姓休斯）之子。1926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文学学士；1929年获哈佛大学法学学士。1929年12月11日和普丽西拉·范斯勒·霍布森结婚；孩子有蒂莫西·霍布森（继子）和安东尼；马萨诸塞州、纽约市和美国最高法院律师。1929~1930年任最高法院法官秘书兼律师，1933~1935年任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农业调整署总法律顾问助理，后任副总法律顾问；1934~1935年任参议院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法律助理；1935~1936年任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自1947年2月1日至今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1944年任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执行秘书；1945年2月陪同罗斯福总统参加雅尔塔会议；1945年于旧金山任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秘书长；1946年1~2月任联合国大会美国代表团首席顾问。美国betakappa兄弟会成员、alphadelta兄弟会成员、学会会员、大都会成员。家住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7区，西北p街3210号。办公室在纽约州纽约市第18区第五大道522号。

再难找到比他更具吸引力的“罗斯福式”的人物了。用起诉他的人的话说，他是个“典范”。他清瘦、皮肤黝黑、穿着讲究，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理想主义者——既是人民公仆，又是乔特律师事务所的一员，以民主党改良派的身份列入华盛顿《社交名人录》。他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时，曾是辩手、赛跑名将和班上“最擅长交际的人”。他的声誉毫无瑕疵，伊利诺伊州州长艾德莱·史蒂文森可以证明这一点，两名美国最高法官和美国前首席检察官，约翰·戴维斯（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以证明。希斯的出场令人印象深刻，他带着哈佛口音，笑容满面，如同罗斯福最有魅力的时候。他步伐优雅，仿佛是在他经常出现的巴尔的摩跳交谊舞或是在吉布森观看网球比赛。审判时，他看起来更像是尊贵的听众而不是被告。说这样一个人是共产党，就如同叫他“骗子”一样让人难以置信。

指控他既是共产党又是间谍的惠特克·钱伯斯却承认自己是流氓恶棍。加入《时代周刊》前，他还没有脱离共产党，却无数次发假誓说已经与其没有关系。少年时，钱伯斯和兄弟迪克签过一份自杀协议，结果迪克自杀，钱伯斯却食言了。17岁时，他与一个名叫“独眼安妮”的妓女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廉价旅馆同居。后来，他带了一名女流浪者与母亲同住在长岛——母亲之所以同意他这样做，据他说是“因为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不想再失去第二个”。他曾因为写了亵渎神明的剧本而被赶出哥伦比亚大学，也曾做过小偷。他曾起誓为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效力，却很轻易地就退出了。他漫不经心地承认，自己各个方面都违背了自己的誓言。现在，1948年，人到中年，满身赘肉，满脸忧郁，面带愁容，眼皮浮肿。

然而，钱伯斯倒是两个人中对问题的一个方面看得最清楚的：“有史以来，希斯这个案子最能说明普通男女和那些假装代表他们行动、思考和说话的人们之间，有多方面的裂痕。这些裂痕与其说是这个案件造成的，不如说是这个案件暴露出来的。这一点比案件中的其他特点更为明显，也更让人不安。一般说来，拥护阿尔杰·希斯、准备不惜一切保护他、为他辩护的，多是些‘优秀人物’，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两党都认为阿尔杰·希斯很快成了一种象征：民主党自由派将他视为新政各项成就的代表，现在正受到攻击；而对于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说，他代表了让他们厌恶的东部精英。自由主义者首先表态，他们坚定地认为希斯是无辜的，并劝说持异议的人也相信这一点。保守党在这方面动作慢了点儿。起初，他们不认为钱伯斯会赢，但理查德·尼克松给他们指明了道路。早在知晓钱伯斯和希斯之间争斗的真正意义之前，即叛国行为被定罪之前，双方就举起旗帜，摆开阵势，准备开战了。此后，双方渐渐丧失理智，案件盲目升级，到处都是愤怒。悲剧的是，民主党自由派的推断是错误的。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政党胜利了，钱伯斯不仅是对的，而且还持有证据。

