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勒贝克：我很少见到我母亲。我父亲倒常见。冬季和夏季假期的时候。
《巴黎评论》：您和他亲近吗？
维勒贝克：谈不上亲近。他是个很难接近的人。他是个怪人，独来独往。但我跟他还是比跟我母亲更亲近些。我更了解他。
《巴黎评论》：六岁之前您和您的外祖父母住在阿尔及利亚。您还记得您儿时的事吗？
维勒贝克：非常少了。我模模糊糊记得有操场，上面有很多树叶。我也记得催泪瓦斯的味道，我很喜欢。我记得关于战争的一些小事，比如大街上开机枪。
《巴黎评论》：那吓人吗？
维勒贝克：不，一点儿也不。孩子们会觉得那些事情很好玩。
《巴黎评论》：您小时候家里人都读书很多吗？
维勒贝克：我的祖父母完全不读书。他们不是受过教育的人。
《巴黎评论》：那么《基本粒子》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维勒贝克：《基本粒子》最重大的影响除了钱和不用工作之外，就是我有了国际名声。比如，我不再做游客了，因为我的巡回售书活动满足了我可能有的旅行欲望。于是我也访问了一些一般人不太会去的国家，比如德国。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那么说？
维勒贝克：没有人会在德国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在那里不存在。但是他们那样做是错的。没有那么糟糕。
《巴黎评论》：旅游业是您第三部小说《站台》的中心内容，讲一个主流旅行社决定对市场推销性爱旅游。
维勒贝克：写小说最难的是找到一个起点，一个能打开局面的点。即便是这样一个起点也不能保证成功。在《站台》中我基本上是失败了，尽管旅游业是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绝佳的出发点。
《巴黎评论》：您对旅游工业着迷在哪里？
维勒贝克：我感觉读旅游指南是绝对的乐趣，尤其是米其林指南系列，读他们对那些我也许永远不会去的地方的描述。我花了很大一部分生命阅读有关饭店的描写。我喜欢他们的用词。我喜欢他们展现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喜欢对幸福和发现的描述。然后还有一些我开始问我自己的基本问题。中国七日游，比如说。他们是怎么选择不同阶段的？他们是怎么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变成一个愉快的、可消费的世界的？
《巴黎评论》：跟我们说说泰国的芭提雅，性爱旅行发生的地方。
维勒贝克：这本书在芭提雅结束，我完全被那个地方迷住了。所有人都去那里。盎格鲁—萨克逊人去那里。中国人去那里。日本人去那里。阿拉伯人也去那里。那是最奇怪的地方。我是在一本导游书里读到的，这让我决定去一趟泰国。他们说在曼谷的一家宾馆里泰国妓女们戴上面纱取悦她们的阿拉伯客户。我觉得这很神奇，这种适应性。有很多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去芭提雅找妓女。所以泰国女孩们说带口音的法语。“ouais,j’tassure！ouais,tamère！”（是的，我肯定！是的，我保证！）
有为日本人准备的卡拉ok吧，有接待俄国人的存了很多伏特加的饭店。这也有很深刻的一面，所有这些人身上都有点儿穷途末路的感觉，尤其是那些盎格鲁—萨克逊老头。你感觉他们永远也不可能离开那里了。还有那些午后的灰尘，演歌歌舞的酒吧还没开门。女孩们坐着她们的电动车陆续赶来，然后你就开始看到那些盎格鲁—萨克逊老头像一只只海龟似的在灰尘里走着，那一刻你会感到一些非常深刻刺痛的东西。那个小镇有一些非常非常奇怪的东西。
《巴黎评论》：小说结尾处芭提雅发生了恐怖主义者制造的爆炸，小说出版一年之后巴厘岛的一家夜总会真的发生了爆炸，前者似乎是对后者的预演。
维勒贝克：预言这样的爆炸并不难。也可能在马来西亚发生，另一个有着很多服务西方人的妓女的穆斯林国家。
《巴黎评论》：那您所谓卖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个好主意的观点又怎么说呢？
维勒贝克：嗯，那伊斯兰就得消失。不然是行不通的。
《巴黎评论》：这么说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有卖淫但是没有伊斯兰？
