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400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1932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一切应该归罪于柯立芝到胡佛时期繁荣“新时代”的基础不稳固。从某个角度看，“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最后的挣扎，也为技术革命的到来留出一个间隙。“一战”后，多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结合，将每工时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1929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2000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当时人们认为产量激增毫无问题，“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体现出当时的愚钝，这意味着当有钱人（其中许多人并不富裕）在炒股时，热心的推销员就鼓励其大规模炒股。并不算富裕的人被说服，无论如何先买下产品，再通过信贷过渡。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这也结束了“新时代”的繁荣，国家完全应付不了随之而来的恐慌。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93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关注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从股市大崩盘到1932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大家都坚信，对于经济螺旋式的加速下滑，应该采取使之复苏的措施。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1932年6月，常春藤盟校应届毕业生加入21974名其他学校毕业生的队伍，开始找工作。那时，纽约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要求拥有学士学位。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已很不错。但也有特例，比如从亨特学院毕业的20岁毕业生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她从英语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原因是她后来所说的“想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人们会失去工作”。她凭借出色的口才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场，希望有一天能开一个相关的专栏。（她于1935年起为《纽约邮报》撰稿。）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1720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时，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已下降到其崩溃前价格的8%。总体而言，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1929年的11%。投资者已经损失了740亿美元，相当于“一战”费用的三倍。5000多家美国银行倒闭（从胡佛老家西布兰奇跨越州际线便可到的艾奥瓦市有5家银行，全部倒闭），86000家企业暂停营业。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下降至410亿美元（1973年，该数值约为21770亿美元）。1932年，有273000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周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c·富勒与他带领的上门推销团队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1932年8月，他的销售业绩也从15000美元跃升到了50000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0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一个名叫保罗·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价石油井的商机，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总公司100万股份中，他获得了52万股。各地都有那么一两个幸运的企业：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着橘黄色明亮屋顶、仿殖民地建筑的餐馆正濒临破产，此时餐馆对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开业，请来了表演团，第一个节目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天晚上8点30分中场休息时，来吃夜宵的观众络绎不绝，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馆。
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钢铁公司是重工业的龙头企业，当年只卖出了产能的19.1%。因为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钢材。20世纪20年代，美国机车公司已达到平均每年售出600台机车的水平，但在1932年只售出了1台。曾经是钢铁产业大客户的汽车产业，如今也风光不再。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渐消失：斯图兹汽车公司、奥本公司、柯德公司、爱德华·皮亚利斯公司、皮尔斯–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个鲁莽的男子自创了一种名叫“洛克尼”的廉价车型，试图挑战福特，却最终因损失了2100万美元而自杀身亡。1932年1月，一位很有创造天赋的细菌学家阿瑟·g·舍曼因为他的第一辆简陋的手工木拖车，成为底特律车展的黑马。但这一整年内，他仅售出80辆。航空运输也遇冷，那时的客机只有12个座位，商务部的报告称，平均每次航班空余7个。除了有声电影，大多数娱乐场所即将销声匿迹。4年里，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只录了4张唱片。唱片业已经从年收入5000万美元萎缩至年收入25万美元。脱衣舞皇后萨莉·兰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强维持生计，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哪里会有钱赚。”
因为贫穷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人们常常向邻居隐瞒真实情况，而且总能瞒过去。人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街对面的家庭。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但如果鞋破损得太厉害，什么方法也没用。路面会磨损纸板，然后就会露出打着补丁的袜子，雪浸入鞋里，在脚趾周围聚积，鞋钉会刺伤你的脚后跟，直到你学会用一种特殊的步态走路，才不至于太难受。