起初，钱伯斯看起来并不正确。希斯演得太好了。其他人都躲在第五修正案的庇护下，或找其他借口逃避，而他没有。1948年8月4日，希斯得知钱伯斯第二天要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面前指认自己是共产党，他就先给委员会发电报，要求有发誓否认控告的权利。第二天，希斯来到委员会办公室，显得义愤填膺。他回答了所有问题，并否认钱伯斯的所有指控。最后，蒙特主席对希斯的“配合态度”和“坦率直言”表示感谢。约翰·兰金走过来与希斯握手。每个人都面带微笑，只有尼克松紧紧盯着希斯的脸。这个月还没过完，就证实了这位年轻的加利福尼亚州议员似乎有先见之明——事实上，他的推断是建立在可靠的情报来源上的。联邦调查局之前已经开始调查希斯。该局一个名叫艾德·赫默的特工每天给一个名叫约翰·克罗宁的牧师打电话，告诉他调查的进展，再由克罗宁牧师转达给尼克松。尽管如此，在8月的第一周还是没多大进展，不得不说尼克松极具毅力和洞察力。他提议让钱伯斯和希斯当面对质。

委员会其他成员决定再次传唤钱伯斯，他们认为希斯可能是无辜受害者，是钱伯斯认错了人。第二次非公开审理（希斯也不在场）时，钱伯斯开始显露自己对希斯以及希斯的妻子和家庭的全面了解。他记得，他们夫妇亲切地称对方为“希利”和“普罗斯”，宠爱自己的宠物狗可卡犬，他们在沃尔塔广场的房子里配有嵌金希区柯克椅，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顶端有一只鹰，墙壁上半段是桑葚图案的壁纸，下半部分是镶嵌板。钱伯斯知道的还不只这些，但这已经足够证实他与希斯夫妇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关于他们家的孩子、仆人、家具和爱好的事情，总能说出个一二。希斯的一个爱好就是赏鸟。钱伯斯描述了希斯在波多马克河看到蓝翅黄森莺的那种兴奋劲儿。碰巧，委员会中的一名委员约翰·麦克道尔也是个业余鸟类学者。当希斯再次被召回委员会时，麦克道尔问他是否看到过蓝翅黄森莺时，希斯眼前一亮，高兴地回答道：“看过，就在波多马克河。你知道那地方吗?”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它们飞回来，在那些沼泽地筑巢。头很漂亮，真是很美的鸟儿。”这只是一个小插曲，却令委员会印象深刻，这是希斯没想到的。

显然，钱伯斯对希斯的了解是基于他们亲密无间的友谊。8月25日，尼克松在纽约康默德酒店400号房间开始了他的审问。这是案件的转折点。尼克松的质问和钱伯斯对他的了解让希斯慌了神，他指认钱伯斯原名叫乔治·克罗斯利，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认识的一个游手好闲的自由作家。尼克松步步紧逼，要求希斯另找三个证人证明钱伯斯就是克罗斯利。这显然令希斯心烦意乱。他答道：“有可能的话，我会的。为什么要问我这个问题？我想想看。事情发生在1935年，我唯一能够想到肯定知道他是乔治·克罗斯利的人，应该就是我在奈的委员会（军需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结交的人。”尼克松和希斯又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交锋。谈话是在那两位重要人物议员尼克松、麦克道尔，以及委员会调查员路易斯·拉塞尔之间展开的。

麦克道尔：那么，你确定他是乔治·克罗斯利？

希斯：是的，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有他自己的供词为证。

麦克道尔：钱伯斯先生，这个人是不是你在他家住过的共产党员阿尔杰·希斯？

尼克松：根据你的证词是这样的。

麦克道尔：你确定这是他吗？

钱伯斯：确定是他。

（这时，希斯站起来，向钱伯斯走去。）

希斯：此时此刻，请允许我郑重声明，我想邀请惠特克·钱伯斯先生针对在委员会以外的社会领域做同样的陈述，放弃免除因诽谤被起诉的豁免权。你敢不敢？我希望你他妈的赶快这样做。我绝对不会碰他（对拉塞尔说），倒是你们碰到我了。