维勒贝克：我从没说过什么完美世界。我说过卖淫不是个灾难。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觉得《站台》是个失败？
维勒贝克：对于旅游工业还没有足够的分析。有一个角色瓦莱丽，她在书里占的分量太重了。倒不是说那样的事情你能做多少改变。我喜欢瓦莱丽这个角色，结果我就感觉那个男性角色枯燥乏味。
《巴黎评论》：您说过书评人对角色的关注不够。
维勒贝克：普通读者有一个可贵之处，有时候他们会对角色产生感情。这是评论家们永远不会讨论的东西。这很可惜。盎格鲁—萨克逊评论家总结故事情节很在行，但是他们也不谈角色。相反，读者们聊起角色来无拘无束。
《巴黎评论》：那您的评论者呢？您能不能简短地总结一下您对法国新闻界有什么意见？
维勒贝克：首先，他们恨我胜过我恨他们。我批评他们不是因为评论写得差，而是在于他们谈论跟我的书毫无关系的东西——我的母亲或者我怎么逃税。他们那样讽刺我，以至于我成了那么多讨厌的东西的象征——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厌婚症。人们不再读我的书，因为他们已经对我有了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当然谁都是这样。两三本小说之后，一个作家就不用指望别人读他了。评论家们已经做了决定。
《巴黎评论》：您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维勒贝克：这很难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得写作文，比如“描述一个秋日的午后”，我写这些小文章时感到的快乐确实有些不成比例，而且我会把文章留着。此外，我还写日记，尽管我不确定那时候我能写点儿什么。我觉得我更可能描写自己做的梦而不是日常生活。
《巴黎评论》：您现在的写作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维勒贝克：我大概凌晨一点醒过来。我在半清醒状态中写作。等我喝了咖啡，我会越来越清醒。然后我就一直写一直写，直到写得烦了。
《巴黎评论》：您写作时还有别的要求吗？
维勒贝克：福楼拜说你得永远处于勃起状态。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得时不时地散个步。其他方面嘛，饮食的话，有咖啡就行，真的是这样。咖啡会带你经历不同的清醒阶段。你一开始处于半昏迷状态。你写啊写。你喝更多的咖啡，你的清醒程度增加，这样的中间状态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这种时候就会发生一些有意思的事。
《巴黎评论》：您会给小说设计情节吗？
维勒贝克：不会。
《巴黎评论》：您不知道从这一页到下一页会发生什么？
维勒贝克：我从来不计划任何东西。
《巴黎评论》：那您的风格呢？您有一个习惯，您会做一些野蛮的、常常是有趣的并置，比如“我儿子自杀的那天，我做了一个番茄煎蛋饼”。
维勒贝克：我不会真的把那个说成风格。那只是我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我身上存在一种紧张，会让我不假思索地写出并置句。那和朋克摇滚没有太大区别。你尖叫，但是你也略作调整。有关于我的风格的渐进研究。
《巴黎评论》：有什么结论吗？
维勒贝克：我的句子长度中等，有丰富的停顿。换句话说，我的句子属于中号，但是有各种切割法。副词是人们厌恨的一样东西。我用副词。还有一个东西源于我是诗人的事实。文字编辑总是要你去掉重复。我喜欢重复。重复是诗歌的一部分。所以我会毫不犹豫地重复我自己。事实上，我觉得我是今天还在写作的作家中最爱重复的一个。
《巴黎评论》：您喜欢引用商品名字。比如，“loupaucerfeuilmonoprixgourmet”（“不二价美味海鲈配西叶芹”）。
维勒贝克：“海鲈配西叶芹……”很诱人。写得好。我使用商品名字也因为它们，客观来说，是我所生活的世界的一部分。但是我倾向于选择名字最诱人的商品。比如这个词“西叶芹”很有吸引力，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西叶芹是什么。你想吃点带西叶芹的东西。这很美。
《巴黎评论》：您写过灵感的源头之一在于人们会跟您讲他们生活中的故事。显然，陌生人喜欢向您袒露内心。
维勒贝克：我觉得我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精神科医生，因为我能给人不偏不倚的印象。事实不完全是这样。有时候我对于自己听到的事情非常震惊。我只是不表现出来。