穷人家为节俭度日而想出的妙计实在是了不起。男士刮胡子的刀片反复打磨可以长时间使用，自己动手卷烟或抽翅膀牌香烟（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只用25瓦的灯泡。孩子们捡拾回收可抵两美分一个的饮料瓶，或站在面包店前排队买前一天剩下的特价面包。女人们则把床单纵向从中间裁开，再重新缝合使中间破损处成为两边；把她们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们穿；和邻居家的女主人一样，装出一副一切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她们可能也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家人们整理出圣诞贺卡，这样就可以来年送给不同的朋友。有时男人会消失几个星期，所有邻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会向他的妻子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妻子往往难以想象。
当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1932年，求职的传奇故事已经在民间传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确实存在。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900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5000名求职者争抢300个岗位。根据第72届国会劳动小组委员会证词记录，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商业周刊》证实了一个事实：很多不再热爱美国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企图离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600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匠、电工、推销员、印刷工、药剂师、鞋匠、图书管理员、教师、牙医以及一个清洁染色工、一名飞行员和一个殡仪工。
纽约从周边各州吸引了无数求职者，虽然纽约本身就有100万失业人口。少量外来者加入曼哈顿的7000个擦鞋“男孩”的队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运煤炭的勾当（全市10%的煤炭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来的），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只是排进了纽约82个救济队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发着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价旅馆里。但如果身无分文，就只能带着捡回来的报纸走向中央公园，或是地铁入口处，或市政焚烧炉旁。焚烧炉的温度吸引了数百名男子在这里度过冬夜，即使他们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钻进空货车里或吊在空货运车下从这样一次远征中返回后，开始和妻子一起盘算还可以坚持多久。卖掉结婚戒指，把家具拿去典当，凭人寿保险借钱，央求亲戚借钱，通常下一步就是尝试搞一个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伪装，至此在邻居面前都露馅儿了。可能院子会变成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丈夫可能会开一个“客厅杂货店”，妻子可能会为其他主妇洗衣服、整理房间、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失业的纺织工会摆一台纺织机在客厅；在康涅狄格州，许多人家在电线上穿安全别针，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长时间，一星期才能挣得5美元。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500万~1700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1932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400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100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1932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sup/sup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sup/sup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200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300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1932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1920年的410万减少到220万，约占劳动力的6%。1932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1932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1932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100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1932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3000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1930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1932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西弗吉尼亚州的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100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打算来罗伊斯城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1932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关注，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1932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300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280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2000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1932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1933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600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100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400名教师中，759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112.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sup/sup1930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1932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和“智力发育迟缓”。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1932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500万人需要帮助”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110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1932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1932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sup/sup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敦促当局采纳。但这一计划被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会长否决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误解。