拉塞尔：请坐下，希斯先生！

希斯：主席要求我，我会坐下，拉塞尔先生，主席要求我坐下……

拉塞尔：我希望不受打扰。

希斯：我没有……

麦克道尔：请坐！

希斯：你知道是谁挑起的。

麦克道尔：休庭一两分钟，等我回来再继续。

但是太晚了，希斯已经铸成大错。在此之前，他的孤注一掷还有点儿作用。他是对的，1935年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他反驳钱伯斯的话、两人声誉的差别，都让结果不言而喻。再者说，就算是共产党员也不算是罪犯，而且窃取国家机密的重罪也已经过了诉讼时效。委员会几乎已经准备放弃采用本特利和钱伯斯的证词了。但是威胁钱伯斯让其脱离豁免特权的庇护，并威胁以诽谤罪提起诉讼，局势则大为不同了。现在，钱伯斯不得不出示证据。历尽波折的整件事情将被移交法院，由法院判定谁在说谎，败诉者将因伪证罪被判入狱。

8天后，希斯和钱伯斯在华盛顿又一次进行对质，并且是公开审理。这次，希斯明显没那么强势了。他带了律师，而且在回答问题前都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为开头。即使是问他是否是应法院传唤参加听证会时，他的回答也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收到传票后就自愿来到这儿了，这也说明我会接受这种说法。”钱伯斯告诉国会议员，希斯曾给过他一辆1929年a型福特汽车，以便共产党需要时使用，这可以在机动车登记记录里查到。希斯无力地答道，那是辆旧车，丢在大街上任其慢慢锈蚀，“几乎没什么经济价值”，所以他就让克罗斯利开走了，或是以为他开走了。想了一会儿，他说：“我给了克罗斯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刚开始要说，尼克松打断他：“等等，我并不想打断你的那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但就你是否给了克罗斯利一辆车，你完全可以回答‘是’或‘不是’。你一生中送出了几辆车，希斯先生？”台下发出了不友好的哄笑声，希斯坚持说完他的开场白，并坚称自己将唯一一件“最好的收藏品”给了克罗斯利，“因为我能把自己的住所都让给他住……”这时，哄笑变成了一片沉寂——委员会所有人的想法一致：若明知那个人是游手好闲之徒，你就不会把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给他。希斯给出的三个证人的名字也是无用的——一个已过世，一个找不到，还有一个对克罗斯利丝毫没有印象。

两天后，钱伯斯出现在《与媒体见面》（当时的一个广播节目）上，接受希斯的要求进行公开辩论。他说：“希斯过去是共产党员，没准儿现在还是。”人们等着希斯把钱伯斯告上法庭。等啊等啊，9月27日，希斯终于在巴尔的摩控告钱伯斯诽谤。案件还未来得及进一步发展，全国大选就开始了。对于希斯来说，这正是退出的好时机，而事实也证明，这是他最后的机会。最终杜鲁门获胜，弄得共和党人手忙脚乱。他们不但失去了众议院的控制权，也失去了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另外，委员会中的两名共和党人在改选时也落选了。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国会议员的预料。11月7日星期三，钱伯斯作为被告，在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现身。届时，他向希斯的律师提供早期与原告有联系的证据，如果有的话。走投无路之际，钱伯斯只好说出震惊整个国家的真相：原来早在10年前，阿尔杰·希斯、他的妻子普丽西拉和钱伯斯都是苏联间谍网成员，向苏联泄露美国国家机密。

1938年4月，钱伯斯与共产党决裂，但从1937年五六月至那时，阿尔杰·希斯曾将手里所有的机密文件、电报、报表和急件都给了他。他们的传送方式有三种：有些是原件，钱伯斯就用微缩相机拍下来，然后把原件还给希斯；有些是希斯整理后自己手写下来的；其余的则由普丽西拉带回家，用伍德斯托克牌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她丈夫又悄悄把文件归还国务院档案室。做这个事情的不只他一个。亨利·朱利安·沃德利，国务院贸易协定处主任、美国某世家后裔是钱伯斯的另一个接头人。现在沃德利已经承认此事，多亏诉讼时效已过，他没有被起诉。可是，希斯曾经对这些矢口否认——他已经走过头了。由于做了伪证，他已被套牢，再也走不出来了。