《巴黎评论》：您写过一本h.p.洛夫克拉夫特的传记，我震惊于他经历的灾难性爱情故事和您书里的爱情故事多么类似。
维勒贝克：是的，一个充满勇气和活力的女人，为了爱情成功而竭尽所能，以及一个不幸的无能的男人。
《巴黎评论》：您对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的可能性怎么看？
维勒贝克：要我说，爱情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在我的小说中扮演的角色就和上帝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是一样的。
《巴黎评论》：爱情也许已经不存在了？
维勒贝克：这是当下的问题。
《巴黎评论》：那么是什么造成了爱情的消失？
维勒贝克：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我们是孤独无依的，我们孤独地活着，然后我们孤独地死去。这一观点跟爱是不太合拍的。
《巴黎评论》：您最后一部小说《一个岛的可能性》结尾是一个荒凉的世界，生活着一群孤独的克隆人。是什么让您想象这样一个灰暗的未来，人类不到中年就都被克隆了？
维勒贝克：我已经相信女权主义并不是政治正确的根源。真正的源头要可怕得多，它不敢自报家门，其实就是对老年人的憎恶。男人与女人间的权力之争相对是次要的——重要但仍然是次要的，较之于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捕捉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已经陷在一个孩子的世界里无法自拔。父权体系的消失意味着今天一个老头就是一个无用的废物。我们最珍视的是青春，那意味着生命自动变得令人沮丧，因为生命整体上来说就是由变老组成的。
《巴黎评论》：在《一个岛的可能性》的前言里，您提到是一个记者给了您这本书的灵感。您能解释一下吗？
维勒贝克：那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时刻。我在柏林一个湖上咖啡馆里，等着接受采访。非常安静。上午十点。周围空无一人。那位德国记者到了，有意思的是她的行为很不正常。她没有带录音机，她也不做笔记。她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世界末日之后你在一个电话亭里，你在和人类说话，但是你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在听。”那感觉就像在一个吸血鬼电影里。
《巴黎评论》：这就引出了这本书的主要构思：一个克隆人写日记，给他的后来者看。
维勒贝克：我对这个情境做了思考：世界末日之后我在一个电话亭里，我似乎在说话，但我不知道电话那头是不是有人，或者我是不是在跟我自己说话，就为了听到我自己的声音。而这确实很像是对我所有小说的一个隐喻。这个想法过了一段时间才有下文。与此同时我写了我的第三部小说。然后我在西班牙南部买了一个公寓，淡季的时候去那里住，一月份，那里没有人。在那个没有人的海滩的房子里，我有种独自面对人类末日的感觉。我写了最初的几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也没写。
《巴黎评论》：雷尔教给了您灵感创造书里这个怪异的宗教组织，那您是怎么会对雷尔教感兴趣的？
维勒贝克：我买有关邪教的书。我去了一个为非雷尔教徒举办的宣讲会。
《巴黎评论》：在那里干吗？
维勒贝克：有一些小组讨论会，一个先知跟我们说感谢科学，一切都会好起来。它是一个对科学进步的彻底乐观主义和对性的非道德主义的混合体。那是吸引参加者的地方。他们说存在远比我们发达的外星人，这些外星人能带给我们他们的科技幸福的处方。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把你的主角设定为一个喜剧演员？