似乎尼克尔斯、《布鲁克林之鹰》报、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会员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戏剧性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已经有人在思考吃饱喝足的富人和忍饥挨饿的众人之间的对比，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来临。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sup/sup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身处逆境，美国人向来要寻找替罪羊，1932年年初，像沃尔夫这样的“猎人”直击曼哈顿下城。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哈佛大学的威廉·z·里普利对柯立芝总统的警醒也是徒劳，他说“变戏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骗”等行为都会威胁经济。柯立芝总统不相信预言末日的预言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9年来，政府处理业务就像它已经“发现了点金术，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变成永久的繁荣”。梅隆誉满天下，被称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国家商业》报道，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现在，股市大崩盘三年之后，孩子们这样唱道：
梅隆吹响哨声，
胡佛敲响钟声，
华尔街发出指示，
美国就去下地狱。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完全不听的，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狭隘、自大和脱离实际。在《文学文摘》杂志上，他们读到的都是对“大萧条”的赞扬：“人们在生意场上变得更有礼貌，在家中也更通情达理，尤其是考虑欠周的女人。过去不识大体的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不做家务，现在变得温顺而谨慎。”一名参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好消息：“过度的繁荣将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行。”报道称，有人请杜邦家族的成员赞助一个星期日下午的广播节目，却遭到拒绝，因为“星期日下午3点，人们都在打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坏了有闲阶级，那么你就摧毁了文明。有闲阶级指的是雇用一个仆人的家庭，全国约有2500万或3000万个这样的家庭。”当被告知，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全国只有不到200万个仆人时，他似乎吓了一跳。人们对他的不谙世事并不感到惊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工业和金融领袖的“影响力和权力已经从历史峰值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1932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600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150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325万名客户服务。1932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1931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600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搭午夜快车前往罗马，然后再飞到雅典。他的律师告诉他那里很安全，因为当时希腊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时确实没有，但11月初，美希两国外交官便签署了引渡条约。英萨尔男扮女装，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给美国当局，他被押解回国审讯，但最终罪名不成立，因为控股的公司没有相关法律监管。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冷冰冰地说，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调查你时，你把罪证交给同伴，就可以安全脱身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油滑老练的商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又如此接近违规行为，与诉讼只差毫厘。”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寻找证据时，几乎将华尔街翻了个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来。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门谎报。由于经济低迷，国民城市银行（后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撕毁了与纽约粮业银行的合并协议。同一时间，他强迫他的文员和出纳员继续分期贷款购买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并且以经济危机前的价格为准（每股200美元，现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时，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将股东资金中的240万美元贷款给银行职员做投机交易。米切尔曾亏本把债券卖给家人，后来再买回来，这样就可以逃避联邦所得税。摩根也被抓住有类似的问题，在1929~1931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缴给政府区区1500美元税费，却总是发表长篇大论，敦促他的订户悉数缴纳税款。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1932年1月25日，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关注，他要求众议院以“严重犯罪、行为不端”为由弹劾财政部长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众多，对他们来说，这些奇怪证据的披露是对上级的冒犯。其中一个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师，他强硬地斥责《纽约时报》记者，因为他们“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弹药”。