钱伯斯于1938年洗手不干之前，整理出3卷微缩胶片和84份文件（其中43份文件是在普丽西拉的打字机上打出来的，还有41份备忘录是希斯手写的）。钱伯斯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交给了妻侄内森·莱文——布鲁克林的一位律师，让他把信封藏在安全的地方。在10年以后的1948年11月14日，钱伯斯找到莱文，要回信封。信封一直被放在杂物柜顶上，布满灰尘，莱文站在浴缸上才能够得着。钱伯斯在厨房拍了拍灰尘，带着打印件和书写的备忘录，来到巴尔的摩的审前听证会。这些文件的出现让希斯惊慌失措，但他仍故作镇定，立刻让律师将文件呈给司法部门。这一招很漂亮。如果杜鲁门政府宣布这是机密文件，钱伯斯就会被禁止提及此事。此外，钱伯斯还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其所出示的文件揭露出他是密件接收者。尼克松的工作人员黔驴技穷了，担心会是钱伯斯入狱。但并不只有希斯聪明，钱伯斯没有把所有东西都带去，他把微缩胶片藏在自己马里兰州农场的一个挖空的南瓜里。12月2日晚，当众议院调查员问他还有其他什么证据时，他领着他们去了农场。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求对南瓜里的文件实行24小时监控，两天后报纸上刊登了这则新闻。

民主党愤怒了。这些“南瓜文件”看起来似乎是钱伯斯这出闹剧最滑稽的部分。文件的内容由媒体披露后，24小时监控看起来是如此荒诞可笑。就像a·j·李伯龄在《纽约客》里所写的，它们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即使在1938年，这些事情都没多大意义，在1948年更是如此。其中一个文件里说日本想在哥斯达黎加某个岛购买锰，可是那里根本就不出产锰。另一份文件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注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要交换参谋。还有一份文件记录纳粹准备马上夺取奥地利，可是那时全世界都知道了。里面记录了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观点：“希特勒很可能正准备牺牲奥地利，换得外交政治的胜利。”

这确实让人暗自发笑，但这恐怕是民主党自由派在这件事情上的最后一笑了。其他文件被解密后，显然有一些对莫斯科具有极大价值，新闻记者手里的一些文件被政府扣押了，因为国务院判定这些文件极度机密，就算现在（1948年）公开，也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而且文件的内容并不重要。就算它们只是天气预报或交通事故，但出现在前共产党情报人员手里也让人震惊，因为所有文件都是以密码d（国务院最高机密文件密码）传递的。这意味着代码已被破译，美国外交高级机密已受到威胁，其他政府机构能够随时窃听、获取各盟国外交部长之间的谈话内容、机密线人的姓名、军队调动以及总统指令等很多方面的情报。的确，国务院前副国务卿萨姆纳·威尔斯确认“南瓜文件”的巨大规模时，认为如果这些文件在1938年被其他政府获得，尤其是密码d丢失的话，将是“对美国利益最大的威胁”。

现在政府别无选择。杜鲁门总统在媒体见面会上说，关于间谍的讨论与竞选毫不相干，只是为了转移目标。但是他的司法部门仍在动手抢夺还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手里的文件。在纽约，政府重新召集大陪审团，给他们展示了一些放大的微缩胶片。希斯、钱伯斯和希斯夫人都被传唤了。12月15日，希斯被控告两次做伪证。他的初审始于1949年5月31日，于7月8日结束，陪审团因意见不一而陷入僵局：8人认为希斯有罪，另外4人与之意见相左。这样的结果让法官很是不快。在希斯案子的整个过程中，他都很热心：推翻控方、支持被告以及拒绝那些能让陪审团解开迷惑的证人出庭。那些希望判决希斯有罪的人对他都感到很失望。

就在这时，理查德·尼克松开始引起自由派选民的关注，并大大地冒犯了他们。民主党人提心吊胆地追踪着审判，希望大量间接证据能够以某种方式解释清楚整个案件，僵局也让他们很失望。竟然有8个陪审员相信钱伯斯，这让他们很受打击，而且他们也没心思和一个爱争论的年轻共和党议员产生不快。但尼克松却咄咄逼人。他指责“杜鲁门政府十分害怕希斯先生会被判无罪”，甚至说法庭“显而易见地偏袒被告”，这也是事实，但要求调查法官就不明智了。而触怒那些简单相信正义，宣称“普通美国民众希望放弃案子里所有技术性细节”的人更不明智。没有技术性细节的审判就像动用私刑。a·j·李伯龄相信希斯但又无计可施，他注意到“若不能给尼克松议员不喜欢的人定罪，就是‘非美’”，另一句评论更加激烈，认为尼克松就像“受困的银行出纳员，把毕生的积蓄押在一匹走路都颤颤巍巍的老马上”。