维勒贝克：这个角色源于两件事。首先，我去了一个土耳其度假胜地，客人们会举办才艺秀，我看了一场。有一个女孩——她应该有十五岁，她模仿席琳·狄翁，显然也是献给席琳·狄翁的表演，这非常非常重要。我跟自己说，天哪，这个女孩是真的要放手一搏。有意思的是，第二天，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吃早饭，我心想，已经是一副明星高处不胜寒的模样了！我感觉到类似这样的某种东西可以决定人的一生。所以那个喜剧演员有类似的经历。他突然发现自己可以让整个人群发笑，这便改变了他的人生。第二件事是我认识一个女人，她是一份杂志的主编，她经常邀请我参加那些时髦活动，比如会有卡尔·拉格斐参加。我想塑造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物。
《巴黎评论》：跟那个喜剧演员一样，您会不由自主地去碰一些当下敏感的政治话题，然后东拉西扯到侮辱人的地步。而那又很搞笑，人们会震惊到发笑。
维勒贝克：你笑是因为所谓侮辱仅仅是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东西。这在文学中也许不同寻常，但在私下里很普通。“嗯，你不得不承认，伊斯兰很白痴”是你私下里很容易出口的话。这一类多少有点带歉意的说法在我看来像是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比如，有个女孩告诉我她有个很丑的朋友在为堕胎权利抗争。她在描述他们的对话，她说：“我不是故意要这么坏，但是还真没人想让她怀孕。”在对话中，法国人总在这样带歉意地侮辱着别人。这类侮辱带有常识性的一面，那是我很喜欢的。
《巴黎评论》：您有侮辱人的特殊天分。您侮辱别人会很开心吗？
维勒贝克：是的。我不得不说，能获得满足感。
《巴黎评论》：您说过您在《一个岛的可能性》的最后部分让诗歌在一部小说中获得胜利，对此您很骄傲。那个部分是讲克隆人没有获得允许便离开了限制区，他要在岛上游荡，去寻找另一个克隆人。
维勒贝克：我个人很喜欢《一个岛的可能性》的最后部分。我觉得它跟我以前写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但没有哪个评论家提到这一点。很难解释，但我有种感觉，最后这部分有一些非常非常美的东西。他打开门，那是另一个世界。我写那一段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故事，我完全陶醉于自己的语言之美。
我做了一些特别的事，为那个最后部分做准备。我停止了写作。有两个星期，我什么也没做——我是说真的什么也不做。我谁也不见。我不跟任何人说话。原则上来说，你写一部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停下来。如果你停下来去做别的事情，那是灾难。但是这一次，我停下来，什么也不做，就为了让写的欲望生长。
《巴黎评论》：您说过自己是“躁郁症患者”。那是什么意思？
维勒贝克：那意思是你往返于抑郁和兴奋之间。但话说回来，我怀疑自己不是真的抑郁者。
《巴黎评论》：那您是什么呢？
维勒贝克：就是不怎么活跃。事实是，我如果上床什么也不干，我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我会很满足。所以那不是你真正会叫作抑郁的东西。
《巴黎评论》：那是什么阻止了您屈从于您以前说过的最大的危险呢？也就是躲在角落里闷闷不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全都糟糕透了。
维勒贝克：眼下我希望被爱的渴望足以驱使我行动起来。我希望有人爱我，尽管我有缺点。说我是教唆者不太准确。一个真正的教唆者说一些不经思考的话，只为惊世骇俗的效果。我试图说经过自己思考的话。当我感觉到我思考的东西将会让人不愉快，我就会带着真正的热情迫不及待地说出来。尽管如此，在内心深处，我还是希望被爱。当然，这能维持多久，完全无法保证。
《巴黎评论》：您和伯纳德—亨利·列维的对话《公敌》，英译本已经在美国出版了。是什么让您非要做这本书的？
维勒贝克：一开始有点像个游戏。我从没做过这样的事情。重要的是，是什么让我们继续下去，并最终出版了书，而那也很简单。我们觉得这一结果很有趣。
《巴黎评论》：您为什么不住在法国？
维勒贝克：部分是为了少交点税，部分是为了学习你们的美丽语言。也因为爱尔兰非常美，尤其是西部。
《巴黎评论》：不是为了逃避您自己的国家？
维勒贝克：不是的。我走的时候带着荣耀的光环，没一个敌人。
《巴黎评论》：那您怎么看这个盎格鲁—萨克逊人的世界？
维勒贝克：你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发明了资本主义的世界。有私人公司为送信、收垃圾这样的事情互相竞争。这里报纸上的金融版要比法国报纸里的厚多了。