英萨尔的阴谋和避税都是合法的。尽管当时税法有疏漏之处，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领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是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获得者，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欧洲问题的顾问。克鲁格为人正直廉洁，1928年波士顿事务所的李和希金森准备以克鲁格的名义发行几百万美元债券，其人员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议，却没有审查他的账目。1932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把大型手枪，锁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门，自杀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词念完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火柴大王是盗窃惯犯，犯有诈骗、欺诈和伪造意大利国债等罪行。此外，他还从信任他的投资者那里偷了3亿多美元。
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爆炸性新闻出现。银行家（或像《纽约时报》一样称为“银行匪”）约瑟夫·莱特·哈里曼是美国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表弟，他离开了他所拥有的快要破产的银行，逃到曼哈顿的敬老院避难。警察步步紧逼，他又逃到长岛的小旅馆，化名登记入住，结果拿骚县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哈里曼试图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杀未遂，他被控伪造银行账目和滥用资金，被判刑两年。美国银行（美国破产了的最大的银行）执行副总裁索尔·辛格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后来联邦燃气与电力公司总裁霍华德·霍普森作为188576名投资者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获，被控17项邮件诈骗罪。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取的经济措施只能被称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1932年，国会领导人终于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推进国家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行动。然而到年底，实际只有3000万美元发放到各州，这仅等同于道斯借给自己的共和国中央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额的1/3。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作为公共政策，复兴金融公司失败了。数百万人把它称为“大企业救济所”，它也的确如此。
但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富人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饥民，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民主党领袖会在1932年春遭到旧友的突然抨击。阿尔·e·史密斯出生在城东出租房内，15岁时已成为福顿街鱼市场检查员，后来不断晋升，通过坦慕尼协会活动，成为纽约州州长。1928年，史密斯与胡佛竞选失败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当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离开在奥尔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签了租约，每年1万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盘以来，史密斯始终坐着豪华轿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在曼哈顿穿梭。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国大厦的总裁。他来到了新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1932年4月7日星期四，全国人民听到全国联播里传来了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热情、活力和自信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救济大银行和企业，他嘲笑“肤浅的思想家”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他说：“这些不愉快的时候，需要制订建设计划，对被遗忘的经济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4月13日）晚餐时大发雷霆。他声音沙哑、满脸通红地说：“总有政治竞选老手危言耸听，说国家出了问题，这种话已经让人恶心、厌倦了。现在可别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脱了外套，与那些挑拨离间、教唆美国劳动人民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鼓动有钱人斗穷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来，史密斯的爆发不可思议，引起这一抨击的话语十分温和。毕竟，罗斯福仅仅是建议为挨饿的穷人做点儿实事。
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征程是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331号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开启的，并不顺利。自从成为了不起的罗斯福州长，他就成为民主党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迅速失势。他最忠实的下属是61岁的路易·麦克亨利·豪——一个长相难看的前记者，他喜欢一接电话就说“我是中世纪矮人”。美国其他州的许多政治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批评家发现，罗斯福的竞选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叫他“没有希望”的州长，泽西市老大弗兰克·黑格说他“完全没有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机会”，支持阿尔·e·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另一个胡佛”。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没有超群的智力，也没有过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写道：“你已经深深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非凡的领导者出现，使我们的体制得以幸存。”通过《国家》杂志会前筛选过的议题，可以发现反对罗斯福的评论：“……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希望”、“他的竞选激发不出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会把他当领导”、“只有软弱和妥协”、“此时又有另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总统竞选，这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误以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国家》杂志还模仿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的腔调写道：“胡佛换了个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1932年，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想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需要2/3的选票。