钱伯斯并不颤颤巍巍。他确信11月17日第二次审判时，新法官的公正以及希斯新换的律师会使其比第一次审判少些戏剧性，自己能够胜诉。当时还有一点对被告不利——凡是政治大案，必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起来考虑。从1949年到1950年1月，即第二次审判结束后，冷战的气氛正缓缓上升。两次审判期间，蒋介石在与中国共产党的战争中节节败退，到第二次审判时，蒋介石已经全盘皆输。在东欧，苏联影响日益扩大。于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起来，防止西欧也受影响。同时，苏联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在美国国内，司法部长手里的危险组织逐月增加，间谍告发事件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人们不再认为其难以置信。联邦调查局逮捕了朱迪丝·科普朗，指控其从事间谍活动。《史密斯法》的被告们与希斯在同一栋大楼受审，审判过程中安静的时候，你可以听到在弗利广场上共产党游行示威的声音。1948年8月，钱伯斯和希斯在分开10年后在康默德酒店的房间里当面对质时，亨利·华莱士的推断还有可能是对的。17个月后，陪审团第二次离场商议时，美国人反对苏联和反对崇拜苏联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一致通过，判定希斯这两条罪状成立。

并不能因此说希斯是国际政治的受害者，只能说国际政治让他陷入困境。通览两次审判的记录，尽管法官有所偏袒，但当人们看到第一次审判结束时，竟然有4位陪审员投票认为希斯无罪，的确感到很奇怪，因为单是那些文件就足以定他的罪。希斯承认备忘录是他的笔迹，但他辩解说这只是习惯，因为常常为上司弗朗西斯·b·塞尔总结长文件时进行摘录。塞尔及其秘书都否认了这一点，国务院也没人听说过有这样的传统。审判时，希斯被问到钱伯斯是怎样得到这些摘要的，他表示不知道，他认为也许是有人仔细搜寻了他的废纸篓，把这些文件保留了下来。然后控方毫不留情地追问，为什么它们是折叠好而不是被揉成一团，希斯认为那无从知晓。

在有如下这些材料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与阿尔杰·希斯的对决像是一个谜：伍德斯托克牌打印机、蓝翅黄森莺、嵌金希区柯克椅、沃尔塔广场的房子墙上贴着的桑葚图案、“希利”和“普罗斯”的昵称、手写便条以及400美元的“借款”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借款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1937年秋，钱伯斯需要一辆新汽车。将旧车折价后，他还缺400美元。他跑到希斯夫妇那里借钱，得到了那笔借款。

以下这些证据确凿。11月7日，希斯夫人从账户里取出400美元。4天后钱伯斯就买到了他的汽车。银行存折和汽车商的发票都可呈上作为证据。希斯夫人辩解说，她取钱是为了装饰他们的新房子。但她没有任何收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且她几乎取出了他们所有的存款。由于只剩下14.69美元（存款太少了），希斯不得不从银行借300美元支付自己汽车的月供。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没有家庭会为一位不太熟且信用不好的人做如此大的牺牲。对于希斯夫人的说法，控方问陪审团：“如果你们有支票账户，又可以在商店赊购，并且还未迁入新居，你们会这样做吗？你们会一次性取出400美元吗？你们会出去买装饰品，先支付现金，让他们以后把东西送来吗？”两名女陪审员笑了。她们当然不会这样做。普丽西拉·希斯也不会这样做。

1950年1月那个人声鼎沸的星期六，陪审团完成了判决，尼克松议员收到了无数贺电，有一封来自赫伯特·胡佛：“阿尔杰·希斯能够定罪，都归功于你的耐心和毅力。政府存在的这股叛国风，最终以大家都深信不疑的方式被揭露了出来。”胡佛很少激动，但是扬扬得意之情在这几行字中表露无遗。很容易想象出来他那个周末的心情。一开始，他就对新政派有所防备，现在，整个国家的人终于看到他是多么正确了。

迪安·艾奇逊则是另一种心情。这位国务卿在希斯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就认识这位年轻人了。他在联合国做联络工作时，希斯曾在他手下工作。1947年，艾奇逊辞去副国务卿的职位，暂时重操律师旧业，他的亲近同事们用银盘托着一个可装冰水的保温玻璃水瓶送给他。刻在上面的名字，有奇普·波伦、洛伊·亨德森、迪安·腊斯克和阿尔杰·希斯。定罪后的那个星期三，希斯被判在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5年。同一天，艾奇逊召开记者招待会。《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霍默·比加特问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国务卿大人，你对阿尔杰·希斯的案子有何看法？”人们对审讯的其他方面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记得：“我想清楚地告诉你，无论希斯和他的律师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我都不会对阿尔杰·希斯置之不理。”他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原则做事，而他的原则是什么，也是毋庸置疑的：“我认为这些原则很早之前就为我们定好了。它们在橄榄山上宣布，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的开头找到sup/sup。”