我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男人和女人更加分立。比如你去一个饭店，你常常看到女人们一起吃饭。而法国人从那个角度来看相当拉丁化。人们觉得全是同一性别的人吃晚饭会很无聊。在一个爱尔兰的宾馆里，我看到一群男人边吃早饭边聊高尔夫球。他们走了之后一队女人坐下来，讨论其他的话题。仿佛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物种，然后偶尔为了生育碰个头。库切有本小说里的一句话我真的很喜欢。其中一个人物怀疑他的同性恋女儿在生活中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仙人果果酱。同性恋只是一个借口。她和她的伴侣不再有性生活，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装饰和烹调中。
也许那里头有一点潜在的真理，关于那些最终对果酱和窗帘更感兴趣的女人们。
《巴黎评论》：那男人呢？您觉得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维勒贝克：小屁股。我喜欢库切。他说话也很野蛮。
《巴黎评论》：您说过您身上可能有美国人的一面。您的证据在哪里？
维勒贝克：我几乎没有证据。有一个事实是，如果我住在美国，我想我会选雷克萨斯的车，那是性价比最高的。更玄乎的是，我有一条狗，我知道那是在美国很流行的一个品种，威尔士柯基犬。有一样我肯定是没有的，就是美国人对大胸的痴迷。我必须承认，对大胸我没感觉。但是能放两辆车的车库？我想要一个。带那种制冰器的冰箱？我也想来一个。美国人喜欢的我也喜欢。
《巴黎评论》：您那部备受期待的《地图与疆域》即将在法国出版，但是大家知道的都还很少。我读到介绍说这是一本五百页的书，“以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为棱镜折射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显然您自己也是书中的一个人物。是这样的吗？
维勒贝克：这部小说一共四百五十页。主角是个艺术家。维勒贝克始终是个次要角色，尽管他的出现确实让小说结构更为复杂。我只想说这么多。
《巴黎评论》：您的作品尽管有所谓野蛮，但您觉得其魅力何在？
维勒贝克：答案太多了。首先写得好。另一方面你隐隐觉得读到的都是真实的。然后还有第三点，也是我最喜欢的：因为我的作品有张力。张力是需要的。你得时不时地放弃和谐。你甚至不得不放弃真实。你不得不，当你需要这样做的时候，热烈地拥抱过激的事物。我这样听起来有点像圣保罗了。
《巴黎评论》：您是什么意思？
维勒贝克：“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对我而言，这句话要这么说：“如今长存的有美，有真，有力，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力。”
《巴黎评论》：您曾在h.p.洛夫克拉夫特的传记中这样写道：“没有某种自发的盲目，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审美的创造。”
维勒贝克：是的，也就是说你不得不选择你的家人。你不得不略作夸张。
《巴黎评论》：对您来说谁是您的家人？
维勒贝克：可能你会吃惊，但是我坚信我属于浪漫主义派的大家庭。
《巴黎评论》：您意识到这可能出人意料？
维勒贝克：是的，但是社会进步了，今天的浪漫主义者已经不同于过去的浪漫主义者。不久前，我读了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我敢肯定，如果一方面，你有一个老派的浪漫主义者，另一方面是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随着民主发展文学将发生的变化——以普通人为主角，对未来有强烈的兴趣，使用更为写实的词汇——那么你就知道我是怎么回事了。
《巴黎评论》：您如何定义浪漫主义者？
维勒贝克：浪漫主义者是一个相信无限幸福的人，相信幸福既永恒，也触手可及。对爱的信仰。还有对灵魂的信仰，很奇怪我的这一信仰坚定不移，尽管我不停地说着相反的话。
《巴黎评论》：您相信无限的、永恒的幸福？
维勒贝克：是的。而且我不是为了教唆才这么说的。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九十四期，二〇一〇年秋季号）