史密斯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联盟的领导者。两人都在4月下旬进入马萨诸塞州初选，史密斯给了罗斯福重重的一击，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获胜的比率为3∶1。随后的一个月，爱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南斯·加纳得到赫斯特报系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以60000票获胜，罗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势居第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罗斯福能够赢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支持，那就是与各州民主党领导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两个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经被芝加哥警察从大厅逐出），麦克亨利·豪开始在国会大酒店1502室筹谋他的计划。“你有什么要求？”他问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哈里·伯德。伯德说他想成为美国参议员。“这是你开的条件？”麦克亨利·豪反问道。伯德说就是这样。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sup/sup，但麦克亨利·豪说：“很好，我们可以让格拉斯或斯旺森进入富兰克林的内阁。”那时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体育场的主席台下，约翰·e·麦克法官准备发表一个毫无新意的演讲以提名罗斯福。民主党已经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党纲，保证联邦削减25%的支出、平衡预算、遵守金本位制、经济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处——废除禁酒令。罗斯福的支持者们甚至连一首主题曲都没有。史密斯已经抢占了《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反正州长的家乡海德公园也没有人行道。为了颂扬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贡献，麦克亨利·豪决定使用海军军歌《起锚》。麦克亨利·豪的秘书突然出现并告诉他：不能用《起锚》，因为它被用在了香烟公司的广播电台广告中。相反，她建议选用米高梅电影《追逐彩虹》中有关股市大崩盘的歌曲。她在1502套房的卧室里又蹦又跳，边打拍子边唱歌。豪无奈地同意了，拿起电话说：“告诉他们播《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样就诞生了新一代民主党党歌。麦克法官讲完话，游行开始，声音从廉价的管风琴传出：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让我们唱起快乐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这首歌曲虽然活泼欢快，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经过三次投票，民主党代表大会仍在僵持。有些罗斯福支持者开始动摇。在全州统一投票规则下，密西西比州阵营损失一票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州。罗斯福的竞选团队采取了长岛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议，承诺竞选成功后加纳可出任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罗斯福势力的解体会导致支持国际联盟的候选人当选，在他的建议下，加纳同意了这个方案。加纳从华盛顿给他竞选团队经理人萨姆·雷本打电话，于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罗斯福阵营中的一员。挤满看台的史密斯的支持者，听闻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推选出了他们最软弱的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胡佛总统第二天早上与朋友掷重力球锻炼时，也点头同意门肯的说法。有人向胡佛保证，美国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说难以想象选民会选出一位毫无希望的跛子做领袖。那时，计划中的诽谤性造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罗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飞机从奥尔巴尼飞抵芝加哥，因为天气原因经停了两地，9小时的颠簸飞行中，他写下了接受提名演讲稿。从来没有人这样愉快地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罗斯福认为“大萧条”就是在召唤史无前例的举措。他站到民主党代表前，放好拐杖，说他希望民主党能够打破“荒谬的传统”。他大声说：“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政，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认为，这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的巧妙结合。然而，记者发现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借用者。“被遗忘的人”来自1883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讲话，而斯图尔特·蔡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政”。罗斯福并不太在意一个字、一个想法或一个计划的来源。他的治国之道总结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国人的意图，国家需要也必须要大胆且坚持不懈地探索……总之，尝试新事物。”他已经开始招揽大学教授，搜集建议。《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称他们为“智囊团队”，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借用时将其缩写为“智囊团”。
如果对天才的定义是一个有超凡能力、善于利用各种人才和事物的人，那么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是合格的。他使约翰·甘瑟想起“万向接头，或者更确切地说，一个配电盘，一个变压器”，其他人的智慧和力量可以借此传播。一年之内，他会因此变得充满传奇色彩。但作为一名候选人，他仍然被视为凡人——年过半百，有宽厚肩膀的人。他的长臂和那大而厚实、满是雀斑的双手，也弥补了一些双腿残疾的不便，他有稀疏的灰发、微隆的啤酒肚，深蓝色的眼珠嵌在棕色阴影中，嘴边有两条括号曲线形的皱纹。毫无疑问，在格罗顿学校校长恩迪葛·皮博迪的传统道德引导下，罗斯福被培养成一名绅士，成就了他坚强的内心。他也许是全国唯一把经济问题看作道德问题的人。罗斯福的自信让人震惊，有人说“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记忆力如有神助”。他还记得童年时代看过一次的意大利的街道和建筑物，当说起战争中有一条船在苏格兰附近海域沉没，被鱼雷击中或是触礁时，罗斯福说可能是触礁，接着滔滔不绝地讲那个季节海浪高度以及礁石水下位置。他最喜欢的表演之一（他一直是一位演员）是让参观者在没有文字的美国地图草图上任意画一条线，他就能说出这条线贯穿的几个县的名称。他总是不断追求进步，他一看到撒哈拉沙漠，就会想引水灌溉。在当时停滞不前的世界上，他已经全球闻名。布鲁塞尔的《明天报》占星师发现他过度的理想主义，对快速改革有着极大的热情以及“眼光精准”，还说1941年后，他可能会遭遇意外。