那天晚上，艾奇逊给他的女儿玛丽sup/sup写信：

……今天，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阿尔杰的案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我以前告诉过你，这完全是悲剧——无论可能的事实是多么合理。我知道我肯定会被问到这个案子，这很难回答——这不是简单的回避还是回应的问题，那一点儿都不难。但是，要想说出一个人的心声，不受那些在你身后叫嚣的人的影响，将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恰当地表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跟在身后叫嚣的人就包括尼克松，他告诉记者，他认为国务卿的评论“令人恶心”。还有明尼苏达州众议员周以德，他说杜鲁门应该抛弃艾奇逊。那个月，国会对“橄榄山的消息”并不感兴趣，它需要的是战利品。“二战”结束还不到5年，世界已经开始解体。中国离美国而去，斯大林有了原子弹，国务院内藏有间谍——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艾奇逊的记者招待会过后6天，总统宣布已经开始研制杀伤力极大的氢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向全美人民泼冷水，他在电视里警告人们：“放射性物质会毒害大气层，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有可能因此灭绝……全部灭绝近在眼前。”4天后，伦敦警察厅逮捕了福克斯，理由是他将美国原子弹信息泄露给了苏联。“我们还要怎么容忍？”霍默·凯普哈特在参议院大喊。“福克斯、艾奇逊、希斯以及国外氢弹威胁我们，新政也在慢慢吞噬美国。老天，难道美国就只能这样束手无策吗？”

1月7日，威斯康星州那位后座参议员和一个天主教牧师、一位政治学教授和一个华盛顿律师在华盛顿康涅狄格大道的殖民地饭店（位于白宫和杜邦广场之间）就餐。他告诉他们，他急需建议。过去的一年里，约瑟夫·r·麦卡锡遇到的都是坏事。他把两党有名望的参议员都得罪了，在自己的州里也遇到了问题。1949年，威斯康星州律师事务管理局差点因为其违背职业规范，而取消他的律师资格。因为他在司法机关供职的同时，还参选参议员，但局里只是给了麦卡锡一个警告。如他自己所解释的：“那是违法的——乔（约瑟夫的昵称）很任性（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我们相信他不会再犯。”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人。遇到危机时，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而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由于为一些纳粹战犯辩护，他在华盛顿已经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华盛顿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被选为美国最差的参议员。而他则提醒在殖民地饭店的顾客们，过两年他准备再次竞选。

他需要一个竞选议题。他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美国人小像：爱德华·罗斯科·默罗

有时，当风吹得恰是时候，伦敦的夜晚就会勾起人们的记忆，仿佛能听见高射炮响，以及纳粹德国空军机群在头顶的嗡嗡声，喧闹嘈杂。稍加想象，你还能看见探照灯射向空中。然后，幻想一位孤独而勇敢的美国青年，他不怕牺牲，穿过短波的静电干扰和噼啪声，告诉自己的同胞，我们必须知道：

这——就是伦敦……

我站在屋顶，俯瞰整个伦敦……我想我们也许马上就会听到周围传来的一阵阵炮声了。现在，探照灯在同一方向来回照射。你将听见两起爆炸。听，它们响了！我想,几分钟内，周围应该会有弹片飞来。近了，更近了。

飞机仍然在高空盘旋。今晚早些时候我们听到的头顶传来的爆炸声又响了。那时候，我们听见许多炸弹从空中落下来，落在附近几个街区。此刻，头顶传来了高射炮弹的爆炸声。然而，附近的枪声似乎已经停止。现在，你能感受到探照灯就在你头顶正上方。一会儿，在离你更近的地方又会传来两声爆炸。它们又响了，那冷酷无情的声响。