罗斯福告诉国民：“必须达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才能有所成就。”这完全不是理论家想要听到的话。英国工党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冷笑道，罗斯福“企图用一颗小药丸弥补地震损失”。李普曼称他太软弱，太急于讨好，对每个人都面面俱到。欧内斯特·k·林德利报道，美国渴望的是救世主，但是罗斯福先生“看起来或听起来都不像一个救世主”。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关于提名罗斯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纯属“自我毁灭”。劳工组织日落西山，拒绝支持任何候选人。
美国人对于两大政党高度不满。威尔·罗杰斯总结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如果有可能，他们想给所有人投反对票。”在堪萨斯州，共和党州长候选人阿尔弗雷德·兰登因为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竞争者“山羊腺医生”约翰·布林克利博士的加入，地位受到威胁。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厄尔·沃伦竞选连任时，竟有6个莫名其妙的候选人与他竞争。在党内，罗斯福能否得到路易斯安那州官员休伊·朗的支持，成为让他心存疑虑的问题。这位官员总是带着枪，在罗斯福看来，他是美国两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之一（另一位是麦克阿瑟将军）。
李普曼在罗斯福和胡佛之间没有看到“基本原则上的分歧”，“左”派叛变的迹象尤为明显。刘易斯·芒福德说：“如果我投票，就会投给共产党人。这是立志拯救文明的共产主义。”芝加哥大学教授保罗·h·道格拉斯（后来成为民主党要员）宣称民主党的毁灭将是“我们政治生涯中非常好的事情之一”。9月，约翰·张伯伦写道：进步主义“要么是指诺曼·托马斯（社会党领袖），要么是指威廉·z·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虽然这两个人都难有作为”。托马斯的支持者包括诗人斯蒂芬·文森特·贝尼特、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斯图尔特·蔡斯、埃尔默·戴维斯、莫里斯·恩斯特，以及《新共和》周刊和《国家》杂志的编辑们。维拉德继续他的长篇大论，关于罗斯福，他这样写道：“他提到‘被遗忘的人’，但从来没有真实地、充满激情地、明白地告诉我们‘被遗忘的人’被剥夺了什么或者我们应该为他做些什么……我们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领袖气质，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可以满足这个非常时期的需求。”
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是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写到“罗斯福竞选抱骑墙态度”，《时代周刊》说罗斯福“出现在竞选的浪潮中，精力充沛、善良、出身名门、彬彬有礼，但怯于改革”，都是对他最准确的描述。9月23日，候选人只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成员做了一场非常激进的演讲，后来再也没有过。当时他自己的观念还很保守，赞成金本位制、平衡预算和商业自由竞争。此外，他必须保持党内团结一致。对于民主党“左”翼分子来说，他们有一个休伊·朗，右翼就有10个像阿尔·史密斯和加纳这样的人，他说“我们应该停止谈论‘被遗忘的人’和阶级差别”，加纳传话给罗斯福，如果他再进一步推进这些“激进的思想”，他们会将我们“狠狠地踢出去”。罗斯福没有再进一步。他的演讲被指充满含糊和矛盾之处，许多段落似乎反映出粗浅的乐观主义，在匹兹堡发表的一次演讲更犯下了可怕的错误。“铁裤汉”休·s·约翰逊将军成为罗斯福智囊团中的一员，他是巴鲁克的朋友，也曾经是麦克阿瑟将军在西点军校的同班同学，后来在墨西哥边境曾与乔治·巴顿共住一个帐篷。他年幼时常高呼:“除了休·约翰逊，每个人都圆滑世故到令人生厌，只有他很好。”这仍然是约翰逊将军的做人态度，他认为其他智囊团成员都是令人讨厌的人，他跟随罗斯福乘火车到处竞选，趁智囊团其他成员离开列车时，他说服了罗斯福将要求联邦预算减少25%写进民主党竞选纲领。4年后，罗斯福还将听到这样的意见。
罗斯福的支持者对他的关税立场和电力工业并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采取措施的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他有力地昂着头，眼睛里闪烁着光芒，烟嘴斜指天空，他的海军大氅优雅地从厚实的肩膀上垂下。他是热情、温暖和尊严的写照。他总是面带微笑，总是称呼人们“我的朋友”。即便他的演讲没有充分阐明公共政策，仍然很吸引人。编辑们读到罗斯福的话“一个国家真正的也是唯一的资本就是其自然资源和人民”也忍不住叹息。选民被州长表现出的诚意打动。对他们来说，他传递的信息清晰而具体，比喻通俗。他关心人民，人民也能感觉到。竞选对于他和人民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教育。罗斯福向西穿过平原，他第一次意识到国家的经济情况已变得多么让人绝望。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看着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面孔……他们脸上都浮现出走失的孩子般惊恐的神色。”
同时，回到白宫的胡佛已经重整旗鼓，罗斯福的演讲并没有对其产生影响。《文学文摘》对罗斯福胜利的预测可能会对投票产生影响，所以人们对总统选举下注，罗斯福对胡佛的比率是7∶1。然而，真正的冲击来自缅因州。缅因州9月还在投票，统计选票时发现，该州选了一位民主党州长和两位民主党众议员——这是共和党自内战以来第一次遭遇这样的挫败。1928年胡佛参加总统大选，在40个州的选举中获胜，他却一脸茫然。他告诉秘书，这意味着“我们要力拼到底”。此前他曾表示，4个月的竞选活动后，罗斯福会失去商界对他的信心，他认为这可能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决定选举结果。像福特汽车这样的公司，实际上已通知其员工“为了防止时局进一步恶化，也为了使之变得更好，胡佛总统必须当选”。但很显然，员工没有听从老板的指示。此外，还曾有一些来自共和党的“逃兵”，最著名的是爱达荷州参议员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
所以胡佛穿上他的高脚鞋和赛璐珞领，走到了他的人民之中。他很幸运，还能活着回来。他特意采取了卑鄙的手段，向他的内阁成员透露说，国民对他怀有“仇恨”，唯一获胜的办法是引发人们“对罗斯福接下来的行为的恐惧”。在德梅因市，他谈到关税：“如果关税取消，成百上千条城镇街道都会成为荒芜的草地，大片农田会长满杂草。”听众们却嘲笑胡佛还推着“胡佛车”，上面写有标语“无论胡佛说什么，我们都会做到，这不是信口开河”。在印第安纳波利斯，胡佛告诉听众，罗斯福说的都是“废话、错话、空话、假话、污蔑的话、愚蠢的话和诽谤”，听众们嘘声一片。在克利夫兰，他承诺没有一位“有功劳的”市民会饿死，却遭到了人们的一阵嘲骂。在圣保罗，提及补偿金远征军的暴动时，他说“感谢上帝，我们仍然有一个地处华盛顿的政府，知道如何处治暴徒”，人群回以巨大的咒骂声。底特律是最糟糕的，全市有25万人需要救助。在车站，迎接胡佛的是嘘声和骂声。骑警挥舞着警棍，驱散人群，他的豪车所过之处，数万群众挥舞着拳头高喊“绞死胡佛”，标语上写着“打倒胡佛，残杀退伍军人的凶手，弄垮银行家的罪魁祸首，枪杀老兵的子弹”。后来一个特工告诉记者：“自从西奥多·罗斯福时代以来，我一直跟随历任总统四处巡视，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有人对总统发出这样的嘘声，也没有见过有人冲到街上对总统嗤之以鼻。这可不光彩。”警察局局长看着胡佛倒霉透顶的样子，胡佛当时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现在，当他乘坐的列车开过这片凄惨的土地时，人们愤怒地朝他扔鸡蛋和西红柿。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只好打电话给卡尔文·柯立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