默罗站在英国广播公司大厦的顶楼。这座大厦是德国的主要目标，十分危险，所以广播之前还需要获得温斯顿·丘吉尔的批准。夜复一夜，默罗登上顶楼或者其他地方，向观众们描述发生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特拉法加广场的大浩劫。高楼大厦在他身边倒塌，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办公室也被毁了三次，然而他仍然用平静沉郁的声音报道他的见闻，将英国的战况及生存情况更真实地带给美国家庭。他的播报从不装腔作势，轻描淡写造就了其工作的有效性。在播报最后，他会以当前伦敦的流行语作为结束：“再见——祝你好运。”

虽然很少有人意识到——尤其当他后来与乔·麦卡锡抗争时，默罗本质上是个保守主义者。他相信爱国主义、个人荣誉和西方文明价值观。在华盛顿州立大学时，这位极富雄心壮志的穷小子奋力前进，成为美国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军官候补生。他之所以选择华盛顿州立大学，是因为那里最早开设大学无线电广播课程。他沉着冷静，知道自己未来的事业。他喜欢将自己形容为报道准确、客观、传统的新闻记者（“我试图成为一名记者，评论员有点神圣，我从来不敢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事实上，他更像传统的传教士。在他从伦敦写给父母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记得，你们曾经想让我成为一名传教士，但是我没有信仰，除了相信自己。现在我正在一个影响力极大的讲坛上传教。我经常出错，但是我试图像传教士那样说话。一个人不必非得当上牧师才会说真话。”

默罗在学生团体和教育机构工作了5年后，于1935年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937年，29岁的默罗乘船前往英格兰，接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欧洲分公司。那里并没有太多工作，且大部分都十分无聊：安排演讲、音乐会、文化广播等。1938年，当希特勒占领奥地利时，默罗正在波兰组建哥伦比亚广播学校。默罗当下包机飞往维也纳，及时报道了纳粹军队入侵的情况。接着，他雇用威廉·夏伊勒组建了一支最优秀的战事报道记者队伍，继续报道慕尼黑会议、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伦敦闪电战和“二战”期间欧洲的其他主要战役。

1945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命默罗为该公司副总经理，但由于默罗不懂预算，也不愿开除员工，两年后便主动辞去了职务。他凭借一档以莫尔斯电码拼出n–e–w–s的夜间新闻，重回广播电台。伦敦成就了默罗，他将那些年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语稍加改动，以“这——就是新闻”开头和“晚安——祝你好运”结尾。1948年，默罗与弗雷德·w·弗兰德利一起制作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现在请听》，该专辑记录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历史声音。很快，默罗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同撰写了年终新闻综述，它在圣诞节中的角色就像莱昂纳尔·巴里摩尔《圣诞颂歌》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一样，举足轻重。

默罗起初不愿离开广播站去电视台工作，但是这一转变是必然的。默罗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播音员，正如《提示》杂志中写到的：默罗帅气潇洒，甚至足以担任电影中战地记者一角。数百万人虽然与默罗素未谋面，但在书上读到他“世界末日的样子”或者读过厄尼·派尔描述默罗在战争中的样子：他用手比画着、时不时点点头、满头大汗、看一看时间，老是在口袋里掏香烟。从1951年起，随着《现在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广播节目的首播，美国观众可以在客厅电视上看到默罗播新闻了。由于他那时正处于巅峰，且坚持完全独立，所以美国观众也看到了大众传媒历史上一些最为精彩的新闻报道。

1952年12月28日，默罗带上相机，前往朝鲜战场前线，向美国展示散兵坑中的圣诞节是怎样过的。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称，对于《现在请看》和其姐妹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来说，没有什么是可以因困难或担心引起争议而不做的。他就对麦克阿瑟的看法问题采访了杜鲁门，又请麦克阿瑟谈谈杜鲁门，还在克里姆林宫采访了赫鲁晓夫。他调查了亨利·德克斯特·怀特、安妮·李·莫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欧文·佩雷斯和海军上尉米洛·拉杜洛维奇等案件。《现在请看》是第一个讨论吸烟与肺癌的关系的电视节目——这个话题除了默罗，其他评论员想都不敢想。《现在请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期是1954年3月9日那晚，默罗胆量过人地质疑当时最有权势的参议员麦卡锡是骗子。

他最后说:“对反对参议员麦卡锡那套做法的人们来说，现在不是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不顾我们的传统和美国的历史，但对于后果，不能回避责任。一个合众国的公民是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的。”

默罗在这次节目中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引起的敌意，怎么说都不算夸张。晚间11点的新闻播音员唐·霍伦贝克，仅仅在节目结尾时说了句“我支持爱德华·默罗说的每一句话”就引发赫斯特报系对他的报复，最后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告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那时正要职员们宣誓效忠，请了前联邦调查局成员对他们进行审查。公司被默罗的事吓呆了。（默罗在当时已任哥伦比亚广播网董事，他说在接下来的那次董事会议中，同事们对他节目的反应是：“好节目，只是你这样做让我们感到惋惜。”）麦卡锡本人则轻蔑地说，他并没有看报道：“我从来不听也不看广播电台和电视里极‘左’分子和自由分子的那些东西。”他甚至不屑回应，所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广播时间交给尼克松副总统。尼克松副总统则借此机会请求麦卡锡与共和党建立统一战线。

如果作为一名冷战分子，默罗的热情没有被充分认识到，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美国公民无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都同样有这份热情。与其他同胞一样，默罗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热心支持者，支持希腊和土耳其的杜鲁门主义，赞成美国加大军备开支，认同美国应在欧洲有更强大的驻军，支持总统有权无须国会批准就可以派遣美国军队到国外。默罗支持朝鲜战争——“我们划了一道线，”他赞许地说，“没有跨过半岛，但是跨越了世界”，并预言在越南采取“进行某种形式的干预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是，默罗也赞同威尔逊式自决的自由观点。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说美国国务院“错误判断了战争的本质，它既是一次世界性的革命，也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这一切都足以使新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考虑邀请默罗担任美国新闻署署长了。

默罗欣然接受，一方面报答肯尼迪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也适逢默罗对大众电视现状大失所望。随着情景喜剧、智力竞赛节目以及单调乏味的西部片的出现，电视年获利总计10亿美元。默罗激烈反对电视的“颓废、逃避现实和与我们生活的世界隔绝”，但新闻行业巨头对此充耳不闻。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将《现在请看》这档周播节目砍掉，改为临时特约节目。新闻人戏称新广播为“时不时请看”。

爱德华·默罗的晚年并不如意。他本来就不适应官场，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决议将美国新闻署作为越南战争的宣传工具，因而导致该机构的良好声誉一落千丈。他的“世界末日的样子”预言中最为严峻的情况即将发生，示威游行将要上演，而记者们的露面更加剧了城市的骚乱。过度追求广告利益使电视网越来越没有底线。为了插入更多商业广告，“插播时间”竟从32秒延长至42秒。《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是默罗最后一个得意之作，但最终也难免被另一档节目代替，节目内容有关一匹会说话的马。默罗于1965年春去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天就发布了他的死讯，而紧接着这条新闻简报的，就是香烟广告。

默罗的骨灰被洒在他在纽约的波灵农场上，但这并不代表默罗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为就在农场土地之下6英尺处，埋藏着全新的电视电缆。只要这根电视电缆永存，只要通讯的社会影响力永在，默罗的精神就会永存。

这——就是默罗。

原书为哈里·科恩，疑为原书错误。——编者注

《过河入林》英文名为“acrosstheriverandintothetrees”，有人把它改为“acrosstheribsandbetweentheknees”（过肋入膝）加以讽刺。——编者注

原书如此，疑为笔误。——编者注

战后，美国的极端保守主义者和右派已完全不同于传统保守主义，正如新“左”派与战前的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相悖一样。一切似乎都与世界本来的样子背道而驰。任何想要将其重新命名的尝试只会加剧混乱。因此作者无奈之下并未参考当时的具体时间。

“星法院”是英国封建王朝法院，无陪审团、独断、滥用职权，是专断司法的代名词。——编者注

帕内尔·托马斯时任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主席，1949年12月3日，托马斯被判犯有诈骗罪，被罚款1万美元，并入狱。

苏格兰场：英国伦敦警察厅所在地，代指伦敦警察厅。——编者注

艾尔是本特利的情人和主要联络人，原名雅各布·科洛斯，于1944年去世，是间谍网中的一员。间谍网中还包括哈里·戈尔德和克劳斯·福克斯。

玛塔·哈丽是世界最富传奇色彩的女间谍之一。——编者注

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

玛丽是威廉姆·p·邦迪的妻子，20世纪60年代成为美国政府对越南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